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tor browser下载:国学资讯 - 西藏专题：中国西藏的历史沿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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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西藏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宣言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３月，孙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还规定民国政府的参议院的议员，西藏也与各省、内外蒙古一样，选派五名代表参加，代表选派方法由地方自定。４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这以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中一直明确记载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１０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说“意欲维持佛教，请转呈妥商”，袁世凯即下令恢复他的达赖喇嘛名号，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派人前往印度册封，因英印阻拦而未果。
英帝国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立即利用西藏的混乱形势，进行挑拨离间；英印总督明托赶到大吉岭和达赖喇嘛商谈，向达赖喇嘛提供武器和经费，并提出由达赖喇嘛派其亲信达桑占东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组织起上万民兵，围攻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同时下令全藏僧俗，不准与汉人新政府来往，断绝给川军和汉人官员的粮草供应。１９１２年夏天四川和云南两省曾发兵援救在藏川军，已经打到江达地方，由于英国出面干涉，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命令四川、云南停止进兵。在藏的川军在辛亥革命后内部已经分为几派，争斗不止，加上孤立无援，逐步陷入弹尽粮绝的绝境。后来，由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出面作调解人，钟颖等人和达赖喇嘛派来的伦钦强钦巴谈判达成停火办法，川军将枪支弹药交出，由尼泊尔和英国的官员负责安全，从江孜、亚东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底，联豫、钟颖等官员和在藏的川军等全部离开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１９１２年１２月中旬回到拉萨，立即惩办在战斗中支持过驻藏大臣和川军的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的僧人，还有一些哲蚌寺的僧人和贵族也因支持过川军受到惩罚。他还提升在反对川军战斗中有功的人员，把达桑占东封为扎萨，继承被杀的亲汉派擦绒噶他的贵族地位。他又召集西藏地方头人代表开会，征求对西藏今后应采取的方针的意见，结果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下层的僧俗群众不赞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断绝联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军队就在工市江达以东地区，这又使达赖喇嘛受到种种制约，在与中央的关系上处在徘徊犹豫的状态中，不敢下决心去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英国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极力推动的“西藏独立”停顿下来，又以阻挠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直接接触和不承认民国政府、不提供贷款等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策划召开“三方谈判”。在民国政府同意出席会议后，英国即在１９１３年夏天派其驻锡金专员柏尔先行进藏，与西藏所派的代表他钦夏扎会商达三个月之久，要夏扎尽量收集“材料”，准备对付中央代表的办法。即使是这样，英国还是担心西藏的代表在见到中央代表后会产生动摇，又设法限制西藏代表在印度时的活动，不让他们与中央代表有任何接触，以便他们从中操纵，谋取私利。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３日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会议一开始，英国就唆使伦钦夏扎提出“西藏独立，西藏不能承认１９０６年的中英条约”、“西藏的范围包括昆仑山与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肃与四川的西部、打箭炉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华官华兵不准入藏，华商入藏须领有西藏政府发给之护照”等无理要求。在中央代表据理驳斥并提出“订明西藏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拉萨”等条件后，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顾问柏尔竟然以支持和帮助西藏反对中国、取得“独立”为诱饵，哄骗和逼迫伦钦夏扎进行私下交易，在麦克马洪所划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图上画押，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英属印度。这笔肮脏的交易英国方面多年不敢公开，几十年后才悄悄塞进英国出版的地图中，而伦钦夏扎也不敢正式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方面也没有批准过这一非法的领土交易。在玩弄了这一套阴谋之后，英国代表又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把整个藏族地区划分为内、外藏，外藏包括阿里、卫藏和大部分康区，其余藏区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在英国代表的恫吓、威胁下，１９１４年４月，中国代表陈贻范在说明只是草签需中国政府批准才能正式签字后，在草约上划了押；但是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对这一草约，袁世凯政府也不敢批准这一条约，中国代表没有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并声明中国绝不承认这一条约。拖到当年７月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无力东顾，西姆拉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以破产告终。由于这一原因，所谓的西姆拉条约虽然有英国和西藏代表的签字，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就是英国政府也没有正式公布过这一条约，只是到２０多年以后，１９３８年才在英印政府的“外务大臣”编纂的一本英印政府的条约集中将“西姆拉条约”悄悄塞进去，而“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也仍然不敢收入，直到１９６０年才由印度在地图册中收入，可见英印政府本身对这个非法的条约和地图也是理亏心虚的。
英国的侵略阴谋在西姆拉会议上遭到失败后，英国又唆使西藏地方当局扩充军备，向西藏提供新式武器装备，并在江孜设立军官训练学校，帮助藏军培训军官。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操纵下，在抗英战争中曾英勇反抗英国侵略的藏军蜕变为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服务的武装。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２年，藏军几次向驻守康区的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康区大部分地区，直到金沙江以东的德格、甘孜等地。１９３１年藏军又向青海玉树地区发动进攻，被青海军队打败，四川军队也发动反攻，藏军退回到金沙江以西，１９３２年双方签订停战协议，以金沙江为界停战，等候中央与西藏当局谈判解决。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连年战争，虽然将其占领区向东推进了几百公里，却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西藏当局新增差税，征兵征粮，使得人民生活日益贫困。１９２０年帝国主义分子柏尔到拉萨，鼓动十三世达赖喇嘛把藏军扩充到１５０００人，并成立警察局，聘请英国教官训练警察，这些加重人民负担的措施激起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当时盛传三大寺僧人要打死英国人柏尔，达赖喇嘛派兵镇压，引起藏军和哲蚌寺的冲突，柏尔不得不离开拉萨。１９２３年因为增派差税问题，噶厦和扎什伦布寺方面发生矛盾，格鲁派的重要领袖九世班禅被迫逃离西藏，经青海、甘肃到北京，这些都充分说明分裂势力以武力实行“西藏独立”的战争，在西藏也不得人心。
尽管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乱局势用尽一切手段策动“西藏独立”，历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国的血肉联系谁也无法割断。１９１９年甘肃省按中央指示派专员朱绣等入藏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１９２１年他又派亲信堪布贡觉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宫任职。１９２９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喇嘛即派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将达赖喇嘛的信交给国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国民政府派贡觉仲尼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进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关系问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１９３０年贡觉仲尼带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复信返回南京，达赖喇嘛加派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１９３１年设立了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当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双方又发生了争执，达赖喇嘛方面要求西藏代表全由达赖喇嘛派出，班禅方面要求平均分配，经蒙藏委员会调解，达赖喇嘛方面以贡觉仲尼等六人为代表，楚臣尼玛等三人为列席代表，班排方面以洛桑楚臣等四人为代表，邵章等五人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九世班禅也到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还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上作了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的重要演讲，不仅以历史事实肯定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对中央的正常的隶属关系，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７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颁给玉册玉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商讨西藏事务和班禅返藏问题。１９３３年４月，九世班禅派安钦活佛等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欢迎班禅返藏，并答应班禅返藏后将其原来的辖地交还，但是此事还未实行，十三世达赖喇嘛于１９３３年藏历１０月３０日在拉萨病逝。西藏地方政府按照历史惯例打电报向国民政府报告，并通知九世班禅。国民政府发布了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命令，并在南京举行追悼大会。九世班禅从内蒙古到南京参加了达赖喇嘛的追悼大会，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接着九世班禅返回内蒙古，经阿拉善等地到青海塔尔寺，筹划返藏。
就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不久，西藏统治集团中即发生了变动，三大寺代表和僧俗官员会议罢免了擦绒达桑占东的噶伦职务、龙厦的藏军总司令的职务，逮捕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贡培拉，使亲英势力受到了一次打击。会议还依照清代的制度，决定由热振活佛坚白益喜丹真坚赞（１９１０—１９４７）担任摄政，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属朗敦贡噶旺秋任司伦（总管政务的首席噶伦）。国民政府批准热振担任摄政，并派遣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专使经过康区到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与西藏地方政府商谈双方恢复关系的事宜，他还代表国民政府授予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的名号。当黄慕松离藏时，取得西藏当局同意，留下部分随行人员在拉萨，以专使行署名义作为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的机构。英国看到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改善的趋势，惊恐不安，派人到拉萨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关，也得到西藏当局的同意，噶厦还给英国办事处的职员饶农巴都（又名罗布顿珠，锡金人）以扎萨名义，使他可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监视噶厦和国民政府在拉萨的人员之间的往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僧俗民众希望九世班禅返藏的呼声高涨起来，１９３５年３月，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提出回藏的计划，决定取道青海，希望中央派得力大员护送，指导班排回藏后的宣化建设，并拨付专款经费。６月，国民政府批准了九世班禅的计划。此时后藏地区的代表和噶厦及三大寺的代表赶到塔尔寺，敦请九世班禅早日动身。可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对九世班禅回藏将使西藏和中央的关系进一步改善十分恐惧，竭力破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以国民政府派卫队护送班禅违反《西姆拉条约》为由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当即指出《西姆拉条约》未经中国政府正式签字，不能成立，英国的抗议是无理的。英国人随即又在西藏进行挑拨离间，提出西藏虽然应当欢迎九世班禅回藏，但是应当拒绝中国军队入藏。在英国人的蛊惑下，西藏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鼓吹不能同意九世班禅带卫队回藏。英国驻华使馆竟然就班禅回藏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千方百计制造紧张气氛。１９３６年底，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就有关问题与拉萨方面反复协商。后来，西藏代表虽然不再坚持反对护送班禅的官兵进藏，但是卫队只能经那曲到后藏，五个月内必须全部撤回，又提出班禅回后藏后，后藏的赋税仍由前藏征收。双方交涉一直拖到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仍不能解决。８月，英国竟然趁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困难，再次就班禅回藏问题向中国抗议，国民政府于是命令九世班禅暂缓入藏，留住玉树。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愿望不能实现，抑郁成疾，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在玉树去世。
