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美军新版《联合作战纲要》研究}}

《2010年联合构想》与美军作战理论的发展

——访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军事学院教授托马斯·史密斯上校

[托马斯·史密斯简历]史密斯教授从1996年7月起任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军事学院军事战略教授，并担任该院《2010年联合构想》课程的教学工作。此前曾任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助理，1991年任“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营长并率营参加过海湾战争。

●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的是各种作战能力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几个军种的简单参与。

●战争有着许多继承的成份。即使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它改变的是战争的特点和进行战争的方式，而非战争的本质，因而仍将存在着不变的战争要素。

陈伯江：1996年，美国参联会主席颁发了《2010年联合构想》。许多人告诉我，这是近年来美军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是了解美军未来军队建设与作战发展的重要文件。你亲自担任《2010年联合构想》的教学工作，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就此问题采访你。

首先，我想请你简要介绍一下《2010年联合构想》的发展过程。

史密斯：去年春天，我首次开设了关于《2010年联合构想》的课程。前不久，我刚刚完成春季学期这门课程的第二次教学。在这门课程中，我一方面努力使学员们理解这一构想，使他们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对我们军队的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引导学员们对这一构想的内涵进行一些探索。我所采取的部分做法是从各个军种请来代表，让他们介绍本军种如何思考未来、他们的构想、他们面向未来的做法，以及这与《2010年联合构想》的关系。正如你们所了解的，所有的军种都有某种形式的构想，无论是“陆军2010年构想”，还是与之有关的什么构想。当然，大多数这类构想，都是在《2010年联合构想》之前提出的。

我注意到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2010年联合构想》的发展过程。确实有几个因素与这一构想的发展有关，其中“职能与任务委员会的报告”正式建议联合参谋部提供某种未来的构想。我已说过，各军种已经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因此，《2010年联合构想》的特点

之一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军种构想的影响。你会看到其中有些见解陆军或空军在它之前就已提出来了。当然，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简称J5)是负责把构想概念综合起来的业务部门，他们收集了各军种的信息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当时的参联会主席沙利卡什维利上将在给战略计划与政策部做指示时说，《2010年联合构想》不是一个求得各方同意的文件，我们不想让每个军种都同意或批准这个文件，但是，我们希望每个军种都有机会提供不同意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2010年联合构想》是一个受到各军种影响、反映各军种意见的文件；但如果让各军种自己去写，他们也不一定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陈伯江：我注意到构想中指出，美军要实现《2010年联合构想》提出的能力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10年联合构想》将如何付诸实施?或换句话说，如何使《2010年联合构想》中的作战概念转变为未来联合作战的实际能力?

史密斯：根据联合参谋部的决定，战略计划与政策部负责提出构想中的理论概念，作战计划与协调部(简称J7)负责联合构想的具体实施，至少是为实施制定出方案。门罗堡联合作战中心在一个J7工作小组的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对一些实施方案的汇总工作。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主要出版物就是你刚才提到过的《未来联合作战概念》，它在某些方面扩展了《2010年联合构想》。并且他们已在制订一项实施的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他们所要达到目标的概略大纲。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已使联合参谋部更多的部门参与联合构想的工作，这主要是通过他们称之为“联合作战能力评估过程”进行的。这一过程使联合参谋部更多的人员参与思考《2010年联合构想》的各个部分，并考虑本部门如何根据构想的计划与规划进行工作。联合构想也与国防部长办公室负责制订长期技术规划的人员有关，他们已在考虑联合构想的技术影响并从理论上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2010年联合构想》实施过程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去年春天国防部长科恩提出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这一报告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要把《2010年联合构想》作为国防部未来构想的框架。这样，国防部长就正式表明了他对这一构想的支持态度。

我认为这有助于增强国防部对这一构想的信心。

陈伯江：什么是联合作战的定义或确切含义?联合作战与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区别是什么?

史密斯：在我看来，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指的是各种作战能力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几个军种的简单参与。联合作战中各军种参与的程度要比协同作战大得多。它必须实现多种作战能力的一体化，以便充分利用各种能力相结合产生的增效。基于同样的理由，有些人对联合作战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联合并非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只有以牺牲单个军种的作战能力为代价，才能取得充分的联合作战能力。对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进行更多地探索。各军种的基本功能相对来说都是传统的功能。我们已在教学时对这些功能究竟是应继续下去还是需作改变进行了讨论。多数人认为各军种的基本功能应当继续保持。于是上述问题就变为：由于新技术的运用，能否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些功能，新的方式与我们现用的或过去已用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陈伯江：《2010年联合构想》提出了四个新的作战概念：即“主导性机动”、“精确打击”、“全维保护”和“聚焦式后勤”。你能把新作战概念与先前使用的作战概念进行一些比较吗?

