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组织部干部名单:山西城市系列（十六）：高平（下）（图）

城市风俗：老家的吃

一月前，小边便约我为文说说高平，眼见着一月过去了，我却仍未能写下只言片语。不是他的嘱托不重要，亦不是对老家没可说的，只是因于这朋友和乡土的双重情感太重了，不敢掉以轻心。然则事情就是这样，愈是想能真切地叙写老家、老家人以及自己的情感，却愈是不得要领：蓝天高远，山水空，着力想接近反倒 更加朦胧，倒是小时候所经历的一些与吃食有关的事体，却片片段段，浮上心来。

国内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正上幼儿园。母亲说：那时候吃食堂，每顿都是稀汤稀水，能映出日月来。我放学回家，一见那“饭”，便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嚎啕大哭就不起来。一直要闹到该上学了，才爬起来喝一碗。

母亲说，也不怨你，那时候人都这样想，想不管好赖能饱饱吃上一顿，就变个撑死鬼也不屈。

那时候，十里八庄的就流行着一段顺口溜，说吃———

清早起红糖水两颗鸡蛋，

到饭时吃稀粥不吃糊饭。

半前晌吃揪片砰砰捣蒜，

正晌午干河捞又干两碗。

半晚夕坐油锅炸吃肉丸，

到黑来喝汤面荷包鸡蛋，

吃罢饭炒玉茭糖稀圪腩(nan)

记得当时我们小孩儿家家出来进去，有事没事就念这几句，越念越饿，越饿越念，越念越馋。在我们看来，共产主义，也就是一天七顿，顿顿是好吃的。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有个叫赫鲁晓夫的，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虽然大人们在批他，我们却感到他说得很合胃口，只是同时又觉得那吃食也算不得最好，我们不太稀罕。

老家的早饭一般是吃“稀粥”的。说是“稀”，其实是稠粥，能用筷子抄起来。至于做粥的材料，则因家境而有所区别：家境好的，用小米；一般的，一半小米一半碎玉米粒；差的，便是下一点点小米，尔后用玉米面“糊”稠，这也就是顺口溜中所说的“糊饭”。

老家人也常吃“炒玉茭”，按城里的叫法，也就是爆玉米花。老家有专门用来炒玉茭的平底砂锅。砂锅的好处是炒得脆，不像铁锅，火大了易焦，火小了又膨胀不开。秋天，人们把嫩一些的玉米秆收回家切成段，放在锅里熬一两个小时，然后把秆捞出，让锅里的水继续熬直到熬成浆，这就是老家人说的“糖稀”。玉茭炒好后便放到糖稀锅里搅拌并抱成团，这一过程，老家话便称作“圪腩”。

“糖稀”和“圪腩”这几个字，是我查了半天《辞源》、《辞海》后自己琢磨着定下来的，不一定正确，但是糖稀玉茭却的的确确香中有甜，很是好吃。

老家人吃饭自然也不像城里人。不在家里更不用桌子，而是端一个粗瓷海碗，到“饭场”上去，或坐、或蹲，吃着，聊着。饭场是约定俗成的，一个村一般要有十几个大饭场，上街有上街的，底街有底街的……我们家住在底街，饭场就在我家大门前。我们现在便清晰地记起食堂取消后的那些日子：我们把打饭用的小铁桶束之高阁，又端起了那粗瓷的大海碗。那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还是海碗好，大海碗真气派。

当然，大海碗也不一定非是粗瓷。比如我家就有两只细瓷的，而且是地道的景德镇货。父亲说那是民国三十二年用小米换来的。八只碗，打了两只，分家时大伯家留了两只。另外两只是在北京的曾叔祖五十年代初回村探亲，吃饭用过后觉得惬意便带回北京的。

记得一九七九年到北京上学，报道后第二天我便去看望曾叔祖。曾叔祖问了很多老家的事儿。出门在外又二三十年，许多事都记不清了，但他却清清楚楚地记着老家吃饭要用海碗的，而且居然还真藏着那两只细瓷海碗，而且拿出来非要我用不可。

那天中午吃的是大米，曾叔祖的小儿子告我，吃大米时泡一杯“龙井”，吃口米，呷口茶，香!他让我试试，果然有些意思。那是我第一次以茶配饭，也是惟一的一次。因为在此前此后，我吃大米都是喜欢配头大蒜。当时我也曾想过把这一吃法说说，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曾叔祖是从老家出来的，我自无顾忌。可我的那位小叔爷(按老家的称呼是“小老爹”)，却是京都生京都长、而且没回过一次老家的。我不能拿老家的或自己的习惯让人家难堪或者小看。因为我非常清楚：茶或蒜配饭虽各有其香，但“品位”却的确不能同日而语；一个是“雅”的，一个是“俗”的；一个有“士大夫气”，一个则非常非常“民间”。