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到曲科杰寺观湖，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应在东方转生，随后在１９３６年秋天组织人员分三路到西藏东南部、康区和青海寻访。其中的格乌仓活佛（色拉寺杰扎仓的活佛）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他后来是１９５１年西藏的五名和谈代表之一）等到青海，１９３７年１月在玉树拜见准备返藏的九世班禅，请求九世班禅给以指点和帮助。九世班禅介绍了塔尔寺附近的情况和他看到的几名灵异儿童的情况，并为此写信给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请求为格（乌仓）活佛的寻访提供方便。经过将近两年的寻访，格（乌仓）活佛在平安县祁家川的红崖村找到一个灵童拉木登珠，并将灵童和家属带到青海省政府会客厅在马步芳等官员参与下举行辨认前一世达赖喇嘛遗物的仪式。在确定可作为灵童之一后，格（乌仓）活佛要求先迎回拉萨供养，马步芳开始不同意，青海各大呼图克图也要求仿照七世达赖喇嘛之例，让灵童先在塔尔寺居住和学习，待中央和西藏地方当局商定后再护送进藏。噶厦于是向国民政府呈报寻访到灵童三名，请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抽签事宜。国民政府将此作为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契机，致电马步芳，令其派兵护送灵童全家进藏，并拨给护送费十万元。马步芳这才派师长马元海带一营骑兵护送灵童进藏，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初到达拉萨。当年３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专使进藏主持灵童掣签和坐床。吴忠信从重庆取道印度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隆重欢迎。但是此时在灵童掣签问题上已经发生重要变化，摄政热振活佛坚决主张青海灵童即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司伦朗敦在此问题上与热振意见不同，经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停止司伦朗敦的职务，西藏政教事权集中于热振一人，所以当吴忠信到拉萨时，原来说的三个灵童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而且已经接受僧俗礼拜，有造成既成事实之势，而且热振活佛请求中央援照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先例准予免除金瓶掣签的手续，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热振活佛的坚持请求下，吴忠信提出先由他本人查看灵童是否确实“灵异”，再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予金瓶掣签；热振活佛接受这两个条件后，吴忠信在罗布林卡“查看”了灵童。１９４０年２月国民政府依据噶厦的呈请，发布批准青海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拨４０万元，作为举行坐床典礼的经费。２月１５日，吴忠信在拉萨喜德林寺的正殿代表中央政府向摄政热振活佛颁予“辅国普化禅师”的金册金印，同时新授其二等彩玉勋章，还向当时的四位噶伦颁发了三等彩玉勋章。英印政府在这时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等以观礼的名义赶到拉萨，监视吴忠信的活动，并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他们唆使噶厦的少数官员将吴忠信在坐床仪式上的座位安排在热振活佛的对面，高低与司伦等人相等，而且把英印代表的座位与吴忠信排在一起，企图把吴忠信混同于一个外国来的祝贺的代表。吴忠信为此向噶厦提出了严正交涉，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终于使噶厦改变了原来的安排。２月２２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的座位安排在与达赖喇嘛座位平行的左方，面向南面，以表明吴忠信的地位至少与清代的驻藏大臣的地位相等。当天参加坐床庆典的有摄政、司伦、噶伦等西藏各级官员，各大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中央代表吴忠信和全体随员，尼泊尔、不丹在拉萨的代表，共计５００多人，而英印代表古德由于他在座位问题上的阴谋破产，没有参加当天的庆典活动。３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亲临，并赠赐礼品，祥瑞十分，感戴无际。至于中日战事，现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举祈祷，祝祷中央胜利。”后来，噶厦还派扎萨阿旺坚赞为代表到重庆，为中央派员进藏主持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向国民政府致谢。
吴忠信在１９４０年４月离开拉萨前，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正式设立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吴忠信本来向热振活佛提出的是设立“驻藏办事长官公署”，但是由于英国代表古德等人的阴谋活动，热振活佛考虑此事会受到西藏上层的一些人的反对，如果在僧俗官员会议上被否决，有损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威望，希望改用各方比较容易接受的名称；于是经国民政府同意，将机构名称定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随吴忠信进藏的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的第一任处长。
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后，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的威望日益提高，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亲英势力对这种发展十分恐惧和不满，他们费尽心机，利用各种手法，想要逼使热振活佛下台。他们利用热振活佛处理一些僧俗官员的任免总裁题上引起的不满，散布流言蜚语，指称热振活佛和几个女人有染。年轻的热振活佛对此感到心烦意乱，求助于打卦问卜，得到的指示是继续任职将大为不利，只有回热振寺静修三年才能躲过灾祸。于是热振活佛不顾各方面的劝阻，决心辞职，并推荐当时担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的达扎活佛阿旺松饶土多旦巴杰增继任摄政。达扎活佛是堆龙德庆附近的打隆扎业党寺的一个品级较低的活佛，热振活佛曾经拜他为师学经，因此有师生情谊，他任达赖喇嘛的副经师（正经师即是热振活佛自己担任）也是热振活佛提名的。当时达扎活佛已经６７岁，热振活佛推荐他继任，显然是为自己三年以后再次出任摄政而做的一种安排。而且在达扎活佛出任前，曾与热振活佛密谈一夜，双方有某种约定。１９４１年１月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务，并致电国民政府告诉自己辞职和达扎活佛继任摄政，２月，达扎活佛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业经达赖喇嘛明令暨西藏大众会议决定，一致推举微末为西藏摄政，再再敦请，无法推卸，特诹吉于藏历１月１日宣布就职，特电奉闻”。达扎接任之初，对热振活佛的推举表示十分感激，在热振离拉萨返回热振寺时，达扎还率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和藏军官兵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但是达扎活佛继任摄政以后，很快就被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所包围，他利令智昏，为了防止热振活佛东山再起，逐步撤换了热振活佛安排在重要职位上的亲信如基巧堪布阿旺丹增、孜本哲玉哇等，而提升亲英的贵族索康等人担任噶伦等要职，完全控制了噶厦，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急剧恶化。１９４３年夏天，在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的支使下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蒙藏委员会驻拉萨的办事处和英国、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一样，有事先向“外交局”接洽。由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坚持不与“外交局”来往，国民政府也宣布绝不接受“外交局”，并命令四川青海军队作相应布置，必要时不惜以武力解决，西藏当局只得答应另设机关与蒙藏委员会办事处来往，使这一阴谋宣告破产。英印政府又以此为理由向噶厦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装备，还鼓动达扎在拉萨举办英文学校，招收贵族官员的子弟入学，此事又引起三大寺僧人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４年４月蒋介石从他的侍从室中选派沈宗濂为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并决定扩大对西藏的宣传，加强与班禅徒属和拥护中央的西藏人员的联系。这时热振活佛辞职已经三年，他借色拉寺杰扎仓大经堂维修后举行开光仪式的机会到拉萨，希望与达扎活佛商谈他重任摄政的事情，但此时达扎已经羽翼丰满，在两人会面时绝口不提以前约定的事，热振只得仍回热振寺去修行。热振卸任后仍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到热振寺拜访他，他表示了希望中央支持他重新当政，要为增进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尽力。１９４５年５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全会选举热振活佛和洛桑坚赞为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达扎深感热振活佛仍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在１９４６年６月竟然在一次僧俗民众会议上给自己挂上了“杰布呼图克图”的名号，开创西藏历史上自封为呼图克图的先例。达扎还利用各种机会进一步排除热振活佛的亲信，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１９４７年，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但是印度并未放弃英国帝国主义在西藏取得的特权，反而以英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自居，英帝国主义分子黎吉生又摇身一变成为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在黎吉生的支使下，西藏派代表参加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帝国主义者在会议上将一面“雪山狮子”旗当作西藏的“国旗”悬挂在与会各国的国旗中，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上，中国地图竟然缺少了西藏，他们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制造西藏是“独立国”的地位，要与会的各国默认。这种手法遭到中国代表的强烈抗议，会议的组织者只得加以改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要西藏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１９４６年４月西藏代表由沈宗濂陪同从拉萨出发，达赖喇嘛的父亲让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随沈宗濂到南京学习。热振活佛虽然未能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仍通过他的朋友、西康地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顿珠朗杰等人带信给中央，陈述达扎就任以来投靠英国人、破坏汉藏关系的情况，请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黎吉生本来就对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设法破坏，要求西藏把代表团改为向同盟国祝贺胜利和“慰问”，也没有得逞。他在得知热振活佛写信的情况后，更极力挑拨破坏。他在１９４７年２月去拜会达扎，造谣说热振派人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推翻达扎，支持热振重新担任摄政，国民党也同意派兵。达扎听到黎吉生的谣言后，大为惊恐，决心除掉热振活佛。经过和黎吉生等人周密策划后，４月１４日噶厦派噶伦索康和拉鲁、藏军司令格桑楚臣等带领藏军二百多人，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活佛，同时在拉萨逮捕了原噶伦彭康和热振扎萨坚白坚赞等人。热振寺在拉萨的人员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报告，但是藏军以急行军提前赶到，包围热振别墅，将毫无准备的热振活佛逮捕，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孜夏觉监狱，受到审间和折磨。色拉寺的僧众得知热振活佛被捕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他们打算在途中营救，因藏军改变路线未能成功。接着数百名武装僧人在堪布阿旺嘉措的率领下进入拉萨准备劫狱救出热振未成。噶厦随即调集大兵，配备大炮等武器，包围喜德林寺，同时围攻色拉寺。黎吉生不仅为藏军攻打色拉寺出谋划策，还派英国报务员福克斯帮助架设无线电台，沟通前线指挥和在布达拉宫的达扎活佛、噶厦之间的联络，藏军使用大炮轰击，经过两天激战攻入色拉寺，僧人伤亡惨重，杰扎仓被抢劫一空，阿旺嘉措带１０多人突围而出，逃往康区。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致电达扎和噶厦，要求保证热振活佛的安全，色拉寺僧人的反抗更使达扎等人对热振活佛的巨大影响恐惧害怕，决心除掉热振活佛。５月７日，热振活佛在狱中被害。热振寺的５００僧人得知热振活佛被害死的消息后，再次举行暴动，将住在热振别墅的１６名藏军杀死，并与前来镇压的藏军激战７天７夜，为首的热振活佛的索本堪布益喜楚臣在失败后带领十余人突围，逃往青海西宁。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取消他的呼图克图的名号，其转世降为措钦活佛，没收其大部分财产，并罗织其“罪状”，在大昭寺前公布。对热振活佛的亲信等人也给以不同的惩罚，扎萨坚白坚赞、卡多喇嘛、孜娘活佛等许多人被判处鞭打和终身监禁。尽管如此，噶厦还指示其驻京办事处处长图丹桑布向国民政府面呈噶厦的报告，宣称已照中央指示，对热振活佛的亲信人员“从轻发落”。不久，与热振活佛及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在拉萨突然去世，他的去世显然与亲英分子的暗害有关。
