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宠物小精灵圆陆鲨:中国近代的牛人们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22:41:43
比如杏仁中的某些物质，经过特殊的加工，就可以转化成氰化物：
挑选50粒左右的杏仁，然后用三百度的高温，烘焙十分钟，这样经过加工后，就足可以毒死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危险！严禁模仿和用于不法手段）
但是对于白崇禧来说，显然他毒药方面的知识不怎么丰富，这也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同样是一流的围棋高手，但是他们的棋风可能迥然不同，有人致密，有人凶狠，有的人是空灵。而且围棋实际上也是一种极其剧烈的智力对抗，剧烈到什么程度？
在世界一流围棋高手的对决中，剧烈到每下一局棋，体重都有明显的下降，围棋棋圣吴清源，还有聂卫平对此都有描述。
不过权斗的激烈程度的表现，往往不是掉体重，而是掉脑袋。
权斗的高手们，也各人有各人的风格。通过白崇禧这次成功的大规模 “诱杀”，我们“欣赏”一下“白氏权谋操作风格”。
要设陷阱，成功干掉一帮实力强劲的对手，要有极其严密的计划。白崇禧着手做了以下几点。
培养自己忠实的班底。
要一下子干掉这八十多个土匪头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忠实可靠的班底。这可不是一个人干的活。
有经验的搏击专家都知道，如果你打在拳靶上的力量是60磅，那在格斗中，你打在对方身上的力量，有三十磅就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的，你打他时他会躲闪、活动，
所以你的力量就会被化解掉很多。
人在受到攻击时，都会本能地反抗，尤其是他知道自己面临死亡时，会拼死一搏，这对于攻击者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弄不好自己杀人不成，反被人杀。
况且这八十多个匪首，都是杀人不眨眼，狡猾异常，警惕性极高的土匪中的“精华。所以在制定详细的杀人计划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但计划不能成功实施，还会把自己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并且这些土匪在官方部队里都有眼线，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迅速的得到消息。
关键一点是，怎样能够制定严密的“诱杀”计划，而又能保证这个计划不被泄露呢？这都依赖于白崇禧，组建忠诚班底的能力。
这恰恰也是白崇禧擅长的。
我们上文里曾经说过，白崇禧作为一个封疆大吏级的高官，仍然能够在部下的老爸做寿时，等别人都走完，他最后亲自过去，像最近的亲友一样，规规矩矩的磕头拜寿。这种荣光，怎能不让部下感激涕零。
这种等级的人物，还对部下有用这种低姿态的人，在历史上不多。一般的顶多送点寿礼，写副寿联，也就差不多了。但这也正是白崇禧的过人之处。
还有一次，白崇禧去冯玉祥的部队办事，作为同样是身居高位的实力派人物，白崇禧看到这样的一个细节：
冯玉祥对于自己的部下，态度粗暴，即使是军长一级的人物，也像勤务兵一样呼来唤去。 冯玉祥的这种做派，使白崇禧很不以为然。他评论冯玉祥的做法：当处境危难时，或者有利益诱惑时，很容易造成部下的叛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白崇禧的这种判断的正确性。
例如，冯玉祥手下最得力干将韩复榘、石友三等，都经不住蒋介石的收买，关键时刻，先后叛变冯玉祥，使冯玉祥遭到致命的打击。
并且韩复榘、石友三，这两个人的行事风格，深受冯玉祥的影响：喜欢倒戈。今天倒向这个，明天又倒向那个。有点像吕布，看谁厉害就认谁当干爹，忠诚度几乎为零。
这种人的下场注定很惨：韩复榘被蒋介石干掉；石友三喜欢活埋别人，甚至把冯玉祥派来的参谋长也给活埋了，但最终他自己，也被高树勋活埋。
可见，冯玉祥对自己团队忠诚度的建设上，和白崇禧有很大的差距。
白崇禧在这点上，要比冯玉祥高明很多。
这种高明的“笼络人的能力”，才能迅速的打造出一个忠诚的团队，而一个忠诚的团队，才是展开所有工作的基础。
这些白崇禧都丝丝入扣的做好了准备。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用来捕捉猎杀陷阱了。
侦探小说、电影，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有经验的侦探，边检查尸体，边很福尔摩斯的说，死者身体上没有明显的反抗和搏斗痕迹，看来凶手很可能死者的熟人——熟悉后，对一个人的戒备心就会减弱。这是人的正常的心理反应。
为了提高“陷阱”的成功率，就要最大限度的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快和这些土匪熟悉起来。
于是，白崇禧没事就和这八十多个土匪混在一下，用白崇禧自己的话说叫“朝夕相处”。这些土匪可真够倒霉的，碰上这么一个“权谋高手”，他们原来的警惕性和感觉的灵敏度，正慢慢的被白崇禧消耗、磨钝。这也使他们离坟墓越来越近。
这就是白崇禧，做事滴水不漏，缜密老道的让人无话可说。别忘了他这时才只二十岁出头。
当代的一位中医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次，他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在聚会上他看到很多同学的孩子，说话、表情都像小大人一样，于是聚会上的成年人都说，现在的孩子早熟，说话做事，和实际年龄不相称。
但是这位中医大师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同学的女儿，表情羞涩，所有的动作举止，都是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后来中医大师细细追问了一下，才弄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这个同学生意做得很大，但是对孩子的身心发育特别关注，和别的一般的家长不一样，他女儿所有的食物，都是他自己开车，从比较偏远的农村亲自采购来的。一切都是农村自家生产，没有任何激素的那种。
因为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的环境，使人的身体过早的成熟，但是早熟的人必早衰。这对一个人长远的身心发展，未必有好处。
其实现代人早熟的只是身体，而未必真的是理智和智慧。
像白崇禧这样，二十多岁就能在这种如此复杂危险的局面中，处理的这么游刃有余，手法如此的老辣练达，心智的成熟度，远远不是现代同龄人所能相比的。
有些人很多情、很小资，一个狗养了三天如果走丢、或者死掉，他也许会很难过。这种人可能适合当艺术家，但是在乱世中，感情泛滥到这种程度人，最好远离权力的角斗场。
因为在这里，面带会笑向你走过来人，可能马上变脸，掏出刀子要捅死你。永远不要高估别人表面的善意。
白崇禧和这些土匪的“朝夕相处”后的熟悉，没有唤起他内心对这些土匪丝毫的怜悯。
这就是一个专业权谋高手特有的心理素质。
搞微雕的人，能在一根头发丝上，或者一个米粒上，雕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来。要完成这样的精细的工作，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要练呼吸：只有把呼吸调整好了，心静了，手才不会发抖。
狙击手也需要这样的素质：冷静，甚至冷酷，才能把身体各器官的敏感度，发挥到极致。因为对于对手丝毫的怜悯和犹豫，都会造成射击精度的下降。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但杀不死敌人，还会暴露自己。
白崇禧就像一个微雕大师和狙击手：以自己极度冷静清醒的情绪，把自己的所有的智慧能量能释放出来，把陷阱布置的极其精准和巧妙。
在自然界，火狐狸为了捕食，可以一连几天趴在隐蔽处，耐心的等待猎物的出现。而一旦出现，它就会猛扑上去，用它的所有体能和凶狠，置猎物于死地。
白崇禧就像这么一支火狐狸------极其冷静的等待机会，但机会一到，马上就凶悍无比的扑上去。
年轻的白崇禧，不但缜密异常，他凶悍与决断也与众不同。
鉴于一次性干掉这么多惯匪，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白崇禧不得不请示上司。其实这种事情，只能由当时最高军阀陆荣廷能够决定。
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小的连长，白崇禧只能通过他的顶头上司------营长马云-----向陆荣廷直接反应。
陆荣廷一听这个计划就急了，马上斥责马云道：如果这样做，以后的土匪都不来归降，那么广西以后的治安，谁敢来负责？
马云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后，便忍不住埋怨白崇禧，不应该让他去受气。
事情进展到这种地步，白崇禧的处境就显得极其被动：继续干下去，上司坚决反对，没有了上面的支持，一意孤行产生的后果，难于预料。
而放弃计划，这种事情迟早会被这些惯匪知道。这些惯匪如果知道，这个年轻的白连长，曾经准备把他们全部干掉，必定会用各种方法展开报复。这八十多个土匪，就成了白崇禧身边一颗颗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
进退两难。
但白崇禧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失眠，没有犹豫，没有彷徨，而是在内心深处立即决定：一切仍照原计划进行。用白崇禧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独断独行”。两个“独”字，渗透着非同一般的自信与果断。
白崇禧按既定计划，进入了剿杀的实际操作阶段。
真好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白崇禧很出人意料的给这些土匪放了三天假，让他们回家团聚，好好放松放松。
其实是想把这些招安土匪的警惕性，给放松下来。
就像我们放了一段时间假后，再一开始工作，就觉得老不在状态上，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假期综合症”。
等这些土匪一返回，白崇禧马上召集他们训话，说根据情报，他们这些土匪在放假期间，仍然有不法行为。
白崇禧告诉他们，那个指控被他们这些人抢劫的，就在隔壁的学校里。这些土匪一听，不由得互相看看彼此，在心里暗暗猜测：是哪个小子干的，这事反正我没干。
有部美剧叫《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主要讲述的是一个犯罪心理学大师，对人极其细微的表情动作，能做出惊人的解读。
比如，他初到一个新单位报道，仅仅从一对刚见面的男女同事的谈话场景，就推测出了这对男女肯定发生过性关系。因为他们谈话时，一些下意识的表情和动作，已经透露出了这种信息。“就算你没在犯罪现场留下你的DNA或者指纹，你也把你心里的印痕留在了那里，它会告诉我们你的性格，你是哪种人”。
人的心理极其微妙，在英国有著名的“心灵魔术师”叫达伦•布朗。他表演的魔术非常的奇妙：他能成功猜出彩票的号码，在直播的过程中，达伦提前把他预测的中奖号写下来，并展示给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随着开奖号码数字的一个个蹦出，奇迹出现了！中奖号码居然和达伦写的一模一样。
达伦还能成功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施行催眠，是400多万电视观众中的100多万，被成功催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动弹不得。
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通过对人心理的暗示来实现的。但是一般人是永远不会知道里面的奥秘的，这算是一门极其高端的技术。
白崇禧其实也是玩的这种心理暗示：放你们放假回家，然后其中的一两个惯匪，又忍不住旧病复发，在放假期间实施了抢劫，现在抢劫的人来告状。
这一切在表面上都极度的符合逻辑，不会引起这些土匪的丝毫怀疑。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白崇禧所布置陷阱而已。事实上在放假的三天中，这八十多个土匪中，还真的都没作案。
白崇禧提接着提出，现在受害人要指认抢劫者，你们都说自己没干，那敢不敢与受害人当面对质。
这些土匪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一个比一个踊跃的赞成白崇禧的这个提议，他们肯定都在想“看谁倒霉吧，反正不是我”。
鱼儿已经成功入网，现在该收网了。
白崇禧先把土匪集中到一个屋里，然后像面试一样，一个个分别去院子里稍远的一个屋里，去被“指认”。不过那里没有什么“受害人”，而是全副武装的两个排的士兵。
这种操作方式是把“两个排的兵力vs 八十多个土匪”变成“两个排的兵力vs 一个土匪”——完全把土匪瓦解成一个个的了，进去一个绑一个。这是风险最低，效率最高，成功率也最高的一个操作模式。
中国的兵学家有一个理论，几百个人在旷野里搜索一个亡命之徒，也会提心掉胆，因为你不知道，何时这个亡命之徒会从树后面，或者草丛里蹦出来给你一刀。所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不要命的人，能令几百个人恐惧。可以想象这八十多个不要命的土匪，是多么的危险。
其实把这种理论应用的最好的，是明朝的“倭寇”。这些日本的亡命之徒，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设伏”。他们在撤退的过程中，会乘机隐藏在任何能隐藏的地方，比如草丛，房屋，大树上等等。
然后乘机袭击追击的明军，这招对明朝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连最有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都吃过这种亏，但是因为戚家军强悍的战斗素质，才没造成重大损失。
后来戚继光再追击倭寇时，改变了策略，凡是遇到可能藏身之处，都留几个士兵把守，然后地毯式搜索，让那些试图搞隐蔽袭击的倭寇，统统的死啦死啦地。
不过尽管白崇禧策略如此高超，操作如此精密，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
在抗战的八年期间，广西子弟兵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的时候，广西共征调了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兵，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而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征调的兵员中，死伤人员已经无法统计了， 而且广西子弟兵没有出过一支汉奸部队，这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抗战时广西子弟兵多是光着脚，因为都是农村子弟，苦寒贫困，解放前广西农村罕有穿鞋的，就连文革前很多干部子弟还是穿草鞋，但参加抗战的广西子弟兵作战勇敢，宁死不退，而且纪律严明，这从桂系的钢七军身上可以看出，桂系钢七军在抗战时，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战绩。
日军战史里曾评价道：“桂系钢七军是中国军队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军队！”广西有些地方现在还流传着唱白崇禧桂军的歌谣：“军队要学189、188，到处有人夸。”这个189、188就是桂军。当时有很多光着脚板的广西兵开赴江浙前线，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奇怪，没有鞋子穿的部队能打仗吗，后来看到广西兵作战勇敢，而且不像一般的国民党那样军纪废驰、抢掠扰民，纷纷打开家门，慰劳欢迎他们。
1937年，第五站区司令官李宗仁率领桂系主力在台儿庄打败日军，取得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第一次胜利。台儿庄战役，歼敌2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不仅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空前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第一次惨败。捷报传出，举国欢庆，一扫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对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是一个极大鼓舞。
