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溪沐温泉酒店价格:苏联情报人员在广州

　　■老城纪事

　　□李少林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个多月，1917年12月20日，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除肃反外，也向外国派出谍报工作人员。因为第二国际成立之后，列宁提出，东方所有觉醒的民族，团结在苏维埃俄国周围，确信会在不太遥远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共产国际从1920年就与国民党建立联系，苏情报人员开始来到中国。1926年6月，苏联专门为亚洲而成立的“远东局”就设在上海。除北京、天津、上海、奉天（沈阳）外，广州也有大批苏联情报人员的足迹———

　　斯托亚诺维奇的任务

　　维经斯基(一直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始创和发展，从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第四第五次大会，他都参加了)、马林（荷兰共产党员斯内夫利特）、索科洛夫等，都会见过孙中山，有合作意向。接着，在1921年，斯托亚诺维奇，以远东通讯社和俄罗斯通讯社负责人的名义，正式到达广州，任务是：把华南的情况介绍给俄国。工作不久，达林，作为国际远东局代表，在1922年4月22日，来广州见到苏联谍报人员斯托亚诺维奇———

　　起初我到了东山（广州的一个区，“二等”欧洲人住在这里———作者注）。斯托亚诺维奇就住在这里。高高的个子，蓄着大胡子，和蔼可亲，永远准备帮助他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唯一的同事，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位棕黄色头发的越南人，会说法语，懂汉语，了解中国南部的生活。我从斯托亚诺维奇那里，听到了令我震惊的、有关南方形势的最早消息。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政府，都被描绘得十分阴暗。照他说来，孙中山政府实行敌视工人阶级的政策，把孙中山的战友都说成支持美国军阀，还完全同情陈炯明（将军，广东省长，投靠英国；1925年被国民党军队打垮———原注）。

　　斯托亚诺维奇似乎支持工人运动，亲近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后来却又改变了观点，工作上与我联系。到1922年中，他离开了广州，到上海苏联领事馆当秘书。

　　孙中山“联俄”有原因

　　在俄罗斯通讯社的帮助下，在广州办了一家俄语学校。其实，这家通讯社是苏联情报机关对外的掩护。当时中国有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孙中山政府，俄国的白匪在国内被歼灭之后，许多人也从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如涅恰耶夫指挥4000人的俄侨部队为山东服务，而梅尼西科夫的3000人部队为张作霖服务，他们“不受任何限制，仰仗高超的军事技能，打了一些胜仗”。苏联除想利用中国力量歼灭白匪，也想利用孙中山政府。索科洛夫谈到：“把广州政府作为东方民族革命的武器，把中国推到与协约国为敌的阵营。”他还认为：国民党“坚持的纲领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有某些相近之处”。

　　到1922年秋至1923年春，莫斯科决定还要依靠孙中山。马林的报告指出，国民党要进行新的党的建设和军事建设。孙中山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而对“与苏维埃建立联系”的建议则予以否定。因为，他怕帝国主义进行干涉。

　　可是很快，孙中山感到帝国主义并非真的予以帮助，而是玩弄花招。如美国部分军事教官表示愿意到广州来，遭到美国政府拒绝；又如，孙中山向德国提出购买飞机，最后只是得到几个飞行员，武器装备一件也没有。这时，他只有依靠苏联了。

　　1922年9月到11月，孙中山派广东省长廖仲恺到日本，与陪同苏联越飞的武官，商谈与俄国军事合作的问题。孙中山表示，既要改革国民党和军队，还要北伐，希望苏联从满洲方面采取行动作为配合，并且提供200万墨西哥元（那时均用墨西哥币结算），以及苏联顾问团的支持。

　　这一方案未被苏联接受。不过苏驻中国外交官加拉罕，在给驻在中国的情报人员雅·达夫强的信说：“不但要从孙中山本人的讲话，和通过其他谍报员所获得的情报，去了解他在其统治区的情况，而且还要通过我们的谍报员和代表，直接了解。”达夫强身份是全俄情报机关谍报站长，领导中国10个谍报站。在北京一年后，他已经说“几乎掌握整个中国的情况”。到1923年5月1日，苏联才致电孙中山表示，可以向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主要派军事、政治顾问。