“热振事件”之后，达扎为首的亲英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活动。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仍然是在黎吉生的策划下，噶厦派出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为首的“商务代表团”，准备到美英等国考察“商务”，表面上宣称的目的是“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购买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实际上是想以此表示西藏能够进行外交活动，要求美英等国承认“西藏独立”。夏格巴后来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也说，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后却遇到护照签证和没有外汇等问题，于是夏格巴等人在１９４８年初又不得不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帮助解决。当时国民政府劝代表团不要出国，如果一定要出国，应该拿中国护照，由中央帮助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在南京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联系，司徒雷登让他们去香港，由美国领事在噶厦自己制造的“护照”上签证，同时将噶厦向国民政府申请的一批生丝出口证卖给印度商人，取得外汇，才购买机票到了美国。夏格巴等人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活动了几个月，可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他们只好空手返回了拉萨。
１９４９年夏天，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并向华南、西南各省进军。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于６月３日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批准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寻访的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免予金瓶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而此时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的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也在加紧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一方面对达扎和噶厦说，“在拉萨的汉人中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催促噶厦赶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一方面又上书印度政府，要印度考虑接受离开拉萨经印度过境的中国人。７月８日，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请到噶厦公所，以防止共产党混迹拉萨的名义，要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及在拉萨的所有汉族人在两周内撤出西藏，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并同时派藏军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封闭了办事处的电台，包围办事处人员的住所，不准办事处与中央政府联系。从７月１６日开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和在拉萨的汉族商人等１００多人，由藏军“护送”分三批离开拉萨到印度，直到７月２１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才得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被迫离开西藏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驱汉事件”无可奈何，只是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了几封电报，表示反对。而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对拉萨当局的“驱汉事件”表明了严正的立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９月３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奴隶”，“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就在此时，由夏格巴牵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评论员罗威尔·托玛斯父子进入西藏，同达扎活佛和黎吉生等人多次密谈，并转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托玛斯父子鼓动西藏当局赶紧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接受游击战技术训练，破坏交通补给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托玛斯父子返美前后，达扎等向美国政府要求“十亿美元”和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武器”援助，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答应给达扎等提供一批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及弹药等军事援助，并取得了印度政府的同意，准备将这些武器经由加尔各答、大吉岭运往西藏。于是噶厦决定扩军一万人，并向昌都、那曲地区增兵。黎吉生这时本应退休，印度政府又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以便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在黎吉生和托玛斯等人的策动下，噶厦的“外交局”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致电毛泽东主席说：“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经黎吉生策划，达扎还命噶厦起草了“西藏独立宣言”，由黎吉生修改定稿并翻译成英文后，派夏格巴和嘉洛顿珠带到联合国去吁请各国支持。还决定派出“亲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去活动，请求支持“西藏独立”，给西藏派来能够使用新式武器、指导藏军作战的人员。这个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经走到江孜，由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对日对此发表了严正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英、美、印度等国政府致电噶厦，表示不能接待这个代表团，噶厦不得不将已经出发的代表团召回拉萨。
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阶段。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千方百计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鼓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从事许多分裂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始终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同时西藏僧俗大众中，由于历史上和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肉联系，也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九世班禅出走到内地，说明西藏上层中仍有许多人希望保持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后期也恢复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在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等重大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仍然要依靠和通过中央政府来办理。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给西藏人民和西藏社会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统治集团矛盾加剧、经济文化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的局面。历史事实说明，即使是在中国处在八年抗战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也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西藏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西藏的和平解放
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内容。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喜讯传到甘、青、川、滇广大藏族地区，使各界藏族人民都欢欣鼓舞。在塔尔寺坐床不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在１０月１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忧。”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并致电负责解放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朱德给班禅大师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３１日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把解放西藏列为全国军民将在１９５０年完成的光荣任务之一。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主要由第二野战军担负，同时要求第一野战军予以配合。二野迅即提出了由其所辖之第１８军担负经曲川、康向西藏东部和中部，其他部队分别从新、青、滇向西藏西北和东南“多路向心”进军的计划，随即得到了中央的批准。１月中旬，二野首长将仍在川南执行任务的第１８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召至重庆，向他们下达了上述命令，要求１８军全体指战员，尤其是共产党员都要勇敢地担负起此项任务，并迅速付诸实施。其他将从新、青、滇人藏的部队，也陆续接到了同样的命令。
面对外国侵略势力与达扎等人的扩军备战活动和西藏的社会情况，在给１８军部署进藏的任务时，二野政委邓小平提出：“西藏问题有军事问题，需一定数量之兵力。但军事与政治比效，政治是主要的。”“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也提出：“要先由民族团结人手，然后才能谈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如体会不深，乱下手，必出大乱子。”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关于主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的问题。