日军1939进攻广西，可几乎没能在一个城市和村庄占领超过3个月，因为人人都反抗！北海外有一个小岛，1.8平方公里，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合钱卖一支火枪，居然也干掉几个日本兵，宾阳几个年轻人，把一个日本骑兵小队的战马全部偷光，全州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统和农具，夜晚偷袭日本人，居然也枪得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北海市的几万市民，为了报复被日军屠杀的200市民，秘密组织暴动，在两个台湾翻译官的配合下，夜晚同时暴动，同时消灭了站岗的十几个哨兵，夺取电台和军介库，用棍子和大刀消灭了一个中队120人的日本人，曾有某村村民2人，在日本人来时未能及时逃跑被抓去搬运东西，一人50多岁了，因为反抗被打死，另外一个是村口的油坊工人，在挑水的时候用扁担把监督他的日本兵打下鱼塘，用洗衣的青石板压在水下，后逃跑，日军寻找失踪士兵不果后烧毁全村房屋；还有一个是婴儿，在山上躲日本兵的时候因为哭闹，她母亲怕日本兵发现连累全村人，将其活活闷死……
日本人在广西很难搞大屠杀，为什么？因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孩童，人人都是战士。令日本人胆寒并在战史中高度评价的桂林保卫战。很多日本老兵一致认为发生于1944年的桂林保卫战是在中国战场上遇到的最残酷的战役。（在日本人的战史中，认为桂林保卫战是“战争”中的两次认为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此役日军共集结了近7个师团，15万兵力，300多辆坦克，30多架飞机，大量重炮。 而桂林守军只有广西桂军第一三一师这一个师1万2千余人，加上后来从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城的广西地方民团，总兵力不到2万人，没有坦克飞机，只有22门火炮（加农炮两门炮，山炮12门，高射炮4门，战车防御炮4门），大部分广西民团和少部分桂军士兵拿的还是土枪。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城陷落，广西守军1万9千余中，1万2千人战死（其中一半被毒气毒死），7000多人因为中毒昏迷不醒而被日军俘虏。而日军的伤亡据日军后来递交大本营的战报中说：“皇军在桂林一役中阵亡1万3千9百余人，伤1万9千1百余人，失踪300余人，其中阵亡9名大佐级别的联队长、31名中佐级别的大队长，近100名中队长和小队长，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广西兵在国民党军中之所以战斗力较强，是因为国民党中央军的军官多数是军校出身，他们摆架子，打仗怕死，在士兵中没有威信。广西军就不同，他们的军官是从士兵升到班长，再经过教导队训练，然后当排长、连长，所以他们官兵关系好，战斗力强。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刘伯承元帅曾经在大别山制订了歼敌顺序是：“先打最弱之保安队，次打较强之中央军，最后打最强之桂军。”粟裕等相当多的解放军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要分清国民党军中那些是精锐部队，一要看装备，美式装备的肯定是精锐部队；二要看口音，广西口音的部队一定也是精锐部队。如果是既有美式装备又有广西口音，那绝对是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时期也说了：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广西兵是最多的。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说过: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从两千多年前西瓯国君译吁宋带领五万岭南土著士兵，令秦军伏尸数十万开始，广西兵一直是广西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标志。 刘邓大军下山闯中原，与白崇禧对峙，共军设计以万兵夜潜围伏欲歼国军一团千余人，众人都认为此战必克，只有刘伯承临战高度警惕，加派侦察兵几度探查敌情，汇报无异，仍感到不安，力排邓小平等高层众议，再派最精炼者深潜数十里继续打探，开战前二小时，探子回报仍无异况，刘伯承仔细琢磨分析探报细节，发现几十里荒山外有国军在打野猪，追问领头者样貌衣着及随从人数，察觉那是白崇禧在打猎。
白崇禧总部远在二三百里外，居然有闲情在这里打猎，刘伯承暗自心惊，感觉不妙，强令部队速退，有不服从者军法从事，并再三叮嘱部队有序暗退，千万不能惊动敌探。事后得知这千余敌军是诱饵，附近潜伏了十多万敌军，白崇禧务求一战全歼或重创刘邓部队。知道军情败露，下令勿追，仰天长叹：天公不是不助，实是刘智高过人。对刘帅肃然起敬。 说起开国将帅中个人军事素质谁最过硬，恐怕粟裕大将名列前茅，单是长跑，就无人能及，粟裕将军从不到十岁就有意锻炼自己的耐力，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出门跑步。有次他早晨大汗淋漓地跑回来，被刚睡醒的妹妹看见，妹妹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跑到某座桥又跑回来，妹妹不相信，因为那桥离家足有五公里，来回就是十公里，为了证明，她托好友在那桥上放了件东西，让粟裕第二天去取，粟裕一口答应。第二天，他妹妹在粟裕出门之后就偷偷起床等他回来，没过多少功夫，粟裕就带着那东西跑回来了，妹妹隧对粟裕的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说起跑步，林帅还有个典故，当时林帅刚进黄埔时，身体较弱，而黄埔每天早晨步操，路程15公里，每次跑完林帅都上气不接下气，有一天，督导早操的换成了异常严格的邓演达，将15公里延长到了45公里，林帅跑了没一半就倒地歇菜了，邓老师过来鼓励林帅，林帅硬咬着牙跑完了全程，从此又产生了一飞毛腿~~~
战争时期是非常残酷的，远不像现在有些人想象中的好玩，刺激倒是很刺激，但刺激一次就往往不会有下一次了。仅是枪伤这一条，就让许多士兵送了命。大家看过英雄本色，里面的发哥神勇无敌，身中数枪依然屹立不倒，神采奕奕地开枪反击，但事实上这种镜头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一颗7.62mm口径的步枪子弹以850米/秒的速度射穿人体之后，都会发生些什么？
首先他会在正面射入点皮肤上留下一个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口，而弹头在经过身体时形成的巨大力量会震伤脏器，然后以570 米/ 秒的速度穿出人体，震波形成的出弹伤口直径有可能达到12厘米以上！如果是打在头上，创口将更为可怕，它将掀飞1/3 的头盖骨,当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殉国的。如果弹头恰好击穿了动脉，在心脏泵血83.3毫升/ 秒的强大压力下，血液可以喷射到10米以外的地方。人体中约有4000毫升血液，在其后短短的几秒钟里，出血量很快达到1000毫升。一个几秒钟前还鲜艳活泼、充满思想的人，现在立即就濒临死亡，这是指女性，如果是男性，只要400毫升就够了。
如果穿防弹背心，被子弹击中后，仿佛被一柄重锤重击了一下，人会向后猛倒，可能断几根肋骨，同时由于头部惯性，颈项薄弱，颈部神经被压折，人可能会晕过去；如果击中头盔，即使没击穿，头盔变形也会夹碎颅骨，或者折断颈项。
曾有人被56式在60米开外击中大腿根部，进去一个小洞，连子弹带骨渣飞出来是一个碗那么大个洞，肌肉，血管全部一团糟，只好截肢了。
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那些创伤，我们这些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人不用说经历，就是看一眼，甚至想象一下，都会反胃半天，前几天看了一个叫《狙击实录》的视频，演的都是真实的记录，里面的美军（应该是吧）狙击手用那种连发大威力狙击枪狙击敌军，扣下扳机，子弹穿过厚厚的砖墙，砖墙后随即升起一大团血雾，相当震撼，看得我都打哆嗦，不知道那墙后的大兵哥有没有分身。。。 再说一下白崇禧的搭档也是老乡，桂系头领李宗仁，这位广西人也是异常勇猛彪悍，而且很有手段。身处乱世，战火不断，这个时代最容易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就是参军打仗，通过打仗来建功立业，就算牺牲沙场也是马革裹尸，虽死犹荣。话虽然是这个话，但谁生来也不是军事家，都是从不断的战斗中反复练习，慢慢积累，逐渐沉淀出一股优秀军人的品质，这个品质中包括勇、智、稳。
李宗仁自己也承认，第一次奔赴沙场时自己内心的忐忑不安，甚至连呼吸也上气不接下气，其实这也是正常的现象，看来任何领域的能人都有他刚出道时的怂样。尽管如此，他第一次的战斗依然表现的很出色。战斗打响后，他所在连队的连长因为胆怯逃跑，连营长都不知去向，领导都跑了，士兵们也就没了主心骨，摇摆不定，在敌军的进攻下，阵角开始动摇，李宗仁见状，果断决定以逆袭组织敌军进攻，他挺身而出，令掌旗兵挥舞连旗，号令全连士兵冲锋，而自己则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冲在最前面的结果就是一颗子弹从他右颊打进，由左鼻孔钻出，顿时血流如注，满嘴碎牙，战斗结束后他整整住院一月有余。
在战场上，临阵脱逃是最令人不齿的事情，特别是身为长官临阵脱逃，威信就会大打折扣。战斗时逃跑的连长回到连队，由于威信扫地，已经没法约束士兵了，这样他的位子就由战斗中表现英勇的李宗仁顶替，这也是李宗仁第一次因军工被拔擢。不久之后又一次战斗，还是己方军心不稳，李宗仁故技重施，身先士卒实施逆袭战术，这一次，李宗仁大腿上中了一弹。
由此可见，战乱时代要实现个人价值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但这种以血换来的荣誉含金量最高，最使人信服。就是这样，李宗仁通过战斗中英勇果敢的表现，一步一步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从古至今，能够成为长官或领导的，都要学会乃至善于掌握驭下的能力，一般来说，靠规章制度、纪律就可以约束部下，但在非常时期，仅靠这些是不能让下属出死力的，这就要求长官或领导要有驭下之术，或者说驭下的艺术。“艺术”两个字是要突出表现出来的。
前面清找哥所提到的吴起为普通士兵吸出脓疮，王亚樵把自己老婆让孙凤鸣睡了，白崇禧给自己部下的爹磕头，这都是驭人之术。
现在说一下几个人的驭人之术，先从蒋委员长说起，他喜欢跟自己的部下或对自己有用的能人称兄道弟，因此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特别多，他曾经要和李宗仁呼唤帖子（那个时代结拜的一种形式），帖子上写好自己的生辰八字，甚至配偶的姓名，但李宗仁对蒋不以为然，没有表现出示好的意思，但在蒋的坚持下，李还是与蒋互换了名帖。
话又说回李宗仁这里，他驭下也是很有一套本事的，仅从他整顿纪律就可以看出来，当年他从六万大山撤离时，曾经严肃强调整顿军纪，不准士兵骚扰百姓。但第二天，就有一个老妇状告李所部某士兵说其抢劫财物，物证是一个包袱，那个士兵坚持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包袱，李宗仁为了在全军立威，即刻召集所有官兵，当场将那个士兵军法处决，实际上那士兵的确有点冤枉，但为了整顿军纪，李没有丝毫犹豫，也反映出他性格中凶狠的一面。 吴起是古代人，李宗仁是近代人，离我们比较遥远，说个当今名头比较响的牛人，打工皇帝唐骏，他也是个非常懂得调动属下积极性的上司，注重以人为本。
他掌管微软中国区的时候，特地在公司楼下开了一家洗衣店，方便员工洗衣服，每逢中秋节，还给每个员工的家里寄一盒精心准备的月饼，并注上微软唐骏的名字，其他节日也是一样，他甚至当时花了10万元，让当时经过公司的地铁线首发报历经站名时将微软公司放在首位。
这就使得微软中国区很有凝聚力，员工在这里很有归属感，将公司作为自己的家，同时让员工在心理上感觉身在微软奋斗，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这就叫能以常人之心度常人之腹，知道人之所需。
这位打工皇帝在创新上也非常厉害，别的不说，他曾有四大发明，其中两项现在颇为人知且世界范围应用广泛，一项是卡拉OK计分器（唱歌不咋地的唐骏每次在KTV都得分不低），另一项就是青年恋人们非常喜欢的“大头贴”。
创新在商业上，往往是制胜的武器，同样在军事上，也往往成为克敌的法宝。但创新不是异想天开，而是需要有相当的积累，在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都达到一定量时才能达到的质变，而其中的量变过程，常人看来是相当痛苦的。
共和国的将帅中，拿林帅来说，打辽沈时他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趴在作战地图前用铅笔描来描去，不断想出破敌之术而又屡屡把自己推翻，因为作为军事家，他知道敌军首领肯定也跟他一样在绞尽脑汁琢磨怎么消灭对方，所以作战计划的制定，攻坚部队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到、计算到，那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是非常消耗体能的，耗体能就得随时补充，可那时候林帅一天三顿基本上就是炒黄豆、炸黄豆、煮黄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爱吃黄豆，这老吃豆子估计也没啥营养，怪不得林帅那么瘦。可能为了节约时间专心研究作战，林帅让他老婆叶群每次都做上很多黄豆，然后他装到口袋里，研究地图时有事没事掏出来放嘴里嚼嚼，当时战情虽然共方较有优势，但林帅显然不敢大意，压力还是很大的，看过一篇文章，说咀嚼有助于削减焦虑情绪，缓和压力，很多篮球运动员、田径运动员就有赛前嚼口香糖来消除紧张的习惯，不知道这跟林帅常嚼黄豆是不是同一个原因。
抗日时林帅在阎锡山的防区被当成了日本鬼子而挨了一枪，这一枪彻底改变了林帅的健康状况，直到其在温都尔汗摔死。当时子弹擦伤了他的脊柱，也就伤到了中枢神经，虽然他到苏联治疗休养了很长时间，但还是留下了病根，加上治疗时麻醉药吗啡用量过多，林帅后来有了比较厉害的毒瘾，身体就这么慢慢垮了。因为伤到了神经，严重时林帅怕风吹，怕水，怕阳光，甚至怕听到水滴的声音，狂犬病人也有这种症状，原因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破坏。 林帅和粟裕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年出生，一人生在湖南，一人生在湖北，都是楚国人，身材都瘦小，身体不好经常头疼，都不沾烟酒，都喜欢看地图，林帅喜欢看地图时嚼黄豆，粟裕可能不喜欢吃豆子，他习惯把椅子反过来骑着坐，双手趴椅背上。这两人的军事才能可谓一时瑜亮，不分伯仲。
粟裕打仗向来胜利险中求，有五分胜算的仗就敢打，而林帅曾长期担任毛主席的保卫工作，职业习惯使他打仗时比较谨慎，解放前，二人一南一北，各领大军，林帅在百忙之中随时关注粟裕的动向，还让刘亚楼注意收集粟裕部的战斗资料，有次因为刘没有及时收集还发了火，林帅对自己定位是很高的，如此性格孤傲的人竟如此关注另一位将领，足见他把粟裕当作和自己等重量级的人物，找哥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以，得一对手亦足以，这两位可既是对手又是知己，对手不是说立场不同，而是时刻较量头脑、战术的高下，而又惺惺相惜，林帅曾说过粟裕净打些神仙仗，而这些仗自己多半不敢打，也反映出粟裕在胆略上确实稍胜林帅一筹。
这二人都是毛主席的“韩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解放战争前，毛泽东曾说过粟裕将来会指挥四五十万的军队打仗，后来全军中只有三个人达到且超过这个数字，是解放战争中的粟裕、林帅，还有朝鲜战争中的彭德怀。毛主席有个规矩：党内同志，不论级别高低、资料深浅，一律不出门迎客，而对这两位“韩信”，他却分别破了例。 靠什么才能得到上司的赏识而得到拔擢，有人说靠能力，有人说靠头脑灵光会来事儿，其实两者都对，能力是基础，会来事儿是润滑剂，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两者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忠诚。
这里说的忠诚不是事事忠诚，那样的话只能叫愚忠，但是大的方向、思想主流不能有偏颇，要坚定不移。林帅建国后之所以能够成为党内、军队的第二号人物，与他对毛主席的忠诚绝对分不开的（尽管后其他选择了投敌，最终摔死，但个中缘由谁也不能简单地说清楚）。
