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s安全论坛:周恩来对万里的最后叮嘱：“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 - 苦旅憇苑 - 杂木清音 - 和讯博...

邓小平与万里在明十三陵植树

　　前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在1975年跟邓小平一起整顿陷入瘫痪状态的铁路系统，但是由于邓小平在评价文化大革命一事上开罪了毛泽东等人，中共随即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下台，万里所在的铁道部、甚至他本人的办公室都一度被铁路系统的人攻占。在处理铁路问题时，万里曾向周恩来诉苦，但是周恩来对他说：“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而万里也比较幸运，三次面临批斗，都由于意外的“变天”事件而逃过劫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邓小平1975年初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为了扭转经济领域的混乱局面，邓小平以当时最混乱的铁路系统为突破口，召开了专门会议，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当时的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在徐州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整顿。邓小平在该次整顿中曾严厉批评派系斗争影响正常经济运作：“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三个多月的整顿后，铁路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邓小平等人由于这次整顿铁路，却在1975年末遭受不测之风云。
 
　　中共中央政治局1975年11月20日开会，根据毛泽东意见，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做了批评。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后对邓小平的批评逐步升级。11月下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为之中断。
 
　　特别是一些经过整顿的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瘫痪，一些派性严重的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有的蠢蠢欲动，有的乘机翻案。最先起来闹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郑州站已经到了卸不下、装不上的地步，滞留列车占全路干线保留列车的一半，郑州战是中国铁路枢纽之一，它一堵塞，全国受影响，形势严峻。
 
万里不倒，火车不跑
 
　　周恩来1976年1月8日逝世，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14日晚华国锋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说：“你（指万里）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限。万里同志要转好弯子。”
 
　　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文件2月下旬下达后，铁路部门开始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纷纷到北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铁道部办公院内墙壁上被刷上“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1975年铁路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及其支持者。他们点名要找万里和其它铁道部官员。由于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来京上访人员越来越多。高峰日达四百多人，铁道部招待所住不下，有些人就住在外边。兰州铁路局所属单位的上访人员最有气势，几十人占了万里的办公室，在那里搞“进驻”，吃住在那里。办公室内有直通全路各地的长途电话，于是万里、刘建章的办公室，就成为他们的“联络站”了。
 
　　当时被派往铁道部蹲点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3月6日中午曾到万里的办公室看了看，满屋子都是上访人员，有的还带着孩子，地上、沙发上、床上、办公桌上、椅子上，以及窗台上，到处躺满了人，到处都刻着“打倒万里”。
 
周恩来：“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
 
　　昆明铁路局四十多名上访人员3月11日把万里揪到会议楼（铁道部招待所），张广友和另一位新华社记者黄奉初随同万里到了铁道部会议楼的一间平房里。上访人员中一个领头的就开始提问题，要万里明确回答。主要是：“去年你去昆明局是否刮了右倾翻案风？”“是根据谁的指示干的？”你几句，他几句，情绪越来越激烈，气势越来越凶，张广友见情形不妙，赶紧站起来说：“有话慢慢说，一个一个地说，你们这么乱，我们连记都记不下来了。”上访者认为有理，都回到了原座位，一个接着一个说。
 
　　下午一点多时，万里被放行，回家吃饭。饭后，万里向新华社记者介绍了铁道部的一些情况和他的一些看法，他说：“去年铁路整顿，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成效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上上下下一致叫好。至于是否有缺点、错误呢？局部地方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如何，我担心的是运输生产要受影响。现在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的。邓小平不倒则罢，邓小平倒了，你们保我也没用。我对这些是很不理解的，但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前些天中央在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的文件中，为什么非要点黎光和苏华的名字，而不让点我的名字。我顶了一个多星期，最终还是中央决定了，我只好服从。”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万里又对新华社记者回忆了在北海公园邂逅周恩来的情形，万里说：“那时，我刚到铁道部，交谈中他问到了铁道部的情况。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一下铁路的情况，当我讲到铁路情况很混乱，很复杂……这时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再提醒时间过了，总理不得不离开了。但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我说：‘不要紧，有小平同志呢！’没想到这竟是我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最后的一次谈话。这一年，也是我个人最不幸的一年：母亲去世；我本人得病入院；挨批斗，被赶下台。”
 
万里命大，躲过三次批斗
 
　　万里的夫人边涛说，万里曾经三次面临批斗，结果都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而侥幸避免了。第一次是1976年7月27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次日召开全部机关大会，要万里检讨，结果第二天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没开成。第二次是9月8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要万里准备做检查，结果第二天毛泽东逝世了，又没开成。第三次是10月6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准备接受批判，结果当天四人帮就垮台了。边涛说，三次都差一点儿，大概是万里的“命大”，感动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