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对外经贸职:中国近代的牛人们8

　　像杜聿明戴安澜这样的高级将领，无论是病了还是受伤，都会有人抬。但是普通的士兵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伤病而丧失行动能力的话，那就等于眼睁睁的等死。
　　 在野人山行军中幸存下来的远征军老兵王伯方，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王伯方当时是连长，有一个和他感情很好的士兵，脚受伤不能行走，王伯方舍不得丢下他，就一路背着。
　　 但当来到一处地形很陡的山坡下，每个人必须扯着绳索才能爬上去。王伯方面临一个异常艰苦的抉择：
　　 继续背着这个受伤的士兵走，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把这个把这个伤兵留下来，这里就是他生命的终点，但是看看这个年轻的伤兵，眼睛里满是活下去的渴望，况且很快就能走出野人山了。
　　 该怎么办？
　　 后面的长官看到王伯方他们几个犹豫不前，就连忙过来看个究竟。当长官了解情况后，当机立断，悄悄的在王伯方耳边下了命令。
　　 王伯方没有办法，只能眼含热泪按长官的命令做——悄悄的拉上冲锋枪的最后一颗子弹，趁那个年轻的伤兵不注意，一枪结果了他。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在没有后方的、流动的遭遇战中，伤亡率往往很高，因为即使你受的伤不重，可一旦丧失行动能力，也只能被留下等死，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总不能让别人背着你突围吧，如果那样的话，总体的伤亡率更大。
　　 孙立人的部队要幸运的多。因为他们没有进野人山，而是直接撤进印度。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孙立人因为救过七千多英军士兵，所以被英国授予荣誉勋章，在英国享有崇高的声誉。这就为孙立人成功撤入印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要是换做中国别的部队，根本没可能。
　　 当时的印度，正是鼎鼎大名的“圣雄”甘地，领导印度独立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而甘地自己对于对抗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并不热衷，他甚至宣称，如果英国人不让印度独立的话，他有可能考虑和希特勒合作。
　　 蒋介石当时曾经专门坐飞机去印度拜会甘地，希望说服甘地一起抗日。一开始甘地还礼貌性的应付几句，后来干脆懒的理蒋介石了，一言不发的支起他的纺车，纺起棉花来，弄得蒋介石非常尴尬。
　　 甘地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以“道德完人”的形象著称。不过他的某些行为在一般人看来也非常怪异：
　　 比如他为了能消除自己的性 欲，而采取一种特殊的按摩方法——具体方法是用一块柔软的湿布，轻轻摩擦外生殖器，同时撒上冷水。在摩擦之前，包皮应盖住龟头。
　　 冷水之中应放进一个板凳，与盆中水的高度和座位相近。病人坐在凳子上，两腿放在浴盆外，生殖器位于水面，轻轻摩擦，千万不可引起疼痛。在甘地看来这种摩擦浴不仅能起到清洁生殖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还能激发人对精液流出生殖器的反感。
　　 另外此外甘地还和侄孙女摩奴在一张床上睡， 这是为了训练自己对女性肉体的抵抗力。
　　 蒋介石的偶像曾国藩也热衷于这种“道德完人”的训练，曾年轻时非常好色，有时去朋友家做客，竟然在酒席上和朋友美丽的小妾聊个没完，甚至惹的朋友为此翻脸。曾国藩回来后，在日记里骂自己是禽兽，但是第二天还是色性不改。
　　 蒋介石年轻时，和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如出一辙：一边和女人乱搞，一边在日记里骂自己是禽兽。荷尔蒙和自己的所谓的道德冲突的非常厉害。
　　
　　 在道德和修身上很有追求的蒋介石，对在这方面的大师级人物甘地，想必是非常崇敬的，但是在他急需甘地支持时，这位印度的圣人却让他碰了这么大的一个软钉子，蒋介石的心情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而甘地——我们前文曾经说过——还给当时的希特勒写过写过一封信，无非希望是用自己的道德体系，去说服希特勒——简直是痴人说梦。
　　 道德究竟是什么？
　　 其实道德没什么神秘的，它的目的其实很实用——就是为了人类能更好的生存发展，使人类能够生存发展下去。
　　 实用？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发展？不会吧，比如“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不允许自由恋爱，必须有“媒妁之言”才能结婚，等许多过时的道德，曾经促进了人类更好的发展吗？这不是压抑人性吗？
　　 别忘了我们过去是农业社会，人们的交往圈子非常狭窄，生活非常封闭，没有网络，没有相亲大会，没有Party，更没有facebook, 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异性，而不太有机会接触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异性。的如果提倡自由恋爱，或者对男女之间的接触没有限制的话，乱伦和近亲结婚的比例会高的吓人。
　　 可想而知，男女在青春期，蓬勃的荷尔蒙会对异性和性有极度的渴望，而在农业社会中，生活沉闷封闭，如果让真正处于青春期的、有血缘关系的异性充分接触的话，很容易发生大面积的近亲繁殖。
　　 这对种族的延续极其不利，会被自然选择淘汰。
　　 因为人类进化了38亿年，在人类的基因里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往往不表现出来，如果近亲结婚的话，这些潜在的疾病爆发出来的概率就会极大的增加，所以“不能乱伦”，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之一。
　　 人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不吃同类。
　　 人吃人的现象在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或者在极少数的“食人部落”里都有，但是在人类总的发展中，所占的比例极小。
　　 如果人吃人成为人类一种普遍现象的话，人类的整体生存延续就会面临巨大危险。
　　 因为很多疾病是在不同的物种间流行，比如你吃一只鸡，这只鸡即使携带病菌，但是不一定会对人构成致命的威胁。就是说一种瘟疫病毒能让鸡百分之百死亡的话，未必能对人有同样致命的杀伤力。但是如果“人”大规模的吃“同类”的话，死人所携带的病毒，就会大规模的传播，这样人类早就灭亡了。
　　 自然界虽然有动物吃同类的现象，但是相对于它们的主要的食物，仍然只占极少的比例。据生物学家研究，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就是大规模的吃同类——这些动物很快就灭亡了。
　　不过鼎鼎大名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专门列出一个“人部”，就是说人的毛发、指甲、牙齿、屎尿、唾液、乳汁、眼泪、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车）、体垢、月经、人势（阴茎）、人胆、结石……经过加工后，都可以入药。头发可治伤寒、肚疼；男性阴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后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
　　 人魄是什么玩意儿？按李时珍《本草纲目》里的说法，就是人上吊死后，在他上吊的地方的正下方的土里，会有一块木炭样的物体。要赶快取出来，要不然就会沉下去了，不但如此，如果这种东西不即使取出来，很快就会有人再一次在这个地方上吊。把这种炭一样的东西挖出来后，可以用水磨碎后服下，可以镇心，安神魄，定惊怖、颠狂。
　　 甚至大便也有用：
　　 将甘草粉碎为末，装入直径约4～6厘米的竹筒内，竹筒口用布片塞紧并用松香封口(注意一定要将竹筒外皮和竹青刮去，以利渗透)。将竹筒浸入清水粪坑中2～3个月(一般是于冬季浸入，翌年春季取出)，用清水漂洗20天左右，每日换水1次，至无臭味为度。待阴干后将竹筒劈开，取出圆柱形的粉甘草，晒干即得。
　　 这就是被称为“人中黄”的一味中药，人的大便在这里好像成了腌制咸菜的菜汤。这种“人中黄”呈圆柱形，有以下特性：
　　呈暗黄色泽，虽甘草粉末凝集，但纤维纵横交织依然可见，外表附有残存的竹膜，气味特殊，略坚硬但易剥落。 功能：清热、凉血、解毒。 主治：治伤寒热病、大热烦渴、热毒斑疹、丹毒、疮疡。  在这次蒋介石与甘地的会见中，甘地的几句话使蒋介石很受触动，甘地说：“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所以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
　　 没办法，中国当时太弱了，所以中国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主动权，例如，美国援助的物资，各个战区都有全权支配权，但是唯独给中国的，却需要美国方面的史迪威批准。这些让蒋介石很受伤，并且在日记里抱怨。
　　 但是孙立人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却算是个异数。
　　
　　 美国人发了四枚勋章给孙立人。英国给孙立人发了女王勋章，以表彰他在仁安羌救了数千英军。
　　 史迪威非常喜欢孙立人，并且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以至于后来回到美国，还忘不了在家人面前，时常念叨孙立人多有能力、多能干。连史迪威的孙子，都对这个“孙将军”的很多事迹记忆深刻。