史密斯：有人说这些概念并无新意，只是在它们前面加了新的形容词。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技术以及与技术相适应的新的作战理论和编制，以非常不同于我们在过去的冲突中所使用的方式进行战争，则会在这些作战功能的运用上出现重大不同。就四个作战概念来说，人们最初往往认为“主导性机动”涉及的主要是传统的地面军队机动。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主导性机动”作为一个更加扩展的概念，可由不同的力量在我们称之为作战空间的不同区域实施。因此，这一概念强调达成不同作战效能的集中，而不必以某种方式大量集中地面部队。“主导性机动”指的是各种作战力量的运用(包括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力量)，只要你能非常准确地使用这些力量。也就是说，这些力量高度机动，能够非常迅速精确地攻击给定目标。

毫无疑问，“主导性机动”与其他作战概念密切相关。离开了后面三个作战概念，就不可能实施“主导性机动”。

这里存在着一种渐增效果。“精确打击”指的是各种作战能力的网络组合。从识别目标的传感器到攻击目标的各个系统都包括在内。你提到你曾采访过参联会前副主席欧文斯上将，他的著名思想之一是“系统集成”。

我认为“系统集成”非常适用于“精确打击”。你拥有多个一体化的系统，这些系统可向你提供发现目标和既快又准地打击目标的能力。并且如果你能够那样做，则肯定会涉及到你需要保持什么样的部队和这些部队必须具备什么能力?假定你的部队要在战场上与一个敌手交战，这个敌手也拥有相当强的探测和攻击能力，你要想发挥打击能力和机动能力，“全维保护”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从部队向战区部署开始直至在战场上机动和交战，都必须要有保护这些部队的办法。因而在这一概念中我们说我们必须全维保护他们，尽管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很可能会有我们不能在所有时间，对各维战场空间都进行控制的情况。在保持控制的时间方面，大概“全维保护”与传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的观点有点不同。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考虑如何制造一些“机会窗”来运用那些部队。虽然必须对我们的部队提供保护，但由于敌方也可能拥有这些能力，因而这将是一项更加困难的任务。接下来当然是后勤保障问题，我们称之为“聚焦式后勤”，这是另一个不可缺少的要求。正如其他人已经说过的，在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到来之前，必然会有一场后勤革命。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大谈特谈快速机动部队以及可以非常精确地使用的各种火力，但为了保持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我们必须解决如何“聚焦”后勤保障。采用后勤部队大量集结进行保障的传统方式，在未来各种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将行不通。所以我们提出了“聚焦式后勤”保障的想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且在各军种内部，许多人对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提供后勤保障持有疑问。

后勤保障对维持任何部署的部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我来谈谈这些作战概念怎样才能做到适当平衡。首先，我认为它们必须平衡，这一点至关重要。由于情况的差异，很难泛泛地谈如何达成平衡。例如，正像机动和打击之间的平衡那样，在有些情况下，后勤保障可能要容易一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会困难得多。

作战对手不同、特定交战中政治、军事目标不同，其平衡方式可能相差很大。因为不同的变数可能导致不同的选择：即究竟“精确打击”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机动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情况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为了制定计划，计划者就必须要考虑平衡的问题，考虑他打算怎样实施作战，怎样达成政治和军事目标。

陈伯江：人们普遍认为，在当前的军事革命中，有三个重要的领域将导致军事作战发生变化，即：远距离精确打击武器、信息作战和日益增加的空间系统的运用。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三个方面将会使军事作战发生哪些变化?

史密斯：首先，在精确打击武器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不完全是新的。几十年来，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类武器，以及它们的改进情况。自从战争最早出现之时孙子写下有关信息的论述以来，信息作战确实一直都非常重要。大概不同之处在于用越来越多的技术提供更好的信息和使信息网络化的能力上，从而使之不仅对军事平台而且对作出决策和进行机动的人员都很有用处。当然空间也已成为更加重要的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空间在导航、侦察以及通信方面的巨大用处，并且这些用途好像还在增多。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可能、也许将会对军事作战带来比迄今为止大得多的变化。所有这些思想结合起来也确实会对作战概念和联合构想造成影响。

陈伯江：在实现“2010年联合构想”所提出的各种作战能力的过程中，如何对待现有的武器系统?是否有可能改进它们和以新的、不同的方式运用它们?

