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郑和路装修公司:一位地税员的告白：关于贪污、升职的那些事儿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而且是教数学的。因为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迷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中学和高中一向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物理化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语文成绩却挺差劲，最令他头疼的是作文。说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是一名老地税征收员了。

　　他就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作“骑自行车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局制服的区别。某时自己被误认为是公检法的人，心里那份儿感觉怪舒服的。

　　“从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化了，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每天能在城里挣10来元钱，那就足以令他们谢天谢地了。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我们南方农村并不多么普通的使用化肥，因为当年农民负担重，觉得化肥贵，不是万不得以，那是舍不得钱买化肥的。所以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城里人买的，基本上也是农民们日常吃的，所以城里人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城里同样一些人，头脑自然比农民活络，有的一两就成了万元户，骑着摩托背着秤了。那时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至于弄脏了街道，那算什么呀，雇些人勤扫扫得了呗官们不太在乎，市民们也不太计较。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缺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觉得收多了当然不高兴。还没挣几元钱呢，你也伸手要钱，当然更不高兴。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地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你撕发票时不经意，多撕给了一两张，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蚕食鲸吞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就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就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地是弱者。何况，他们是就近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

　　我问当年收现钱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

　　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当年也仅是对小商小贩们收现钱，总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把钱交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挣五元交一元，挣10元交3元，那得多高的觉悟啊！要求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不实际也不应该呀！我们背着书包走到他们跟前去收，不是也体现着工作的主动性吗？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两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鸡鸭鱼蛋肉，不同于买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交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暴露了么？说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10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因为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邓小平复出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前，国库里才只有一千几百美金。不带点儿美金中国代表团也出不了国呀，紧急调拨，东凑西凑，才总算凑了两万美金。当年咱们的代表团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小抠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嘛！”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啊？

　　我说北京的某些标识性建筑，请不请外国设计师往往也不是北京市政府决定得了的……

　　他说他是听北京市的出租汽车司机们那么说的。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淫，淫金钱。说‘文革’期间，张春桥嫉妒王洪文的地位比他高，写信向康生告状，说洪文同志生活作风腐化，经常打猎钓鱼，每月还要吃几顿法国大餐。什么法国大餐啊？不就是牛排鹅肝吗？如今在我们那市，牛肉有什么稀罕的？鹅肝小饭馆的菜谱上都有，算冷菜。说最可笑的是，张揭发王，看电视调台时懒得动，歪在沙发上用“一台进口的高端科技仪器遥控”，他那等人物当年连电视遥控器都不知道，却还要忽悠中国老百姓跟他们一道将他们那种“革命”进行到底，多酸啊！又酸又麻！现在呢，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淫……

　　我问他也是听北京出租汽车司机说的吗？

　　他摇头说这些事这些话倒不是，是从他所长那儿听来的。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才二十几套餐桌。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关系不错，定的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事先也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惨了。但那也搞的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那一年他们那一座小城市还是县级市，每到春节，县委县政府慰问退休老干部，正科级的人也在慰名单上的。在县城，谁熬到正科级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我们所长退休后，像是臭豆腐了，县委县政府的团拜车从不在他家门前停。连因为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判了刑保外就医的一位副县长还经常有人背地里去看望呢，可除了我们所里的人，他这个人似乎早死了，不存在了，被一切与他共事过的人彻底忘了……

　　“知道干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2000年后，全中国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CIP，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少则高15%，多则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升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逼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列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强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激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交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身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也愿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一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忧郁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对”。

　　我心里开始对他起敬意了。

　　他说他一拖，就将所长拖来气了。有一天所长没鼻子没脸地当众训他；他一拍桌子与所长大吵起来。他说他当时也知道，自己快被提拔为副所长了。结果那一吵，副所长没当成……

　　我问：“后悔不？”