　　 在1945年的时候，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亲自邀请孙立人到欧洲战场参观。孙立人在这次参观中，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巴顿等世界一流的军事将领。
　　 这次欧洲之行令蒋介石很眼红和吃醋：在临行之前，孙立人去见蒋介石。按说这本来是好事，蒋介石应该感到高兴和自豪——自己手下的将领能获得这样的荣誉。
　　 可是没想到的是，孙立人刚一进屋，蒋介石就大骂起来：
　　 “谁要你去的，为什么不邀请我，为什么不邀请其他的将领？”
　　 这令孙立人非常的不爽。
　　 老蒋的嫉贤妒能的能力，确实够严重的。
　　 孙立人为何这么招英美的喜欢呢？
　　 他在美国教育的背景，流利的英文能力，很西化的思想，都使美国看着他很有好感、亲切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战能力。
　　 我们关于孙立人的作战能力说了很多，现在综合盘点一下他的超级作战能力，包括他和林彪的交手。
　　 在中国的所有将领中，孙立人干掉的日本人数量，当之无愧排第一。
　　 孙立人干掉日军5个师团，一个旅团，共计九万人，注意，这还是日本人承认的。
　　 并且这些都是日军的精锐部队，其中有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也就是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师团，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在八莫作战时，这个18军团除了十几个人侥幸逃跑，其余全部被孙的部队干掉。
　　 据当时跟随孙立人部队的、美国摄影师大卫奎德回忆说：这些日本人作战能力非常凶悍——占领新加坡时，这些日军俘虏英军联合部队13万7千多人，而自己竟然只伤亡100多人！
　　 但是就是这么凶悍的日军，却被孙立人几乎是全部给吃掉！难怪史迪威曾评论说，中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这可不是华而不实的外交辞令，而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因为美军也有一支2千9百多人的“麦之队”，专门复杂切断日军的补给线，但在和日军作战时，好几次处境困难，都是孙立人的部队帮他们解围。
　　 孙立人是日本人的克星。以至于有人称他是“日本的屠夫”。
　　  从1904-1911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年都会至少有一次革命党人策划的暗杀活动。而刺杀的对象，都是满清的高官。
　　 在如此频繁的暗杀活动中，革命党当然会有伤亡，其中死的最惨的应数是革命党人徐锡麟，他是在死前被砸碎睾丸（对男人来说，这是极大的痛苦），然后被挖出心肝并被炒吃。但这并没有震慑住革命党，反而激起了更猛烈的暗杀风潮。这些很有“亡命之徒”精神的革命党人，使满清高官人人自危。
　　 这种暗杀活动，在1911年达到了顶峰——5次。但这一年留在历史上的，不是这5次暗杀，而是终结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帝制的大事件——辛亥革命。
　　历史是很微妙的，一个偶然的事件有时却能改变整个历史的面貌。比如在一战中，英国二等兵亨利•坦迪，曾经准备射杀一个德军士兵，但当他发现那个德国兵负伤时，就放了他。被他放了的德国士兵，有一个举世皆知的名字——希特勒。如果坦迪当时击毙希特勒，那么整个世界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而辛亥革命，充满了微妙之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印象极为深刻，并让国民党在这方面多多向共产党学习。孙中山的这种认识和他的革命经历很有关系，因为早期的革命党确实在“组织能力”方面水平很低——辛亥革命以前的十多次革命，无不是以失败告终。即使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有误打误撞、撞大运的成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辛亥革命的经过就知道了。
　　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在武昌召开，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这两人就成为起义的最高指挥者。另外，会议制定起义的一个重要策略，我们可以称为“斩首行动”——就是把对方的最高指挥员干掉，使对方处于群龙无首的慌乱状态，所谓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当时在武昌的最高军事首脑是湖广总督瑞澂，那当然就是要起义时首先干掉瑞澂。
　　 这个瑞澂可是很有来头的：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姓“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孝庄皇太后娘家那一支的。他的爷爷，就是曾代表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大学士琦善。这样显要的背景自然使瑞澂从小养成就仗势欺人，吃喝嫖赌的习惯，很有纨绔子弟的作风，是当时著名的京城“三大恶少”之一。这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诸多品质：狂妄、高傲、愚昧、贪生怕死。
　　 瑞澂家的“愚昧”是有传统的，他的爷爷、曾经官至大学士、直隶总督的琦善，在一封给皇帝的奏章中，曾经这样写到：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国家中，英国距中国最近；
　　 ——西方人以牛羊肉磨粉为粮；
　　 ——西方人每日必食茶叶、大黄，以助消化，否则“大便不通立死”；
　　 ——中国受欺的原因是不善用茶叶、大黄，如果中国断绝了茶叶、大黄的供应，西方人即无法生存。
　　 作为如此高层级的官员，竟然无知到这种地步，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这种愚昧多少也传给了瑞澂。但这样的对手对革命党来说，遇到这样的对手应该是个好消息。
　　 孙武他们制定的“斩首行动”大概是这样的：在瑞澂住的总督衙门后围墙，有一个鞋帽店，而瑞澂的卧房也恰好贴着后围墙，所以只要爬上鞋帽店的二楼，然后向瑞澂的住处扔几颗炸弹。
　　 这个斩首行动的本身策略应该是很正确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却有很多问题，比如炸弹的威力问题、投掷的准确性等等，都是很有技术性含量的难题。不过孙武是炸弹方面的专家——他在日本学的就是野外战术和炸弹制造，这都能给这次斩首行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
　　 但是事情的进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调配炸药时，意外爆炸。爆炸马上引起了租借巡捕的注意，更要命的是革命文告、名册、旗帜、符号等均被俄警搜去，并且交给了瑞澂。
　　 什么引起了这次意外爆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个是说，一个叫刘同的少年来看孙文制造炸药，并且是叼着烟来欣赏的。在一个炸药的制造场所，有人竟敢吸烟！并且孙武也没有及时的制止？犯这种低级错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孙武专业水准就很有问题。
　　因为根据常识，爆炸反应的最大的特点是反应的高速性，许多普通化学反应放出的热量有时虽然比炸药放出的热量多，但反应过程进行缓慢，而爆炸反应在十万分之几秒至百分之几秒内完成，比一般化学反应快千万倍。所以爆炸一旦开始，就瞬间完成，根本没有方法阻止。在炸药的制造场所，不但明火要绝对禁止，就是对盛放炸药的容器和静电等因素都要全面考虑。在易燃易爆的场所，所有的明火都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煤气泄漏的房间里，连灯都不能轻易开，因为开灯的瞬间，开关会产生电火花从而引起爆炸。
　　 这个“抽烟”引起爆炸的版本，不但提到刘同在边抽烟边看孙武制造炸药，还提到刘同把烟蒂扔进了装满炸药的桶里，这样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爆炸。
　　刘同是谁？是革命资深人士刘公的弟弟。家境优越，当时只有十六岁。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角度，做出这种愚蠢的行为到是有可能。
　　 另外一个引起爆炸的版本是“操作失误”。就是说孙武在制造炸药的过程中，操作不当而引起爆炸，这种倒是很好理解。
　　 但那种版本是真实的呢？这已经无从考证了，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对爆炸的原因都含糊带过。尤其是到后来，第一当事人孙武先是支持袁世凯，然后慢慢的淡出政坛隐居起来，所以爆炸的真实原因，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孙武因为爆炸暴露，瑞澂拿到名单，并且革命党方面组织非常混乱，名单被官方缴获后，并没有组织有效的撤离，甚至很多人不确定名单上到底有没有自己。这种种的迹象都显示瑞澂处在主动方。
　　 但是，这个曾是京城“三大恶少”之一的瑞澂，在后续的处理中却败笔频出，处置严重失当。 可以说历史上所谓的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瑞澂的行为还多少的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人性是复杂的。瑞澂这个小时候顽劣的花花公子，长大后在晚清腐败的官场中相对来说却不是很坏，做官比较清廉，据说还笃信佛教，以至于对逮捕到三个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他竟然不忍心处决，最后还是他的师爷张梅生替他下的命令。在他的信仰体系中，好像觉得只要多积善就能消灾免祸，万事太平，这种一厢情愿的愚昧往往事与愿违。
