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萧山最高端的网吧:泰山无字碑：从无字到有字（党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8:40:17
泰山无字碑：从无字到有字（4）
作者：范泓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对于二次革命，胡适一直抱有个人的看法。晚年在与唐德刚的谈话中，他对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在中国所遭遇的曲折顿挫，始终感到惋惜，认为“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而掌握结构的成员，如民初的国会议员，也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胡适杂忆》）。胡适是“西学东渐”式的人物，对民主政治一直有着浓厚兴趣。1913年“宋案”发生之后，很显然，胡适本人是反对“兵戎相见”的;否则到了晚年，也不至于耿耿于怀，并以一种过来人的感慨口吻再次否定二次革命。正因为如此，胡适在1929年前后，之所以挑战国民党的“训政”和“党化教育”，态度坚决且坚定，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他晚年的谈话中，更可让后来的人——一如我们——以今天的立场来加深对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敬意，这就是：胡适先生一生都渴望中国能走上民主宪政之路。
胡适渴望走的路，应当说，也是孙中山早年想走的路。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是在1894年兴中会创立之时。当年康有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则以美国模式的民主共和为理想，渴求建立一个“合众政府”。1903年，他在檀香山一次对华侨的演讲中说得很清楚：“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确实是按照美国模式来组建临时政府的。尽管这种模式还显得十分脆弱，但实行代议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推行政党政治，这些对一个刚刚摆脱了千年专制的国家来说，不啻为一个重大进步。1912年的中国，各种政党、社团纷纷建立，一如过江之鲫，注册的政党有八十六个，社团有二十二个。一时间，“民主政治”生机勃勃，千年老树开了花，难怪乎已踏入“城头望月”之境的胡适先生对此仍念念不忘。
不过，在这念念不忘的背后，我们似乎还应当说点什么？若以今天的眼光看，无论如何，1913年的二次革命在其本质上都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国民党的一次自杀行为，显现出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局限性，酿成了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提出“以俄为师”的心理基础。我的朋友邵建在谈及此事时认为，设若当时的孙文们不是采用武力，而是以甘地对抗英殖民者的“非暴力”的方式来对待“宋案”（国民党内确有“法律制袁”的意见），就不会给袁世凯在日后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留下把柄，此话不无道理。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审视这件事时也说，他“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孙中山的责任似乎更大一点。因为，二次革命从法理上来说是“非法”的，因为当时的国会还在，采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并非一点没有。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刚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框架中，政治家们对当前时局的认知，以及选择解决这一“政治纷争”的方式，都将深刻影响这个婴儿般的“新政体”能否获得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也就是中国政治未来的端倪。不幸的是，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在此时却“迷路”了，他们最终选择了“兵戎相见”。其结果是，民国名存实亡，内战连绵不断，这就是梁漱溟先生1922年斥责“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的根本原因。
甘地有句名言：“未来依赖于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对1929年来说，国民党在中国全面实行“一党专政”，所依赖的是1924年“以俄为师”、引进“党治制”这个事实；1924年引进“党治制”，所依赖的又是1921年对苏俄政体的推崇备至，因而放弃对西方民主宪政的追求；放弃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恰恰又是依赖于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不知所措；而这一切，说到底，又统统依赖于中国政治传统“固有之血脉”的重大影响……于是，让我们再回到民国十八年，遥望国民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的“未来”，拼合前因后果，结局早已命中注定，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就是“现在做的事情”。对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想不到，对泰山无字碑的解读，末了，竟让我生出几许悲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