史密斯：是的，我想是这样。首先我认为现有的武器系统仍将是重要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程度有所下降。但通常总是新、老武器系统混合使用。完全更新军队的武器系统而淘汰旧系统，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我敢说人们也不想那样做。有些人把高技术和战斗力强的部队比作“刀尖”，但其他许多部队仍然是“刀”的组成部分，在许多作战中仍然有用。这大概可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一是，现有武器系统在许多类型的作战中——无论是非战争行动，还是更小的冲突，或者是与战斗力较差的敌人作战——仍然是有用的；二是，即使在装备了更高技术的部队中，许多现有武器系统仍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有人认为，陆军使现有部队数字化的一些尝试，基本上属于把新技术运用于老系统。也许将来将老旧系统转变为更新的系统会有新的办法。很明显，在过渡期间老旧武器系统仍是非常有用的。

陈伯江：什么是信息优势?信息优势的主要成份是什么?通过信息作战所能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史密斯：所谓信息优势，当然只是你的信息能力与潜在的敌人相比较而言的一个相对的判断。我想信息优势与空中优势的概念有些相似。也就是你要不受敌方干扰、完全自由地进行作战行动，与此同时在最大程度上阻止敌方的作战行动使之无法为所想之为。简单地说，这就是我对信息优势的看法。要达成这样的优势，将要涉及到进攻和防御两方面的能力。你问到信息作战能够达成哪些目标，有不同作战等级的目标。在我国的理论家中，尤其是对信息作战在战略级的运用有一些争论。我们知道，过去信息作战在战术级已经广泛运用，在战役级的运用也达到相当水平。信息能力还在改进，技术正在引起变化，如更加依赖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作战以及类似的变化。现在已经有打算用来在所有的作战等级上取得优势的能力。有关战略级的争论包括：信息作战在战略上有没有决定意义或有效性如何?有些人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的重要性上寻找答案，认为这些目标可能会受到信息作战的影响。有人提出，通过信息进攻摧毁经济目标(如有人用信息作战搞垮一个股票市场)是否具有战略上的用处?有人提出，

首先你能否有效地进行信息作战?如果能，那么你通过信息作战是否获得了军事上可利用的杠杆效益和“恫吓”效果?有些人强调，信息作战可以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攻击目标的方式；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尽管信息作战可对经济造成损害，但它不可能带来多大的“杠杆”效益。还有些人将信息战与经济战(如经济制裁)进行比较。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经济制裁是否真的有效?许多人认为经济制裁并不特别有效。有时经济制裁更多地被用来作为一个声明或表明一种态度，而非真的迫使敌人去做什么。战略信息作战可能与此相类似。这方面我们尚无更多的经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

陈伯江：《2010年联合构想》着重探讨了编组和运用联合部，队的新方式，这是否意味着过去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作战原则、相互关系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将在未来失去作用?你怎样看待军事历史的遗产?

史密斯：我可以肯定地说有些作战原则仍然是有用的。战争有着许多继承的成份。即使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它改变的是战争的特点和进行战争的方式，而非战争的本质，因而仍将存在着不变的战争要素。而且军事历史也确实提供了大量经验教训，特别是有关战争发展变化的经验教训。例如，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已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革命性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在1920年至1930年期间一些新的作战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从两个方面，即变化的过程和为适应变化改革编制的措施，都有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战争中一个永恒的要求是尽量影响敌方的意志。但是，首先意志的坚强程度是很难测定的；其次你也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打垮了敌方的意志。当然，对联合构想也还存在一些争论。在一些人看来，构想过于强调高技术，而在有些情况下仅靠高技术不足于取得胜利。这是一种需要认真考虑的意见。你当然无法确定何时通过战争会压倒或打垮敌方的意志；你必须准备以与你过去所不同的方式继续运用军事力量。

陈伯江：在未来的联合作战中，以往的作战艺术如“重心”和“决定点”、“同时”和“纵深”、“时机”和“节奏”等等，将如何变化?

史密斯：首先，我认为以往的作战概念大多数仍将适用。“重心”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即有些“重心”可能与过去不同。仍以信息作战来说，打击“重心”的方式可能会有不同。“时机”和“节奏”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术语，在形成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优势时非常重要。

就作战．的节奏而论，你能同时和紧凑地进行作战，越快越好。尽管有人认为并非总是越快越好。有时作战速度可能会太快。一个例子是作战速度太快以致政治决策者无法确定军事手段是否已有效地用来达成政冶目标，而不只是简单地用来进行毁灭或为打仗而打仗。与此同时，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可在战区作战的速度能有多快，范围能有多广泛，也可能有一些适当的限制。我的意思是作战仍可能顺序展开，你不可能立刻在所有地方做所有事情。因此，我认为在这些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我积极主张通过试验、作战模拟和演习，努力弄清以往的战役法在新作战概念和新技术基础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陈伯江：未来战争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在21世纪的战场上，人的因素将有哪些作用?