　　 拿到名册，抓了几十人，砍了三个人的脑袋，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些未必很有决心起义的革命党人也沉不住气了——因为瑞澂的这种举动很自然的让他们感觉到这些满清大员们正在调兵遣将，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捕杀行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这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反应。
　　 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就这样开始了。原定的最高首脑孙武和蒋翊武都已经逃走，所以这场起义其实是底层军官和士兵自发的小规模哗变，一开始人数并不多，很多部队仍处在观望状态。只要是瑞澂能够镇定自若，拿出背水一战的勇气，这场起义很难成功。并且瑞澂一方守城用的武器中还有机枪。
　　机枪出现后，才真正使战争中的“以一当百”的战斗力真正的得以实现。
　　1893年，罗得西亚50名步兵和区区4挺马克沁机枪便轻松击退了多达5000名祖鲁人的进攻，战场上留下了3000具尸体。
　　 1895年，阿富汗奇特拉尔战役和苏丹战役中，士兵在马克沁机枪下死伤累累。1898年，苏丹的恩图曼之战，2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在进攻中，有多达15000人是倒在马克沁机枪的阵地前的。
　　 1899年开始的布尔战争中，布尔人在冲锋时遭到了马克沁机枪的毁灭性打击，损失超过70%以上。
　　 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武器不是原子弹、也不是大炮，而是机枪。有这么好的守城的武器装备，只要瑞澂能下决心死守，那将会成为革命党人的噩梦。
　　 但是这个瑞澂一听到枪声，就马上在墙上挖了个狗洞，急急忙忙带着一家老小撤到军舰上、做出了随时逃走的架势。主将先逃，可想而知，留下防守的士兵那还会有士气守城。并且守城的主将张彪也是个无能之辈，他是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娈童”——就是张之洞的男性性伴。据说张之洞有“龙阳癖”，用现在话说就是同性恋。张之洞曾经最宠爱的是一个叫赵凤冈的男仆人，这个仆人依仗张的权势作威作福，当时的人曾做一副对联戏曰：“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冈”，张彪就是赵凤冈一类的人物。利用这样的关系得到的地位，在领军打仗方面无能就很好理解了。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种微妙的因素中，出人意料的成功了。
 汪精卫得知日本轰炸美国的珍珠港后，痛苦绝望的以头撞墙，嚎啕大哭。因为他知道，美国一参战，日本必败。而日本人一败，他的汉奸罪名就坐实了。汉奸什么待遇？就是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上到祖宗八代，下到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跟着“享受”骂名，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秦桧的曾孙秦钜，后来抗金兵战斗中壮烈牺牲，也算是个民族英雄，但秦钜的知名度可没法和汉奸曾祖父秦桧相比。
　　秦桧和汪精卫还有一个共同点：字写得好——秦桧是非常有造诣的书法家，据说现在的仿宋体就是秦桧创立的；而汪精卫的字，在当时也很出众。
　　但是一个汉奸的罪名，就足以抹煞你的一切优点。
　　当时世界上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听说日本人竟然把美国的珍珠港炸了，很高兴、很如释重负的说了一句：我们总算赢了，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这个重量级人物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最需要一个能凝聚民心的领袖。这种领袖不好当，因为压力太大了。
　　据蒋纬国回忆：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退到重庆的蒋介石，经常在晚上洗澡时，在浴室里拖着长腔喊“妈呀”，然后呜呜大哭。
　　能不压力大吗——全国人民都眼巴巴的看着你，盼着你，指望着你，服从着你，你的一个命令就能决定无数人的生死。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不得不调动所有的心力、智慧、意志去筹划。
　　在强大德军进攻下的丘吉尔，面临的境遇和蒋介石其实一样：苦撑。
　　因为时差的原因，蒋介石得知珍珠港事变是在凌晨四点多，那时他在重庆郊外山上的别墅里。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的蒋介石，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兴奋异常。天刚蒙蒙亮，就心情无比畅快的坐着滑竿，下山开会去了。
　　而珍珠港被炸的消息，也许迅速在重庆传开，人们涌向街头，敲锣打鼓，像过年一样。
　　按现在很多人的思维逻辑：美国被炸死那么多人，咱们敲锣打鼓庆祝，是不是有点那个……
　　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可以用两个字评论美国人的被炸：活该！
　　
　　因为美国在1939年1月以前，还一直卖给日本人飞机零件和炸弹；
　　直到1940 年8月以前，一直都卖给日本人汽油、机器及军用物资；别忘了那时日本已经侵略中国9年了。
　　虽然美国后来帮助中国抗日，但那不过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之间其实很少有正义可言，只有利益。
　　而美国在建国后，将近200年的时间内，本土还真没受到过攻击。日本人真是个子虽小胆子却很大，竟敢攻击世界头号强国，确实很有亡命之徒的气质。
　　不过打仗靠胆子是不行滴，还需要实力。实力包括很多方面，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钱——打仗就是打得财力。
　　我们看一组数据：
　　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天耗费1.94亿美元；
　　到越南战争就达到每天2.78亿美元；
　　而到了海湾战争，则每天的花费飙升至11.2亿美元。
　　所以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最烧钱的就数战争了。世界一流富翁玩个游艇、古玩、豪车之类的也许不费劲，但是战争他们肯定玩不起。
　　当年美国著名将军巴顿，在组建坦克部队时，因为部队资金短缺，没钱向军火工厂买坦克需要的零件，而使很多坦克报废。是巴顿自己掏腰包购置坦克零件，硬是把坦克部队装备起来。至于花多少钱，巴顿一直透露，也没找美国政府报销。但我们知道，巴顿家够有钱的。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战争有多烧钱：
　　拿破仑时期，消灭一个士兵要耗费3000美元，到二战时要20万美元，朝鲜战争时要花57万，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消灭一名敌军要花600万美元。
　　600万美元啊！即使在高房价的北京、上海，也能买一幢不错的房子了。
　　为什么越来越贵？因为用的武器原来越高科技了，消耗的能源也越来越多。不过钱不白花，一个高科技、高消耗的部队，打起仗来就是爽，有多爽？我们看看朝鲜战争中，美军打起仗来有多痛快，就知道了。
　　在朝鲜战争中，一次美军被志愿军包围，一般来说，战斗被包围是最危险的，因为一旦被围困，就往往出现下列状况：
　　弹药缺乏——打仗没弹药，差不多就是等于送死了。吴三桂能带几十名骑兵，把老爹从几万名后金士兵的密集包围中救出来，这种奇迹，只能在冷兵器时代能出现。放在现在，那么多人拿着枪即使不瞄准，只要来个“乱枪打鸟”，就能把吴三桂他们打成筛子。
　　所以，现代打仗归根结底，就是双方PK火力。一被包围，弹药供应就会被掐断。打到最后，被包围的部队恐怕只能用石头了。
　　食物缺乏——大兵未动，粮草先行。没饭吃、没水喝，不用别人打你，你自己就崩溃了。蒙古骑兵作战过程中，如果食物极度缺乏，他们会十个人中选出来一个，杀掉作为“军粮”。至于选谁，往往是抽签决定。
　　伤兵得不到救治——战斗中，如果被包围，受伤的士兵就得不到有效救治了，原本可以不死的士兵，就可能很快死掉，这使士兵打起仗来也很有思想压力。
　　而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却没有以上的种种惨状——因为他们有制空权。弹药，食物，伤兵都用飞机来运送。
　　弹药可以放开用，从天明打到天黑，又从天黑打到天明。不论有没有开炮的必要，他们至少三十分钟就开火射击一会，这样是防止武器在严寒中被冻住。
　　并且美军的军官会督促士兵，每二十分钟必须换一双干爽的袜子，防止脚被冻伤。这样的仗打起来，要少死、少残废多少人。
　　这就是美国人的作战，一流的装备、一流的财力，还有一流的火力。
　　美军的打仗还有一个人性化的地方：一个地方要不要死守，必须有一定层级的军官签字才能决定，否则保命是第一位的，该撤就撤。
　　而中国志愿军的作战特点，在美国人的眼中，又是如何呢？
　　美国人发现志愿军的指挥系统缺乏弹性，虽然士兵作战顽强、不怕死，可一旦情况有变，中下级指挥官无权擅自决策，并且很难请示上级调整战术。
　　相比之下，美军更强调前线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自由发挥。
　　美国人还发现，中国人最多可以高强度地连续作战两天，但有限的弹药、食物、医药乃至体力，加上美国空军的强大火力，中国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很有限。任何一场战斗，只要打到第三天，即使非常占优势，中国部队都会被迫撤退。
　　没钱打仗，苦啊，要拿比对方多几倍的命换战果，有时还不一定换到。我们但从作为一个人的立场考虑一下：在朝鲜战场上，作为一个志愿军的死亡概率、和作为一个美军的死亡概率有多大。
　　而抗战期间，杀日本人最多的中国将领孙立人，其强大的战斗力，也离不开美军的硬件和软件的支持。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里，还有一个曾经和巴顿是同班同学的中国人——温应星
