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英语词典下载:名将王耀武 53

当时，蒋介石一身肩负的国际压力很大，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提出要求史迪威来主持中国战区的军事事务，包括指挥中共方面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不止一次的痛心疾首的指出：“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的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较之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描述蒋介石的样子“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表面上看，这次豫湘桂战役与蒋介石的判断失误有直接关系。但究其内里却与蒋介石自1944年春季以来的战略思想的部分转变有着更深一层的联系。进入1944年以后，美国扶植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党内开明派遥相呼应，其核心目的无非两个字：分权。这让蒋介石大起疑惑，当年苏俄的阴影再度在他心中徘徊不去，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民主口号企图摇荡人心，打击现局，而若干中委亦随声附和，反对现状，形势汹涌，如有大祸之临头者。”这在一个长期主掌军权，盘亘中央多年的蒋介石来说，简直是不可容忍的，由于美国人过早的触及蒋介石的禁脔，使得蒋介石对眼下日本人的某些战略要点做了后来被视作是根本性的调整。 蒋介石的“苦心孤诣”很快被隐藏多年的日本老牌间谍“菊蟹”所挖掘并传递给了东京。虽然，“菊蟹”的能量还没有达到可以窥探整部战略意图的水准，但蛛丝马迹已经让日本人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些行将就木的日本军阀们尚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根多么重要的救命稻草，反而通过这条线索利用了蒋介石，他们频频播撒各类烟幕，包括动用“菊蟹”的独立战线反复给国民党当局灌迷魂汤，让他们产生足够的错觉，借此达到“一号作战”畅通无阻的目的。事后证明，日本人的这一招在开战以后的确收到了预期效果，可也因此给他们自己的棺材盖上楔进了一枚最大的钉子。 日军兵围衡阳之后，蒋介石准备东西两翼夹击日军，而日军则准备利用衡阳这个诱饵，全方位的歼灭国民党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调第46军和第62军去桂林，增防祁阳、零陵、桂林一带防线，防止日军下一步的突进。蒋介石则否决了白崇禧的建议，蒋之所以否决白崇禧的建议，固然有“山头”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政治上的考虑。不过，对于蒋的考虑，身为第一线军事主官的王耀武是不以为然的。 日军此次南来，王耀武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他认为，日军的行动特别是湖南战场的举措基本是抄袭中国1862年10月13日爆发的满清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雨花台之战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故智。所不同的是日军改湘军的壕堑战为野战，寻求在运动中追歼国军。当年，湘军可供驱使的作战兵力不足两万人，太平军李秀成指挥的部众则多达十万。可是，对比双方的强弱可知，湘军虽然人少，却有三点为太平军所不及。第一，湘军水师处绝对优势；第二，湘军后勤保障无忧；第三，湘军参战人员剽悍敢战。 将上述对比衡诸于中日两军的比较上，王耀武感到国民党军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日军在实施重点突破上兵力往往占绝对优势，始终压国军一头。在这点上，国军恰恰重蹈雨花台战役中李秀成领导的太平军的覆辙，兵力分散，布阵散漫，很容易给敌人提供切、斩的有利战机；其次，国军后勤保障相当之差甚至可以用“恶劣”二字来形容。1944年10月，美国亲蒋势力代表人物魏德迈竟然发现国民党军的普通士兵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士兵食不果腹、衣不保暖，药品缺乏，救治迟缓，大批伤病员接连不断的产生，严重的削弱了战斗力；再有就是国军将士的勇敢程度颇受质疑，以至于两三名国军士兵竟不能活捉一名日军。后来就连最有把握的冲锋、肉搏都落于敌军之后。 联想到1862年10月26日，也就是雨花台激战到了关键时刻，曾国荃给乃兄曾国藩的信中所述“忠酋狡有余而悍尚不足，故得支持至今尚无恙”，《湘军志》中也记载雨花台战役“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值得一提的是，在国民党的官方正式文件、文稿中针对国军将士的作战也有类似的描述“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而国民党军方面，更要命的一个弱点还在于蒋介石的“遥控指挥”。平心而论，遥控指挥也不是老蒋个人的发明创造，就国民党军的现实来看，指挥若干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历史构造的部队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如果不是老蒋亲自出面，其他人还真挑不起这副担子。但问题是遥控指挥毕竟等同饮鸩止渴，救得了一时却也毁了一世。白崇禧作为蒋介石提出的协调指挥衡阳战事的代表，他提出的建议对错与否，显然决定权应该在上峰，不料白的建议一出台就遭到前线指挥官薛岳的公开大骂：“屌他老母，让我给他守大门，做梦！”薛岳因为历史的原因，抱恨新桂系，可就是这么一位对新桂系不满的薛岳，一旦得知老蒋要“遥控指挥”衡阳战事，采取的应对措施竟然是装神行太保，开跑。薛岳的理论是：“你跑远了，他（蒋介石）联系不上你了，自然也就指挥不动你了。” 戴笠的电话一共要通了三次，直到第三次，王耀武才示意接进来。戴笠的怨气从话筒中扑面而来：“佐民，你是官升脾气涨啊，我楞是要了三次才跟你通上话，平常我跟校长通话也没有这么难。”王耀武笑道：“雨农兄，战时电话难接你也是知道的。类似的情况就是校长遇上了也没办法。再说了，能掂量出我王耀武几斤几两的天底下一共有四位。”戴笠：“哪四位？”王耀武：“校长、敬公和我老娘，再有就是雨农兄了。”戴笠哈哈大笑：“佐民啊，你真会说笑话。”