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遭受了排挤，地位下滑，此时的林帅已经显露头角了，他从精神上支持毛泽东，生活上关心毛泽东，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出自真心的，毛泽东对此十分感恩，人在落难之时如果还被力挺，那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所以毛主席对林帅的信任从这个时候就建立起来了，而同样打仗厉害的粟裕，脑子就显得木讷的多了，他并没有像林帅那样表现出忠心，尽管一颗红心胸中藏，但表达能力欠缺点，没有像林帅那样触动毛主席。建国后的封帅，粟裕没有列帅位，而是将之首，但没打过啥仗的叶剑英却在粟裕前一位，仅这一位，就是帅将之差。可见，当利益再分配，老板考虑成绩时，是比较注重忠心这方面的，叶帅最大的能力就是每逢关键时刻都能站队正确，且有拥立之功，从反张拥毛（反是反对不是反叛），到倒“四”立华，再到废华拥邓，每次都是神来之笔。邓公对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遂让其子叶选平掌管广东，至今叶剑英家族势力在粤仍是根深蒂固。
谈到忠诚，不能不说蒋介石，蒋委员长早期追随孙中山，对孙绝对够铁，但也偶尔会翻脸，蒋为了体现自己的不可或缺，好几次在孙需要他时都递出辞呈，让孙中山十分没脾气，而后跑到上海和陈其美去逛窑子，还认识了一代名妓陈洁如（这个职业众说纷纭，暂且当是吧），后娶其为妻。
孙中山某些方面的确不如蒋有眼光，曾因数次不听其建议而至身处困境，蒋得知后立即赶到其身边追随左右，忠诚不移，就像林帅之于毛主席。这使得孙中山大为感慨，他终于认识到曾给予过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正是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 还有一件事对戴笠的刺激挺大。
一次戴笠知道王亚樵在香港后，准备到港缉拿他。
因为王亚樵的耳目眼线很多，戴笠为了保密，就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到港，而是和几个随从秘密进港。
但是王亚樵活动能量真是厉害，他竟然和香港警察总长关系也很不错。
戴笠一进港，王亚樵就得到了消息。然后通知香港警方。
而香港警方对于戴笠屡次进入香港，擅自抓人的行为早就不满，这次恰好能出口恶气。
某天，在香港街头的戴笠依靠着职业敏感，察觉到好像被警方跟踪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他仍旧没有忘记迅速的和随从交换手提箱。
因为他拎着的手提箱里，有无声手枪，子弹等刺杀王亚樵用的武器。而在香港，擅自带武器入境是违法的。
可是还是太晚了。
香港警方把戴笠还有随从关了起来。
知道国民政府出面，戴笠才被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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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哪一年被港英政府扣押的？
张学良返回东北后，曾组织几次小规模的抵抗，但是作战水平不敢恭维。在日本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他的东北军与日本的关东军相比，在装备方面并不差。且东北军在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凶悍的战斗力。
这些土匪中，有一个好像在体力方面超乎寻常，或者练过气功什么的，他竟然把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给崩断了，然后向门外猛冲。
旁边的那么多士兵，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样逃跑，于是举枪将他撂倒。这位兄弟，体力是比较好，逃脱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无奈白崇禧布置的太严密了，只能自认倒霉吧。
这种意外情况的出现，也能反证出收拾这八十多个土匪，没有严密的计划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枪声一响，就惊动了还依然没有落入“陷阱”的四个。这四个人正和白崇禧坐同一个屋里，等着“被指认”，一听见枪声，这几个土匪马上站起来，警觉的问白崇禧出了什么事。要是白崇禧慌张，或者反应的不太合理，也许马上就会被这四个凶悍狡猾的土匪，冲上来给劫持。
无疑这声枪响，也肯定在白崇禧的意料之外，但是真正高手的高明之处，恰恰反应在对这种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上。
白崇禧异常冷静的说：可能是哪个新兵的枪走火了，我出去看看。然后镇定而迅速的走到门外，冲着早已埋伏在屋子周围的士兵轻轻的一摆手，这些士兵马上冲进屋里，把这剩下的四个，来了个就地抓捕。
就这样八十多个土匪，悉数落网，为防止意外，在当天的晚上，这八十多个土匪成了白崇禧的枪下鬼。
年纪轻轻的白崇禧就有这样的手腕，勇气，决断，和狠毒。从此，广西的土匪政策，从招抚改为以剿灭。而匪患泛滥的状况，得到迅速的改观。这种巨大的改变，恰恰是由白崇禧，这个年轻的连长开始的。
白崇禧精准的预测能力，和极其深刻的洞察力，有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1934年的4月，广西军阀陈济棠，召开一个异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讨共军下一步的动向。
白崇禧也应邀参加，并在这个会议上做了对共军的下一步动向，给出很详细的预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白崇禧的预测，究竟准确精密到何种程度。
白崇禧预测一：共军下一步将要做战略转移。
白崇禧做出这个预测时，是在1934年的4月，而在6个月后——即1934年的10月——红军果然开始了“战略转移”，就是长征。
白崇禧竟然提前六个月，洞悉了共产党部队的战略意图，这真是太惊人了！当白崇禧做出这种预测时，这种战略意图在中共内，还属于高度机密，仅仅有中国最高层的几个常委知道，连彭德怀这样的军团长都还一无所知。
在当时中共部队里，只有两个人的所带部队的装备算是最好的，一个彭德怀——因为他原来是国民党系统叶琪的团长，再一个就是朱德——原来是国民党系统范石生的团长。以彭德怀这样的实力和地位，当时对这种决策都丝毫接触不到。可见这种决策是高度机密到什么程度。但是白崇禧居然能这么精准的预测到。
看来“小诸葛”绝非浪得虚名。
白崇禧预测二：共军转移的路线
白崇禧综合地形方面的因素，判断出共军战略转移的路线，走湖南或者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也和红军后来实际的转移路线，相差无几。
白崇禧预测三：共军战略转移的时间
白崇禧预测，共军的战略转移时间应该是“秋冬之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在路上比较容易弄到粮食。在长途的战略转移过程中，要携带大量的粮食和辎重，是很不现实的。“千里携粮，为兵家大忌”。
事实呢？红军开始长征时，恰是10月份——正好是秋冬之际。
翻开历史仔细查找，在中共双方，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有如此惊人的洞察力。这就是白崇禧。
我们对于白的这种能在极度复杂的局面下，迅速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只能是无语了。
提起“广西王”，人们大多更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和蒋介石集团几乎一直抗衡到1949年民国终结的“桂系”；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割据群雄中，李、白只是西南的后起之秀，李、白的武装集团只能叫“新桂系”。他们的前辈，就是在民国建立后统治广西10年、在反袁“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的陆荣廷。
陆荣廷出生于1859年，比和鲁迅同年的张宗昌大22岁。这两代军阀所走过的道路，正好也是清朝末期到民国中期乱世中国的一个切面。
在远离中原、山清水秀的广西武鸣，有一个户主叫陆业秀、主妇叫欧氏的壮族清贫人家。1859年，这个人家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陆荣廷，小名阿样、阿宋。
陆家只有旱地两亩，陆业秀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欧氏一人肩上。欧氏辛劳一年，所得口粮也只够吃三个多月，其他时间就靠挖野菜和野山芋度日。陆荣廷出生时，家里连给他裹体的衣服都没有。谁也料不到，出生于如此贫寒之家的陆荣廷，长大后竟能把真个广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陆业秀东游西荡，又经常偷鸡摸狗，在乡里名声极坏。1860年，也就是陆荣廷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广西武鸣，石达开的军队在此长驱直入，乡民纷纷四散奔逃——当时叫“跑长毛反”。陆氏夫妇也抱着小阿宋躲进密林。
事后一个给陆家带来没顶之灾的谣言流传开：“长毛”是陆业秀勾结来攻打山寨的！于是，本就对陆业秀经常偷盗恼恨不已的村民群情激愤，一哄而上，拳脚交加中，陆业秀一命呜呼。
提起“广西王”，人们大多更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和蒋介石集团几乎一直抗衡到1949年民国终结的“桂系”；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割据群雄中，李、白只是西南的后起之秀，李、白的武装集团只能叫“新桂系”。他们的前辈，就是在民国建立后统治广西10年、在反袁“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的陆荣廷。
在远离中原、山清水秀的广西武鸣，有一个户主叫陆业秀、主妇叫欧氏的壮族清贫人家。1859年，这个人家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陆荣廷，小名阿样、阿宋。
陆家只有旱地两亩，陆业秀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欧氏一人肩上。欧氏辛劳一年，所得口粮也只够吃三个多月，其他时间就靠挖野菜和野山芋度日。陆荣廷出生时，家里连给他裹体的衣服都没有。谁也料不到，出生于如此贫寒之家的陆荣廷，长大后竟能把真个广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陆业秀东游西荡，又经常偷鸡摸狗，在乡里名声极坏。1860年，也就是陆荣廷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广西武鸣，石达开的军队在此长驱直入，乡民纷纷四散奔逃——当时叫“跑长毛反”。陆氏夫妇也抱着小阿宋躲进密林。
事后一个给陆家带来没顶之灾的谣言流传开：“长毛”是陆业秀勾结来攻打山寨的！于是，本就对陆业秀经常偷盗恼恨不已的村民群情激愤，一哄而上，拳脚交加中，陆业秀一命呜呼。
只会哇哇啼哭的陆荣廷那时只有1岁，想必也不会记得如下场景：他家没有安葬爸爸的钱，只以一张烂席把爸爸的尸身裹着，央求同族弟兄以一块门板把爸爸抬去埋掉。抬到半路，爸爸的尸体从门板上滑落下来，同族弟兄已不耐烦，就地挖个坑就把爸爸草草埋了……
陆业秀的坟草还没长青，一个风水先生看到了这个坟地，一下瞪大了眼睛，连连击掌，激动地说这块坟可不得了啊，没见过这样好的风水，这个人家的子孙将来必定大大发达！
年幼的陆荣廷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妈妈已经改嫁到县城里一个姓魏的人家，他被寄养在同样清贫的邻居特教妈家，成天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但那些参与打死他父亲的人一听吓坏了，他们趁夜色把狗血洒到陆业秀的坟上，以破“风水”，免得陆家将来真出了大人物会来找他们算帐报仇。
寄养在特教妈家的陆荣廷活得象条小狗。孤老太婆特教妈每天起早贪黑出门做活，把小荣廷锁在家里，留给他一钵玉米。陆荣廷睡醒了就吃，吃完了再睡，直到又被饿醒……
粗茶淡饭中，未来的“广西王”一天天长大，身体还长得相当不错，特教妈也觉得这孩子特好养活；到他七八岁的时候，饭量猛增，一顿要吃三四大碗，特教妈再怎么尽力也负担不起。于是，陆荣廷下河捉鱼，上树抓鸟，下地挖田鼠，间或还到人家的菜园里去偷摘瓜果……别人在读书的年龄，他把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肚皮问题。
有一次，陆荣廷在鸟窝里抓到几只毛还没长齐的乳雀，大喜，回家偷出特教妈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香油，把乳雀油炸了享受。特教妈得知火冒三丈，拿过扁担就要痛打。陆荣廷连滚带爬逃走，再也不敢回去，一路流浪到县城，去找他的亲妈。
欧氏见到了身体健壮可又褴褛得象叫花子一样的儿子，心酸泪下，就把儿子留在身边。好在壮乡民风纯朴，陆荣廷倒也不受欺负。继父家庭的生活还不错，陆荣廷还被送去读了乡塾，做了学生。
好景不长。陆荣廷才读了一年书，妈妈欧氏积劳成疾，散手人寰，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成了孤儿。
还未成年的孤儿陆荣廷只好到一个姓黄的伞店去当童工。黄老板跟他爸爸熟识，因此对他也还可以；老板娘却刻薄得很，拿他当奴隶使唤，一不顺心就拳脚交加。不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陆荣廷只能到母亲坟上去大哭一场。
不堪老板娘虐待的陆荣廷向黄老板借了56个铜板，从此开始流浪生涯。他的工作是在集市人多的地方行窃，宿舍是一座观音阁，床铺是观音阁里的一口空棺材。其间因胆敢爬上县衙门的围墙去偷里面晾的衣服，而被追捕得狂奔50多里，再也不敢回县城。一户姓阮的人家见他高大俊美，有意收他为义子将来养老；刚落下脚来的陆荣廷又因爱好赌博，输了精光却又赖帐，被当地人将衣裤扒光赤条条回家。陆荣廷羞愧难当，拜别阮氏养父母，另谋出路。
到和越南交界的龙州混世界的陆荣廷先在赌场打杂，因为身高力大，有机会到龙州府当了2年听差；这2年间他讲交情重义气，又头脑灵活，人缘挺不错。不料又有飞来横祸：龙州有所法国的天主教堂，养了一只恶狗看护；这条狗见谁都狂叫，居民经常被它吓得要死，甚至被撕咬伤害，大家敢怒不敢言。某天陆荣廷经过那个天主教堂，恶狗照样冲过来对他狂吠，小陆想也不想，狠狠一棍子把那狗打了个脑浆迸裂。
法国人找到龙州府问罪，陆荣廷的这份工作就丢了。怀着对法国佬的愤恨，陆荣廷找到了一份新差：给土司（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头儿）看家族坟场。土司给了陆荣廷一枝枪。在阴森森的夜间坟场里，百无聊赖的陆荣廷只以练习枪法消磨时光。这段看坟岁月，使他胆量大增，并练出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法国人似乎专门和他做对。一天，陆荣廷买了条鱼拎在手上走，不巧碰到了一个法国人的衣服，法国人勃然大怒，朝他臭骂不迭；陆荣廷反正不懂法语，就装聋做哑只管走自己的；不料法国人见他挨骂没反应，以为他好欺负，一路跟着他，百般辱骂过来，直到一条船上。陆荣廷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妈卖出！”（壮语：你妈的B），一拳将法国人揍到水里，再拿一竹竿死命地捅，直到水面只剩一串气泡。
犯了人命案、而且是洋人的人命案的陆荣廷先逃到越南境内，再折回来，加入当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三点会”。凭着他的枪法和胆量，很快就成为水口地区的“大哥”。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陆荣廷以为迎来了他的一个人生机遇，他去当了兵。在战争中，他骁勇异常，屡建功劳。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与列强开战中唯一获得胜的战争，可是在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和约，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失败。
战争结束，陆荣廷所在的抗法部队被解散。陆荣廷和一干离开军队就没正常活路的士兵跪倒在清军将领唐景崧面前，苦苦哀求留下。唐景崧对他们虽然同情，但也无计可施，仍将他们打发出军营，不过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陆荣廷自此开始了他后来被人称赞的“义盗”生涯。他集合一帮兄弟，在中越边境做起土匪，专抢法国人。他给手下立下“三不抢”的规矩：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附近的人。有一次部下抢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火了，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在这里拉屎！”