　　  温应星回国后，和孙立人一样，有一段时间都在宋子文手下做过团长。宋家姐弟，从小受到是地道的美国教育。所以有人说，宋家的第一母语不是汉语，而是英文。
　　美式教育出来的宋子文，行事风格有时也很“另类”——宋子文一家定居美国纽约后，有次宋子文10岁的外孙，放学回家时，发现几个男孩悄悄的跟踪他，好像要抢劫，便急忙跑进附近的电话亭，给当时已经69岁的宋子文打电话，几分钟之内，宋子文和秘书就开车疾驰而来，身上还带着枪。
　　这很有美国牛仔风格。
　　去美国后的宋子文，仅仅回过台湾一次，并最后老死在美国，不过他死的方式有点特别——吃东西噎死的。
　　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人们总觉得自己门派的武功好——“美国派”的宋子文，当然喜欢孙立人、温应星，这些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军事人才。
　　一个工匠一天生产一根针就非常不容易了。但如果把这根针的制作过程，分成十个工序，每个工人只做一个工序，那么效率就会极大提高。
　　因此，一个高效的社会，就是按人的才能和特长分配工作。但中国往往不是这样。
　　作为军事人才的温应星，在成为宋子文手下团长前，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公安局局长。那时上海黑社会势力很大，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黑帮老大，在上海呼风唤雨。在1928年，黄金荣就曾向拜他为师的杜月笙，得意洋洋的炫耀：蒋介石也曾拜在他门下。
　　要是这样算起来，杜月笙和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同门师兄弟。
　　可见当时黑社会的势力是多么强悍。
　　一个官员，如果没有自己的团队，往往被架空。作为海归的温应星，被“空降”到黑恶势力无孔不入的上海做公安局长，这很像标准的香港警匪片模式。
　　不过这工作可太不适合美式教育出来的温应星。
　　直到现在，很多留美学生，不愿意回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各个公司、单位的人事关系太复杂，我在美国待习惯了，喜欢简单点的生活，不想活的太累。
　　美式教育的宋子文，经常和蒋介石发生冲突，被蒋批评为“飞扬跋扈”。敢在蒋介石面前摔椅子、砸板凳，被蒋关过禁闭。
　　美式教育出来的孙立人也以脾气“率直“著称，他喜欢“犯上”，经常和长官“顶牛”，最后被蒋介石软禁数十年。
　　这就是典型的“美式处事风格“——直接、坦率、有意见喜欢当面挑明，不喜欢背后扯淡，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但这种处事风格，在中国会很受挫折。
　　曾国藩祭祀时，看到道光帝的屁股肥大，禁不住在文章里慨叹，皇帝丰满的、充满活力的“龙臀”是国运昌盛的象征。
　　众所周知的越王勾践，被吴国俘虏后，为了换取吴王夫差对他的好感，并表示自己完全臣服之心，竟然主动吃夫差的粪便——因为勾践声称，自己可以通过粪便的味道来诊病。这下把正在生病的吴王夫差感动的不轻。
　　但悲催的是，勾践这次吃屎的代价是沉重的——患上了严重的口臭。估计是吴王夫差的粪便里的细菌感染造成的。最后是手下的大臣范蠡，找了一种叫“蕺”的草，才总算把这恼人的口臭治好。
　　以上这两个例子，才是标准的中国权谋的精华版本——不怕肉麻的拍马屁、忍耐、装孙子、以换取自己实力的增强。
　　就是所谓的行高于人，人必非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霜打露头青，出头的椽子先烂。
　　温应星用他率直的美式风格PK局面险恶的上海黑社会，很有点堂吉诃德，拿着枪骑着马、顽强地和风车搏斗的悲凉感。
　　
　　  就像《无间道》一样，那时上海警察局里的很多警察，本身就是黑帮成员，这些潜伏在官方机构里的“黑帮警察”中，包括侦缉总队队长卢英——他是黄金荣的得意门生之一。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身边潜伏着的敌人最可怕。
　　明的敌人是老虎，而暗的敌人就像是病毒；老虎虽然可怕，但是它在明处，容易防范。但病毒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从一个针尖大的小伤口，它就可能钻进去感染人体，使人送命。
　　即使是皇帝，也怕这种“渗透型 ”敌人。
　　唐朝时，唐敬宗李湛，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当蜡烛被一阵风吹灭时，被身边的宦官干掉的。
　　他的弟弟唐文宗李昂即位后，可能哥哥的遇害事件，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李昂对宦官非常憎恶。特意和当时的宰相秘密策划，准备诛杀这些可恶的太监。皇上杀太监，还要和当时的宰相绞尽脑汁想计策？可见当时的宦官势力有多强。
　　不过计策在实施过程中，提前露马脚。被宦官们识破，堂堂的皇帝李昂，也被宦官们绑架劫持。参与其中的六十多个官员，全部被宦官们捕杀。
　　这就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不过白居易当时不在首都长安，而是在洛阳，不然白居易也很可能在这次事件中被干掉了。
　　温应星上任不久就发现，在黑帮横行的上海，他这个名义上的上海警察局局长，其实能做的真的很少。
　　比如手下的侦缉总队队长卢英告诉他，只要上海市一换警察局长，市民就必须要换门牌号，因为每换一次门牌号就能收一次钱，而收到的钱分三份：新上任局长一份、卢英和手下一份、市长拿一份。
　　类似的规定很不合理，但什么都合理的话，那他们也就不是黑帮了。
　　这就是“潜规则”，即使是公安局长也难以抗拒的潜规则。
　　那时，如果有谁得罪黑社会老大的话，基本上死定了。因为“警匪一家亲”，当时和黑帮作对，政府是保护不了你的。一旦在上海被黑社会追杀的话，相对比较安全的避难场所是租界。
　　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期间，“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故事——其实也就四百多人，为了迷惑日军，宣称八百人——竟能阻挡日军四昼夜。这样的战果，除了这四百多名中国士兵的英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挨着租界。
　　 不但挨着租界，并且在四行仓库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煤气鼓。所以租界当局警告日军，两方作战枪战可以，可千万别用炮。因为一旦煤气被炮击爆炸，周围一英里的人就会被炸死。因此，日军和“八百壮士”作战时，一炮都没敢打。
　　对于“八百壮士”的生存，租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租界也成了上海市民暂时躲避日军魔爪的“安全岛”。
　　在《西游记》里有这样的情节：孙悟空让唐僧、沙僧坐在地上，然后画了个圆圈把他们圈在里面。这个圆圈就能阻挡妖魔鬼怪的伤害。
　　其实在现实中，还真有这样的界线——并没有险要的地形，只是一条线而已，站在线那边就可能被杀，而在线另一边却会安全无事。国境线就是这样的有神奇作用的线。
　　你要是有机会去看中朝边境旧的鸭绿江大桥，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座桥靠朝鲜的那段被炸断了，而中国这边的却完好。为什么呢？
　　因为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时，后勤物质都通过鸭绿江大桥运送，所以这些军用物资就堆放在鸭绿江大桥边上的安东。中国没有对美国宣战，所以美军不敢肆无忌惮的轰炸中国领土。但中国和朝鲜国境线是弯弯曲曲的，而飞机只能飞直线，因此，美军炸弹免不了有落到中国领土上，这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以至于使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很紧张——别忘了那时有中苏军事同盟条约，轰炸中国，就可能招致苏联的反击。为了不使战争扩大，杜鲁门强令当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无论如何都不许再让炮弹落到中国领土上。
　　搞的美国空军很郁闷，因为这在技术上是非常难把握——既要炸大桥，还得不让炮弹落到中国境内，因此很多数据要算的特别准，飞机飞到一定位置后，得赶紧往回飞。
　　这种空中轰炸憋屈的麦克阿瑟只想骂娘。
　　  这样的国境线简直就像孙悟空画的那个圆圈：只要在圈里待着，妖魔鬼怪就休想近身。
　　在中朝边境，淡定的排列着的一架架米格战斗机，战备物资堆积如山，而所有这些，美国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却不能轰炸。
　　政治有时是一件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日本鬼子的残暴是令人发指的，但日本一宣布投降，很多日本兵表现，却令人诧异到震惊。按咱们一般的思维，这么强硬、凶残的日本兵，即使投降，一定也是处处与咱们抵抗，死不悔改。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历史学家黄仁宇——当年也是接收日本人投降的国民党军官——曾带领已经投降的日军俘虏修公路。
　　据他回忆，投降后的日军俘虏非常听话，对管理者的命令绝对服从。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几个日军俘虏冻得实在受不了，就生火取暖，那时老百姓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所以很容易着火，所以这几个日军俘虏生的火，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旁边的民房给烧了。
　　这几个日军俘虏，不但马上去跟被烧的房主诚恳道歉，还坚决要赔钱，于是整个团的被俘日军，为了凑够赔房子的钱竟一起挨饿。
　　这是那些奸淫烧杀的日军吗？为什么一政治上宣布投降，一个个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我们前面说过，一个权斗高手，必然是一个洞悉人性的大师。这样才能在险恶各种势力中，游刃有余的应付自如。