王耀武：“这不是笑话，是实话。” 在王耀武看来，此时增援衡阳，犹如抱薪救火，而且王耀武督率的部队多数都是疲惫之师，难以言勇。然而，毕竟“圣命”难违，王耀武最终还是把张灵甫派了出去，而结果诚如王耀武所料，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已。从这时起，王耀武对于蒋介石“固守一点，四面包抄”的战术产生了怀疑，而且，这种“遥控指挥”更让王耀武联想起那位坐在“太阳城”里屡出昏招的“洪天王”洪秀全。 鉴于河南、湖南战场的严重失利，蒋介石事后追究责任，将亲信蒋鼎文撤职，汤恩伯撤职留任，失守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被执行枪决。蒋介石自己也做了“自责”。军统方面，因为情报上的错漏也被连带追究责任，戴笠又一次将赵铁夫打发出来，赵铁夫的每一次出现在王耀武的身边，王耀武都知道将会有大事发生，只是这次他不知道这种厄运又会降临在谁的身上。 跟以往每次不同的是，这次赵铁夫来去匆匆，竟然也没有和王耀武打招呼，很快赶回重庆。王耀武乐得不见面，自上次吴化东被捕以后，对这位曾经出手搭救自己的老朋友，王耀武内心里面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当然在赵铁夫来看，他是执行公务，可在王耀武看来，赵铁夫变化太大了，或可说原来存在于他身上的一种本质的东西直到现在才让王耀武发现。赵铁夫走后的第四天晚上，白文冰忽然跑来，脸色极差，带着一种少有的气氛坐在了椅子上，一言不发。这种情景自白文冰从庐山归在王耀武麾下以来，王耀武从未见过。 还不等王耀武发问，白文冰的眼窝里就已经溢出了泪水。白文冰说：“主座，余书茵死了，死得很惨，就死在我的怀里。”王耀武大惊失色：“怎么回事？谁干的？！”白文冰：“这是第二个死在我怀里的女人，第一个是我的未婚妻肖冰，她因为盲肠炎被误诊，活生生的死在我的怀里，而今天余书茵比她死的还惨，死于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毒药，而在我之前，只有一个人去见过她。”白文冰抬起眼来看着王耀武，眼神透着一股子寒气，王耀武虽然也是枪林弹雨中杀过来的军人，可这种逼人的寒气，却也不常见，况且还没有哪一个部下敢这么逼视着他。 白文冰临走前忽然问了王耀武一句：“书茵死前挣扎着问我，为什么上司有病，下属吃药？为什么我们鞍前马后十余年，最后竟然会被下如此毒手？为什么我们对自己人总是这么苛求？我回答不出来，所以，我想问问主座，这到底是为什么？”王耀武无言以对，他知道今夜的他注定也将无眠。余书茵留下的三个疑问，直到王耀武临终时也无法回答出来。 落落寡欢的白文冰被严子庸给拉到了家里，自从上次查处钨矿砂事件发生后，白文冰在医院照料了一段严子庸，而且还专门请人治疗严子庸的眼睛，因此，两人之间结下了友谊。当然，白文冰之所以如此卖力也是看中了严子庸的蒋经国系统的背景。今天晚上白文冰很悲伤，而严子庸则很兴奋。一问才知道，原来为党国瞎了一只眼的严子庸有两件事值得高兴。第一件事是蒋经国准备调严子庸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工作或者到新筹建的青年军政治部担任组织处处长。严子庸：“小白，你看我选哪一个比较好一点？”白文冰：“这两个职务能不能一肩双挑？”严子庸更兴奋了：“嗨，还是你小白气魄大，想得多，一肩双挑，这是个好主意啊。”白文冰：“书记长不打算继续为‘新县制’奋斗了？”严子庸喝尽了杯中酒，狠吐了一口恶气：“奋斗个屁！经国自己在赣南打开一片天地，怎么样？十里乡绅联名告他，给他列了十大罪状，老头子也不得不敷衍这些土鳖，硬是把经国调开了。新县制当初老头子设计的很好，政教合一、全面渗透，跟共产党和地方势力派一较短长，可你也看到了，区区两只地头蛇就把我咬得变成了独眼龙。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跟这些土鳖较劲了，还是回中央工作吧，至少省心。” 白文冰：“这可是有些不符合你书记长的人物性格啊。”严子庸嘿嘿一笑：“小白，经国跟我交底了，中央干校（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简称‘中央干校’——引者注）和青年军是目下最关键的两步棋，说到底这年头还是要抓枪杆子，有了青年军垫底，将来用枪杆子跟这帮土豪劣绅说话，我看他们还能蹦跶到几时？”白文冰：“你们这些人都是有后台的，不想干了拔拔脚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可我们这些小人物只好继续在这里做断肠人。”严子庸：“小白，你今晚可是有点多愁善感啊，用你的话说这不符合你的人物性格。”白文冰：“我他奶奶的还有啥人物性格，小菜一碟而已。”说完，白文冰猛灌两口酒，压住自己烦躁的情绪。严子庸：“是啊，身边没女人，就都这副德行。还有个事，你也知道的，就是小翠儿让我放心不下。这一走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相见。这个女人那真叫一个贴心啊。” 白文冰：“你回到中央工作，还兼着青年军的差，我就不信像小翠儿这种乡下女人还会在你的眼里？”严子庸把酒杯一推：“小白，你跟我相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我这个人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主儿吗？要说天底下这女人我也见过一些，可像小翠儿这种知冷知热、贴心贴肝的还真不多见。”因为有余书茵这件事横着，白文冰竟也跟严子庸产生了共鸣：“是啊，女人多的是，可好女人毕竟难得。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小翠儿再好，也是别人的盘中餐，你这么惦记着不也没用吗？”严子庸：“要不怎么说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呢。我这么多年拼命工作，对女人我真是没动过什么念头，这次好不容易动了凡心，可他妈的居然还是别人的婆娘，你说这点子背的，跟谁说理去啊。” 严子庸说的“小翠儿”是白文冰的好友王玉彬的老婆陶翠儿，人有个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有些妩媚的样子。对于这种女人，白文冰素来没啥兴趣，再说了，朋友妻不可欺，这是起码的做人道理。不过，白文冰跟王玉彬的实质关系，严子庸并不知晓。说到陶翠儿，白文冰倒是想起王玉彬在他去常德之前有一次聊天说碰到了一个算命先生，说他王玉彬有血光之灾，要他躲“星”（灾星，旧社会的迷信说法——引者注）。王玉彬一边说着，还一边笑骂着，说像他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人还怕个屁。王玉彬这么说着，白文冰的心里可是一动。 可是，到了第二天下午，严子庸派人来找白文冰，说是王玉彬死了，是从青龙山上跳下去的。