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客防线 pdf 打包:1930年代为何95%中共被捕党员叛变？（下）

1930年代为何95%中共被捕党员叛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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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自首法》颁行后，中共许多重要机关相继被破获。当然，被破获后，中共又会重建。而重建后又难免再被破获。一些重要机关，如此反复者多达数次。范小方所著《蒋家天下陈家党》，引述了中统要人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范小方《蒋家天下陈家党》，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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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对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实际上，自这个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的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法令。社论强调：“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接着，社论指出了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其一，“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社论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社论强调：“在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须事前“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的”，而“在我国……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

其二，“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社论同样拿英美做参照，强调“我国”这样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

其三，这些法令规定，各民众团体领导人，必须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极其荒谬的。“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

大革命时期中共：近6万党员能发挥作用的仅20%

核心提示：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页。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页。

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页。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 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页。 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

本文摘自《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作者: 王奇生 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的信：“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见《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下文简称《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页。在短暂的五六年间，中共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四一二政变前，中共党员人数为57900余人。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页。这是否意味着中共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指国民党引注），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见《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中共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中共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中共上海区委1921~1927年间，上海区中共组织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阶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除上海市外，还领导江浙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阶段，只领导上海市区党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党的工作。本章将这四个阶段的上海区中共组织，简称为“上海区委”。研究对象只限于上海市的党组织，不涉及江浙两省。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区委的工作机构设有宣传部、组织部、工农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区委按区域建立了七个部委员会，简称“部委”，分别是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另有徐家汇独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工会等群众团体文件等。乙编为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之专辑，共六册。甲、乙两编均非正式出版品，注明为“馆藏本，供内部使用”。不过，甲编八册坊间早有流传。唯乙编六册控制最严，外间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动、鲜活。如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尤为难得。

中共最初虽是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其创党伊始即申言要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7~58页。1924年开始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中共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认为只要将民众组织动员起来了，党的势力就可以深植于广大基层社会，并具有不易摧折的伟大力量。

1925年五卅运动，中共对动员民众的信心骤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实力当时中共党员总数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党员仅200余人。和总结前两年工人运动的经验，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打算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罢工，因为中共担心“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群众成无意识的兴奋，恐酿事端”，引来“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之恐慌”。《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页。但运动最终引发为一场超过五四运动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帝大风暴，大出中共的意料。虽然运动由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这场运动给中共一个极深的感受是：革命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如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页。

其实，中共的组织路线和组织目标是相悖的。根据中共的章程，其组织路线十分严密。而严密的组织路线显然不利于“群众党”的组织目标的实现。为了尽快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中共不得不修改其组织规程。1925年初中共四大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相当的候补期，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五卅运动以后，中共决定放宽组织路线。1925年9月，中共中央通告全党：“当此本校当时中共党内文件称团为“中学”，党为“大学”；中共党员之间互称为“大学同学”，而把青年团员称作“中学同学”；中共中央通告自称“本校”，对党员称“各级同学们”，而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则称“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最初虽是为了隐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党团员之“学生气”。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页。极须发展之际，此条规定颇不便适用”，特拟变通办法：两名入党介绍人中，只须一人是正式党员，且不限于入党半年以上者；《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号》（1925年9月9日），《上海文件》甲1，第15页。候补期也尽量缩短，工人的候补期由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知识分子的候补期由半年缩短为三个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9~53页。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更进一步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页。并批评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二号》（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页。对于发展对象，区委指示，“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计及”。《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二号》（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枢字第九号》（1925年9月26日），《上海文件》甲1，第3~4、33页。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每人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即使不计及能力和对主义的认识程度，恐怕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指标。况且对主义若无认识，其阶级觉悟也会大打折扣。

按照中共党章，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须开除：无故连续三次不到会；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但上海区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规定：“非万不得已实在无希望之同志，不可开除。”《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4月3日），《上海文件》乙2，第15~16页。可见其组织实践与规章制度存有相当的差距。

“支部”是中共的最基层组织。上海区委文件一再强调，发展组织是基层党支部的中心工作，并提出“群众化”是组织发展的主要目标。《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3月13日），《上海文件》乙1，第252页。不仅如此，上海区委经常下达征求党员的具体指标，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党员要扩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扩充到1万人以上。《上海区委组织报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19日），《上海文件》甲1，第44~45、49~53页。