　　有人曾经问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你整天骂人，并且骂的都是些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没被人干掉。
　　李敖回答：因为我不档别人财路。
　　一个斗争高手，知道什么“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50万——25万年之间一直在打猎，而懂得驯养动物和种植农作物的历史只有五千年。所以人本质上就有嗜杀、富有攻击性的一面。
　　美国的CIA在审讯恐怖分子时，有一个原则：就是把恐怖分子还原到他成长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唤起他人性部分。
　　这样说好像有点复杂。
　　简单的解释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恐怖分子，被美国相关机构抓捕，在抱着为信仰必死的决心接受审讯时，忽然主审官会对你说：“豆豆，能和我们谈一下……”你会非常吃惊，因为只有你妈、你爸、你最亲近的人才喊你“豆豆”。你会吃惊的想，这小子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不过这么一叫，那种温暖感不自觉的会从内心深处涌起。
　　这就是审问的技术含量：早已把你的各种背景摸得一清二楚，经过综合分析，运用各种高超的技巧，击溃你的心理防线。
　　当然，即使一般的审问，要想高质量的完成，都需要掌握很多技巧。
　　比如审问一个罪犯时，你问他：“昨天晚上在干什么？”
　　他回答：“看电影”。
　　接下来，你应该立即展开一系列发问：“和谁？几点的电影？哪个电影院？看的什么电影？……”
　　这样的发问方式，不但能检验是否他在撒谎，也能问出更多有效的信息。
　　人与人的斗争，绝少那种个体对个体的捉对厮杀，而是智慧、权谋、知识结构、经验的较量。人的真正可怕之处，不是拳头有多硬，而是头脑有多深邃。
　　但是作为美国军校系统出来的温应星，在上海复杂险恶的权力斗争中，学到的军事知识毫无用武之地。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军人，但绝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权斗高手。
一个警察局，除了局长外，完全被黑帮渗透，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在当时的形式下，即使以温应星的职务，要想和黑帮斗争，简直说毫无胜算。
　　我们找个参照物，看看当时上海黑帮的势力和手段。
　　我们前面说过，上海的租界势力比较强大，连奸淫烧杀的日本兵都不能随便进入，所以日军一侵占上海后，在上海的中国人纷纷进入租界避难，使租界内的房租暴涨。
　　房租贵不怕，上海有钱人多得是，命比钱贵，这点一般人还是能想的明白的。不但上海人，连杭州、苏州一带的有钱人，也大量涌入租界。
　　当时和日本人一起祸害上海市民的，还有很多汉奸，这些可恶的汉奸为虎作伥，有时甚至比日本人还残忍——杀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人们对这些汉奸恨之入骨，但是有日本人给他们撑腰，只能恨得牙根痒痒，而没机会干掉他们。
　　可是有些汉奸不长眼，竟然大摇大摆的进入租界闲逛，结果被租界内的上海人认出来，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活活打死在街上，真解气。
　　自此以后汉奸们明白了，租界那地方，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
　　可以想象，在租界里占有权力资源的人是多么吃香。上海黑帮三巨头之一的黄金荣的把兄弟程子卿，就是法租界的督察长。
　　当时某任法租界的最高行政首长——当然是法国人——看不惯黑帮，也许他想，你们中国政府我都不放在眼里，甚至日本兵都不敢在我租界里闹事，你们一帮中国的地痞流氓，有什么牛逼的。所以他一上任，就对租界内的黑帮展开了一系列打压行动，这就等于是明着和黑帮叫板了。
　　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想给这个不识相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真正难斗的黑社会，不只会动不动就砍人，他们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知道什么时候用斧头，什么时候用金钱，什么时候做大爷，什么时候当孙子。
　　他们这次没有玩炸弹或者是暗杀，因为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样做会两败俱伤，黑帮也占不到便宜。
　　所以老谋深算的杜月笙，筹划出一条很妙的策略，与法国人进行PK.
　　在租界的自来水和煤气公司里，也有杜月笙的门徒。据这些门徒反应，租界里的自来水煤气公司的工资低、劳动强度大，里面的工人很不满。
　　所以，在各种斗争中，要想取胜，情报和信息太重要了。杜月笙的策略就是基于这些信息而产生的——发动这些不满的工人罢工，这些工人的日常开销都由杜月笙负责提供，直到租界当局屈服后，才同意复工。
　　这下子租界里的法国老大慌了，没水没气，对一个城市就意味着两个字——瘫痪。
　　所以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脆弱。比如古代的城市，即使被围一段时间，大家照样有水喝，因为城中的水井到处都是。而一个现代化城市，不用动别的，你只要把它的电断掉后，它就会完全瘫痪掉了。
　　租界里的法国老大第一次领略了上海黑社会的强大。
　　你有千军万马，我有天机握手中，任由瀑布从天降，收入潭底细无声。
　　上海黑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上海的方方面面，就像长满在正常机体上的毒瘤，要想清除，谈何容易。
　　温应星所能做的，只有辞职了，因为面对上海的种种乱象，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实在是无力回天。
　　若干年后，和孙立人一样，同样在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温应星的儿子温哈熊从南京开车到上海，在路上买了三碗面竟然花了金圆券540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180美金，一碗面折合60美元！可见当时的物价膨胀竟然到何种地步！
　　我读到这个数字时，很吃惊。照这个价格，吃十碗面，大概就是一个iphone4的价格。当年温应星无力整治上海的乱象，终于走到了尽头，到了彻底崩盘的时刻。
　　其实在袁世凯时代的中国，一般的老百姓真的搞不懂，总统和皇帝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袁世凯手下的幕僚杨度，驱车经过闹市口时，看到两个乞丐正在吵架，其中一个大声嚷嚷：现在都是共和闹得，要是有皇帝在的话，肯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横行霸道。
　　　　杨度一听，大喜过望。这好像让他看到，袁世凯的称帝计划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于是，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造势运动：用短短的三天的时间，就召集了上万名乞丐，集体请愿，肯请袁世凯称帝。
　　　　请愿团不光有乞丐，还有商团，人力车夫，甚至妓女。看来真的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
　　　　但是另一方面，袁世凯对于称帝还是半推半就。
　　　　1915年11月22日的美国的《独立周刊》对袁世凯做了专访，这篇文章的题目，以现在的视点看上去，很有讽刺意味，袁世凯在这篇专访里一再申明，他赞成共和，反对帝制。什么要称帝一类的传言，完全是他的敌人为了攻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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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许国璋果然是复合型人才，除了编英语教材外还有闲心思客串下军阀
　　
　　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物价膨胀到底会“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前面说温哈熊买三碗面，竟要花180美元，那可是1940年代的180美元！经济糟糕搞成这样，国民党政权不完蛋才是怪事。
　　但要比物价膨胀的程度，这还不是最夸张的。一战后，德国的物价膨胀程度，绝对挑战你的想象力：
　　那时，你要是在德国的话，假如想买煤做顿饭，劝你还是省省吧，因为假如你把这些买煤用的钞票塞到锅灶里烧，就差不多把这顿饭做好了。所以，那还干么出去买煤，直接烧钞票得了。
　　那时的德国人，有的装修房子时，不买壁纸，而是直接贴钞票，因为买壁纸的钱，足以把室内的墙贴满。
　　经济上一完蛋，政权也就撑不住了。无论对个体的人也一样，没钱就没法生存，那么作为杜月笙这样的黑社会老大，到底有多富呢？我们看一组数字就知道：
　　
　　每天赌博所用的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国民党上将，5年的工资——在抗战期间，逃到重庆的杜月笙，依然改不了嗜赌习性，他的住处成了黑帮老大们得赌场。每次聚赌，每个黑社会老大平均带法币50000元，而当时一个国民党上将的月薪不过法币850元。
　　国民党上将，那可绝对算是级别极高的军官了，五年的工资，仅是这些上海黑社会老大们一夜玩牌的钱！
　　一年的生活费，够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市民生活生活两万年——以20年代杜月笙为例，他有秘书账房5人，汽车9辆，司机、助手18个，贴身保镖10多个，还有听差、书法先生、使唤丫头等，再加上家属的生活开支，每年需要200万大洋。而普通上海市民，每年生活费能有100大洋就不错了。