　　1924年，中苏才把外交机构升格为大使馆，达夫强当上正式大使。

　　这时，苏联向孙中山发出邀请，请他到苏联参观，孙中山却委托蒋介石于9月2日前往，代表团里还有共产党员张太雷。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左右，接见他们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加里宁、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因为中苏语言有很大的障碍，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建议，在苏联开办专门训练中国人的学校。结果，后来把中国学员分到苏联各军事学校。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政治学院、高级炮兵学校等都开设中国班。送去学习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国民党员、冯玉祥的追随者等，国共两党的人数一样多。从1924年到1927年，共派出135名，其中40名派到冯玉祥部队。但苏联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向公众隐藏了公报里的一段话：“孙中山博士认为，目前在中国尚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因为中国不存在所必需的条件。”

　　鲍罗廷与同事合作不好

　　由于中国方面需要苏联直接派高级顾问，1923年8月2日，根据斯大林建议，再派鲍罗廷到中国，担任孙的政治顾问。苏这时的大使加拉罕写信给孙中山：“鲍罗廷同志是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多年的我党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您不但可把鲍罗廷同志视为政府代表，而且可以视为我的私人代表，您可以像和我一样和他友好交谈。”

　　1923年8月，39岁的鲍罗廷，跟随加拉罕先来到北京，找到张作霖谈话。再到上海，找到斯托亚诺维奇（因为他长期在广州住），特邀请他担任自己的顾问团成员（所谓顾问，其实是各种情报及从现场探听到事件真相的提供者，受着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情报总局等单位的领导）。斯托亚诺维奇时而到天津，时而到上海，时而到广州，他在《琐事录》里提到：“赴华南出差。以盐商作掩护。联络广州工人组织、大学生。”

　　10月6日，鲍罗廷乘小船到达了广州。在一份《驻中国军事顾问与情报部的关系细则》的文件中，对教官的工作清楚地进行了说明，规定“教官应写详细的日记，记录自己所作的一切，会见的所有人员、进行的所有谈话和留下的印象。”每月还要报告一次“自己部队和敌军的情况”“对于各种军事集团、相互关系及其同外国人的关系”……从1924年初开始，苏联甚至出版俄语杂志《广州》，刊登在广州工作的顾问的文章，一共出版10期，用手摇印刷机印的， 每期印几十册。不过，鲍罗廷和其他人并不合作，以致苏联情报机构批评他“力图使广东和广西的工作避开加伦同志，直接归他领导”，这是不正常的。古比雪夫对鲍罗廷意见更大，说他的“工作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害无益了”。

　　尽管如此，苏联派来的大批人员，还是在中国搜集了不少情报。

　　苏联顾问的结局

　　苏俄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石龙去世后，苏维埃决定派另一位将军加伦，这是他的化名，真名是布柳赫尔，担任中国南方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布柳赫尔与孙中山第一次谈话，在苏联军事教练舰“沃罗夫斯基号”上，孙中山与他谈了几个小时，最后说：“请留下吧，我们相信您！”

　　布柳赫尔到广州，加强了广州的防御和南方政府的军队建设。他致电俄国：“必须紧急完成‘蒋介石师’的组建，以便创建广州军队的坚强核心”。至于工农运动等，是没法保持苏联的影响，他只是希望国内给中国一些大的援助。

　　为此，才有1924年12月，由“沃罗夫斯基号”运送武器到广州（请参看《羊城后视镜》第3集《“沃罗夫斯基号”的神秘之旅》），提供给黄埔军校与广州政府军队第一突击师。据回忆，仅1926年10月，苏联供广州的武器有：飞机24架，野炮157门，山炮48门，迫击炮128门，重机枪295挺，步枪73993枝，手榴弹11万枚，步枪子弹1.24亿发，炮弹5万发……这些枪支弹药的质量，超过中国现存军队特别是军阀们的武器质量。那时，所有军阀都没有飞机，苏联还贷款1000万给广州开办中央银行。1939年，蒋介石要求苏联政府再派布柳赫尔来当自己的助手，这时斯大林才答复，布柳赫尔受日本女间谍诱惑，已被“处死”。

　　1924年6月前，苏联顾问在广州已达25人，后来则来得更多。那时的黄埔军校，有着大批苏联顾问，战术课、通讯、炮兵、飞行等，全部由苏联顾问任教。到北伐战争时，全部中国军队都配有苏联顾问，如：何应钦的第一军，配切列帕诺夫；鲁涤平的第二军，配泽宁；朱培德的第三军，配迈采利克……一直到程潜的第六军，都派上了。重点军队的第17师的吴铁城，配的是恰洛夫、鲁达科夫、尼库林、莫伊谢耶夫等。黄埔军校里，还培养反间谍与情报工作领导人与谍报员，共上624节课。第一批培养24名学员，被认为将来成为中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基础，分管这些工作的有谭平山、杨殷，还有一个陈某。1926年11月前，分三批训练出360人，全部由苏联提供资金，从5000美元到2万美元。苏联的上司特别交代，还要从罢工者中培养间谍到港澳，向国内报告那边的情况。

