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车棚张拉膜搭建:梁漱溟说“农民太苦”反被批“以笔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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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些乡村工作者合影于山东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右二为晏阳初
“问题中人”梁漱溟
“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曾说，假如有人向他的朋友问起他是怎样一个人，朋友回答“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是恰如其分、最好不过的。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有而等于没有。他们的头脑杂乱无章，所谓的思想，不外乎人云亦云。原因在于他们内心并没有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也就不会认真寻求其解答。他的思想，原是来自“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寻个明白”。所以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为学问而学问”。
思想既是从刺激自己的问题中来，自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行动中去。所以他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为此，他不谋衣食，不顾家室。1935年妻子去世，他在悼文中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1932、1937年两个年幼的孩子两次逃难，他都不在场。相聚之后，也还是要把他们寄养在亲戚家中。
辛亥时期，他高中尚未毕业即投身革命；新文化运动中，他尝试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作辩护。1927至1937年，他奔走于广东、河南、山东做乡村建设实验10年，试图由乡村出发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是团结，他和“第三方面”的朋友们致力于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是建国，他又致力于军队国家化、和平统一。建国后，因替农民说话成为反面教员，“国事已上轨道而无所用其力”，就回头写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
“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他是自负的，但他却说，“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
他不是没有失去过自信。共产党实现中国的稳定统一，建立起新的政治秩序，做到了他没做到的事，“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于是认真学习马列，分析中共成功的原因并检讨自己。但后来自信又恢复了，因为“他(毛泽东)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
本着自己的思想行动，所以他一生行事“总是主动，不是被动”。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泽东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心里想的是：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1951年在公开场合发言，他不肯以“毛主席万岁”来结束。两年后，是著名的“1953年事件”，“顶撞”了毛泽东。1974年，因不肯批判孔子自己被批判，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
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家族
儒者风骨
“至大”，就是廓然大公，无我；“至刚”，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左右我的言行，在是非问题上，没有交易可言。梁漱溟认为，人就应该这样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
那天早晨，梁济收拾好纸笔，说是要去亲家彭翼仲家住三五日。临行偶然从报上看到一条国际新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问：“世界会好吗？”二儿子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说罢出了门。
3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再过3天，就是他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六十大寿。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谈话，说的还是社会问题。
族谱记载，梁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宗室，世居河南汝阳。在《元史》中，也先帖木儿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1280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元朝蒙古人汉名往往相同，梁家未认定始祖是营王)。元朝灭亡时，也先帖木儿的后裔归顺明朝。当时留下的蒙古人多半改姓，汝阳地属战国时魏都大梁，于是以梁为姓。在梁济曾祖梁垕时梁家迁居桂林，但祖父梁宝书、父亲梁承光两代都在北方做官，这支就留在京城了。
1859年，梁济出生在北京，父亲梁承光担任内阁中书，梁济的生母是他的侧室。祖父梁宝书曾担任遵化州知州，此时还健在。但他在梁济出生时已因得罪上司被免职，梁家一直为其债务所累。梁济8岁时，父亲病死在山西永宁州知州任上。祖父与家人返回北京，借住在大女婿家中，隐姓埋名，以躲避债主的追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家人的零用只花了二两多银子。
梁济就在这种贫寒凄苦的环境中成长。在遗著《侍疾日记》中，他曾追忆幼年夜读情景：“篝灯古屋，人声寂息，生慈用面糊粘补破书，逐本补苴，毫无倦色。”嫡母则与他孤灯相对，“常勉以成人立品数大事，频问男长大后愿为何等人，而男殊无志气，所对皆卑靡庸劣，不称旨，慈亲常废书而哭，掩袂告生慈曰：‘如此钝劣，终恐苍天负我，吾两人何所望耶？’然训责之后仍复劝勉，或命作对，或命讲书，夜分始息。”
他是家中的独子，家人自然期望他考取功名，恢复先辈的荣耀。但他显然并没有考试的才能，中举人时已经27岁，自此未能更进一步考中进士。二十多岁时，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因担心对方不能过苦日子，拖延数年才结婚。他做过义塾老师、王公贵族府中的家庭教师、官员的秘书，40岁才当上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后来参与修撰皇家档案。1906年，他被调往巡警部(不久改为民政部)，任外城教养总局、分局两局的总办委员，筹划罪犯教育等事宜。此后断断续续做了些类似的小官。帮他维持家中生计的是夫人典当的妆奁。
20年前的革命家
虽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员，梁济却几乎有些过分地保持品行端正，“久居京师，日与名利场中相接触，而未尝注意营求富贵”，并无时不为国运烦忧。但他看到的却是：天灾连连，“而热闹场中庸碌之人全不介意”；和朋友谈起，对方“泛泛酬答”，王公贵族则把自己当局外人，全不替百姓操心。甲午发生战事，日本兵还在朝鲜，已经有一两百官员带着家眷逃出北京。这怎不叫人悲愤！
好在还有个同道彭翼仲。1902年，梁济赞助他创办了北京第一家面向普通人的白话报《京话日报》。这段社论尽显他们开启民智之心：“……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日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们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业当做与自己无干。”
梁济并非保守分子，而是开明的改良派(后来，胡适称他为“20年前的革命家”)。他很赞同戊戌变法，但认为短时间内颁布过多政策操之过急，曾经草拟奏章建议谨慎实行，尚未上书百日维新已经失败。辛亥革命前一年，他“慨然欲挂冠去”，却又不忍独善其身，于是想写一篇奏章就君德、民德、官德三方面留下规劝性的意见，还没写完武昌起义已经成功。
他认为中国积弱全因为读书人专务虚文，所以一贯主张务实的精神。189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他常和熟悉洋务的人谈论世界大势，以不能远游他国为憾，而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大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
尽管本人以科举入仕，梁济却决意不再让儿辈走这条窄路。他和妻子张春漪共有4个孩子。长子梁焕鼐生于188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次子梁焕鼎(梁漱溟)生于1893年，生于1894、1896年的两个女儿梁新铭、梁谨铭都在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1898年梁漱溟开蒙，梁济没让他读《四书五经》，和几家亲戚共同请了教师在家讲授世界地理常识。次年北京出现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济把他送入这所学校，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不久义和团杀信洋教或念洋书之人，英文念不成了。因为社会动荡，梁漱溟不断转校，前后念了两次家塾和4个小学。
梁济深悟自己幼年所受教育过于严苛，因此对孩子极其宽容，几乎从不以严肃的神情面对孩子，梁漱溟从没挨过父亲的打，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压迫。
14岁后，梁漱溟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梁济认为好便给予鼓励，不同意也只是让儿子知道他不同意，从不干涉。起先儿子关心国家大局、看轻学问而有志事功，很有些像他年轻时的作为；两人谈论起时事也往往意见相合，所以梁济曾给儿子取字“肖吾”(像我)。进入民国后两人分歧越来越大，却一如既往好谈，于是不免不欢而罢。有时梁济已经睡下了，儿子还站在床前大声说个不停，他也并不喝止。许多年后梁漱溟感叹：“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见过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地信任或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