　　看到杜月笙之流的竟然这么有钱，我们会好奇杜月笙开什么车，是大奔吗，还是宝马？车牌号是“88888”或者“6666”之类的吗？
　　可能有点出乎咱们现代人的意料之外：
　　三十年代，杜月笙的座驾是一辆雪弗兰，并且车牌号不是“8888”或“6666”之类的，而是“7777”，以他的资源，想要8系列的车牌号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在那个时代，也许并不觉得车牌号是“8”系列的就是吉利数字，因为在汉字里“8”写作“捌”——有“挥手作别”的意思——是有点不太吉利。
　　后来杜月笙的车，换成了一辆凯迪拉克，车牌号换成了“11711”。不知道这个车牌号有什么深意。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车牌号肯定不是乱选的，因为知识结构的关系，这些黑社会的帮派分子——无论是杜月笙、还是黄金荣，以及下面的徒子徒孙——都是非常迷信的。
　　例如，杜月笙家里不但建有专门的狐仙祠，他还只信中医，觉得西医开刀打针的会伤元气，一次得了急性盲肠炎，痛的差点拿手枪自杀，却仍然不让法国医生给他动手术，不过总算他命大，竟然靠中药熬了过来。
　　根据上面的这些数据，那时黑社会老大很多应该是亿万富豪级的。尤其是杜月笙，西方媒体称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秘密团体”，保守估计，当时在上海，杜月笙的手下有十多万人。
　　不过，要想在黑社会里当老大，在成千上万中的流氓中脱颖而出，那也不容易，不能完全靠运气，必须有很多“素质”作为支撑。尤其是像杜月笙这类完全从最底层的草根，可以说是很有“街头智慧”的、人群中生存的高手。
　　这种人又那些素质呢？
　　首先一点就是机智。
　　人们是机智呢？很难几句话说清楚，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故事总结一下：
　　一天美国的艾斯豪威尔将军，傍晚时分在在西点军校里散步，忽然被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撞倒在地，艾斯豪威尔将军非常恼怒，这个和他相撞的年轻军官，当然认出了被他撞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
　　艾森豪威尔将军当然是大怒，厉声喝道：“混蛋，敢撞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没想到这个年轻军官很镇定的回答：“当然知道，不过您知道我是谁吗？”
　　“你这个无名小辈，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青年军官的反问使艾森豪威尔更有点抓狂。
　　但这个年轻军官反应却很出人意料之外——他说了一句：“您不知道我是谁？那就好”，说完一溜烟跑的无影无踪。
　　
　　这个年轻军官的反应就算是机智。
　　  我们可以统计一下，那些在乱世中，从最草根混成帝王将相的人——刘邦、刘备、朱元璋等，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某些共同点：都有“机智过人”的特质。在很多次和“死神亲密接触”的生死存亡时刻，他们总能发挥这种潜能，化险为夷。
　　
　　中国所有杰出历史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神机妙算式类的
　　代表人物：诸葛亮、刘伯温
　　1938年12月5日，据上海《申报》报道，在浙东修桥时，挖出一个“神秘”的石碑，为什么说它神秘呢？因为这是一块落款为“刘基”的神奇的“预言碑”。
　　这个石碑的碑文是：“起七七，终七七。冀、宁、粤、汉，暗无天日。引胡深入，一举歼灭。吴越英杰，努力努力”。
　　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几句碑文，出奇准确地描述了中国当时的形式。我们逐句分析一下。
　　“起七七”——1937年的中国，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冀、粤、宁、汉，暗无天日”——1937年的12月，日本攻占了南京，然后攻占了徐州、武汉，广东，烧杀抢掠，暗无天日。
　　 “引胡深入，一举歼灭”——什么意思？敌人虽然猖狂，但是并不可怕，把他们引进来，可以一举歼灭。
　　 “吴越英杰，努力努力”——吴越就是指江苏、浙江、江南地区，淞沪会战恰好发生在这一带。我们知道，淞沪会战是中日战争规模最大，战争最激烈的战役。几百年前的刘伯温好像预感到这种惨烈，然后给这些后世子孙加油、打气似的。
　　这真的是500年前刘伯温写的吗？咋会这么准呢？准的让我们震惊。
　　关于这块石碑的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过除了这个神奇的石碑，刘伯温还有一首流传更广的《烧饼歌》，据说也是准确的预测了几百年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
　　是巧合，还是有别人以刘伯温的名义造假？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中国文化中，刘伯温和诸葛亮这类神机妙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伦、半人半仙的形象层出不穷。
　　人类真有这种类似“开了天眼的人物”吗？
　　也说不定。
　　诸葛亮、刘伯温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太久远了，关于他们的真实的预测能力和智慧，也许经过成千上百年的神话和美化，我们已无法准确求证了。
　　不过近代倒是有一个奇人，好像有这种很奇妙的预测能力，和对很多事物可怕的敏感度。他有多“奇”呢？
　　他在1914年12月20日的《纽约太阳报》上，准确预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
　　不但如此，他还准确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间。
　　这些预测都是发表在公开的报纸媒体上，有据可查，绝对造不了假。
　　这还不够神奇，这个奇人还为当过爱迪生的员工，但是他的很多发明是爱迪生无法比拟的，虽然他没爱迪生的名气大。
　　爱迪生的很多发明，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个奇人完全是自己单打独斗。
　　这么牛逼的人物叫特拉斯。
　　他能听到相隔三个房间的钟表的滴答声；落在桌上的苍蝇发出的声音，对他来说简直像声闷雷；1899年，43岁的特拉斯，还能清楚听到880公里外的雷声。
　　以这种特异功能般的、敏锐无比的感受力，也许就是传说中人类的“天眼 ”吧！
 军事天才类的
　　一个军事天才，有时能使一个垂死的王朝，“多活”好多年。反之，一个成功夺权的团队里，必然有擅长军事的高手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就是说，一个造反的团队里如果没有出色的军事人才，结局往往只有一个：找死
　　真正的军事天才绝对是稀缺资源，而历史上每一个军事天才，都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克星”戚继光，就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传说，不过这也仅仅是个传说，因为里面的各种历史细节，应该算是漏洞百出：
　　
　　话说戚继光不但会用兵，自己也很能打——他擅使一柄长杆大刀，常常亲自上阵，砍杀倭寇，并给自己定下了个目标——亲手干掉1000个倭寇。
　　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的话，他将是史上手刃日本人最多的中国人。
　　可很不凑巧的是，当戚继光在斩杀了999个倭寇后，他忽然生病了，并因医治无效，半个月后带着深深的遗憾去世。
　　戚继光逝世后，他的灵柩被送回山东登州老家安葬
　　但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戚继光干掉的第一千个日本人，竟然是在他死后的第349年时。
　　死后还能杀人？
　　事情是这样的。
　　在戚继光死去349年后，即公元1937年，倭寇再次侵入了我国，这时，中国老百姓给了这些日本侵略者一个更通俗的名字——日本鬼子。
　　这一年，日本鬼子的一支侵入到了山东登州地区，为首司令官叫小田一郎，奇怪的是，这个小田一郎到登州的第一天，哪都不去，却直奔戚继光墓，并要掘开戚继光的墓。
　　 这个小田为什么对戚继光墓这么感兴趣？
　　原来，小田的祖先正是明朝时，被戚继光亲自干掉的侵华倭寇的一个头目。小田从自家的族谱中知道这一历史之后，就发誓要为祖宗报仇。
　　 另外，小田掘坟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他听说戚继光生前写了一本兵书叫《戚武备兵法》，这本书记载了戚继光一生作战经验的精华，据说，得到这本兵书秘笈，就能在战场上百战百胜。
　　作为一名军人，这种兵书对小田来说，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日本工兵一阵忙碌后，戚继光墓被很快掘开。
　　接着，小田迫不及待的命人清理随葬品，发现里边金银财宝并不多，不过当时的武器，如刀枪剑戟倒是陪葬了不少，甚至还有十几杆火枪。
　　忽然，一个鬼子兵喊道：“将军，发现了几本兵书！”小田心头一阵狂喜。
　　 回到寓所，小田便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
　　在翻这些古书的时候，他发现上面好像附着一层绿绿的东西，好像是长了一层毛似的，小田就随手拍了拍，那层“毛”经过他一拍打，飞得满屋子都是，小田呛得咳嗽了几声，但这个细节，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小田读的如痴如醉，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夜时分，小田觉得有些困倦，就合上兵书，上床睡了。
　　 第二天，小田的勤务兵发现小田迟迟没有来吃饭，就去叫他，房门拍了很久也没有人应声，他们就知道事情不妙，就打破房门冲了进去，却看见小田死在了床上。