白文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王玉彬跟杨福昌一样，都是被人提前做了手脚，自己动作明显慢了两拍。王玉彬一死，后面的闲话跟着就传开了，说是严子庸跟翠儿走得很近，这才有了王玉彬的死，连山上的瞿伯平也暗中来找白文冰，他们也怀疑因为上次查处钨矿砂走私的事，严子庸官报私仇，害死了王玉彬。这两种消息混合到一起，严子庸的屁股坐不住了。县警察局因为杨福昌死后，又派了个新的局长，是军统临澧班学生出身，喜欢事必躬亲，严子庸一时也不好大喇喇的插手。  白文冰暗地里自己跑到王玉彬自杀的现场进行勘察，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但山石上还能看到斑斑的血迹。尸体跑到哪儿去了？直到中午吃饭时，白文冰还在琢磨这件事，碰巧有人招呼他过去，他抬眼一看，原来是邱维达。邱维达陆军大学毕业以后回到部队，受到王耀武的重视，而且，出于多重考虑，王耀武在组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时，特派邱维达担任集总参谋长，而罗明理则担任副参谋长。 邱维达有些不安，他对王耀武说：“明理一直跟着你当参谋长，这次忽然把我调上来，他不会没有想法的，我怎么安排其实无所谓，只要在你手下，我都愿意。”王耀武：“你不用担心这些，明理那边我会去解释，参谋长这个位置我考虑很久了，你上来比较合适。明理这个人是好人，有时候不愿意轻易开罪谁，你就不同了，只要你看着不对的，你都敢放炮。”邱维达：“合着你是让我来唱白脸的。”王耀武笑了：“也不都唱白脸，也有唱红脸的，比如我。”这次邱维达也笑了。实际上，王耀武让邱维达出掌集总参谋长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二十四集团军新归属过来一个军即第七十三军，七十三军是湘军系统，何健、刘建绪、王东原都曾经指挥过这支部队，这个军上上下下湖南人很多，邱维达跟他们都是同乡，处理起关系来比较方便。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军的军长韩濬（又作韩浚）跟邱维达是老相识，按照礼节论，邱维达还要叫韩濬一声“韩老师”。 当年邱维达和伙伴共八人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做轮船去广州应考黄埔军校，大家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心里不免惶惶然。就在甲板上议论纷纷，这时候有人循着声音问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去考黄埔军校？”大家都点头，问话的这个人做了自我介绍，他说：“我叫韩濬，我是湖北黄冈人，黄埔第一期毕业，你们第一次去广州，路不熟，我可以给你们简单的说说。”于是，韩濬很细致的告诉他们到了广州应如何投宿，不要去当地的客栈，而是要去湖南人开的小客栈，便宜而且饭菜可口，然后再去长堤黄埔军校入伍生部申请考试事宜。邱维达他们依照韩濬的指导，投宿湖南小客栈，果然经济实惠，四角毫洋包吃包住。这件事让邱维达一直很感念，他始终尊称 “韩老师”。 韩濬是黄埔一期，按行辈论，王耀武要叫他一声“老大哥”，韩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是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师长，很能打，连薛岳也敬他三分，但为人脾气比较率直，第十军军长李玉堂跟他同属黄埔一期，韩濬去看李玉堂，李玉堂正摆弄日本军刀上瘾，对韩濬有些怠慢，韩濬一气之下，抬腿就走，用韩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对他（李玉堂）也不屑一顾，掉头即去。”七十三军新附，有了邱维达和韩濬的这层老关系，指挥起来就不那么困难，这也是王耀武之所以要把邱维达推上来的一个原因。 因为自己的原因一度连累白文冰也跟着被打入“冷宫”，邱维达一直过意不去，这次回来担任参谋长，一时间杂务缠身，白文冰自己也是跑东跑西，两人始终没有好好的聊聊。正赶上今天中午吃饭碰到了一处，邱维达专门拎着两样好菜请白文冰过来一道扯一扯。这两道菜一个是清蒸腊鸡，一个是黄焖鸭块，还有几样湘西泡菜。邱维达给白文冰夹了一个鸭块：“你尝尝这口，肯定让你满意，我知道你是最讲究口腹之欲的，跟我不一样，随便吃一口就行了。”白文冰一尝，还真是那么回事，就又多吃了一块：“嗯，不错，味道醇厚，这菜不像是当地做出来的吧。”邱维达乐了：“到底是你小白，嘴巴真贼，这是我侄子孝敬我的，特意从恩施带过来的，罐头包装，我那里还有一大筒，一会你走的时候也带上。”白文冰：“你这侄子不错啊。”邱维达：“这还不是亲侄子，就是本家侄子，要不怎么说我们湖南人实在呢。对了，其实我这侄子你也应该知道，他叫邱义。” 白文冰吃了两口泡菜：“这是从小陶然客栈买的吧。”邱维达点点头。白文冰：“那里的男主人遇害了，你知道这件事吗？”邱维达：“你是说王玉彬吧，我怎么不知道，邱义也跟我说过几嘴。说实话，当初我在五十八师的时候，王玉彬等于是老廖（廖龄奇）的一条腿，人是霸道了点，可毕竟算是袍泽，如今遭致横死，而且就死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心里不落忍。我还告诉邱义了，要早点抓住凶手。”白文冰：“参谋长，不如你给我引荐一下，认识认识这位邱局长吧。”邱维达：“你还嫌事少啊？这是当地政府管的事，你跟着掺乎什么。”白文冰压低声音道：“不是我瞎掺乎，这件凶案不是普通凶案，很有可能连着另外一桩大案，我还有个预感，这案子跟你丢的那把军刀还有关联呢。”邱维达：“你越说越神了，引荐没问题，下午我就带你去。不过，你说这个案子跟军刀有关，是不是真的？”白文冰：“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这件事到你参谋长这里为止，一丁点的风都不要透出去。”  下午，经过邱维达的引荐，县警局局长邱义和白文冰见上了。邱义告诉白文冰，案发现场并没有得到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两件物品，一个是王玉彬穿过的皮夹克，因为是军制的，一直很惹眼，有人当时就指证这是王玉彬的。另外一个是一枚圆形的古钱。白文冰要求看看这两样东西，他特别掂起这枚古钱，这东西让他感到有些眼熟，只是眼下还不敢确定。他又问邱义：“其他可疑情况有没有呢？”邱义：“昨天晚上，深夜了吧，我派了两个人在案发现场蹲守，据他们说有人出现，可这两个废物没有经验，愣是把来人给惊着了，那人动作还很敏捷，这两个废物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白文冰：“你怎么看？”邱义：“我觉得这人来者不善，应该是冲着什么东西去的，所以，现在这两件物品”，邱义指了指皮夹克和古钱，“都是我亲自保管。”