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其后西南局和西北局对如何同达赖集团进行谈判问题，分别提出了四条和八条意见。５月１７日，中央进一步指示，要按照如下原则拟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条款：“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一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遵照上述原则，５月２７日，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并亲自动手修定的准备和谈的１０项条款以西南局名义报请中央批准，并在中央５月２９日批准后，于６月２日下发给各路准备进藏的部队遵守和掌握。后来人们把这１０项条款称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这１０项条款是：１、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２、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３、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４、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５、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子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６、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７、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８、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９、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１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这１０项条款把党中央的上述原则指示具体化了，为后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被达扎和噶厦派往北京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所谓“西藏独立”的夏格巴·汪秋德丹等人，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２日到达印度新德里，并在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后，于３月１５日致函中国驻香港办事机构，公然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政府谈判。５月２８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就西藏代表要求在香港与中央谈判问题答复记者提问时指出，“西藏独立”是错误的，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北京谈祖国统一问题，才能受到中央的欢迎。同时，经中央同意，西北、西南地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先后４次派人克服重重困难到西藏去劝和。２月１日从青海派出的是藏族干部张竟成，他带去了青海省副主席廖汉生和著名藏族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书信；３月初从四川派出的是汉族高僧志清祛师（又称密悟法师）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督促和规劝拉萨当局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同时，第１８军从川南移师渐次向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白玉、巴塘一线开进。在西康藏区人民的无私支援下，１８军迅速作好了向西藏昌都地区进发的各项战斗准备。与此同时，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第１４军１２６团和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都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在沿途人民的无私援助下，于当年７月分别进抵青海玉树、云南德钦和新疆南部的于田县，作好了向西藏进军的一切准备。
８月１日，新疆骑兵师先遣连从于田县普鲁村出发，率先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该连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共７个民族的１３５名指战员组成，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翻越昆仑山脉多座冰峰雪山，穿过阿里北部茫茫无人区，于９月中旬进抵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布地方，在那里停留２４０余天，等待后续部队。在此期间，他们不仅严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争取、团结阿里噶尔本（当地最高行政官员）赤门·索朗班觉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还能把自己历经千辛万苦从新疆带来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等拿出一部分救济当地遭受雪灾的贫苦牧民。因食品、药品和御寒用品未能得到及时补充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指战员大部分得了肺炎和水肿病。待后续部队到达该地时，该连已有５６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李狄三同志是后续部队抵达该地几分钟以后壮烈牺牲的。该连队后来被授予“进军阿里英雄先遣连”的光荣称号。他们宁死都要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辉业绩，至今仍为阿里地区各阶层人民广为传颂。
遵照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１８军抵甘孜、德格后以部队首长名义给西藏昌都地区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和代本（团长）牟霞等人去信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劝他们放弃武力抵抗，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努力。进驻玉树、德钦等地的部队，也以礼对待来往于这些地方与西藏之间的商旅、香客等，并通过他们向西藏传送书信、宣传品，大力开展争取西藏群众、争取团结西藏官兵的工作。
在１８军作好向昌都进军的准备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为促成和谈，再次作出努力。１９５１年４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７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会见了夏格巴等人，向他们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敦促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８月３１日中国外交部通知印度政府：解放军即将按照预定计划在西康西部开始行动，向西藏开进，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于９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谈。９月６日、１７日、２３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申健代办、袁仲贤大使连续三次约见夏格巴等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采取进军行动，催促他们即速赴京和谈。９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表明解放军进藏的决心及争取和谈的诚意。但是西藏当局和夏格巴等人仍然以各种借口拖延，背地里又请求印度政府向中央“交涉”，企图依靠印度的外交压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军。
１９５０年５月，摄政达扎等擢升孜本阿沛·阿旺晋美为噶伦，并命他赴昌都担任总管，担负指挥藏军阻止解放军前进的“重任”。当时他就向达扎等人提出，希望与共产党谈判，否则他到昌都就毫无意义。８月２８日，阿沛·阿旺晋美到达昌都，原总管拉鲁·策旺多吉几天后即以“昌都一地不能有两个总管”为由，报请达扎等人批准后，退至昌都以西的洛隆宗“镇守”。阿沛·阿旺晋美到任后的第８天，就给达扎等人发电报，指出：“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于县）内仅有７、８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并提出：“应停止进攻（停止噶伦拉鲁制定的向玉树方向进攻的计划）。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该建议当然未能得到达扎等人批准。达扎等人自恃有外国人的军事援助，又有湍急的金沙江和高山峻岭的阻隔，他们以为６月份爆发的朝鲜战争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牵制了人民解放军，使解放军不可能在冬季即将到来时发起进攻，因此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坚持闹分裂、搞“独立”的反动立场，顽固地拒绝和谈。他们继续调兵遣将，幻想依靠武力可以阻挡住解放军的前进。到９月底，集中在昌都地区的藏军（包括僧兵、“民兵”）已增至７５００余人。英国人福特、贝卡，印度人沙诺多吉、沙诺朋措等人已混入藏军，为藏军出谋划策或帮助架设电台，掌握电讯联络工作。达扎等人的种种作为，使得一场中央政府曾竭力避免的战斗变得无法避免。
从１０月６日起，第１８军以大约５个团的兵力，按预定计划，强行渡过湍急的金沙江，迅速从南、北两面包围昌都藏军。北线解放军又分三路，右路１５４团自邓柯渡江，与从玉树出发的青海骑兵支队经囊谦、类乌齐直插恩达，切断昌都藏军西逃的退路；中路５２师指挥部和１５５团、１５６团、炮兵营自邓柯渡江后南下，经生达直取昌都；左路侦察营、工兵营由岗托渡江西进，从正面向昌都实行佯攻。南线１５７团自巴塘渡江，直指宁静，从南面堵住昌都藏军的退路。云南军区１２６团和１２５团一部从迪庆出发攻占碧土、盐井，又向左贡方向前进。在解放军前进途中，藏军代本牟霞、普隆巴·扎巴次仁等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同他们战斗二十余次，击溃了藏军的抵抗。１２日，第９代本德格色·格桑旺堆在宁静宣告率部起义。１８日解放军逼近昌都时，昌都城中一片混乱，原来就反对同解放军打仗、竭力主张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率总管府４０余名僧俗官员以及卫队１００多人，撤离昌都城，噶伦拉鲁招募来的地方民兵则在城中乘机抢劫。阿沛在发现退路已被解放军截断后，移住昌都西南之竹各寺，并立即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系。１９日，解放军和平进入昌都城，受到昌都寺僧人和城内居民的欢迎，该城宣告解放。２１日，已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的阿沛·阿旺晋美命令藏军第三、八、十代本２７００多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昌都地区获得解放。被达扎等人部署在该地区的藏军，除第９代本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序列，已成为解放军的一支队伍外，其余５７００人大部被俘，由英美等国援助他们的大批枪、炮、弹药以及电台等军用物资，全被解放军缴获。混人藏军的４名英、印籍人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对放下武器人员，人民解放军按照特别优待办法一一作了妥善处理。对被俘的藏军连以下人员发给路费、马匹、口粮遣返回家，属西藏的官员、头人，仍可照旧担任原来职务，并发还其私人自卫枪支。至此，昌都地区遂又恢复了和平的社会秩序。
王其梅率１８军前方指挥所于２４日抵昌都，在举行祝捷胜利大会时，他带头列队迎接阿沛·阿旺晋美等人返回昌都，并让他们仍住在原昌都总管府，优礼相待。此后双方间的关系，逐渐亲密，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政策，亦逐渐得到了阿沛等人的更深理解和热情拥护。１１月５日，由阿沛等４０余名僧俗官员签名的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等人的信，由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信中以他们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恳切陈词，再次力劝拉萨当局速派代表与中央和谈。１１月１０日，经中央批准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所颁《布告》的形式，由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在解放军开始横渡金沙江时，党中央还作出了再从西北组建一支队伍大体沿今青藏公路线配合１８军向拉萨、日喀则挺进，并协同班禅堪布会议厅返藏的部署。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吸收范明列席，就此作了专门研究。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即于次年４月和７月先后成立了由范明领导的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和第１８军独立支队。
１２月２７日，兼任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的王其梅和副书记惠毅然、平措旺阶等，在昌都召集该地区上层人士百余人开会，讨论成立解放委员会问题。经过５天的酝酿、协商，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一致选举王其梅为主任，在进军和解放昌都时作出贡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昌都寺大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察雅寺大活佛罗登协饶、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女）、德格色·格桑旺堆、平措旺阶、帮达多吉、惠毅然等人被选为副主任。该委员会是在中共领导下联合当地上层人士建立的、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直接接受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昌都解放委员会成立后，除负责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外，其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继续支援解放军向西藏的腹地和边境进军。因此．由阿沛副主任牵头，该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争取和平解放全西藏的签名运动。于是，一份由更多人签名的吁请拉萨当局响应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立即派代表与中央和谈的呼吁书，派专人送往了拉萨。在昌都解放之际，已进驻阿里的英雄先遣连，将噶尔本向该连提出的“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意见，经王震将军报告了毛泽东。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亲自复信。信中写道：“我们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布告中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予你们。希望你们用种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抄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布告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并明确表示，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犯老百姓”。毛主席的复信经解放军转告噶尔本后，使他受到很大鼓励。次年春，他也给拉萨当局去信，历数解放军的种种好处以及他同解放军“相处很好”的情景，力促拉萨当局同中央和谈。