　　 堂堂一个日军司令官不明不白的死在屋里，这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为此，日军派出了相关专家调查小田的死因，经过十几天的调查、分析、化验、解剖，他们终于找到了小田的死因：
　　不是病死，因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也不是被谋杀，因为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痕迹、尸体上也没有任何外伤。
　　他的真正死因，就是在那些从墓里弄出来的古书上——因为调查人员发现，古书上那一层绿绿的毛，其实是古代一种防腐的药物，古人常把它用作尸体还有棺木的防腐，但是这种药物是一种慢性毒药，能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死去。
　　 消息传开，登州的老百姓很多都在家中摆下供桌，默默告慰戚继光的在天之灵：“戚公，您说要杀死一千个倭寇的愿望，现在实现了！”
　　
　　故事很精彩，但是其中很多细节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例如，故事里提到那种几百年后仍然能致人死亡的“绿毛”，是什么防腐毒物，就很不靠谱。
　　
　　那现实中有类似的“杀人模式”吗？还真有。
　　
　　在我国的陕西地区，抗战期间，一批军马患了炭疽病后死掉了。然后这些马被封闭到一个废弃的窑洞里，算是统一掩埋。当时，也许没有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以常人的角度看，这种事也许稀松平常的不值一提——几匹病死的马，埋就埋了，能会怎么样。
　　但世界上最危险的事，往往藏在常人认为的“理所当然”中。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件很“平常”事，很快被大家遗忘掉。
　　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埋病死军马的窑洞被村民们挖开了，此时，这些军马已经变成了枯骨。不就是一堆马骨头吗，又不是人的，所以当时在场的人也没感到特别惊奇。
　　但村民们不知道的是，那扬起的灰尘里，有致命的炭疽孢子，随后炭疽病在村子里流行开来，十多个村民相继死去。
　　几十年前病死的马已经变成白骨了，但炭疽仍旧能传染，可见这种细菌的生命力有多强悍。
 麻雀变凤凰”类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朱元璋找了一个命理大师给他算卦，这个大师掐指一算，发现在方圆八十里内，竟有一个人和朱元璋的生辰八字完全一样，这使朱元璋很抓狂——生辰八字一样，就代表那个人也一样有帝王之命，这还了得，马上派人，不惜一切代价的把此人找了出来。
　　不过这个人的职业，很让朱元璋感到意外——是个养蜂的。
　　朱元璋有万千子民，而这个和他生辰八字完全一样的这个养蜂人，也统领着“万千子民”——不过这“万千子民”是蜜蜂罢了。
　　当然，这都是为成功者编造的神话。
　　但像刘邦、朱元璋这种，这类人长得大都土拉吧唧，文化水平不高，带兵打仗也肯定不如手下的名将，那他们凭什么夺权当老大？
　　探讨这个原因之前，先说这么一件事：
　　抗日期间，侵华日军总司令长官冈村宁次，陪日本皇族视察部队时，竟然发现一件很令他震惊的事——101师团里，有东京的黑社会老大在里面当兵，这当然还不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特殊时期，适龄兵源奇缺，德国不是最后也不得不把征兵年龄，扩大为12-60岁。黑社会老大年轻力壮，当然要被征调到参战部队。
　　真正让冈村宁次震惊的是，在部队里，这个黑社会老大虽然只不过是“普通一兵”，但他所在中队的军官，对他却毕恭毕敬，在他面前简直像仆人一样，甚至连洗脚水给他打。
　　按咱们一般人的思维：你虽然是黑社会老大，但在这，你不过是普通士兵，老子是你的上级，凭什么还像伺候大爷一样给你打洗脚水，你要是还敢摆黑社会老大的谱，老子随便找个机会就能整死你，因为战场上，作为军官要想整死一个普通士兵，恐怕比弄死只蚂蚁都容易。
　　所以，冈村宁次看到这种“军官在黑社会老大面前像孙子”的情况，也感到很震惊。以至于特意把这事写在回忆录中。
　　一个黑社会老大，在战争时期的部队中，都有如此高的能量，可以想象，要是在和平时期，他更牛逼冲天了。
　　因此，这历史上总有这么一群人物，他们极善于这种“黑社会老大”式的控制能力，即使前面我们说的那两类精英——神机妙算型、军事天才型——都被他们轻易控制，玩弄于股掌之上。
　　其实，朱元璋和刘邦就是这类人物的杰出代表。
　　在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万事万物里都藏着很微妙、很复杂的规律。例如拿埋地雷这活来说，就很有讲究——要是在春天里提前一两天就埋的话，很容易留下痕迹，因为你埋地雷那个地方的草会枯萎，这样就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这些规律，也许没有教科书能交给你，只有在实际中操作，才能发现、总结出来。
　　人类社会中，也有很多非常隐秘、但作用极其重大的规律。
　　而这些黑社会老大式的人物，好像有一种天赋，使他们能迅速的把握这种规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街头智慧”。
　　一个人的“语录”，往往是一个人经验智慧的浓缩和结晶，也是了解一个人思想最快捷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杜月笙语录：
　　
　　——杜月笙曾经对他的一个文化界朋友说：你原来就是一条鲤鱼，修行了500年就可以跳龙门变成龙了；而我呢，原来只是条泥鳅，要先修炼1000年才能变成鲤鱼 ；然后再修炼500年才跳了龙门，倘若我们俩一起失败，那你还是一条鲤鱼，而我可就变成泥鳅啦。 你说我做事情怎么能不谨慎呢？人在江湖，小心行走，才能防的住明枪暗箭，才能避的开见到老虎就上香，见到兔子就开枪的小人。
　　
　　 ——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我就是靠两只手，一身胆闯出来的。
　　
　　——英雄不怕出身低，关键要有一个好脑子。不好好混出来我不回浦东去！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刚出道时，去长安拜见另一个诗人顾况，当时的顾况已经是功成名就。
　　 顾况一看白居易的名字，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白居易说，长安的消费很高，想来这地方混，可不容易啊。
　　 不知道顾况说这句话的时候，了不了解白居易是“乱伦”的产物——白居易的父亲娶的是自己亲姐姐的女儿，换句话说，白居易的爸爸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并且和亲外甥女生下了白居易。
　　 这样论起来，白居易的外祖母也是他的亲姑妈，白居易的妈妈还算是自己的亲表姐。因此白居易给自己的姥姥写墓志铭时，很头疼，究竟是叫外祖母呢，还是叫姑姑呢？
　　 天啊，可真够乱的。
　　 要是放在现代，白居易绝对会被嘲笑、歧视的抬不起头来。他不光是近亲结婚的产物，爹妈还差辈，并且是血缘如此“近”的近亲。
　　 不过在那时，这好像没给白居易造成什么困扰，唐朝真是开放。据说那时，唐朝的长安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色目人，是当时国际化最高的城市。
　　 要是在宋、明时代，以白居易这种父母“乱伦”的背景，能不能当上官，都是个疑问。但生在唐代的白居易，仕途丝毫没有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
　　 由白居易的这件事，我们可以引申一下：每个人一辈子的命运和境遇，都和时代大背景有很微妙的联系。
　　 以个人命运与社会背景的视角，我们审视一下上海的这些黑帮大佬们。
　　 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他们的出身都很相似——没背景，没钱，没文化。名副其实的“出身低微”。
　　 这样处在最底层的人，要想在当时的上海生存下来，加入黑帮是他们其中很多人的选择。而混黑社会，可不是什么好职业，这是世界上最血腥、最不人道的、最原始残酷的行业之一。
　　 我们看看这三个黑老大的人生际遇。
　　 张啸林是被身边人枪杀的，并且子弹是从嘴里打进去、从枕骨穿出来，这种中枪方式，头恐怕被打的很烂，算是三个人中死的最惨的。
　　 黄金荣活曾因为争女人，而得罪了军阀，被抓起来后差点枪毙，幸亏杜月笙奋力出手相救，才死里逃生。
　　 势力最大的杜月笙，后来备受蒋介石冷落，因为哪个政府也不愿意和黑社会不清不楚的。就像杜月笙说的，黑社会就是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了就赶紧藏起来，见不得人。
　　 孙中山早期到上海时，黄金荣那时已经混得不错了，当时有人还引荐他们两人见了面，孙还拜托黄照顾他在上海的革命同志。
　　 蒋介石刚出道时，在上海投资失败，黄金荣还接济过他。连投奔孙中山时的路费，都是黄金荣资助的。因此蒋介石还向黄金荣递了贴子，拜其为师。
　　可是若干年后，蒋介石成了总司令时，赶紧让人把门生贴子从黄金荣那里要过来，马上和黑社会划清界限。
　　 黑社会，真的没前途。
　　 所以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抓的非常严，坚决不让他们走这条路。
　　我们思考一下，作为没权、没势、没背景的一枚屁民，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快速、“合法”、安全的“咸鱼翻身”呢？
　　 答案只有两个字：考试
　　 尤其是在隋唐之后的中国社会，“考试”这门技能，对于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影响，绝对无以伦比。
　　 因为考取功名的人，有无限的风光和荣誉，所以连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楷，在重和元年，都偷偷跑去参加科考。这个赵楷还真有两下子，据说是在匿名的状态下，竟然考得了第一名。不过宋徽宗知道后怕影响不好，就直接把第二名（榜眼）提为状元。儿子的成绩只能作废，但是他的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地。
　　 考取功名可不仅仅风光，金钱、美女、荣誉、地位等，通过考试都可以一网打尽。  尤其是到了宋朝，科举成功后，“风光度”达到历朝历代的顶峰。
