单位创新发展:中国油画家的集体“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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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5日 来源:  陈丹青
“伪经验”的“伪”字叫人不舒服,其实仅就印刷品作为真迹的“替代品”而言,也不带贬褒,因其核心问题指向“观看经验”──“观看经验”无所谓“是非对错”,然而相当“诡谲”:中国人说“眼见为实”,问题是,你瞧着印刷品或原作,都是“眼见为实”。譬如“蒙娜丽莎”的“孤本”挂在卢浮宫,赝品据说有六幅,印刷图片则数以千万计,谁都有资格说“我见过这幅画”,哪天你站在真迹面前,你仍然可以说:“我早就见过这幅画。”
这背后意味着什么?“观看的诡谲”。
一部美术史就是“观看史”,而机器复制时代便是以无所不在的“伪经验”持续塑造着现代人的“观看经验”。但西方到处是美术馆,画家不会混淆原件与印刷品,他们在乎的是二者如何构成“观看经验”的演变与蜕变──我们的教学、创作和评论,可曾追究过“观看”命题么?我们的集体性“印刷品观看经验”加上集体性“单一绘画思维”,倒是构成另一种“观看的诡谲”──在“印刷品观看经验”中,原件“不在场”,而“绘画单一思维”实则基于印刷品。
印刷品“观看经验”究竟如何塑造我们的“视觉认知”?原因太复杂:既涉及生理层面,又涉及文化层面──医学研究表明,人眼的分辨、认知、储存与记忆功能,在5岁到16岁处于最敏锐周期,通常延至25岁始告定型并衰退。想想看,除了留欧留苏两代人大致在青年时代有幸接受“真经验”,建国后三十年间几代油画家最佳视力周期的观看经验是什么?
开眼不在“多少”,而在“先后”。论开眼的“先后”,我们不如一位西方童子:同行出国想必都会发现,西方美术馆随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少年儿童,他们的小学中学美育直接拉到美术馆上课,美国到处有美术馆,重要艺术学院还安排学生去欧洲进修至少半年:那才是顶顶要紧的美术教育。少儿习画,是否懂得,有无训练,都不重要,关键是给他看好东西──近二十年出国人数大增,许多学院还在巴黎设有固定站点,但大家算一算:出去时多大岁数?出国前的观看经验在何种程度先入为主塑造了我们的“视觉意识形态”?
我算过,能混到出国的职业画家绝大多数已在30至50岁之间,视觉“软件结构”早已成型,补看真迹不过“还愿”而已。再想想看,直到今天,国中千万名高中大学的绘画学子在发蒙阶段看的是什么?老是讲“素描基础”,谁在乎“视觉基础”?我如今面对学生的一脸求知与茫然,真不知从何说起。
然而“看原作”之说总有偏重“技术”之嫌,因近现代前辈当初的“观看焦点”即在“术”的层面,直到我辈,仍难摆脱,1985年我的黄山会议发言就围绕会议指定的“油画语言”大发议论。其实,观看经验的误差远不止“技术”。
深一层说,原作与印刷品的巨大误差还在“尺寸”与“空间”的把握。希腊雕刻与巴罗克绘画大抵再现真人尺寸,毕加索《格尔尼卡》三五米高宽,科里斯多夫“包裹作品”与建筑等大,地景艺术的规模跨越山河,而有些绝品尺寸之小,出乎想象──所有这些,在画册中一律缩成巴掌大小,成巴掌大小的图片,比方说,去认知云冈大佛、秦始皇兵马俑,其视觉感应失之何止千里?!而中国传统经典印刷品岂不传递着同样的误差。
再深一层说,印刷品虽则便于流传,然其大弊是“无序”:每本画册的获取途径、翻阅过程,随意性、偶然性太大了,无形中乃构成几代人芜杂混乱的“美术史观”,以至无所谓“史观”,只是对一、二西方画家发生偏爱,有“点”无“面”,其结果,是我们的个人实践总难在整体文化背景中寻获适切的位置──西方大美术馆苦心经营展示空间,务使历史演变依循观看顺序,依此“输入”视觉。即便如此,严肃的艺术家还是尽可能到雅典看希腊,到佛罗伦萨看文艺复兴,到巴黎看印象派,到敦煌看佛教艺术,到纽约看当代艺术……有这种“亲历”性真经验,画册才能作为有效的辅助性参考性工具。
我们不必拜倒在西方脚下──同样的问题是:多少当代国画家对中国传统经典也隔阂至深。前年上海博物馆举办国宝展,新中国建国五十多年中仅属头一次。我们口口声声“国宝”者,并不比西方经典更容易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