　　1927年，孙中山已经离开人世。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并声明有别于武汉政府，意味着国民党正式分裂。莫斯科感到问题严重，成立“在华侦察情报工作委员会”，把使馆内的武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还下令使馆烧掉“有损名誉的文件”。4月5日夜间，北京的张作霖的士兵袭击了苏联使馆。在使馆里，有463个宗卷和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还逮捕了李大钊以及20多名住在大使馆里的中国人。当苏联提出严重抗议时，张作霖下令报纸登出部分文件和照片。这年12月8日，广州公社起义前，汪精卫也在广州说：“严拿匿迹苏俄领事馆内之（中国）共党，如苏俄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

　　广州公社起义前，苏联派来了第二国际的能领导广州起义的人员，并且带来供起义的资金。两位都是德国人，一个叫诺依曼，一个叫罗明纳兹，乘坐一艘大型客轮，提着一个装满贵重物品的大提箱登上旅途。即使晚上睡觉，也要一个人不闭眼看护着箱子。大船偏偏在香港前的一个港口停泊了，要补充物资几个小时。这时，乘客都上岸观光了，这两个德国人为难了，上岸得留下大皮箱，保险吗？不上岸更让人怀疑。在确信没人盯梢后，最终丢下行李也上岸去了。返回大船的时候，在码头听到令人沮丧的消息，船已开走了，因为很快会刮台风，行李先带到下个站。而“迟来”的旅客，另用一艘轮船明天才去下一站。两人心急如焚，决不能把箱子留在大船上。在岸上四处找能搭乘他们的快船，好在遇上一条破船，收了钱后，船主快速把他们送上正在开走的大船上。幸亏，手提箱没有动过。到达香港的岸后，成功地转火车到广州。到了广州一家旅馆，把箱子的钱交给广州的负责同志，全是美元。广州的同志数了两次，觉得不对，说，比接到的通知数目还少了三千美元。之后请两位特使看着数钱，仍旧是少三千。特使奇怪了，立即打电话到上海远东局询问，回答更使他们大吃一惊，那边说带来的钱已比原计划还多了两千。

　　广州起义开始获得成功，苏联领事匆忙去祝贺，但只有三天，起义就被镇压下去，这回，苏联被动了。

　　广州五位苏联外交官被杀害

　　广州的苏联领事馆被搜查，当时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这样回忆：“我们已经到了食堂，一个值班的中国人从院子跑进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被士兵包围。我让同志们不要动，自己迅速跑上楼，那里可从阳台看清我们使馆面对着的两条街。天色已经很暗，但是挤满武装士兵。我脑子闪过，看来要发生我们预料不到的危险。我飞快跑回楼下告诉同志们，并对波波夫喊一声，要他烧掉先前准备好的秘密国家文件，又让其他人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去，自己则同上面提到姓娄的中国人（他有大门的钥匙）一起来到院子大门边。栅栏大门旁的武装士兵杀气腾腾，懂英语的娄给我翻译，说他们要求打开大门。我试图和军官说话，他们对我是野蛮的嚎叫、对准我的毛瑟枪和打开大门的命令。估计文件已烧掉，我才让娄开门。”结果，领事馆全体人员，包括家属小孩全被逮捕，受到中国军阀的粗暴侮辱。12月14日，五位工作人员———哈西斯（副领事）、乌科洛夫、波波夫、伊万诺夫、马卡洛夫被枪决，整个广州还散发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面题字：“1927年12月14日被枪毙的5名俄国人”。这一天，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领事一律取消，理由是他们支持了广州起义，引起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群众的强烈抗议。以后，苏联代大使齐尔内赫等人员撤回国，抗议中国冲入苏联大使馆。集中在武汉的苏联顾问140人集体回国。直至1932年12月才复交。

　　尽管许多情报人员逃脱了国民党的屠杀，但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把许多对他们政权有功的人也当作敌人来清洗，如来过中国的阿布拉莫维奇，博基，达维多维奇，罗明纳兹，波加尼，米夫，达夫强，阿列克谢耶维奇，拉平，沃依采霍维奇，安德列耶维奇……等等，都在上世纪30年代因各种罪名被枪毙，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左右才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