昌都的解放，使企图保持英国在西藏的殖民主义利益的印度政府感到“惊异和遗憾”。印度外交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１、２８日和１１月１日连续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公然说什么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派解放军进驻昌都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还说什么中国的行动“已经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的紧张形势和导向大战的形势”，已经影响了中印间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利益”，并会严重影响中国参加联合国组织。还提出印度派驻在西藏的商业代表、武装卫队以及印度在西藏设立的邮政和电讯机关要继续存在下去。１０月３０日和１１月１６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在当年８月２６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已经承认西藏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却又“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国家主权的行使，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十分惊异”；“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的结果如何，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容许的”；这“正是维护中国独立、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世界拖向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步骤”。并强调指出：“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和敌对态度而已。”
继印度之后，英、美帝国主义者也对中国进行指责和威胁。１０月３１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撒谎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１１月１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竟蛮横无理地诬蔑我解放昌都是“侵略”，是“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１１月１４日，英国路透社还说，英国完全支持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假惜“西藏民众会议”名义于１１月７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所谓对中国的“控诉”。１１月１５日美国《纽约时报》竟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同一天，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的驻美大使卡斯特罗就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个要求“干预”西藏问题的提案。国民党中央社当天发出的一则消息指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出于美国的主张”。针对英美等国的威胁，《人民日报》于１１月２２日发表了《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的短评，严正指出：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在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以便于把西藏变作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在远东的一切侵略步骤，包括它对朝鲜的武装侵略和对越南的干涉，实际上都是为了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以作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准备。美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上台湾以后，现在又妄图用种种阴谋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士西藏，但是一切这些无耻的罪恶行为，除了更加坚定中国人民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任何结果。”不仅如此，与人民解放军进驻昌都同时，１０月２５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向打着“联合国军”旗号叫嚣要在感恩节（１１月２３日）以前占领全朝鲜的美帝国主义者开战。由于新中国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坚定立场，以及世界上对新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１１月２４日，萨尔瓦多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提案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后，达扎等人的依靠武力可以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幻想迅速破灭，拉萨僧俗上层一片惊惶。从１０月２５日起，在罗布林卡召开了好几次有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波、孜本以及三大寺堪布等僧俗官员参加的“西藏全区大会”，研究昌都战败后的形势，商议对策。一些人叫嚷要血战到底，但是又提不出任何能够战胜的方略。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和三大寺的堪布们认为“和”是上策，应派代表与中央谈判，他们说昌都失守的原因就在于派往北京的代表至今仍滞留印度，提出要追究他们未能去北京谈判的原因。最后会议只好用求神问卜的办法来决定以后的行动，把乃穷和噶东两位降神师请至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卧室中降神，他们都匍匐于达赖喇嘛座前，转达护法神的谕旨说只有达赖佛亲自掌权才能消除灾难，维持政教昌隆。噶厦即以所谓“神意”，于１１月１７日举行了当时仅１６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仪式，让他接管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昏庸老朽的达扎活佛便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摄政职位，不久病逝。
到１１月底，阿沛·阿旺晋美等４０余名僧俗官员联名以及阿沛以他个人名义写给达赖喇嘛等人的信，由金中·坚赞平措和嘎准桑林巴二人由昌都送到了拉萨，信中说：为举行和谈，解放军在昌都待命，暂时停止向拉萨开进，“如汉藏和谈不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卫藏进军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在拉萨也盛传解放军正从青海玉树和新疆南部向前后藏涌来，于是，噶厦和一些贵族上层纷纷忙着将贵重财物转移到国外去，并准备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带到国外去。噶厦给滞留印度的夏格巴·旺秋德丹发电报，令其在噶伦堡为达赖喇嘛选择住地，准备好住房。夏格巴复电说：美英等国许诺予以协助，印度政府答应派兵在中印边境接应，嘱咐噶厦在达赖喇嘛出境前多加小心。如被解放军包围，美国将派飞行员驾专机到拉萨营救，希望在布达拉宫后面修一停机坪。为此，噶厦曾派人在市达拉宫后面的次松塘空旷地上撒白土，以作为飞机降落的标志。为预防解放军突然到来，使他们挟持达赖喇嘛外逃的行动受阻，他们派朵喀·彭措绕杰和夏格巴·洛桑顿珠率第１６代本去藏北加强那里的“防务”，派南木林·班觉晋美等人到后藏侦察，派３００名藏军赴江孜作前卫，振仲译钦波土丹旦达等作为先遣人员，向亚东方向探路，预备好达赖喇嘛等人外逃途中的食宿。１２月１９日（藏历１１月１１日），他们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宜布将原西藏地方政府一分为二。由达赖喇嘛任命大堪布本珠仓·格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二人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堪穷土登绕央和台吉香卡娃·居美多吉为代理噶伦。让他们留在拉萨主持政务，组成“拉萨噶厦”。达赖喇嘛本人则率噶伦然巴、索康和四大仲译钦波、三个孜本（包括已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等３０余名官员“外出”。当天晚上，达赖喇嘛等人即改着普通人的行装，在一些武装人员的护卫下，离开拉萨，向亚东方向出逃，遥控“拉萨噶厦”待机行事。
１２月２７日，在达赖喇嘛等人即将抵达亚东时，拉萨噶厦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给王其梅和１８军第５２师师长吴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昌都总管噶伦阿沛及其下属的报告，此处（指拉萨）已派出和谈办事人员”。接着拉萨噶厦派堪穷土登列门和第二代本（团长）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协同阿沛与解放军谈判。同时，另写了一份谈判的“五项条件”交给他俩，要求他俩和阿沛遵守。当时拉萨噶厦拟定的“五项条件”是：（１）西藏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英国只有点外交关系，同美国只有商业关系；（２）要归还旧时（指清朝和民国时期）“汉政府”占领的和解放军解放的地区；（３）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４）请进入康区和阿里地区的解放军撤走；（５）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派的挑拨。从这“五项条件”不难看出，他们虽然派出了和谈代表，但和达扎等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决定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等赴北京表示“独立”时的出发点一样，其亲帝分裂主义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达赖喇嘛等人于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抵达亚东，组成“亚东噶厦”，并通过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帮助达赖喇嘛移居印度。当时印度政府看到中朝军民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不愿意因为达赖喇嘛的问题激怒中国政府，同时也担心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后反而不利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印度政府对噶厦的请求做了这样的回答：达赖喇嘛如为了生命安全，准许其去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噶伦然巴、索康等将滞留印度的夏格巴等人及西藏驻印度商业代表召回亚东，多次开会研究美、英、印等国的对藏政策。结果认为美、英、印等国目前都难以向西藏提供新的军援，藏军继续与解放军对抗只有失败。而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西藏的现行制度和他们的地位、职权却可得到维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现在达赖喇嘛不宜去印度，应当和中央谈判，至少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１日，亚东噶厦决定增派扎萨凯墨·索安旺堆和仲泽钦波士丹旦达为代表，去北京和谈。１月１８日，亚东噶厦派噶伦索康等人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修补”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２７日，索康等人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呈交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袁大使的信。信中讲了达赖喇嘛亲政的情况和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同中央和谈的愿望。２９日，中央复电表示欢迎达赖喇嘛派人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劝其不要离开西藏，以免妨碍和谈，丧失其原来的地位。并让袁大使代表毛主席致信达赖喇嘛祝贺他亲政。达赖喇嘛等人遂再以达赖名义分别致信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向与中央谈判的方向靠拢。
２月中旬，亚东噶厦和拉萨噶厦通过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的名单，亚东噶厦还给五位代表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印章的全权代表证书。证书正面注明了代表的姓名、身份等，背面写明了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上、西藏愿意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等新的要求代表们在谈判中遵守的条件，还派达赖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担任代表团的翻译。３月８日，凯墨和土丹旦达和彭措扎西等动身去印度新德里，转经香港到北京。３月２７日，阿沛等三位在昌都的代表及十二名随员即在平措旺阶、乐于泓等人陪同下离开昌都前往北京。途经重庆等地时，受到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等的热情接待。４月２２日阿沛等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到火车站迎接。４月２６日，凯墨和土丹旦达一行到达北京。４月２８日，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副总理陈云、黄炎培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对他们来京和谈表示欢迎，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第１８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为代表，将由他们四人与西藏代表谈判。此外，班禅大师是西藏公认的重要领袖人物，也有了解和协助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和谈工作的权利和责任，十世班禅大师一行，也在范明等人陪同下于４月底从青海到达了北京。