这支纪律颇好的土匪队伍因遵守“三不抢”原则，因此不但没有民愤，还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时常给他们提供掩护以及报信之类。而法国人可就倒了大霉，被神出鬼没的陆荣廷队伍打击得无法安生。陆荣廷的得力部下毕亚一被法国人打死，为给他报仇，1892年，陆荣廷在越南那兰圩袭击法国部队，打死法军官兵22 人，活捉一人。这是陆荣廷反法最大的一次战果。
这个倒霉的俘虏被陆荣廷用铁丝穿透鼻子，牵到毕亚一的坟前砍头祭祀。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块石碑，上有法文写道“纪念被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3位多威大队部队。1892.8.23”。
陆荣廷的枪法之准在他做“义盗”期间成为传奇，他的后辈李宗仁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陆荣廷被法军在山间追赶，法军指挥官忽见一树干上垂下一个布条，上书“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试小技，射你左臂而不伤骨。”这个指挥官刚看完，一声枪响，他左臂中枪，果然象布条上说的一样，流血而不伤骨。法军不敢再追，沮丧而返。
陆荣廷在中法边境的活动当然是清廷的镇压对象，但他们行踪飘忽，难以征剿。1894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认为对陆荣廷，征剿不如改为招安，陆荣廷的表兄弟吴钟伟自告奋勇前往说服。吴钟伟对他说：“凭你这样的本事，潦倒江湖实在可惜，虽可称雄一时，但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你看看历史上哪个草寇不是这样的下场？从东汉的黄巾军到唐朝的黄巢，到李自成，到太平天国，都难逃覆亡的厄运。而如投靠**，升官发财、荣耀家族只是时间问题。”
陆荣廷一向不与“自己人”清军交战，思想包袱较轻，又对招安后的功名利禄很向往，于是经过谨慎试探，确认受招安不会被诱捕后，就接受了招安，所部编为一营，陆荣廷任管带（营长）。
进入了清朝体制的陆荣廷得到了任务是“剿匪”，这正好让他大显身手，因为他刚从山上下来，熟悉“匪情”。经过他的工作，当地大部分土匪也接受了招安，少数不愿接受招安的也被他悉数剿灭。
他原先参加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点会眼见陆荣廷如今已投靠清廷当了鹰犬，立即树他为公敌。加入三点会的仪式原来是：由老会员拿刀架在入会新会员脖子上喝问：“光绪皇帝杀得否？”新会员大声答：“杀得！”现在又新加了一句：“陆阿宋杀得否？”新会员再大声答：“杀得！”
陆荣廷军职越升越高。1906年，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保荐下，他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陆荣廷文化底子本来就薄，又不懂日语，因此在日本期间谈不上什么收获，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懒惰不学，不过他在课间表演的射击倒是让日本官兵大跌眼镜，对他也不敢太小看。在日期间，他还和孙中山的同盟会搭上了关系，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象西南另一军阀、云南的唐继尧一样加入了同盟会，至今还有争议。
1907年，陆荣廷为清王朝又立一大功：镇压了同盟会在中越边境发起的镇南关起义。本来，同盟会和他说好，以他为内应；不料他一权衡，觉得清王朝还没到覆灭的时候，就临时变了卦。
起义爆发，清王朝震惊，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讨伐，限七天收复被革命军占据的炮台，成则赏银八万，官升三级；逾期则将统领以下的军官一律军前正法。陆荣廷十分卖力，致起义失败。不过在战斗最后，他等起义人员撤离炮台后才下令部下扑过来，也算对起义做了点小掩护。这种权衡形势，看哪边强就站到哪一边、可又对有可能后来得势的一边做些表示、以给自己留后路的精明行为，陆荣廷以后经常使用。
镇压镇南关起义后，陆荣廷获清廷封授“捷勇巴图鲁”的名号，并提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则提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成为广西军界第一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反清大潮席卷全国。陆荣廷对突然而来的革命怒潮并无思想准备，静观局势的发展。在南宁的革命党人想争取他响应辛亥革命，派出代表与他谈判，陆荣廷心存戒备，让内弟谭浩明手执大刀站在身旁。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则未置可否，只说：“革命我赞成，但要看时机，有机会我才有行动。”11月7日，桂林宣布独立，并推陆荣廷为广西副都督，他看到清廷的确气数已尽，而自己依然还有大官可做，也就见风使舵，对革命党人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南宁独立。
宣布南宁独立前夜，他穿上御赐黄马褂，焚香点烛，朝北京方向三叩九拜，说：“老臣罪该万死，将来必报圣恩。”然后犹犹豫豫把辫子剪掉。
辛亥革命后，各地掀起一股地方自治热潮，当时被推为都督的沈秉堃不是广西人，掌握的军事实力又很有限，于是，在“桂人治桂”的口号下，沈秉堃很快被排挤，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将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靠近他家乡武鸣的南宁，次年他又兼任广西民政长（省长）。广西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了他的手中，这个西南边疆省份从此开始了陆荣廷时代。
陆荣廷执掌广西后，首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开始扫除封建积弊。他下令废除了“大人”、“老爷”等称呼，命官员互以官职相称；民间则推广“先生”、“君”等民国新称谓。他还下令禁毁刑具，并禁止缠足、蓄辫、赌博和吸食鸦片。广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陆荣廷还效仿孙中山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25日，颁布广西省议会制订的《广西临时约法》分7章58条，3000多字。该约法规定都督由民选产生，任期不超过2届（6年）；议会掌立法、监督，政务司掌行政，法院独立审判。这一地方性质的约法在当时有很高的历史高度，虽然没能严格落实执行，但陆荣廷一直对把此做为自己值得骄傲的一大政绩。
陆荣廷在发展广西经济上也不遗余力。1917到1918年间，广西年产大米45亿多斤，除供本省消耗外，年销行广东3到4亿斤。全省民间养蚕业年可收入百万元之多。林业也大有进展，各地林垦公司纷纷建立，广植八角、桐、桂、杉、松、桉、樟脑等树种，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在其统治期间建有23个林场。在交通运输方面，陆荣廷于1914年动用工兵营，修筑了高等级的邕武公路，这是广西第一条通汽车的样板公路；接着又令其妻弟谭浩明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桂南重镇龙州修建了龙（州）水（口）公路和龙（州）凭（祥）简易公路、龙州铁桥、水口铁桥等交通设施，这些工程开广西修筑汽车路风气之先。水路运输业也开始进入兴旺时期，西江、当江、郁江、柳江、桂江、左江、右江等江面均可通航小火轮和电轮，沿岸商业圩市星罗棋布，形成了商业流通网络，从而促使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百色、龙州等城镇的商业贸易中心日趋繁荣。
在陆荣廷主政广西期间，广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他主要抓了两个方面：实际应用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端留学生教育。1912年，在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甲种蚕业学校；1913年临桂创办了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同年又在桂林创办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此外，还创办了桂林女子机织科传习所、桂林振坤女子实业学校、融县桑蚕学校等一系列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在提高广西国民素质上起了积极作用。
在派遣留学生出国方面，从1912年至1921年，除1915年之外，其他各年关系都举行留学考试。据不完全统计，陆荣廷主桂十年间，广西共派出留学生139人，其中留日117人，留美18人，留法2人，留德1人，留比利进1人。以留学生的待遇而论，自费生最多，78人；公费生次之，51人；官费生仅 10人，所学科目，工科29人，政经26人，法律15人，教育6人，医科3人，农科2人，商科2人，美术1人。广西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极大提高了广西的科学文化层次。
陆荣廷出身极其“卑贱”，成为一方诸侯后，并不作威作福以在心理上弥补早年的心酸抑郁。他是宽厚纯朴的壮族文化哺育起来的人，终身都是一个壮人的作风。他的父亲被乡邻群殴致死，而他在当上清朝军官及民国广西都督以后并无任何报复行为，被称为“义释杀父之仇”；陆荣廷的妻妾中，没有一位是名门大家闺秀，而且他和其他壮人一样，在婚前对妻妾没有“贞操”观念，妻妾带来的前夫所生的子女，他一律视同己出；他的生活也依然保持壮人“生活苛简”、“抟饭掬水以食”的传统，即使后来官至都督，也依然"不择精美，能甘粗粝"，且不饮酒，这在花天酒地的军阀中是少有的；对童年充饥的假茼蒿，中老年时官高位尊的陆荣廷仍以佐餐。而他着意建成的宁武庄园，充其量不过是稍为讲究的壮族村寨，与其他军阀的豪华公馆庄园无法相比。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枪法准，陆荣廷还有一绝活：炒牛下水。他炒的牛下水味道不逊色于大酒店的名厨；就在他当上“广西王”以后，在招待平民父老乡亲的一些活动中，他还亲自下厨，炒出令人垂涎的牛下水端到桌上。
当然，这些优点也伴随着缺点。陆荣廷以草莽起家，格外看重当年跟他一起落草的弟兄，委任文化不高、眼界有限的他们以各种要职；他用人的另一特点是看重乡情纽带，武鸣、桂平、龙州、马平（柳州）这些或是他的家乡、或是他浪迹过的地方、或是他曾为官地方的人往往容易得到重用，以至广西民间以“不平则鸣”、 “非龙即马”来形容他的“干部路线”。桂军里他大量安插心腹亲信，比如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沈鸿英、林俊廷等等，还有他并无才干的儿子（并非亲生，妻子前夫所生）陆裕光20岁便被安排为师长。陆荣廷成事靠他们，败事也在他们。
陆荣廷在民国初年是全国有数的实力派，但他并无问鼎中原、统治全国之心，只求将广西经营为自己的铁打江山。便是如此，他仍然是当时一个全国性风云人物，而非仅仅是地方性人物。
辛亥革命期间，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以后，孙中山对陆荣廷寄予厚望，和他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出兵北伐，以帮助华中、华东地区与袁世凯的清军作战的民军；一连几次，陆荣廷都以各种借口推托，那时他急于要做的事，就是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
反袁世的“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又动员陆荣廷倒袁，但陆荣廷观察形势，觉得这场斗争孙中山不会胜利，就倒向了袁世凯，镇压了柳州刘古香反袁起义，并杀害武昌首义功臣蒋翊武。
到袁世凯称帝，陆荣廷看到袁世凯民心已失，再和袁世凯走到一起就很不明智，遂起反袁之心。到1915年，他确认袁世凯必败亡，就说：“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但反对他当皇帝，如果他要当皇帝，我坚决反对他。”
他召回在北京供职的儿子陆裕勋。袁世凯知道他反心已动，就向陆裕勋下了毒手。陆裕勋行到武汉，莫名其妙暴毙。陆荣廷心里有数，但装做不知，照常接待袁世凯假惺惺派来吊唁的人。
1916年，57岁的陆荣廷到北京办事，已接受帝制的袁世凯设宴招待他，席间恭维他的枪法，宾客就起哄要他表演。陆荣廷站起来，表示自己年轻时练过枪，还射过河里的鱼儿，现在老了，姑且射鱼缸里的金鱼试试；他说就先打那条凤尾鱼吧。言毕一枪，袁世凯客厅的鱼缸爆裂，众人上前一看，子弹果然穿过凤尾鱼的身体。喝彩声中，袁世凯强按恼怒——因为这缸鱼是他的宠物！宴席散后，袁世凯连连骂道：“野性难驯，真是野性难驯！”
枪毙袁世凯的宠物，是陆荣廷向袁世凯表明的一个态度：他要反袁。陆荣廷十分精明地先向袁世凯表示忠诚，要饷要械，袁世凯一一满足后，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给袁世凯重大打击。
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盘踞西南地区的一大军阀。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为两广巡阅使。
张勋复辟前，极力拉拢陆荣廷；陆荣廷还是老招数：局势未明，先看看。就对张勋含糊其词。而大脑简单的张勋认为陆荣廷没反对就是支持，大喜过望，还以陆荣廷的名义向溥仪上奏章要求重新登基。什么也没做的陆荣廷事后一段时间不清不白，对张勋恼火不已。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充满刚愎锐气的段祺瑞企图以武力横扫各地各自为政的军阀，统一中国，这引起西南实力派的抵触和恐惧。为求自保，陆荣廷欢迎正开展“护法运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南下以两广为根据地，这客观上也为孙中山提供了有利条件。
护法战争期间，陆荣廷派兵入湖南同北洋军作战，所部在湘、粤护法部队协同下，相继占领株洲、长沙、岳阳等地。桂系部队控制湖南后，陆拒不执行孙中山继续北伐的指示，拥兵不前。他的心思，是把湖南建为广西和北洋势力之间的“缓冲带”，保住广西的统治权才是目的。
孙中山希望借陆荣廷的力量护法，而陆荣廷盘算的是借孙中山的护法抵制北洋政府对其“广西王”地位的削弱。这场运动自然只能是失败，面对个地军阀都只维护自己利益，孙中山伤心地说：“南与北为一丘之貉。”
虽然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风云际会中本应有更大做为的陆荣廷最终也只做了个在当地名声不差的“广西王”；但除拥兵自保外，治桂10年间，他毕竟没有更多劣迹。 民国历史的年轮在向前滚动，在进步力量的打击和军阀之间火拼的消耗下，军阀割据称雄、全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慢慢改观。在民国前期的那么多军阀里，能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寥若晨星。
山西的阎锡山从1911年山西独立于清王朝时就执掌山西，直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长达38年，这是最“长寿”的一个地方军阀；接下来应属云南的龙云，从1927年取代唐继尧控制云南到1945年被蒋介石强免云南省主席职务、“升调”重庆和南京，他当了18年的地方土皇帝；其他独霸一方时间在10年以上的军阀，除了前文提到的青海马步芳，还有在新疆的盛世才——这也是个魔鬼般的人物，他于1934年初到1944年底统治新疆，做了10年出头的“新疆王”。
陆荣廷执掌广西10年，政绩不俗，官声不坏，在广西省颇有根基，但他任两广巡阅使统治桂、粤两省期间，却不得广东人心。广东地方势力长期遭受桂系的压制，对陆荣廷驻粤十分不满；而广西驻粤军政官员又腐化堕落、营私舞弊，广东省广大民众反陆情绪也日益高涨。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随即下令讨伐陆荣廷。陈炯明于同年7月6日通电就任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在征桂联军的打击下，陆荣廷先逃回老巢南宁，再退至龙州，其称雄八桂大地的“广西王”时代至此已经终结；但他还想东山再起，然而“新桂系”已经具备登上历史舞台的力量了。1924年，其余部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广西定桂讨贼联军击败。1924年8月，陆荣廷通电下野，离开了广西。