白文冰：“邱局长不愧是临澧班的高材生，看问题就是一针见血。”————————————————————————————————　韩浚（1893.4.15—1989.9.7），湖北新洲人，黄埔一期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党中将军长，在解放战争中的“莱芜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后被特赦，晚年曾任武汉政协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湖北省干训团教育长，第十军第四十八师师长，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第七十五军副军长。1943年冬任第七十三军副军长，1945年春任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先后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外围战，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 . 李玉堂（1899年-1951年），字瑶阶，1899年3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出生于山

抗日名将李玉堂

东省广饶县大王桥河西的一户地主家庭。父名启绪，母延氏。李玉堂在家中排行第四，上有两兄一姐，下有两弟一妹。李家世代农商结营，到了李启绪这一代已有田产六十余亩，家境较为富裕，这使李玉堂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先于1906年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入广饶二区（刘家集）振华高等小学、河西国民学校就读。 1915年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后，李玉堂投入到阎抚尘组织学生营参加讨袁战役。1916年袁世凯病逝，学生营也随之解散。李返回家乡，并在一年后考入了济南公立工业学校，就读于金工科甲等班。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外交后援会，作为山东后援会的代表在家乡领导集会带头销毁日货，并当众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良心救国”四字标语，以示爱国决心。经过四年苦读本想有一番作为的李玉堂，在感受到国家遭到欧美日列强的欺凌、以及国内战乱不段的残破景象后，决定投笔从戎。于是他在1921年投入了山西士教育团受训，结业后充任晋军炮兵队上士班长、准尉司书等职。1923年冬李玉堂回乡省亲，得知了领导南方革命政府的孙文正在筹备军校培养革命军官的消息，便与赋闲在家的堂弟李延年等人商量投考军校事宜。为了能顺利考入军校，一个月后，他们在国民党员王乐平、延瑞祺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3月又在王、延两人的推荐下与同县的项传远、李殿春等友人投考黄埔军校。当一行人在济南转车时，又结识了同样要南下投考军校的李仙洲、王叔铭等人，于是又结为一队南下上海参加初试。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三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将领，并被同学们誉为“山东三李”闻名全军。 　　1924年4月，李玉堂一行十五人在上海参加初试，李玉堂由于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曾在旧军队中受到锻炼的强健体格而得以顺利通过初试。但同行的十五人中却有五人被淘汰，通过初试的十人则乘船继续南下，并在广州通过复试后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李玉堂和李延年两人同在第二队学习。在校期间，李参加了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员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争锋相对。经过六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后，李玉堂顺利毕业，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营（营长陈继承）担任少尉见习官，继升中尉排长。 　　1925年2月，李玉堂随教导第1团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征之役。3月12日孙文在北京逝世，革命大旗陨落，南方政府麾下各派军队之间争权夺利愈加纷繁。4月13日，黄埔军校的三个教导团合编为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李仍任原职。4月28日，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又告叛变，并占领广州，于是参加东征的军校教导团又回师平叛。一周后，杨、刘叛乱就被平息了。5月，党军第1旅改称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李玉堂改编时被调往第2团（团长沈应时），并提升为上尉连长。8月26日，党军第1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师，李玉堂继续在第2团担任连长。同年10月，李玉堂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在第1师收复惠州的战斗时，李玉堂自愿担任攻城敢死队队长，在作战时身先士卒，终将军旗插上惠州城头，为收复惠州立下了汗马之劳。战后，他被提升为第2团（团长金佛庄）第2营少校营长。1926年3月，他还被选举为孙文主义学会惠州分会组织委员。 　　1926年6月22日，李玉堂所在的第2团（团长倪弼）召开党部执行委员改组会议。会中，他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同月，李玉堂营作为第1师的预备队随军北伐。当第1师于10月攻至南昌时，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第1师由于师长王柏龄指挥作战不利而损失惨重，李玉堂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被送往后方医治。