　　他说：“有什么可后悔的呀！不就是副科级嘛，一半芝麻粒似的个官儿！吵了还痛快了呢！谁图一时痛快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叫事理。这点儿事理我是懂得的。当年不后悔，如今更看得来了。神马不是浮云？都是浮云！该来的好事儿，谁都挡不住。像是就要落在自己头上，最终落在别人头上了，那是别人的造化，是自己的机缘还没真的到来。比如现在，要直接提我当所长了，我一个劲儿声明自己能力不行，可上级说，你行！有什么不行的？考察来考察去，没人说你不行，非你莫属了！……”

　　他笑了，满脸呈现大自信。

　　而我，由衷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不仅对他起敬意，还觉得他特可爱了。有时，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是可爱，以后才渐觉可敬。这个过程往往很长；又往往，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始终是可爱，至于可敬，猫在哪儿似的就是不出现。而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第一感觉如果是可敬，那么也许他的三言两语，一个小动作，或一种表情，忽然的就会使我们觉得一个人也可爱了。

　　我对他的感觉便是如此。

　　由可爱到可敬，似铁树开花；由可敬到可爱，却似华丽转身。

　　“身为税收员，我这人也不是惯于送顺水人情，不讲原则。以前税收制度和条例都不太严，确实存在送顺水人情的空间。现在不同了，严多了，谁想送那也不太容易送成，除非互相勾结，以身试法。大的问题上，我比谁都讲原则，谁想阻挡都不行。我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前年，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盖好了一幢楼，我耐心等着他把楼卖完好收税。不料有天他说，他不卖楼了，他要将楼作为股份，与别人合伙搞什么会所。以物代资与别人合伙搞项目，这当然是合法的，不属于销售，当然也就不必纳税了。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在搞鬼。他说会所开张后需要服务员，你有什么三亲六戚尽管介绍来吧。你介绍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了。我又明白了，这是在拉拢我呀！我说谢了，我的三亲六戚不劳您费心了。二百几十万的税呢！想逃避就那么简简单单地让你心想事成了？美的你！你跟我来这套？那我就替国家盯死你了！半年后，他又对我说合作不愉快，他已经撤股了。入股时是一幢，撤股时是现金转账。行，算你高，这是合伙人之间两相情愿的事，我也干涉不着。但别当我是傻瓜，我没闲着呀，我暗中调查过了，那合伙人是他小舅子，是个影子合伙人，真实身份是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在职公务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经商，这是党纪！你小舅子犯了党纪了，你们的合伙不合法！税的事儿以后再说，先罚！重罚！那么多人说情，我一律不给面子。一份报告打到市纪委，纪委一调查，情况属实，把他小舅子也给撤职了。什么会所，不存在了。你贷款了，卖不卖？卖我就照章收税！不卖你就扛着贷款利息！你拖得起，我也等得起！……”

　　他说时，杂志卷在手中，一记记拍向小茶案。

　　看来，他这人脾气还不小。

　　我说了我的这一种感觉。

　　他却否认，说他基本上是个没脾气的人。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一向讲和谐。偶而露峥嵘，兴许一两年才露一次。但那通常是三五分钟的事，脾气来的快，消得也快。消就是消了，绝不久搁在心里。

　　“以后当所长了，更不能轻易发脾气了。当领导要有领导的涵养，是吧？我认为，有一种中国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当法官的，往往摇身一变成律师了。当官的，往往退休以后成私企顾问了。如今呢，税务师所也顺势而生，渐成雨后春笋了。又往往呢，老税务员，税务干部，退休后被税务所聘去当高级税务师当顾问了。好的一面是，有他们这种高级的专业的人士顾着问着，能增强企业和商家的纳税意识，我们省心了。不好的一面是，他们要是出高级的点子专教企业和商家怎么样钻税法的空子‘合理避税’，那我们的工作难度以后就大了，收税像是棋逢对手的赛事了。你认为哪种可能大些？……”

　　我沉吟半晌，老实承认，自己所知有限，实在是不敢妄下断言。

　　他将脸转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许多事，要特色到哪一天为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