陆荣廷的“广西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这位“老帅”频频回望已不属于自己的广西，搬到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居住。在远离故土的东部中国，垂垂老矣的民国风云人物陆荣廷多少次咀嚼着从自己从孤儿到“广西王”的传奇一生，故乡广西大地的秀山丽水和一言九鼎的昔日尊荣如过眼云烟，在凄迷回望中，全化作他感叹世事沧桑、造化弄人的一声深沉叹息
1928年，陆荣廷听说他在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赶到南京交涉，蒋介石给回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急火攻心了一阵，损害了老迈的身体。1928年11月，69岁的前“广西王”陆荣廷死于远离故乡广西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
也许冥冥之中老天的确有眼，做恶不多、治省有绩的“南草莽”陆荣廷失势之后基本是安度了晚年，得到了善终； 声明：以上是借鉴别人现成的帮楼主续的，所以作者看到了不要告我侵权，我很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写这个故事的人就是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在民国史上，有这么一位功高盖世、人送外号“现代吕不韦”的奇人：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证券交易所，第一个创办西湖博览会……)而且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
他就是民国富商、政坛元老张静江，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
张静江(1876—1950)，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均为丝商巨贾，个性又都开朗豪爽、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人杰(张静江的名)自幼受熏陶”，两人对张静江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当时被大人们称为“小侠”。这个少年侠客在一次冲进火海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虽然大难不死，但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这丝毫未改他的豪侠性格。
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他在法国还参与创办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都是他不惜代价一手支持起来的。没有他的仗义疏财，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与大权在握。
不惜重金捐助革命，多次解孙中山革命经费缺乏的燃眉之急。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初遇时，张静江就对孙中山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久闻先生大名了，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
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孙中山见到太多太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须要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张静江能够实行吗？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同盟会会友钦敬而感慨地说：“中国有此奇侠，何其大事不成哉！”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张静江的故乡——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富商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孙中山先生对张静江的仗义疏财之举一直深铭于心。1924年，孙先生组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亲自提名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全场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两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 ”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并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十二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九时三十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他力荐蒋介石，多方面助蒋。
1912年，张静江与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陈其美)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发现蒋氏确有抱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鄙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四十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曾让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独裁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两人意见经常相左。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张静江被免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他病逝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故居坐落在今日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静江故居”横额，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所书。故居中堂之画系谢公展的手指佳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周恩来和张学良）；孙中山政治遗嘱撰拟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纵然慈禧不死，此时那就是76岁高龄，居然还会**？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当时25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3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２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而《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朋友看不起—— 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斥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2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大员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当刺客，就是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中决定献身的。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孙中山也不支持，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了。
陪伴汪精卫从事刺杀的，是一位南洋姑娘，她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富商陈耕基之女，比汪精卫小9岁。陈耕基支持革命，多次为孙中山捐款捐物。秀才人情纸半张，孙中山的报答就是经常给他寄《民报》。陈璧君十分爱读这份报纸，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她爸爸曾为她和另一华商之子订下婚姻。陈璧君和他的未婚夫谈起对革命事业的向往，他的未婚夫皱起眉头说：“革命是男人搞的事，你一个女人家革命象什么样子？”陈璧君深感失望，就死吵活吵要父亲退掉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去日本参加革命活动的允许。在孙中山的特批下，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在《民报》编辑部工作。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和陈璧君相识，他们的故事倒不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因为汪精卫是个有名的“道学先生”，不赌博，不嫖妓，不酗酒。他的理念是革命家不能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他发誓“革命不成功不结婚”，和陈璧君相识相处，一点儿女情长也没有。
而正如此，陈璧君对这个英俊坚毅的男子就更倾心。
汪精卫北上行刺，明知此行汪精卫有去无回，相伴者也凶险无比，陈璧君毅然相随。当时有人轻佻地说：“你反正有英国护照，被抓了英国领事馆自然会来救你的。”陈璧君听后一言不发，当场取出护照撕得粉碎。说风凉话者顿时羞得无地自容。
那个时代的热血男儿就是多。汪精卫选中的一位合作者是四川人黄复生，汪精卫找到他吞吞吐吐还没说完计划，黄复生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惨死。
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
另一个合作者不可或缺：要会制作炸弹。汪精卫选中的是喻培伦，喻培伦毫不含糊，爽快地答应了。
这一群人，心中只有理想，没有安危生死。
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他们的任务是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北京火车站盘查极严。这时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大作用，郑毓秀把炸弹塞进箱子，然后找来一个追求她的法国外交官，要那个法国外交官陪她去北京兼帮提箱子。这个法国佬正愁没机会献殷勤，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1910年２月10日，北京前门车站，郑毓秀挽着这个法国人的胳膊，大摇大摆走出检查处。西方人哪用检查？哪敢检查？车站警察对这个西方人手里那个沉重的箱子看都没看一眼。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这里就是四人的据点。
刺杀的计划目标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准备投掷炸弹将其炸死。
这一天来到了。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危机四伏的清廷正努力挽回人心，搞了个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下车人流中，普通人里夹杂着红顶子官帽，而戴红顶子官帽的人又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即使看清也怕误炸了无辜乘客，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那个炸弹又拎回去了。
载洵和载涛没想到，做一把廉政秀，居然救了自己一命。看来廉政对谁都有好处的。 这次行动无功而返，汪精卫索性决定干一个最大的，那就是宣统的爸爸、清朝摄政王、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醇亲王载沣。
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银锭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可见，民间传说唯一说对了的是，汪精卫的确是准备在桥下干掉载沣，不过不是用刀，而是炸弹，毕竟，20世纪了嘛，刺杀的技术含量也该长进了。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
陈璧君知道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明晨八点，只要载沣按老习惯这个时间出门，就是汪精卫和他同归于尽之时。
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陈璧君深爱着他，他也喜欢上了这位有个性的南洋女子，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
半晌，陈璧君抬起头来，说：“明天你就要当烈士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我陪你睡一夜吧。”
汪精卫心头一震，握紧了她的手，又松开。 二人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中挣扎的时候，去埋炸弹的喻培伦和黄复生忽然先后匆匆跑回报信：大事不好，埋炸弹已经被发现！
事情就有这么不顺。本来深夜没有人迹，可这天晚上偏偏有个邻近居民爬出被窝来散心！这家伙的老婆跟人跑了，气得睡不着觉，散步中隐约看见有人在银锭桥边埋东西。他第一反应是有人在埋偷来的宝贝，赶紧悄悄溜到一边，准备等埋东西的人走了再去捡个意外大财，不料接下去看到的是两个人在拉电线。首都人民的政治敏感性强，他知道这座桥可是摄政王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两个人深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一定大有问题，于是喘着气一刻不耽误地跑去报案。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人影一闪，立刻知道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
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情况，黄复生则在附近查看动态。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知道完了，也回到了汪精卫处。四人赶紧商量对策。
事发如此突然，汪精卫却很镇定，他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肯定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的报纸上全是有人想刺杀摄政王的大新闻，把那个炸弹、那个电线、那两个埋炸弹的人大肆渲染，各报都分析评论，说这肯定是宫廷内部的争斗，扯到了载洵、载涛以及庆亲王几个人身上，舆论都没想到此事出自革命党之手。
汪精卫等松了一口气，擦把冷汗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找机会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哪能想到，4月16日，大批警察突然扑来，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四位热血青年大大低估了对手清政府的老辣：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消息，就是为了让行刺者安心不逃走。