４月２９日举行第一次会谈，主要是商定谈判的程序、步骤，确定以“十大政策”、《共同纲领》等文件为谈判基础，未讨论具体问题。“五·一”节阿沛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和班禅大师会面，并同时被毛泽东接见。５月２、７、１０日举行第二、三、四次会谈时，双方就“十大政策”逐条发表意见。阿沛等人如实地向中央代表反映了拉萨当局曾提出的那个“五项条件”的内容，以及拉萨当局对解放军进藏的惑疑、顾虑，对“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条与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概不变更等条之间在文字上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疑问。当中央代表提出西藏要设立军政委员会、要恢复班禅大师的固有地位时，阿沛等也坦诚地提出，这两条是“十大政策”中所没有的，达赖喇嘛事前也未授权他们同中央谈这两个问题，因此需要请示达赖喇嘛和噶厦后才能表态。讨论中，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也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例如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李维汉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说明各民族只有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建国，才是各民族获得解放的惟一道路，而且深刻地揭露了近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挑拨离间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分裂中国和奴役中国各民族的罪行，说明解放军进藏是为了保卫边防，制止外国的侵略，这不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由于国内外都公认西藏是中国的领上，在法理上也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并就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人数、物资供给等具体事项，提出了解决办法。阿沛等西藏代表认为这种全面而系统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台的论述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他们便断然地行使全权代表的权力，同意在协议上写进了这一条。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现行的各种制度概不变更诸条之间，是否互相矛盾的问题，李维汉等中央代表作了详尽解释，简言之，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是要长期实行的；西藏的现行制度概不变更，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写的，而且是指中央不强迫变更。如果西藏人民愿意变动，那由西藏方面自己去做，这正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体现。经过这样解释后，西藏代表也欣然表示赞同了。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因西藏代表当时提出要请示达赖和“亚东噶厦”，故休会数日，而改在会外交换意见。当中央代表指出三十年来班禅系统一直是爱国的，并说明其地位和职权是指第十三辈达赖与第九辈班禅和好时的地位和职权后，西藏代表也表示同意了。此后不久，亚东也来电表示同意将班禅问题列人协议，因而更使西藏代表们感到放心了。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李维汉也就其性质、作用、职权和人选问题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到时候都还要同西藏地方政府商量解决。于是，这一条也被西藏代表接受了。经过双方仔细地切磋、斟酌，藏汉文本的协议条文在２０日第六次会谈时就形成了。２１日第七次会谈时，主要解决藏汉文表达上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最后定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因有十七项条文，故今常被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１９５１年５月对日，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由双方代表正式签字。举行签字仪式时，朱德、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都讲了话。２４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他以喜悦的心情指出“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随后，《人民日报》公布《协议》全文，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协议的各项规定，并致电达赖喇嘛，表示愿和达赖喇嘛精诚团结，为彻底实现协议而努力。全国许多地方都为协议的签订举行了庆祝活动。
２５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前后藏的训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北局立即作了部署。６月２日，阿沛、土登列门一行离京返昌都；６月１３日，张经武同凯墨、土丹旦达、桑颇等人一道，自北京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７月１４日抵达亚东的东嘎寺，向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信中肯定达赖喇嘛亲政后派代表赴京和谈是正确的，希望他根据协议规定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前后藏。８月８日和１７日，张经武和达赖喇嘛一行先后从亚东返抵拉萨，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的身份，在拉萨大力开展以上层人土为主要对象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协议精神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９月１２日，阿沛、土登列门等经昌都返抵拉萨。９月２４日至２６日，噶厦召开有３００多名各级僧俗官员参加的大会，由阿沛等五名赴京和谈的代表向大会报告签订协议经过及执行全权代表证书上的指示的详情，出示协议正本。经过讨论，大会通过了一份上报达赖喇嘛的呈文，写道“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喇嘛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于是，在当年１０月２ ４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对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在此前后，根据协议的规定和毛主席的训令，新疆军区派出的后续部队，于６月２９日和８月３日经改则县扎麻芒市地方与“英雄先遣连”会合后开进阿里首府噶达克（今名噶尔昆沙）和普兰宗；９月９日，１８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在王其梅的率领下，开进古城拉萨；１０月１日，云南军区１２６团进驻察隅；１０月２６日，张国华、谭冠三率１８军部分主力进驻拉萨，举行了入城式；１１月底，１８军之一部开进日喀则和江孜；１２月１日，由范明率领的１８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与１８军主力会师。此后，１８军又派出部队于次年１月和７月进驻山南隆子宗及亚东等边防要地。
随着进军西藏任务的完成，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西藏军区宣告成立，以张国华为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喀·彭措绕杰、昌炳桂为第一、二、三副司令员，谭冠三和范明、王其梅为正副政委。３月７日，成立了以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地区的党组织由西藏工委领导。４月２８日十世班禅大师抵达拉萨，在同达赖喇嘛会见后于６月２３日到达日喀则。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复杂。中共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工作，一直贯彻了“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从西藏社会的实际和上层统治集团的状况出发，在十七条协议中充分照顾到西藏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因而协议得到了西藏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有一些顽固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亲帝分子还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协议的执行，狂妄地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无理地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所以西藏和平解放后激烈的斗争仍然一直持续不断。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间，在司曹（代理摄政）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暗中支持下，由一些色拉寺的僧人纠集社会上的一些无业游民和地痞发起组织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这个组织一再变换手祛，制造事端，扰乱社会秩序。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１日，该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组织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解放军撤出西藏”等口号，造成拉萨市内秩序混乱。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对这份“请愿书”表示完全同意，让噶厦接下这份“请愿书”，并称这次请愿是“西藏史无前例”的创举”。３１日，噶厦派秘书把“请愿书”送到中央代表的住所，第二天他们又纠集２０００多人，包围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所和办事处、人民银行，呼喊口号，肆意挑衅，还有的反动分子向阿沛·阿旺晋美的住所开枪，鲁康哇和洛桑扎西还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私自调来拉萨，以策应骚乱。面对“人民会议”分子制造的骚乱，张经武三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他出面取缔“人民会议”这一反动组织，命令噶厦维持拉萨的社会秩序。４月８日，张经武在拉萨市区持续骚乱的情况下，仅带几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布达拉宫去会见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解散“人民会议”，撤销鲁康哇、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经过严正交涉和大量的工作，到４月２７日，达赖喇嘛终于下令撤销鲁康哇和洛桑扎西的司曹的职务，接着，噶厦将“人民会议”的骨干分子嘉央达哇等抓捕审判。５月１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分别发出布告，宣市“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１９５２年４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 在取得对司曹鲁康哇和洛桑扎西及“人民会议”的斗争的胜利后，中共中央在８月１６日又指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经过西藏工委的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步消除了达赖和班禅两个集团之间的猜疑，并根据十七条协议的精神，由班禅堪布会议厅和噶厦的官员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于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６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喇章谈判备忘录》，合理解决了噶厦归还原属班禅的辖地及有关的问题。１９５４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与讨论和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祛。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稍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京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了他们，同他们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和进藏的汉族干部团结起来，搞好西藏的工作。在会议之前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到内地一些省区参观访问。