当国民革命军再一次攻打南昌时，李玉堂却无缘参加了。 　　随着宁汉对立局面的产生，北伐被迫中止。1927年6月，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继武汉国民政北伐之后决定继续北伐，李玉堂于此时伤愈归队。8月6日，第1师在南京召开师党部重新组织会议，李玉堂被选举为常务委员。同年8月，孙传芳以刘士林为总指挥对国民革命军实施反攻，双方在龙潭展开激烈战斗。是役，李玉堂率部奋勇作战，一举突破敌军阵地，直插刘士林的司令部，刘得知后仅带几名卫士仓皇出逃。战后，第1师副师长胡宗南辞去了第2团团长的兼职，并以李玉堂作战有功，推荐其接任团长。同时，他还获得了一块“智仁勇”银盾的奖赏。11月，李玉堂又随部击溃了直鲁联军的铁甲车队，并率先进入津浦线重镇——蚌埠。 　　1928年1月，宁汉合流。4月，国民革命军在总司令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开始第三期北伐。李玉堂随部攻入鲁南，并策应友军攻占济南，协助主力部队驱逐直鲁联军，取得了北伐的决定性胜利。年底，奉军首领张学良通电拥护统一，全国在形式上终于得到统一了，李玉堂的革命理想似乎也已经得到了实现。同年8月，国民政府鉴于北伐已经取得基本成功，便对所属部队实施编遣。在编遣会议召开之后，李玉堂所在的第1师被缩编为第9师（师长蒋鼎文）第25旅（旅长甘丽初），他被任命为第50团上校团长，旋又调任第3师（师长钱大钧）第8旅（旅长蔡熙盛），担任上校副旅长。 　　1929年1月，蒋中正暗访苏州驻军第3师时，发现多名主官擅离职守，勃然大怒之下将该师团以上正职军官全部撤职，其他涉及人员严厉处罚。李玉堂因是副职，出事时又正巧在办公室值勤，得以免责，并接替了第8旅少将旅长（辖许永相第15团、曾国民第16团）一职。3月18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李玉堂被选举为监察委员。6月，第3师改编为两旅六团制师，李玉堂仍任第8旅少将旅长（辖李仙洲第13团、胡素第14团、许永相第15团）。时第3师内部对新上任的师长毛炳文持反对态度，理由是毛并非黄埔教官，无权指挥黄埔生。这些反对军官中，以旅长李玉堂和团长蒋超雄最为突出。最终军委会将毛炳文调离，以第3师副师长陈继承接任师长，才将事件平息。 　　1929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时，李玉堂旅由徐州南下广东支援粤军作战，曾指挥所部在三水地区阻击桂军的连续进攻，受到了师长陈继承的嘉奖。12月，第8旅开赴苏州休整。时石友三之第13路军在南京浦口兵变，而李玉堂的第8旅正经过南京，闻知此事，立即投入战斗，迫使石之叛军北上，解除了南京之危。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结成联盟。南京政府为了防备这些地方实力派，命第3师回驻徐州，稳定苏省局面。一个月后，第3师又奉命开赴豫东进攻与阎、冯联系密切的孙殿英部。3月21日，李玉堂的第8旅猛烈进攻孙部据守的马牧集阵地，经三日激战击溃孙部，占领归德。同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玉堂又率领第8旅由砀山向西进攻，在陇海路与反蒋军作战。7月，转移至津浦路作战。9月，因所部损失过重被调为预备队。10月战事结束，第8旅开赴武昌南湖休整。由于在中原大战期间阻敌有功，李玉堂于1931年2月28日获颁四等宝鼎章。 　　1931年2月，李玉堂随部入赣，由鹰潭南下，曾在广昌、兴国一线与红军交战，但是随着几次围剿的失利，第3师往往都是无功而返。同年9月，第8旅移防洛阳。1932年5月18日，李玉堂升任第3师中将师长（辖许永相第8旅、李仙洲第9旅）。同年7月，率部参加对红军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进攻。8月中旬，红军在黄安地区对第10师、第89师等部反击，李玉堂的第3师奉命增援，先后突破红4方面军独2师、独1师等部防御阵地，在七里坪地区与红4方面军主力接触。经过七天激烈战，迫使红军后撤。随后第3师经宣化店北上，配合北线友军会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政治中心——新集，并于9月9日攻占该地。10月，红4方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南下后，李玉堂率领第3师留在鄂豫皖地区担负地方绥靖任务。 　　1933年11月，驻防福建的第19路军发动“闽变”自组政府，第3师奉命由赣东入闽平变。李玉堂于12月18日率领所部进入闽北地区，次年1月8日在水口击溃谭启秀军，并沿建瓯、古田、闽清公路尾随追击，16日进占福州。两天后，第3师在马尾乘船，在海军的掩护下由厦门登陆直取漳州。经三天激战，击溃守军第19路军特务团，先后占领漳州、同安、安溪。“闽变”平息后，李玉堂又奉调入赣参加对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5月，第3师进驻江西黎川，旋又调回到福建连城负责修建碉堡和公路。8月，为了配合北路友军对红军的进攻，第3师奉命进攻长汀，但是遭到红24师周建屏的顽强抵抗，激战数十天后推进至朋口。9月10日，李玉堂以所属第8旅向温坊方向推进，未料第8旅在占领目标后疏于防范，遭到朱德指挥的红1军团、红九军团主力围攻，李玉堂闻讯后自觉解围力量不足，便紧急向上级发出求援电，第8旅残部终于在友军的增援下突出重围。第3师的这次失利，间接导致了东路军的攻势被迫停止，（温坊战斗）后来直到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后，国军才占领长汀。这次失利，第8旅旅长许永相被判死刑，李玉堂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并且改支上校薪给。 　　红军长征后，第3师调往闽西地区担负地方绥靖任务。1935年4月13日，李玉堂被叙任为陆军少将。此后第3师奉命入粤监视陈济棠第1集团军的动向。同年10月，第3师按调整师编制改组，并装备大量新式武器，使该师战斗力大幅度提升。1936年1月1日，李玉堂获颁三等宝鼎勋章。同年两广发动“六一事变”，旋被中央政府软硬兼施予以敉平，陈济棠的势力土崩瓦解。第3师在解除了监视任务后便开赴江西宜春、袁州整训。10月5日，李玉堂被晋任为陆军中将。11月12日又获颁四等云麾勋章。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10月初，李玉堂指挥先头部队抵达战场后暂驻江湾。是月中旬，投入大场地区阻击日军，激战十余日因损失过重奉命退守苏州河南岸。11月调往虹桥机场至七宝镇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后撤往苏州以北集结。