史密斯：噢，这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已经从某些技术发展的角度谈到过一些关键的因素，例如从远距离进行精确攻击的能力。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的经过时间检验的作战原则等等问题时所指出的，我认为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人们什么时候参加战争，战争的心理因素都将是很重要的，因而，诸如“战争迷雾”与“阻力”那些传统的东西也仍将是很重要的。我们将要努力消除“战争迷雾”和“阻力”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军人不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然而，通过适当地应用上面谈到的四个作战概念，也许“战争迷雾”与“阻力”会明显地减少。当然，重要的是你应尽量为你的对手造成更多的“战争迷雾”和“阻力”，并减少己方的“战争迷雾”和“阻力”。但人的因素仍将是特别重要的，因而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对军队进行训练和作好心理上的准备。因为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由于过份依赖信息，就出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问题。人们只能吸收一定量的信息，因而必须向他们提供最有用的信息。他们知道需要什么信息，于是总想试图解决如何自动地向他们提供所需信息的问题。但它仍要靠人来作出决定，提供信息的目的是帮助人作出更好的决定，而不是向他们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使做出决定更为困难。另一个人的因素如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成功的军队所具有的那种凝聚力和团体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考虑运用更小的部队并以更加分散的方式进行作战，维持这种作战对领导是一个挑战。所以有人担心过分强调技术会降低个人的作用。我认为应该尽量在技术与人之间保持平衡，因为二者对于战争都是重要的。

陈伯江：你怎样看待联合作战中指挥与控制问题的复杂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指挥与控制好像将要向集中和分散两个方面发展，在实践中怎样使指挥控制的集中与分散有效地结合起来?

史密斯：我们的意思是，对于实施“系统集成”的远距离打击来说，更需要增加指挥与控制的集中程度。此外，我们也认为更小型、更快速的机动部队的指挥与控制要大大分散，使他们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也许是很快地离开一个区域，如果他们需要那样做的话。因此，正如这一问题所表明的，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的方面。我认为这确实是指挥与控制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设法在集中指挥与控制的有效性存在着实际限制的情况下(例如，要有一个系统来控制战斗机向哪里飞和哪一个作战平台发射以及何时发射)，求得集中与分散两者之间的平衡。为了足够快地向目标开火并击毁目标，将需要一定数量的系统。但真正全部实现自动化(像某些人说的人离开指挥链)是不可能的。仍将需要地面上的人来提供那种集中指挥与控制的有效性。我想重申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一些试验和实践来确实弄清哪些技术适用于这一领域。并且我认为，就人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些潜在的技术具有做这些的能力而言，它又重新回到指挥与控制链中的人上来。

陈伯江：80年代，美国针对苏联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1996年，美国参联会主席颁发了《2010年联合构想》。这一构想是针对什么提出来的?

史密斯：我不知道我是否赞成这种比较，因为“空地一体作战”作为一种作战理论，比《2010年联合构想》要成熟得多。我认为《2010年联合构想》至多只能是一个纯理论的概念，涉及到怎样用我已经看到的技术和其他能力来进行战争。根据这一构想，我们必须发展用于指导实际作战行动的作战理论，目前还没有这样做。因此，我认为构想与80年代针对苏联能力发展的作战理论不能类比。这一构想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但在目前，我认为它只是我们在“沙漠风暴”中所看到的那些潜在能力的扩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也许也是一个为时过早的问题，因为《2010年联合构想》还只是一个构想，目前还未变成作战理论。

陈伯江：《2010年联合构想》与“空地一体战”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既然你们已经发展了《2010年联合构想》，那么“空地一体战”理论是否仍然有效?

史密斯：我认为“空地一体战”理论仍然有效，尽管它大概在对付与苏联有相同作战理论的军队时最有效。由于情况已经变化，因而也有必要改变我们的作战理论。我认为“空地一体战”与《2010年联合构想》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空地一体战”理论强调要有尽可能精确地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在敌方军队到达战场前线之前破坏其凝聚力。因此，“空地一体战”至少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延续，在联合构想中还要继续保留下去。但是，如果联合构想所提出的概念得以充分发展，我认为它可能会与“空地一体战”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是否充分认识到了联合构想的含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陈伯江：80年代以来，美国作战理论的发展一直具有超前十多年的特点。推动作战理论超前发展的原因是什么?怎样看待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的关系?

史密斯：自从我加入陆军，对我们来说理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一支以理论为基础的陆军，这方面比兄弟军种更为明显。我认为作战理论对所有军种来说都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联合条令。但陆军仍然是所有军种中最重视条令的。因此我认为作战理论与军事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理论至少可以提供军事实践的准则，为我们思考如何进行军事作战提供总的指导。并且我还认为，虽然作战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战役法的发展趋势，规范军队中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情，但也可被用来促进变化。至少在陆军，我们已在着力思考未来的作战理论，并且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已经为未来的条令写出了理论上的提纲。但这确实主要是为了考虑未来的作战理论可能会有哪些不同，而不是为了具体描述未来作战理论会如何进一步发展；未来的作战理论可能与现在的相似，或者可能有所不同，但提前制定作战理论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