上海区委对于党员的征求，手段相当灵活，如要求“每个同学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动，不论若何社团，到处参加，无孔不入”。“要与各方面群众建立成很好的联合关系，或尽量帮助他们组织团体，只要不是反动的，并不是一定要马上拉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才有作用，我们可随时加以注意与领导，也就不失为我们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优秀分子加入我们的团体，当然也有很大的意义。”《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号》（1926年5月25日），《上海文件》甲1，第191~192页。

上海区委很快发现，即使放宽组织路线，党员的征求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区委下达的征求指标，基层组织无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党员总数为2223人。《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5日），《上海文件》乙4，第69页。上海区委发现，这一数字未必十分确实。因为每月各部委报给区委的党员人数，时增时减，波动极大，很不稳定。“往往同志数量的增加或减缩，在一个月，相差至七八百人：发展的时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时候，突然又减少七八百人，党的组织状况不稳定。”《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82页。骤增骤减的背后，其实是党员数字的虚报不实。因上海区委经常向部委下达硬性的征求指标，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时指出，上海党员人数，上礼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发展一百三十二人。报告比上次虽好，但不可乐观，闸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现只二百人。商务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现望各部赶快发展党员，今天要规定各部委下星期发展党员的数量：小一百五十，杨六十，上五，引三十，复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见《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6月12日），《上海文件》乙2，第231~232页。部委无法完成时，只好虚报浮夸，或者临时拉人凑数，敷衍应付。

有一个部委如实道出其中的原委说：过去上报的党员数字确有水分。“每次开会，因要人数多，临时召集些人来，每次临时来的人，即认为同志，实际只到一次，并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这是现在同志减少的原因。”《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独支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10月9日），《上海文件》乙4，第48~49页。

另一个部委也坦承：“本来有许多同志是在开会时临时找来的，在会场上将其名字抄写在名册上，即作为一个同志。这种同志第一次到了会，第二次并不来了的，一到罢工失败之后，不说要他们成为新的干部分子继续负支书干事之责没有可能，即要他们到一到会也是不容易的事在罢工结束之后，无论罢工厂的支部或未罢工厂的支部，除部委保存了一本很好的名册之外，至于名册上的同志和支部工作，都要重新开始做起。”《王炎夏同志关于小沙渡九月份罢工后的情况报告》（1926年10月5日），《上海文件》甲4，第260页。

这种情形在青年团内也存在。如团上海地委指出：团员的数目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上级机关催得紧时，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的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时期，又都一滚而去。《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文件》甲8，第406页。

上海区委对中央的组织路线已经打了折扣，而基层部委又对区委的组织路线打折扣。层层递减的结果，实践与制度日趋背离。

上海区委要求每个党员每月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介绍者自然首先从自己的熟人、朋友和亲戚、帮派入手。但上海区委很快发现，通过私人感情介绍党员的方式固然便捷，而其弊端则是新党员效忠于个人胜过效忠于党，“同志对党关系不如对私人”。《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69页。区委称：“过去我们发展党员，往往以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为介绍新同志的入手办法，因此发现很多的弊病，如一个同志发生不好倾向，或遭其他打击，其余凡为这个同志所介绍的同志，都与党脱离了关系。尤其是工人区域，往往以每个同志的帮派或姊妹们的关系，从事发展，结果，这许多同志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很少对党有诚挚的信仰与情感及认识。”《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三号》（1926年6月21日），《上海文件》甲1，第218页。

这种情形在青年团中也存在。如小沙渡的纱厂工人，有的一人介绍数十人加入，甚至“一天将一车间的女工一起领来，不问她是否觉悟，介绍来的时候并没有经过支部的通过，更说不上部委的批准只问在车间是否听他的话，不问她的家庭，她的历史因为只是一二个人的发展，所以发展是畸形的，一厂里甲班有同志，乙班却一个也没有而且男女同志的发展也不平均，同兴十四厂（的同志）都是女的，东、西五厂（的同志）尽是男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文件》甲8，第284~285页。