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警探拿着螺丝钉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至此，汪精卫已完全暴露在清廷眼皮下，而他自己还浑然不觉，直到突然被捕。 几个拎着一个炸弹的人，来对抗一个庞然大物的政权，这场较量是不均势的，汪精卫暗杀计划的失败，并不意外。
企图暗杀摄政王，这是一个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个人的一个亲生女儿大大有名——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洋魔女”的川岛芳子。
审理顺利得很。抵赖、狡辩、大事说小、小事说无之类审讯中常见的场面一律没有，汪精卫大声承认自己就是主谋，目的就是干掉载沣，动机是用以振奋人心。而那位黄复生，所说跟汪精卫一模一样。两人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罪责全担；对方不过是个小帮工，毫无干系。
肃亲王是当时清统治阶层里罕见的有头脑、人品也不错的人。审讯过程中，看着汪、黄二人的气度，他一直感佩革命党人就是了不起，死留给自己，生交给别人，这样的人清政府中有吗？联想起清朝那些极度腐败的杂碎，肃亲王心情极为复杂。
该如何判决这二人，暗杀的直接对象摄政王载沣不用考虑就说，当然死拉死拉的，而且按刑律，胆敢加害皇族，要满门抄斩。
肃亲王反复考虑，劝下了载沣。他说，这个愣头青汪小子来刺您，根本就没想过要活，他就是要以他被咱们宰掉去鼓舞人呢！您看看，如果杀他，“同盟会高级干部汪精卫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的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成了同仇敌忾的对象，这不是正好合了他的意吗？他来刺您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咱不能让他得逞，您想想，不杀他的话，别人怎么想？企图谋刺摄政王都得到宽大，咱表现出了无边恩德，民心就站到我们这边了。
1910年4月29日，清廷判决书下，称汪黄二人“误解**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这个肃亲王被汪精卫的精神和识具大大吸引，他几次到监狱中看望汪精卫，给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放弃反清念头，加入到自己这边来。
肃亲王说：“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两人立场如此不同，怎能形成什么共识？不过，在几番接触中，二人对对方的品德都产生了尊敬。后来汪精卫谈到肃亲王，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肃亲王则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了！”
汪精卫事败入狱，人在纽约的孙中山叹道：“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一度陷入分裂的同盟会为了营救汪精卫又团结起来了，各地组织都在行动；而民众也看到，革命党可不是一个叫人家子弟送死、领袖们舒舒服服的团伙，他们的信念和决心如此坚贞如此深厚，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
汪精卫在牢里吃什么？每日三餐都是一碗霉变的陈米饭和一条咸萝卜，每五天才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肉半斤。这日子基本不是人过的，就在这里，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出的《慷慨篇》，全诗是：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诧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终身监禁，何日是头？汪精卫愁看铁窗外的云天。
忽然一天，一个狱卒塞进来十个熟鸡蛋。汪精卫疑惑地接在手中，立即明白：是她！
汪精卫急促地翻转着鸡蛋查看，果然在其中一只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
汪精卫知道，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她已买通了狱卒，可以和汪精卫联络了。
汪精卫给她写了首词：“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新年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词后，他又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催促她快快离开危险的京城。
陈璧君来信了，她的信是一篇光照爱情史的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准备把牢底坐穿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释放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作为头号政治犯立即出狱，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杜月笙，旧上海黑社会大头目，1888年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浦东新区），1951年病卒于香港。自幼父母双亡，14岁从家乡来到上海谋生，先在水果店当学徒，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因陈的关系得以进入当时上海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公馆当差，因头脑灵活、办事精干而获得黄金荣赏识提携，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他善于组织谋划，精于交际笼络，势力一天天与黄金荣持平。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在其直接部署实施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头戴“国民政府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的桂冠，又及时转向工商、金融业，黑白手段并用，积累起更为庞大的资本，网罗大量徒众，在黑白两道建立起空前的势力网络。作为成员十万的上海黑社会组织首脑和纵横各界、呼风唤雨的“闻人”，他被称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
如此人物，叫人首先想到的恐怕不是“文化事迹”，尽管杜月笙发迹后让他的手下喊他“杜先生”，而不是象黄金荣叫“黄老板”、张啸林叫“张大帅”。黑帮头目，最突出的性格肯定应该是心狠手辣、冷酷凶残。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杜月笙倒不一定是传说中的“杀人如麻”，但其卑劣凶狠行径必然少不了，且举几例。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清共”阴霾已临上海，杜让管家万墨林向与其来往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他的“师叔”汪寿华下请帖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不顾罗亦农、顾顺章的劝阻，坚信“讲情面”的杜月笙不会做背信弃义、自坏名声的事，只带司机如约于当晚前往杜公馆，结果一进门就被杜手下“四大金刚”毒打晕厥，然后塞入汽车，运至龙华活埋于枫林桥的荒野中，“四一二”大屠杀拉开序幕。
——杜月笙风闻大房太太沈月英与其表哥有私，杜暗中摸清情况后，派人将其表哥劫至江湾荒郊，残忍地斩去四肢；沈月英从此被幽禁在家不得见人，直到其子结婚才被允许出来见新媳妇一面，48岁便孤郁而终。
——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与杜月笙交好。宋子良在上海结识一舞女，致其怀孕，宋子良给其银元2000，嘱其打胎，不料该舞女开口索要20万，并要求宋负担她和她母亲下半生生活。宋子良玩一个舞女哪肯花如此代价，却又怕舞女大闹坏其颜面，便向杜月笙倾诉，杜淡淡一笑。二日后，该舞女于夜间被人劫上汽车，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江心——黑社会术语叫“种荷花”。
然而杜月笙发迹后的确与文化界过从甚密，是“三大亨”中唯一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的人。他与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赞助文化事业还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话，比如优待其门徒中的记者、编辑，资助学者、诗人和名士，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培养子女向学向善，都给人以很深印象。解析杜月笙的文化事迹，对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状况和杜月笙本人可多一份了解。
杜月笙亲近文化界，首先肯定是出于现实利益，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脱俗、仙风道骨的“奇人”只能是一厢情愿。杜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钱，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编辑，不但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反而每月予以优厚津贴。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入银行，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200万银元之巨。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的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在新闻界的能耐，便求到杜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4000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看见，杜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4000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具势力的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纸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笼络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提章炳麟，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服、金刚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皓首穷经的老学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以语言学家、哲学家名满天下，但经济并不宽裕。其时章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请求帮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两人在章太炎书房相谈甚欢，临走杜月笙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送了一份厚礼。章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这样一来，杜在章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多么高雅！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了，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为杜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我想此事应不是凭空捏造，学术泰斗和黑道巨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杜月笙想必的确对章太炎下了大功夫，终得到了章的敬重，建立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为师，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必须开香堂，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并行三磕头礼；杜十分通达：如今我在“明社会”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理事长、会长，是企业家、金融家、社会活动家，你拜我为师不丢脸，但要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为难人了。于是杜改革礼仪：“老头子”改称“老夫子”，“门徒”改称“学生子”，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改为“永遵训诲”一句话，三磕头改为三鞠躬。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经过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杜对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风雅”沟通起来已得心应手。 杜月笙如此热诚地“附庸风雅”，目的当然是为提高自身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风雅还是值钱的，还是值得去趋附的。如果象今天，成龙周星驰牛群赵本山都是“兼职教授”、买了书号就可出书、给了赞助就可当文化社团理事，恐怕杜月笙对“风雅”就没那么大劲头了。
还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财势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何况“粗人”们很清楚文化人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更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敌视和仇视，君不见早些年的某些“工农干部”是如何对待文化和文化人的吗？“知识分子又怎样？还不是归老子管！”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报复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没有。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不难看出话里含着缕缕心酸，他似乎真是有心向学的。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对手下说“衣食足，应该礼仪兴了，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经过长期自律和培养，杜月笙的整个气质形象都起了很大变化。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会是怎样的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象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杜氏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近年来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上博专馆陈列。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１０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办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这除了扩大社会名声，也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的心理补偿吧