国军放弃上海时，第3师又被调往同里至车坊一线布防以战区掩护主力撤退，在完成任务后开赴汉口整补。1938年4月，第3师调往徐州战场，被配置在砀山、商丘、兰封一线担负警戒任务。5月在邳县以东、郯城西南地区阻击日军。徐州会战失利后，李玉堂奉命配合友军于方头山等地阻击日军，为战区主力后撤争取时间，李在完成任务后撤往涡阳。 　　1938年6月8日，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副军长赵定昌，参谋长吴琅，辖赵锡田第3师、陈明仁预备第2师、赵定昌预备第11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第8军中，第3师为李的基本部队，预备第2师原为贵州省的三个保安团，预备第11师则是以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创第33师残部改编而成。是以第8军名为三师制甲种军，但仅第3师有战斗力，预备第2师既未上过战场，又缺少训练，预备第11师又因原先老兵损失殆尽，新兵过多，与预2师几无差别。李玉堂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部队投入到武汉会战中的。 　　武汉会战开始后，第8军被编入张发奎第2兵团序列，并奉命开赴江西星子至九江一线的沿湖地区构筑防御工事。部队进入预定地区后，张发奎命令该军配属第29军团，由军团长李汉魂负责指挥，并将第15师配属给李玉堂军使用。7月23日凌晨，日军第11军波田支队在海军第11战队的掩护下对预备第11师据守的鄱阳湖阵地发起进攻。由于预11师成立不久，湖岸守军玩忽职守，致日军在发起登陆时根本没有察觉，等到日军先头部队占领登陆点后，第8军副军长兼师长赵定昌才发现情况危急，该师张文美营已在半小时内全部被歼，随即投入战斗的预备队不进反退，致军心涣散，预11师阵地有随时被日军突破的危险。李玉堂得知预11师阵地受到威胁后，急忙命令第15师前往增援，使预11师在午后挡住了日军的第一波进攻。但预11师此时坚持在阵地者不足500余人，李玉堂请示上级将该师撤到星子休整，其所留防务由友军第128师接替。 　　7月24日凌晨，李玉堂在接到张发奎的反攻命令后，以预2师担负第8军全线防务，以第3师担负作战任务。该师师长赵锡田不负重望，率先进占鸦雀山，策应第27军团主力对日军波田支队的进攻。但日军在得到第106师团主力增援之后，进攻部队逐渐不支，张发奎见歼灭日军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便命令参战各部改攻为守，其中第8军的第3师奉命坚守鸦雀山阵地，以掩护第27军团侧翼。25日10时许，日军波田支队开始进攻鸦雀山左侧背阵地，守军第3师工兵营虽在营长谭镇滨的指挥下顽强阻击，但损失过重，不支后撤。李玉堂急忙命令师长赵锡田急忙投入第13团实施反击，但仍无济于事。此时，友军第128师防守疏忽，被日军偷袭得逞，第27军团后侧受到严重威胁。张发奎见继续坚持已属无意，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一决定最终造成了九江失守的被动局面。战后军委会追究责任，认为九江之败，主要因为李玉堂所属预11师警戒不力，致日军登陆成功。是以赵定昌被撤职查办，预备第11师番号也被撤消。九江沦陷后，第8军撤到武宁地区继续担负阻击日军的任务。此时预2师调回贵州，李玉堂仅能指挥第3师和临时配属的第15师抵御日军，至9月13日奉命将防务交由第4军接替后开赴平江整训。此时第15师脱离指挥，另调新成立的第197师（师长丁炳权）编入第8军序列。 　　1939年2月日军对南昌发起进攻，第8军在武宁以北之横路附近阻击日军。3月20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对第8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李玉堂指挥所部在友军第73军的配合之下坚决抵抗，使日军进展极其缓慢。第8军坚持到28日后因伤亡过半，奉命将防务交由第72军接替，后调整补。一天后，武宁沦陷。此后李玉堂指挥第8军与日军对峙在修水河沿岸达一年之久。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李玉堂指挥第8军一度配合战区主力投入反攻。 　　1940年4月，军政部决定将第8军、第10军合并整编，并准备派遣入缅作战。5月6日，李玉堂就任合并后的第10军军长（副军长赵锡田，参谋长蔡雨时，辖赵锡田第3师、余锦源第190师、方先觉预备第10师），率部移往沅陵、桃源整训。但是随着远征军在缅甸的失利，第10军入缅的任务亦随之取消，但仍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并入列为战略预备军。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当时军委会将第10军调归第9战区直辖，并拟令该军担负长沙防务。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了在金井至粤汉铁路东西之线与日军展开决战，便先行命令第10军开赴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李玉堂接到命令于9月23日抵达既定阵地后，将军部定在剑山将军坝。 　　9月24日，第10军先后遭到日军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的猛烈进攻，经两昼夜激战，第10军的福临铺、金井阵地被先后突破，所属第3师损失惨重，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殉国。李玉堂被迫放弃阵地率部撤往捞刀河以南的榔梨市收容整顿。随后将收容后第10军部署在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利用地理优势阻击日军四昼夜，终于坚持到援军赶至将日军击退。战后，战区长官部追究金井丢失的责任，李玉堂遭到撤职处分并调战区长官部服务。 　　李玉堂被撤职的消息传开后遭到了第10军官兵的强烈抗议，他们一致认为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是有功的部队，就算不嘉奖，但也不应该把他们的军长撤职。另一方面，接到第10军军长委任状的钟彬在了解到第10军的现状以及同情一期老同学的情况下，也借故推迟上任时间，这使得第10军一时间成了一支没有军长的队伍。 　　1941年12月，日军集结重兵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而负责长沙警备任务的第10军到现在还没有军长。于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决定让仍住长沙的李玉堂复出，承担起指挥第10军的责任。