西藏工委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１９５３年初，经张经武和达赖喇嘛商定批准，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该会除团结藏族青年开展政治文化学习、演出歌舞节目外，还组织西藏各地的青年参观团到内地参观学习。接着日喀则、江孜、昌都、阿里等地也成立了爱国青年联谊会。１９５６年９月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成立时，全区有会员６０００多人。另外，在１９５４年还先后成立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谊会。青年文化联谊会和妇女联谊会在广泛联系上层人士的家属子女，并通过他们影响西藏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１９５２年８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派出第一个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到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致敬献旗并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以后，到１９５７年西藏共组织了１３批１０００多人到内地参观，参加人员有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宗教界人士、工商界代表、青年妇女代表等。他们在内地参观回到西藏后，用自己的见闻向各界广泛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些藏族青少年包括不少贵族的子女到内地的学校去学习。
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藏族民工的支援下，加紧修筑从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和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两路的修筑共投入军工民工１１万多人，在极其艰难的四年多的筑路工程中，先后有３０００多人为此牺牲。１９５４年１２月，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全线修通，在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毛泽东主席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由于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了脚根，对巩固西南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９５２年９月６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在拉萨成立，在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务。由于新中国成立时已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各种特权和尼泊尔凭借过去的条约在西藏享有的一些特权，已没有延续的合祛依据。１９５２年６月，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的来文中多次提出印度在西藏的“权益”问题，提议将印度在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为了对等，中国在印度的孟买设立总领事馆，印度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接着，中印两国政府的代表团从１９５３年底开始，经过４个月的谈判，于１９５４年４月９日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规定了中印两国政府互设商务代理处、互设贸易市场以及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的有关办法。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３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亚东、江孜、噶大克３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不享受治外法权。双方又互换照会，规定印度在六个月内全部撤走印度驻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印度政府在西藏地方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１２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１９５６年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经过谈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尼泊尔将其驻拉萨的代表处改为总领事馆，将其驻扎在西藏拉萨和其他地点的武装部队撤退。
经过几年的努力，西藏出现了比较平静和团结稳定的局面。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１９５４年９月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提出，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要建立军政委员会，但是现在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都已撤销，因此西藏没有成立军政委员会的必要，可以考虑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都同意毛主席的这一提议。当年１１月，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政府等４个方面的代表组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就筹备委员会的性质任务、人员组成、下设机构、财政问题等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协商，提出了草案。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中国宪法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决定达赖喇嘛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筹备和斗争，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到拉萨向西藏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在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５１名委员组成，其中藏族委员４８人，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大印授予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在２３日的会议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向全体委员做了工作报告，２４日张国华做了工作报告，５月１日的会议上班禅额尔德尼致闭幕词，大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张国华的报告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六年来，人民政府共发放１３８万元低息或无息农牧业手工业贷款、１７０万元的无偿农具，已建立小学３１所，学生２０００多人，办起卫生院（所）１８个，全区培养藏族干部１６００多名。５月２日，拉萨僧俗各界３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但是围绕“分裂和反分裂”以及“民主改革”的问题，激烈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在准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期间，已被取缔的西藏“人民会议”的一些成员又在噶厦中的一些人的支持下继续活动。１９５５年５月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等分三批到康定、昌都和太昭，向达赖喇嘛递交“请愿书”，要求达赖喇嘛领头搞“西藏独立”。在这同时，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噶伦索康以举行佛事活动为名，分别在里塘、甘孜等地召集当地的土司头人和上层僧人，鼓动他们反对民主改革，反对共产党，发动武装叛乱。甚至表示噶厦可以为他们提供武器支援。６月２９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乐群则等又赶到拉萨，向达赖喇嘛呈送“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的地位。９月国务院公布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后，阿乐群则等人又以西藏“人民代表”的名义，向中共西藏工委递交所谓“前后藏、康区人民意见书”，公开提出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等，在社会上造成混乱。１９５６年２月拉萨的传召大法会期间，他们散发大批传单，叫嚷“西藏独立”，要解放军撤出西藏；不久紧邻西藏的四川甘孜地区就发生少数反动头人反对改革的武装叛乱。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指出，何乐群则等人的意见书是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反对国务院的决定，要求噶厦对此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在西藏工委多次要求下，噶厦被迫宣布阿乐群则等人的“人民代表”是非法的，并将阿乐群则逮捕，关进狱中。但是噶厦的这个行动是做给工委看的，阿乐群则在狱中受到优待，不久就被放出来，后在１９５６年９月逃往印度噶伦堡，与嘉洛顿珠、鲁康哇、夏格巴等人一起，进行反对祖国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他们成立政治组织，办报纸鼓吹“西藏独立”，还选派人员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去接受特别训练，为后来在西藏组织武装叛乱做准备。
由于西藏相邻各省的民族地区正在进行改革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民主改革成为西藏各阶层普遍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张国华的报告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中都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在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规定了的，西藏的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工作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由西藏民族的领袖和广大人民自己决定，改革的方法也要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办法。但是在会议之后，一些反对改革的上层还是策划武装叛乱，企图用武力来阻止民主改革的到来。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就和四川里塘、甘孜的叛乱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他们迅速扩大武装，并把叛乱之火烧到西藏来。１９５６年７月，昌都江达县的大头人齐美公布（当时任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在拉萨参加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后，回到江达就伙同江东的德格土司和管家上山叛乱。１１月，昌都宁静地方也发生大头人普巴本为首的叛乱。叛乱分子骚扰百姓，抢劫公路道班，破坏交通设施，伏击解放军的汽车队，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
１９５６年门月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从日喀则出发，到锡金甘托克乘飞机去印度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２５００年的纪念活动。达赖喇嘛一到新德里就被嘉洛顿珠、夏格巴等人包围，达赖喇嘛的大哥诺尔布也从美国赶来劝说，他们要求达赖喇嘛留在印度领导“西藏独立运动”或者从印度去美国。达赖喇嘛在他们的鼓动下思想动摇，对参加纪念活动后是否返回西藏犹豫不决，提出要经过噶伦堡、亚东返回拉萨。此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周总理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指出有一些人在印度对中国西藏进行颠覆活动，要求印度政府予以注意。如果外来的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还在一个月内和达赖喇嘛三次谈话，重申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搞改革的决定，也就是六年之内不搞改革，六年之后是不是改革，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来决定。现在西藏主要是搞好建设，发展经济，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周总理还对达赖喇嘛说：“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望，又被别人尊重，完全是西藏人民赋予你的，如果你留在印度，就和西藏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在国内，你在国外，人民不会支持你搞独立，离开人民就将丧失一切。”周总理还宴请达赖喇嘛的亲属，对他们做工作，当面批评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搞“西藏独立”的错误，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经过周总理的耐心说服，虽然达赖喇嘛及其主要随行官员坚持去了噶伦堡，最后还是在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５日回到亚东，４月１日回到拉萨。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０日，从金沙江以东流窜到拉萨的以恩珠仓公布扎西为首的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下，在拉萨建立了一个名叫“四水六岗”的叛乱组织，。７月，“四水六岗”向达赖喇嘛献“金宝座”，达赖喇嘛给到场的甘青川滇各地的叛乱分子的代表５００人挂了哈达。１９５８年３月，“四水六岗”、三大寺、藏军的代表聚集在恩珠仓在拉萨的住宅，策划组织更大规模的叛乱。６月，恩珠仓带着空投特务和电台到山南哲古宗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７月间在山南宣市成立“卫教军”，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到西藏大部分地区。８月，恩珠仓率叛乱分子近千人窜到后藏南木林，取走噶厦存放在甘丹青柯寺的藏军的武器装备，扩大叛乱武装。１０月，叛乱分子７００多人围攻中共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经过激烈战斗后被击退。藏军各代本的连、营长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允许藏军去参加叛乱武装，此后就有成股的藏军官兵携枪参加叛乱。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央的提醒和劝导下，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日，达赖喇嘛召集噶厦的全体噶伦、三大寺的堪布、藏军司令、侍从堪布等人开会，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全体官员对平叛采取积极态度，认真负起平叛的责任。但是少数反动分子却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中央不敢平叛，解放军兵力不足，解放军在西藏难以坚持。在１１月５日噶厦的全体官员会议上，噶厦的官员们名义上讨论如何平息叛乱，实际上却在讨论如何支持和掀起更大的叛乱，并决定。达赖喇嘛不宜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紧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山南的叛乱武装空投和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支持叛乱。１２月，山南叛乱武装在贡噶、扎囊两次伏击解放军车队，每次都造成解放军官兵数十人阵亡。１９５９年１月，恩珠仓为首的叛乱分子２０００人再次围攻山南分工委驻地泽当，激战７０多天，直到拉萨市的叛乱平定后才解围。同时，在拉萨地区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叛乱武装分子，准备在拉萨制造大规模的叛乱。在武装叛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中央和西藏工委多次要求噶厦官员认真负起维护地方安宁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平息叛乱。但是噶厦中的反动势力始终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纵容和支持武装叛乱。最后终于造成１９５９年３月的拉萨事件。