“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杜月笙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剑桥中国史》的注释上说：“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象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他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盛传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上海社会上对“杜先生”即将归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门徒和一些名流人士为表达对他的欢迎，决定以民国迎客的最高规格——搭牌楼迎接。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传话制止，他说：“我不过是个老百姓，这就搭牌楼，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来了该用何礼节？”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他之所以坐大如此，是因为上海“四边三角”的独特格局：抗战前，上海被公共租界（美英租界）、法租界和市政府辖地划分为三大块，他的黑社会组织就在这三者间的交界缝隙处生存、繁衍，成为第四股力量；并且，由于前三者互不买帐，协调各方关系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他这股不官不民、似匪似商的势力身上。由此有人认为，他的杜公馆才是真正的上海市政府。
现在抗战胜利，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存活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奥援——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头号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尊敬了10年的“老夫子”树起叛帜。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不是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上海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正负责清算汉奸工作的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 “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改为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6年12月，上海市举行参议会议长选举。杜月笙知道他不在国民党支持之列，但他要显实力和人气，决心以高票拿下议长之职，再潇洒辞去。经过各界门徒的运作，一时大有“全票当选”之势。选举进行唱票时，杜月笙满以为他的名字会一路唱到底，不料总共180票中出现了40余张空白票，虽然还是当选，但这个结果与杜月笙的预想大有差距。在掌声中，杜月笙起立发言，他已没有按事先预备的讲稿高谈阔论的兴致，只反复说明自己健康情形欠佳，行政经验不够充分，因此他要求大会准他辞职，同时另选贤能。“辞职”好戏草草收场，参会议员以“杜先生态度谦冲自抑，辞意坚决恳切”接受辞呈，当场另选国民党推出的CC派潘公展为上海市议长。
虽然杜月笙当选议长至辞职不过几十分钟，在上海市政制史上，市参议会首任议长正规严谨的说法还是杜月笙。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进行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的活动，此活动被称之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又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于是锒铛下狱，登报示众。
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训话会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尽人皆知，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杜月笙所说的“扬子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他这番话立即传遍上海，很多人为之折服。
血气方刚的蒋经国决心铁面办案，不徇私情，立信于人；他的心腹甚至建议将孔令侃就地正法，以起震撼全国之效果，蒋经国竟准备采纳！孔二小姐魂飞魄散，赶紧找到宋美龄哭诉；宋美龄大惊，迅速告知蒋介石。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下午，命令他终止行动，蒋经国发表了壮志未酬的告父老书后离开上海，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翻沉浮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也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缘”。抗战中，他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无偿援助1000具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并表示决不使部下妨碍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主演过《夜半歌声》的著名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
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三次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共产党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旋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４位，西医３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另外，今天张三介绍一位医师，明日李四贡献一个偏方，杜月笙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的结果，是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当时杜月笙能发挥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的工商、金融老板在大变局中都看着杜月笙如何抉择，头面人物杜先生都离沪而去，大家赶紧跟着逃离，上海一时掀起了资本外逃的风潮，如果杜月笙能归来，就能安定工商界人心；二是黑社会十万人员趁新旧交替大肆做恶，上海解放后几月内治安急剧恶化，而这些人最受杜月笙节制。
为便于杜月笙归来，中共虽然对黑社会干将和肇事做案的成员严厉打击（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叶绰山即在龙华汪的遇难处公审后枪毙），并勒令凡参加过帮会者都必须到有关部门登记，但对黑社会“教父”杜月笙一直没有定性。黄金荣在被要求写“悔过书”时提到杜月笙，被打回要求重写；经人提示，黄金荣抹去了有关杜月笙的内容，悔过书始得通过，并在报上公开刊发。
1950年，老友章士钊受托来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杜月笙一边向上海徒弟众传话，要求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管束，一边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喝早茶、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公开庆幸幸亏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 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 30万美金，供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竟已付不起！迁法遇阻，杜月笙伤心地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提这么一点要求，还要我15 万美金。”
晚年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她的红颜知己、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孟小冬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也是位传奇女性。
孟小冬曾与梅兰芳相爱同居，1926年因此而发生一件爆炸性新闻：她的一个疯狂崇拜者、北平朝阳大学肄业生王维琛持枪闯入梅宅，声称梅兰芳夺其所爱，要求梅兰芳出钱十万“解决问题”；梅兰芳报警后大批警察赶来，惊慌之下，王维琛开枪打死了当时在梅宅的梅兰芳老友、北平绅士张汉举。
此案轰动一时，社会舆论大加炒作，一时沸沸扬扬，种种绯闻，扑面而来。孟小冬不堪忍受，从此与梅兰芳分离。
杜月笙一生酷爱京剧，1925年和孟小冬相识以来，他对孟小冬有很多敬重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只是一直没有夫妻名分。就在准备迁居法国，杜月笙另一太太、也是京剧名伶出身的姚玉兰计算出需要27张护照时，孟小冬对杜月笙幽幽一句：“我跟你去，是算女朋友还是算佣人？”杜月笙一楞，然后立即宣布和孟小冬举行婚礼。
1950年的某一天，香港杜公馆内摆起十桌宴席，62岁的杜月笙强撑病体，和41岁的孟小冬完婚。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杜月笙的病情不断发展，已必须长期吸氧才可苟延残喘，而他的迷信也加剧了恶化程度。
杜月笙年轻为黄金荣当小伙计时，一名和尚当街拉住他，要为他相面，称他将来的富贵远在黄金荣之上。当时黄金荣就在当面，杜月笙十分尴尬，痛斥和尚有眼不识泰山，尽是胡说八道。不想后来他真的成为“上海皇帝”，“业绩”让把黄老板远远抛在后面。
黄金荣在黑道辈份高，名气大，但论真正的实力，和后来的杜月笙无法比拟。黄金荣60岁以后其实就淡出了江湖，而在他最盛的时候，势力其实也不出法租界。他一贯严禁子女单独出法租界，就是怕到了不是自己的地盘，会被仇家绑架。
早年这次奇特的经历，使杜月笙对相面算命之类深信不疑；而且他知道现在如果测算结果不祥，术士们现在不会当面对他说，于是他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匿名悄悄寄给台北一个名号为“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大师”，六月息馆主回函，说他“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也就是说他绝对活不过虚岁六十四。顿时杜月笙求生信心全部崩溃，这催命符般的一纸命书被他贴肉而藏，去世后才被家人发现。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
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赢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据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千，出嫁的拿4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最后，他日日高烧，嘴唇成粉红色，舌头咖啡色。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国土”台湾汐止，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至今没有实现。
杜月笙死后一年，即1952年，以陈毅、潘汉年为首的上海市新政权，依靠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民众支持，仅用3年时间就基本肃清了盘踞上海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黑社会势力。杜月笙和他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从此走进了历史。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范徐丽泰的爸爸徐大统，都是杜月笙的徒弟！49年跑出去的！) 董建华的爹是青帮？向华强的爹好像是正规军少将。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于佑任曾为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于佑任曾为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张季鸾：“民国故报人”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王芸生叹气道：“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张季鸾说：“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王芸生回问：“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突然间，本已极度虚弱的张季鸾拥被而起，兴奋地说：“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我们在割稻子》。就说，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在万里田畴间割下黄金稻子，让敌机尽管来吧，让它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
次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后18天，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
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惟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蒋介石唁电中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林伯渠的联名唁电称：“季鸾先生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唁电则称：“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亲往丧礼吊奠。
张季鸾灵柩后公葬于西安，碑铭中对他的定位也许是遵循他遗嘱之意，异常简略，并未“呼应”他身后的极尽哀荣，仅曰：“中华民国故报人榆林张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诉记者，他听说，这块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块。
张季鸾的侄儿、《大公报》名记者高集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这个报人，1913年初创办北京《民立报》，该报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瞩目。6月，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被投入监狱。