李玉堂自从被撤职后，感到上级对他的不公，虽然第10军刚上战场就被日军突破阵地，但是最终还是在长沙外围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此次惨遭撤职，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于是他在没有办理完交接手续的情况就回家闭门谢客了。 　　薛岳请他复出，李玉堂并不买这位战区司令长官的面子，仍旧不为所动。直到蒋中正亲自给李玉堂通电话后，才使他重新担负起指挥第10军防守长沙的担子。根据曾经在第10军服务的蒋鸿熙回忆，这通电话的内容如下：“（蒋）：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李）：报告委座，是的！（蒋）：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李）：报告校长，是的。（蒋）：那好了，那么长沙交给你了。”随后电话挂断。蒋中正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处分的解除和校长的信任，既坚定了李玉堂的守城决心，也成就了其一生戎马生涯的最高峰。 　　12月30日，李玉堂重返军部视事，并制订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愿与长沙城共存亡。1942年1月1日，日军第3师团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长沙，遭到第10军官兵奋勇抗击。该军所属三个师的师长皆离开指挥所亲临前线，如第3师师长周庆祥在天心阁、第190师师长朱岳在兴汉门、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在南门分别督战。1月3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又投入第6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地段，第3师团则缩小战线主攻东门至南门地段，虽然兵力增加一倍，但仍无任何进展。随着外线国军相继投入反攻阶段，阿南惟畿于1月4日夜间被迫下令撤退。 　　进攻长沙的日军被迫后撤，沿途又遭到各路国军的阻击以及第10军的追击，日军高级军官多名负伤，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第三次长沙大捷。会战结束后，军委会向第10军颁发“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所属三个师也分别颁授“荣誉”旗。1月24日，李玉堂被提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并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了该勋章的第95位获得者。同年3月，李玉堂辞去第10军军长兼职，专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3年11月，第9战区以第10军、第99军组成的一个兵团，由李玉堂兼任兵团长参加常德会战。11月25日，日军围攻常德，李玉堂兵团奉命为常德守军解围。11月30日，第10军向德山拼命进攻，但是遭到日军阻击部队的有利反击，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进展却极为有限，预10师师长孙明瑾于率部突进时阵亡，仅第3师第7团在师长周庆祥的亲自督促下钻空隙突进至南站，但是不久也被日军击退。常德守军见援军迟迟不到，便于12月3日开始突围向德山友军靠拢。同日常德沦陷，李玉堂最终没能解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李玉堂又奉命指挥第10、第46、第62三个军参加长衡会战中的衡阳地区战斗。当他的老部队第10军在衡阳苦苦支撑时，李玉堂也数次急催第46、62两个军驰援。为救第10军，李玉堂甚至进驻第62军军部，监督该军的解围作战。即便如此，各路援军进展仍十分缓慢。8月8日，第10军残部在外无援军，内无粮弹的见那情况下，伤亡殆尽，残部皆被日军俘虏，衡阳随之沦陷。衡阳以及第10军的结局使李玉堂痛心不已，为承担责任，他在会战结束后提请辞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1944年12月27日，李玉堂调升为临时编组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刘祖舜、方先觉，参谋长张震中，辖周士冕第27军、谢辅三暂编第4军）。时隔一月，第36集团军被撤消番号，李玉堂于1945年2月调回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杨汉域、丁治磐，参谋长晏子风，辖杨干才第20军、丁治磐第26军）担任总司令一职。对于这一职务，李玉堂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集团军虽然不是中央军系统的部队，但是李在这个集团军当过多年的副总司令，在指挥作战时必能驾轻就熟。同年5月，国军在广西投入反攻，李玉堂指挥第27集团军奉命参战，并于7月28日收复广西重镇——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玉堂率部留驻广西。李玉堂在抗日战争的贡献使他在战后分别获得了忠勤勋章（1945年10月10日）和胜利勋章（1946年5月5日）。 　　1945年10月，第7绥靖区在湖北大治成立，李玉堂率部开赴鄂东地区接受绥靖区司令官王陵基的指挥。1946年5月，第27集团军整编为第24军，李玉堂改任整编第24军军长（副军长杨汉域、方先觉，辖杨干才整20师、马励武整26师、傅翼整72师、方先觉整88师）。国共和谈破裂后，李玉堂的整24军率先加入到围攻中原新四军第5师的战斗中，其中整72师更是紧紧追击向西突围的5师。5师主力突围成功后，整24军主力留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清剿残留新四军游击部队。但是随着整26师、整72师和整88师的陆续调离，李玉堂只能依靠一个整20师来维持地方治安了。 　　1947年3月，李玉堂升任徐（州）兖（州）绥靖区司令官兼整24军军长。徐兖绥靖区名为负责徐州至兖州一线的治安，保障津浦铁路济宁——徐州段和南阳湖、昭阳湖、微山湖的水运线，而实际上李玉堂只对兖州地区负责。地区虽小，但李玉堂手头上仅有的一个正规军——整编第20师却在这个时候被国防部拨给郑州绥靖公署直接指挥了，而新归属指挥的伞兵总队也仅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这些情况使得只能指挥两个保安团的李玉堂头疼不已。