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的藏历除夕驱鬼仪式上，达赖喇嘛向应邀前来参观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提出，听说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回来，有不少新节目，想看军区文工团的表演。邓少东和郭锡兰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达赖喇嘛确定时间。达赖喇嘛说最近要举行传召法会，他要在法会上考格西学位，所以演出要安排在那以后，在军区的礼堂观看。邓少东当天就把达赖喇嘛的这个意愿告诉了索康等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但是在传召法会期间反动分子就支使藏军无故逮捕青藏公路拉萨办事处的两名汉族工人，制造“汉人要行刺达赖喇嘛，凶手当场抓获”的谣言，搅乱人心。此事被揭穿后，他们又造谣说贸易公司楼上架有机枪，对准大昭寺讲经台，所以达赖喇嘛取消藏历正月十五的讲经（实际是达赖喇嘛因身体困倦而取消）。反动分子还散发传单，反对十七条协议，叫嚣“西藏独立”，为叛乱做舆论准备。３月１日，西藏工委统战部负责人到罗布林卡请达赖喇嘛确定看文工团演出的时间和地点，达赖喇嘛说大体确定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公历３月１０、１１、１２日），并让统战部负责人与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直接联系。经过联系，统战部和噶章洛桑仁增商定３月１０日下午３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就在这时，噶厦中的多数噶伦和反动分子却利用达赖喇嘛看演出这件事，加紧进行武装叛乱和让达赖喇嘛出走的阴谋活动。３月９日晚，拉萨米本（拉萨市长）洛卡哇泽旺仁增根据噶厦的指示，煽动拉萨市民说：“达赖喇嘛要到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毒死达赖喇嘛，因此每家要出一个人到罗市林卡去请愿，请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军区。”在拉萨市民中造成极大混乱。３月１０日早晨，２０００多拉萨市民和数百康区叛乱分子拥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戏，叛乱分子还不准商店营业，要大家都到罗布林卡去。１２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门口砸坏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的汽车，打伤桑颇才旺仁增。接着又将前往罗布林卡的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打死，并将尸体拖到拉萨市中心游街。当天下午，叛乱分子和噶厦的多数噶伦在罗布林卡召开“人民会议”，决定同中央决裂，公开进行“西藏独立运动”。会议决定由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雪苦巴、噶章洛桑仁增等负责指挥叛乱活动，任命噶伦拉鲁策旺多吉为叛乱武装总司令。对于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藏族官员，会议不许再去办公，并要他们向“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还决定抽调色拉寺、哲蚌寺僧人武装进驻罗布林卡担任达赖喇嘛的警卫。会议以后，叛乱分子以“西藏僧俗人民”的名义，在拉萨市张贴布告，宣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并派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明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今天已经正式开始“独立运动”，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当天晚上，三大寺的数千武装僧人进入拉萨，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分散在拉萨附近的武装叛乱分子也向拉萨市区聚集。噶厦还派人打开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叛乱分子。叛乱分子还通过印度总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夏格巴发密电，要夏格巴向世界宣布“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还要他向印度政府、联合国报告，要他们派代表到西藏观察了解形势。
为了继续对达赖喇嘛进行争取工作，当时代理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职务的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于３月１０日、１１日和１５日先后三次写信给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受叛乱分子控制的处境表示体谅，欢迎达赖喇嘛所做的愿意来军区的表示，指出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持祖国的统一和团结。达赖喇嘛在给谭冠三的三封信中表示，反动分子正在借口保护他的安全而正在进行着危害他的活动，对此他正设祛平息，一旦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他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但是到３月１７日夜间，在索康、柳霞、夏苏等三位噶伦和帕拉、赤江等人的安排下，达赖喇嘛及其家属、随从、护卫等６０多人化装逃离罗布林卡，从罗布林卡附近渡过拉萨河，连夜逃往山南。由于毛泽东主席在３月１２日就指示西藏军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所以达赖喇嘛一行长达两个星期的逃跑途中，没有受到解放军的追赶和阻截。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以为就此可以放手对在拉萨的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发动进攻，一举把他们赶出拉萨。到３月１９日，集中在拉萨的叛乱武装达到７０００人，配备有大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的各个坚固建筑，对西藏军区、西藏工委形成包围的态势。在叛乱分子自认为做好了充分准备后，于３月２０日凌晨３时４０分对市内各个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到上午１０点，西藏军区决定动用在拉萨的不到两个团的机动兵力，在炮兵的支持下对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到当天下午６点，解放军攻占叛乱分子重兵防守的药王山，切断罗布林卡和拉萨市内叛乱武装的联系。随后部队在炮兵支援下分兵多路合击罗布林卡，经过短促的激战，摧毁了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随后部队转移到合围市区的战斗，只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到２１日上午攻占了除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以外的叛乱武装的所有据点。２２日凌晨，盘据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叛乱分子也举起白旗投降，拉萨市区的叛乱全部平息。两天的战斗中共歼灭叛乱武装５３００多人，击毙５４５名，击伤、俘虏４８００多名。反动分子想一举赶走解放军的美梦彻底破灭，但是他们仍然不死心，３月２６日达赖喇嘛一行逃到山南隆子县，就由噶伦索康代表达赖喇嘛在山南地区的领主头人和叛乱分子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成立“西藏临时政府”，以隆子宗为“临时首都”，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宣称西藏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独立国”。２８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任命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叛乱分子索康、柳霞、夏苏等十八人的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一切职务，并按国家法律分别给予惩处。３１日，达赖喇嘛一行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通过印度的一个哨所向印度政府请求“政治避难”。由于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国务院发市《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等职务。
驻藏人民解放军部队遵照中央的命令，在西藏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到１９６１年１０月以前肃清了西藏全区的残余叛乱分子，平息叛乱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区人民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把封建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分配给农牧民，变生产资料的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废除上层僧侣和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同时，在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对未参加叛乱的领主占有的多余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完成。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８日，西藏工委向中央报告，预定在９月１日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成立西藏自治区。８月２３日，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报告。中央决定中共西藏工委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８月３０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向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作报告，从而胜利完成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历史任务。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本来要到拉萨参加庆祝大会，到了成都后因故未能成行。由中央代表团团长谢富治在大会上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贺。张国华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作报告，总结了在西藏１５年来的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９月８日，大会选举产生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等当选副主席，３７人当选为委员。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章来源: 《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历史》
作者: 陈庆英
附录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5月23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的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获得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祛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人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 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人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袜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李维汉（签字盖章）
代表：张经武（签字盖章）
张国华（签字盖章）
孙志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