这个报人，1918年担任《中华新报》总编辑期间，因披露政府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这个报人，1925年被担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友人胡景翼推荐为陇海路会办———一个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最后，这个报人和吴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记公司的名义买下已停刊的《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从而开启了民国新闻史上的一段传奇。
在当日的“续刊号”上，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社评《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一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于佑任曾为这位“民国故报人”下过一极精当的评语：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
光凭一个人的谋略，即使再厉害，也救不了一个国家，但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白崇禧惊人敏锐的判断力，分析能力，和洞察力，使他成为蒋介石心目中，最有智慧的作战专家。
随着日军大规模全面入侵，中日大战，正式拉开序幕。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忘记白崇禧。他紧急召白崇禧进入南京，帮他谋划对日作战。
在蒋介石的召唤下，白崇禧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就有日本很有影响力的。日本人没有看错，后来白崇禧和李宗仁在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是中国抗日以来的最大的胜利，不但干掉一万多日本兵，还扭转了日本人是不可战胜的神话。
日本鬼子，醒醒吧，中国人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弱，你们自己也不是想的那么强！
连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也这样写到“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
但是那时的日本人，是相当的自大的。
因为他们在日俄战中中，竟然打赢了强大的俄国。这使日本人很是陶醉了一把。因为不说别的，就是单个的看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体质，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俄国人高大威猛，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能依然光着膀子喝伏尔加，也许他们是白种人，在体力上有天生的优势，在现在的网球比赛中就能看出来——西方人第一场还不怎么样，但是越打状态越好，越打越兴奋。而亚洲人一开始的技术不错，但是越往后，体力就不行了。
那时候的日本人，平均身高还不如中国人，那到底有多高呢？我们看一下很有震撼性的数据：
1943年，侵华日军的平均身高是1.56米。
1944年，因战事扩大，日军征兵龄放低，侵华日军的平均身高是1.44米。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倭”，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那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相比，身高会矮那么多呢？有的人类学家分析，这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日本人的起居中，他们家里没有椅子，凳子，沙发，所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跪着的姿势，这极大的影响了他们骨骼的发育。在战后，随着营养的加强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本人的身高才“突飞猛进起来”。
所以，因为这种体制的差异，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对俄国人是既恨又怕。
但是在日俄战争中，竟然把他们一直认为强大的俄国给打败了，日本人难免会陶醉。当时日本国内的舆论，有的把这场难得的胜利归结于指挥官，有的归结于天皇的“英明领导”，还是天皇头脑还清楚一点，宣布说：这项荣誉应该归功于小学教员。
这是很在一般人意料之外的答案。为什么呢？
天皇是这样分析的：正是我们这些小学教员，把俄国人对我们的欺辱，灌输到我们国民的心中，使他们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对俄国人仇恨的种子，正是这种仇恨，才是我们的在战场上，化为了强大的战斗力，才得以战胜俄国人。
但要说明的是，日本这些小学教员，对我们中国来说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推动力量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那时日本的小学课本里，竟然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中国的物产如何丰富，幅员多么的辽阔。这种居心不言自明，要不然我们中国物产丰不丰富关你日本屁事！
曾几何时，日本一提到中国，就崇拜的五体投地。这从他们的语言里就能看出来：原来，古代的日本，对外界认知十分有限，“唐”不仅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所有的外国 – 因为日本人很难相信世界上有哪个外国不是唐的属邦。于是，他们把很多和外国有关的词和“唐”联系在一起。
比如，古代日本妓女出国工作，叫做“唐行”– 目标当然不仅是中国。
又比如，梅毒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于是叫做“唐疮”，这个似乎和中国也关系不大。
自然，“唐人”的含义中也就不仅仅是中国人了，日本民间在明治前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唐人”的。 （这就像我们以前把火柴叫做“洋火”，自行车叫做“洋车”，还有什么“洋楼”“洋枪”“洋炮”一类的。凡事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就加一个“洋”。） 这就足可以看出过去中国对日本影响有多大。让日本崇拜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说日本人是个极度“势力”的民族，谁打败它，谁比它强，它就崇拜谁。自从被美国敲开大门后，就开始像美国努力学习，开始崇拜起美国来了。
而一旦发现中国落后，马上对中国一百个看不起，嘲弄，接着是入侵，和没有人性的杀戮。
在二战期间，被俘的美国俘虏被带到日本本土做苦工，他们才发现日本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发达。到处能看见低矮简陋的房子。以美国人的视角看，当然会觉得日本不怎么样。
那个时代的日本，尤其是在乡下，传统落后的日本生活方式，还到处可见。
比如那时很多乡下的女人，还不穿西式的内裤，她们衣服里穿一种叫“腰里悬”的东西。她们撒尿时是站着的，并且还不避讳人。有的史料里这样生动的描述她们撒尿的样子：上身前驱，屁股后撅，并且还面对路人。
这种姿势想着就不怎么雅观。
有些日本乡下的妇女，到了大城市里，看到很多商店两边摆放的消防筒，还以为是便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下裤子，撅起屁股，一阵猛尿。
但是总的来说，随着日本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他们的国力有了质的飞跃。由于这种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他们的眼里愈发显得落后愚昧。
我们上文中提到过的蒋百里，在1933年就预见了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在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中日军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手。是骡子是马，战场上马上见分晓。
在最高参谋机构的白崇禧，对即将爆发首次中日军队的大对决，有着和蒋介石等人不同的计划，因为在他看来，由于上海的特殊的地理——无险可守，这对于处于弱势的我方军队来说，在这种地形上，和日军硬碰硬的对着干，这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他的计划是退守南京，凭借南京的地理优势，再和日军展开决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向蒋介石提出自己的计划。
先不去探讨白崇禧的计划是否是一种更好的选项，我们重建一下当时的状况。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几句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兵力是敌方的十倍，采取围歼的战术，五倍于敌军就采取进攻的战术。但是近代的战争，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武器，士兵的素质，还有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等因素。
孙子兵法里，主动的进攻方，需要有比敌方多五倍的兵力，在淞沪会战中，作为进攻一方的日军，投入兵力大概只是中方的一半。这也可以反应出，日军的作战能力和自信。
只是被动的防御，其实很难成功。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汉末的董卓，退守到郿县，并且在郿县的城内，积聚了足够三十年吃的粮食，城墙也弄得特别坚固——史书上记载是高七丈、厚七丈。他想这下子可安全了，即使有人攻城，我只要守住，也能坚持三十年，可以安安全全在这个城里养老了。但是不久就城破身死。
还有公孙瓒，在和袁绍的作战中，老是打败仗，于是他便借着大河的地势，修起了高五六丈的高墙，城门也从通常的木门换成了铁门，并在高墙上设了上千个九丈高的瞭望楼，以便于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和防御来自城外的进攻。和董卓类似的是，他还在城里“积谷三百万斛”——储存大量的粮食，以应对长久的围困。
但是根据辩证法，没有绝对坚固的“盾”。再好的防御，也都有自己的弱点。
袁绍对付这种“超级防线”还是很有办法的：他派人开掘地道，通到城墙下面，然后把城墙的地基逐渐的掏空，但是为了避免掏空的城墙过早垮塌，这些袁绍的“工兵”们，还用木柱子做一下支撑，等挖的面积觉得差不多了，就把木柱子烧断，坚固的城墙就轰然倒塌了。
拿破仑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是终究要被打败的。
说得太有道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白崇禧当然也明白这种道理，在淞沪会战中，他也向蒋介石做了这种建议：主动的进攻比单纯的防御更有效。蒋介石也采取了他的这种合理化建议，但是效果却很出人的意料之外。
廖磊带领的桂军，按照白崇禧的这种战略意图，全线对日军发动反击。但是从战壕掩体里跑出来的这些桂军，虽然非常英勇，但是却死亡非常的严重——数万大军，一天就被日军大的溃不成军，伤亡达一万多人，仅旅长就死了六七个。这些可都是桂军的精锐，白崇禧据说为此心痛的茶饭不思。
这说明，白崇禧的这种主动进攻的战略，虽然在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当时的日本，为什么有如此强的进攻突破能力和战斗力？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详细分析一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进攻方，要突破对方的防线，通常采用下列几种方法：密集的炮火轰炸，大规模的坦克推进，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毒气。
那时常用的毒气有：氯气、光气、和芥子气。
在三种中，最可怕的要数芥子气。为什么呢？因为防毒面具对它也放不住。这是一种糜烂性毒剂，顾名思义，就是一接触，会导致人体组织溃烂。对人的皮肤，眼角膜，呼吸道等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它到底有多“毒”？
只要空气中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人的皮肤上就会起严重的水炮，并开始溃烂。
坦克是突破对方阵地壕沟和铁丝网最有效的武器。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坦克排成编队，后面跟着步兵这样的突击方式，很难对付。
在我们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军事技术的教材中，就有单兵和小组怎样爆破坦克的方法。但是读起来总觉得方法非常的原始，操作起来有极大的危险性。
比如说单兵爆破坦克的做法是：通过壕沟坑道等隐蔽物，拿着爆破装置接近到坦克的薄弱部位，爆破装置从启动爆破引信到爆炸，有3——5秒的间隔时间，利用这一段时间，安置好爆破装置后，迅速向坦克的侧后方向撤退。
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这样的“土方法”去炸敌方的坦克，伤亡率肯定低不了。
不知道这种“爆破坦克”是咱们自己的“首创”，还是从国外作战教材中学的。因为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我们从外面吸收的很多。例如在著名的“抗大”（中国人民抗日政治大学），我们所用的射击教材，就是由129师参谋田牧翻译的日本的射击教材。
这种各国间互相学习先进军事技术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挨打。我们要是有机会看看美国特种部队的格斗训练教材和具体的训练方法，就会惊奇的发现很奇怪的现象：怎么这种格斗训练的原则和方法和李小龙的截拳道那么相似？
没错，因为美国特种部队格斗技术的总教官就是李小龙的的弟子——布莱斯．龙。
连美国大名鼎鼎的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总教练也和李小龙有关——李小龙的徒孙保罗．凡奈可。
李小龙当年由于身体原因（一说是因为扁平足，一说是因为一侧的睾丸没在阴囊内）没能进入美国部队成为一名美国士兵，但是他的传人却成了美国特种部队格斗技术的总教练，并且他自己的格斗理论，也成了美国特种部队格斗的基本原则。
可见中国人“赤手空拳”的打斗技术和理论，是世界上最先进，最丰富，最博大精深的。
日本人进攻上海时，强大的作战能力，是因为他们的作战方法和作战技术，比当时的中国部队先进很多。
日本的作战方法是海、陆、空协同作战。而当时中国军队只习惯打内战，对这种当时先进的战法很陌生，跟别提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了。
“协同作战”，这是非常有威力的一种作战方法。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种武器和兵种的优势，把各种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一提到这种“协同作战法”，不能不提戚继光。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曾经介绍过戚继光对日本的辉煌战绩：有时杀敌上千人，自己却损失极少，甚至是零伤亡。这样辉煌的战果，与他的建立的“阵”即“协同作战小组”，是分不开的。
比如在一个作战小组里，有弓箭手，长枪手，短枪手，盾牌手等组成。这样的配置当然很好理解：对于不同距离的敌人，都能形成有效的杀伤。但是更绝的是这里面的规定：比如在同一个小组中，短枪手有保护弓箭手的职责，如果弓箭手在交战中被敌方杀死，对不起，这个小组里被指定保护弓箭手的短枪手，也会被在战后砍头——因为你没尽到你保护的职责。
这样在每个作战小组里，都会形成一个互相照应保护的坚强的集体，因为在小组里如果战友被敌方干掉的话，自己也会被杀——不过要是你能砍掉敌人的两个首级，就能免死。
这种严格的规定，使一个作战小组变成一个疯狂的、威力巨大的杀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