自从内战全面爆发以来，李玉堂手上的三个整编师都陆续脱离了他的指挥，使李几乎成了一个空头司令。他虽然数次请求原部归建，或者另调部队由他指挥，但是都没有引起国防部的重视。1947年12月，徐兖绥靖区司令部和整24军军部正式并编为第10绥靖区，李玉堂改任第10绥靖区司令官（副司令官杨汉域，参谋长萧圭田），这个时候他所能指挥的只有山东保安第3旅和一些县区保安部队。 　　1948年4月，国军在胶济路上的重要城镇潍县、周村相继失守，济南、青岛两个重点防御城市之间的联系被切断。随后，解放军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击破津浦路，分割济南、徐州两座城市上。李玉堂掌握相关情报后，立即命令部队积极备战，挖掘战壕，修筑城防工事。同时李玉堂再电国防部求援，终于盼来了整编第12军（军长霍守义）这支部队。李玉堂在有了正规军后似乎有了底气，企图依靠整12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两万八千余人来坚守兖州。 　　欲保住兖州，必先守住曲阜，于是李玉堂派遣整12军所属第111旅的两个团前往接防。但是当111旅旅长孙焕彩率部抵达曲阜时，却发现迎接他们是解放军的枪炮，原来曲阜此时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孙焕彩带着部队退回兖州后，李玉堂命令该旅再次出战，势解曲阜之围，结果孙旅在遭到解放军打援部队的重创后再次退回了兖州。6月11日曲阜被解放军攻陷。至20日，兖州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李玉堂只能困守以待援军。 　　1948年7月1日，解放军开始攻击兖州外围。李玉堂将守备重点放在西关，在经过反复争夺之后，西关守军于7月7日被歼灭殆尽。至此，兖州外围尽失。12日下午17时，解放军发动总攻，李玉堂在城内指挥所属残部拼死抵抗，三小时后城防被突破。李玉堂指挥残部进行巷战，坚持至13日中午，退据城东。下午三时许，整12军军长霍守义商请突围，李玉堂见势不可为，同意了霍的要求，并下达了突围命令。李玉堂自率领保安旅残部向徐州突围，霍守义率整12军残部向济宁突围。两路突围部队结果被先后击破，李、霍两人皆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被俘后的李玉堂因冒充士兵而没被发现，之后在解放军押解俘虏后移时乘机逃脱，沿途又化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随后又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抚慰，而是国防部颁布“永不叙用”的撤查令。这位戎马二十八年的抗战名将遭此变故，也只能无奈的避居于上海。 　　1949年2月蒋中正宣布下野，李玉堂认为复出的机会来临了。他首先在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当高级参议。11月又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担负起防卫海南的重任。1950年1月兼任东路军总指挥。2月，抵制薛岳指挥的第32军军长赵琳被撤职，李玉堂又兼任该军（副军长康乐三，辖康乐三第252师、柴正源第255师、耿若天第256师、冯陈豪第266师）军长，并担负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一线防务。 　　在海南身兼三职的李玉堂对于即将解放海南的解放军来说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于是，在李玉堂之妻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的联络下，解放军同李玉堂取得了联系。1950年4月，李玉堂与解放军的联络随着海南战役的开始而中断了。由于他一直没有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便只能指挥着32军负隅顽抗。4月19日，李玉堂抽调所属第252师向澄迈友军防区增援，结果被解放军三个师围歼。32军的其余部队于4月25日在万宁遭到重创，其残部于28日撤往台湾。 　　李玉堂率领残部抵达台湾新竹后，再次被撤去军职。继又因为夫人陈伯兰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而被逮捕。根据李玉堂的旧部胡林亭（原第32军第255师警卫营副营长）的回忆，李之被捕，主要是由于其从事策反的随从副官李刚暴露所致。李刚被捕后受刑不过，交代出李玉堂的夫人与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策反李玉堂一事。而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捕后，立即写信给在高雄工作的陈石清，要他赶快逃命。这封信结果被保密局特工截获，李玉堂因此被捕。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经过调查，认为李对他夫人的通共情况并不知情，于是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条例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继而增加为十五年徒刑。遗憾的是当蒋中正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陈伯兰同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李在临死前留有遗书一封，内言“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举行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后因叛徒出卖，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碧潭。”山东省的决定使李玉堂成为了革命烈士。但是在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台湾政府又公开发表了一则提名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并颁予‘恢复名誉证书’”的启事，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玉堂原配李氏，续娶陈伯兰，皆无所出，有一养女李国英，居于台北，后移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