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上海区委仍然不停地催促各部委和基层支部加紧发展新党员。区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亲自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写信，声称：“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陈信引自《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上海文件》甲2，第77~79页。

因响应中央急于实现“群众党”的目标，上海区委经常将指标具体落实到各部委每周的征求数目，并提出“大发展，大洗刷”的口号，认为“因为群众很简单，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认识，就介绍进来，如果进来后稍有不合，就可开除，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6月2日），《上海文件》乙2，第189、194页。实际上，区委一心追求“大发展”，“大洗刷”并未见实行。

1927年1月的统计结果显示，上海党员约3000人。这一数字显然与区委所期待的“大发展”目标相距甚远，于是区委又提出一定要在三个月内发展到1万人。《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上海文件》乙5，第235页。到3月15日统计，党员人数增加到4400人。区委仍十分不满：两个月只发展1000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上海区委罗亦农同志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作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1927年3月15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5日），《上海文件》乙6，第272、282页。但令区委沮丧的是，第二天各部委汇报上来的党员人数反而减少了200人。这意味着部委报上来的党员数字并不可靠。区委觉得“部委说话靠不住”，“部委书记工作之不切实”。《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16日），《上海文件》乙6，第293页。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中共中央更感到扩充党的队伍的重要性。1927年3月17日，陈独秀乐观地认为：“我们如果党员发展得很多，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尽量扩充CP，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7日），《上海文件》乙6，第318~319页。

为了响应陈独秀的号召，上海区委于3月18日决定开展一个“宣传CP周”，向上海市民公开宣传CP，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18日），《上海文件》乙6，第327页。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更激励了上海区委扩充组织的雄心。3月23日，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提出“十天内假使无一万同志就为党的失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产总主任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上海文件》乙6，第380页。也就是说，十天之内，要将党员人数由现有的4000多人扩充为1万人。

3月25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头脑更为发热，声称：“现在要特别群众化，以后要五万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内要做到。下月到二万。我们同志怀疑，就是不懂革命，伟大潮流未冲破我们脑筋我们要大开门户，就是包办革命。”《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上海文件》乙6，第403页。

4月1日，区委将指标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内要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上海要五万党员，内要有六千知识分子，五千小商人，党才能有好的行动”。《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上海文件》乙6，第480页。区委要求基层支部放胆介绍，只要肯来，来者不拒。南市纠察队全体加入共产党，受到区委的表彰，号召别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门办党的大潮中，上海的中共党员人数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见的四一二政变前夕上海中共党员人数的最后统计，是4月4日的8374人。不过，上海区委对这一数字的确实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上海文件》乙6，第494页。

据郑超麟回忆，1927年中共在武汉的组织发展也有过像上海一样的“大跃进”阶段。

过于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势必影响党员的素质和组织的严密性。上海区委一再慨叹党费收不上来，支部会议不能按时开，部会组织不健全；不少党员不明党义，甚至分不清工会与党的差别；个人主义和宗法社会思想在党员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4月24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2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乙2，第36、69~71、118页。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区委通告称：“近查各级负责同学，对于工作态度到处表现疲乏敷衍的现象，以致党的工作非常涣散，党部与党员的关系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而党部对于所属党员之名数，亦多浮夸不实；至于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十六号》（1926年5月15日），《上海文件》甲1，第182~183页。区委还承认：“我们的工作都建筑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众核心现在CP是暴发户，而无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7月26日），《上海文件》乙3，第159页。

1927年初的统计显示，大约60%的支部每周能开会，50%的党员每周能到会，按规定交党费的党员约60%，实际能发挥作用的党员只有20%。《上海区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上海文件》乙5，第244、318页。上海区委感叹：“在中国目前要造真正的CP确是很难！”“要在中国造成理想的党确办不到！”《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401页。

虽然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与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制度形态相距甚远，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同时期中共其他地方组织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9月12日），《上海文件》乙3，第400页。中共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将上海制造为“全党的模范区”。二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共产国际“很夸奖中国支部，要欧洲各国模仿”。《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6月18日），《上海文件》乙2，第275~276页。三是与同时期的国民党组织相比，中共的组织要算最好，当时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组织的严密性，既无比羡慕又无比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