　　 现在很多女人都幻想着嫁入豪门，但是在宋朝，很多豪门却哭着喊着要把自家的女儿嫁给科举成功的“穷二代”。
　　 例如——
　　 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考了前几名的成绩，当时的宰相王旦马上招他做了女婿；
　　 还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除了考的好外，其他方面很一般，宰相寇准却赶紧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可是不久以后，寇家的女儿的病死了，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嫁给高清，连续弦都用宰相的女儿！
　　 当时人们称这些人为“天子门生宰相婿”——皇帝的学生，宰相的女婿。
　　但不要以为你是宰相的女儿，嫁给这些进士们，人家就一定受宠若惊的、求之不得马上接受，有的人还不稀罕做这种“宰相婿”呢。
　　 宋高宗时，那个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想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不知道是因为蔡京的女儿长得不够漂亮，还是因为蔡京的名声不好，傅竟然婉拒了，这使蔡京非常下不了台——堂堂宰相，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人家，人家还不要。
　　 顺便说一句，在真实的历史中，蔡京的大儿子是被武松亲手干掉的。但武松也是因为此事而惨死在狱中。
　　 《临安县志》、《西湖大观》、《杭州府志》等史籍都记载了武松，刺杀蔡京儿子的经过：
　　 武松其实就是一个江湖卖艺的，当时杭州知府高权见武松武艺高强，人才出众，就破格提拔，让他当了都头。
　　 所以说武松肯定不是因为打虎，才当上都头的。有人考证过，宋朝时的山东地区，因为生态环境和现在很不一样，真的有过老虎。但是赤手空拳打死老虎，那就纯属瞎掰了——据科学研究，老虎的头盖骨极硬，甚至连一般的手枪子弹都打不穿，并且就结构来看，防震性能极好，现在一些汽车的防震系统，就是参照了虎的头部结构来设计的。
　　 后来高权因得罪权贵，被奸人诬谄而罢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牵连，丢掉了饭碗。
　　 接任杭州知府的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軻，这小子一上任，就胡作非为，鱼肉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弄得当地老百姓怨声载道。
　　武松更是对其恨之入骨，决定豁出性命刺杀蔡軻。
　　 一天，他身藏利刃，隐匿在蔡府门口附近等待时机。
　　 当蔡軻出现时，武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前去，向蔡軻猛刺数刀，使这小子当场毙命。武松也没能脱身而被捕获，后惨遭重刑死于狱中。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知道蔡家不是好惹的，势力也很大，傅察拒绝做蔡京的女婿，难道不怕严重影响仕途吗？做这种决定还真的需要勇气。
　　但也反应出当时一旦考中进士的话，是多么的有底气和风光。
　　 更令现代男人羡慕的是，在宋朝，一旦这些进士要娶王侯将相家的女儿做老婆时，不但不用花钱，人家还倒贴给你大笔的money。
　　 如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就是嫁妆“五百万”，顿时“化穷薄为富豪”。
　　 这么个嫁法，老丈人家的经济压力很大。
　　 就连宋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就是皇上的弟弟有几个女儿，因为有几个女儿要连续出嫁，根据当时的这种风俗送嫁妆，经济上也吃不消了。
　　 最后都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禄。可以想象，那时嫁出去一个闺女，真是要出老丈人多少血本啊。连皇上的弟弟在陪送嫁妆时都这么有经济压力，至于那些不是皇亲国戚的人，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日子更是不好过，很多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丈人”。 1910年，19岁的优秀青年胡适，考上去美国的公费留学生。公费留学就是爽，胡适不但不用掏一分钱，每月还能发八十美元的奖学金。这笔钱在当时可相当可观，以至于胡适不但够自己花，还雇了两个仆人—— 一个黑人一个古巴人。闲下来，胡适还能和教授的女儿谈谈恋爱，小日子过得那个滋润啊。
　　而也是1910年，22岁不良青年杜月笙，正式加入帮会，开始贩毒生涯。这条路不好走， 可能被人砍、可能蹲监狱、充满风险，朝不保夕。那时的帮会，犯错的话会接受“三刀六眼”之类的惩罚，所谓的“三刀六眼”，就是指用刀子在小腿上扎三刀，每刀都要扎透，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三刀”出“六个眼儿”。
　　当然，要是掌刑的兄弟和你关系不错的话，他在扎下去第一刀之后，趁着有点麻木，会快速的扎下去二三刀，这样痛苦比较小些。
　　这么一比较，有文化、会考试的，和生活在最底层、没文化没学历的，生活品质相差实在不小。
　　另外，黑社会老大与军事将领有一点很相似——要组织、团结一群人去拼命。也就是说这两者都是吃“暴力饭”的。
　　怕死是人的正常反应，如何把人从怕死变成不怕死呢？这个很难。以色列学者马丁?范克勒维尔德，曾专门研究过这个课题。
　　能鼓动一个人不惜丢掉性命去实现目标，这可不是谁都具有的能力。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心理测验：
　　假如在战斗中，你的亲弟弟惨死在敌方一个人的刀下，然后这个杀你弟弟的人，最后落在你手中，你会怎么处置他。
　　我觉得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会选择——杀掉他。
　　亲弟弟啊，手足情深，从小在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有过多少温馨难忘的家庭生活场景。而杀他的人就在你面前，你肯定会亲手宰掉这个杀弟弟的凶手，以告慰弟弟的在天之灵。
　　以上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个假设，但宋代的一个军事将领，却很不幸的真实的遇到了这种状况。
　　但是他的处置方式，却令一般人难以理解——不但没亲手干掉这个杀弟弟的凶手，还对这个凶手礼遇有加，努力劝服他投降，并上报朝廷，给凶手生了官。
　　这宋代的将领的名字，恐怕大家都不陌生——岳飞。
　　岳飞的弟弟岳飜，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一个没注意，竟然被敌方悍将杨再兴，猛冲过来并斩于马下。而在杀死岳飜之前，杨再兴已经干掉了岳家军的另外一名高级将领韩顺夫。
　　可见这个杨再兴有多猛。
　　而正是杨再兴这么能打，才让岳飞摒弃“杀弟之仇”，生爱才之心，收服了杨再兴。这种胸怀和气度，一般的俗人是绝对没有的。
　　把人家弟弟杀了，而当哥哥的非但没有怪罪他，还给他“升官发财”，作为当事人的杨再兴，感到强烈内疚和感激的同时，肯定更会有为岳飞死心塌地卖命的冲动。
　　杨再兴后来果然成了岳家军里一个作战“利器”。
　　在郾城大战进行到高潮的时候，杨再兴单骑，直冲金军核心区域，希望生擒金兀术，虽然没有成功。但杨再的突破能力和勇猛，让金军很受震撼。最后杨再兴虽然负伤50多处，竟然奇迹般的杀了回来。
　　这种突破能力，使他在处在绝对劣势时，还能斩杀对方的将领，如上面我们提到的岳飜和韩顺夫，就是这样被杨再兴杀掉的。
　　后世能和杨再兴这种“单骑突破能力”相比的，恐怕只有吴三桂了——吴三桂曾带领20多名亲兵，冲入后金七八万人的部队中，快速斩杀对方指挥官，然后把自己的老爹从包围圈中救出来。
　　绍兴十年（1140年），杨再兴率三百骑兵出来巡查。不过杨再兴的勇猛里，欠缺岳飞那种作战智慧和计划缜密，他没有考虑到在大雪天里，会很容易迷失方向。尤其是在和敌军对峙时，这种迷失方向可能会让你误入敌方阵地，从而造成致命后果。这本来是个军事常识，现在普通士兵作战手册里都有。
　　很不幸的是，杨再兴就忽略了这一常识。
　　在回来的途中，因为雪下的太大，积雪很厚，到处白茫茫一片，使杨再兴迷失道路，和12万金军遭遇。
　　300比12万，并且这三百人是迷失方向的300人，连自己的主力部队在哪里、该往何处撤都不知道。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但杨再兴在一次展现了他强悍的突破能力，专门斩杀地方的将领。竟然刺死金万户长撒八孛堇、以及千户长以下金军将领50多人。
　　吓得金兵马上用箭射，顿时箭如飞蝗，杨再兴每中一枚敌箭，就随手折断箭杆，然后继续强悍的杀敌，最后马陷住淤泥中，力战而死。所部300人最后也都战死了。金人焚烧他的尸体，竟然烧出铁箭头二升多。
　　BBC的探索发现频道里，曾报道过这样一件真实过的事件：某人是美国的黑帮分子，并且此人是帮派内以凶悍、强壮著称的打手。他的一个同伴因为种种原因想干掉他，但知道如果面对面袭击这个强人，胜算不大。于是便决定从背后下手——从背后用手枪射击这个强人的头部。这样总万无一失了吧。
　　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如袭击者计划的那样，从背后开抢，子弹顺利发射，并且正好射进强人的头部，这都在袭击者的计划之内；但出乎袭击者意料之外的是，这个头部中枪的强人非但没有倒下，还意识清醒地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并迅速转过身来，把惊得目瞪口呆的袭击者的脖子拧断。在快速的解决完这些后，他还自己拨打了120叫救护车。这个强人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有些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后，仍能保持强悍的攻击能力，前面提到的杨再兴，大概也属于这类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