我喜欢“民间”，喜欢“老家的”。（□李杜）

城市想象：燃烧的高平

《燃烧的高平》原本是高平“老周乐队”专辑的一首歌，我今天写下这个题目，刑淼（乐队主唱）这个带子弹的男人，不会说我是剽窃吧？

观察近几年的高平，似乎除了用燃烧来形容之外，再无别的合适的词语。

最早是民营经济奇葩争先绽放，在2003年，高平就被山西省表彰为“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市”，比较同属晋城的泽州、阳城、沁水、陵川四县，高平的民营经济成分占的比重最多，大、中、小各类企业规模各有秋色，一些经营效益不错的，甚至已成功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厦普塞尔黄梨汁成了晋东南地区老百姓首选的送人礼物，连小小的秋屯肉丸都进了超市，还有名气愈来愈响的泫氏铸业、兴高焦化，那是省里来的大官肯定要去看看的地方，至于三甲暖气片，已经让口碑成就了广告。

2003年，当地政府投资3000万拍摄了反映长平之战的《铁血长平》，这是高平人自己在2000多年后把“长平之战”搬上了荧屏，政府的意愿很明显，那就是期冀电视剧的热播，带动“古战场”的旅游热；至于羊头山的炎帝文化，高平虽比湖南的炎陵县晚了一拍，但因着众多的资源和有力的论证，正在奋起直追，近几年，当地政府摈弃束缚已久的旧观念，开始公祭炎帝以造声势，最近，又请来专家以论证会的形式宣传高平的炎帝文化旅游，请来中央电视台举办“放歌羊头山”大型歌会攒聚人气，动作不可谓不小啊。

关于投资旅游的美好设想，从坊间的一个传闻中，也许你能窥到高平人的“战略阴谋”，今年7月，在高平的一次旅游专家论证会上，市委书记王树新在回答一个记者关于旅游产业的提问时，先是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笑，而后又低声告诉记者：“我要让河南人，到我们高平掏钱袋子！”当然，这肯定只是“阴谋”的一部分。

无论沸腾的民营企业，还是政府、民间在你追我赶中谋求旅游产业发展，高平，都如“老周乐队”在歌中唱的那样：燃烧的高平在冉冉的升起，滚烫的丹河在不停的前进，古战场上号角响起，梦想它逐渐在变成奇迹……

长平之战不仅仅是给高平留下了许多传说、地名、尸骨坑和那道著名的小吃———烧豆腐，它还影响了历代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百姓的语言、性格和行为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战场特征的地域文化。

高平话激越高亢，却不硬朗。不像河南话，句句都像重锤打夯，每一个字都带着分量。因此，高平话虽然发音的音阶较高，但并不吵闹，不像有些地方话，不明白的还以为跟谁吵架。在表达上，高平话富于变化，尤其是城关、米山、河西一带，往往把一个字分成两个声调来读。比如，“高平”，在高平话中，往往要把“平”字分成两个声调，成了“乒硬”，二声变成了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发音（这还不算高平惯有的“儿”化音，很是俏皮）。此外，尾音如果是一声调的话，高平话往往要把它发成四声，如，“陵川”在高平话中就变成了“陵串”，“河西”就变成了“河细”，很有些激越的感觉。如果把河南话比作少林拳，那么，高平话就像太极拳或者醉拳，柔韧中带着劲道，平淡中藏着变化。

有人研究，高平话这种富于变化的发音，是由颤音演化而来的。当年目睹了可怕的“白起屠杀”之后，由于恐怖与害怕，当地的百姓说话就打颤，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特的高平方言，也就是那位方言学者所讲的“悲腔”。

高平话的这种特质，带有很强烈的戏剧色彩，与别的县区相比，是最幽默、最具舞台效果的方言之一。这些年，高平话好比晋城的“东北话”般，牢牢地占据着晋城小品舞台的强势地位，也成了晋城人最愿意模仿的方言之一。当年，高平盲艺人申富才在泽州会堂演唱的高平鼓书《谷子好》流行一时，不知打动了多少晋城人，至今听起来仍然是那样的贴心入耳，《谷子好》大大地推进了高平话在晋城的传播速度，并为晋城人广泛接受。

发源于泽州县的上党梆子，更是由高平人发扬光大了。吴婉芝、郝聘芝、张爱珍、吴国华，这些晋城人耳熟能详的名角都是高平人。张爱珍和吴国华更是获得了“梅花奖”。后起之秀———“小梅花奖”的获得者程素琴也是高平人。

高平话的高音阶，更符合上党梆子音调高亢明朗的唱法；而高平话的富于变化和韵律感，更符合上党梆子音乐曲调丰富的特点。也许，上党梆子的腔调本来就是为高平人创造的。张爱珍更是将高平的“悲腔”与上党梆子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了悲切、柔媚、婉转的“爱珍腔”。

经历过苦难才显得厚重，这使得高平成了晋城文化最为深厚，历史最为久远的地方。就如市区街头那飘着豆香，冒着热气的烧豆腐般，每翻转一下，就是一段沉重的历史。近些年，高平经济节节攀升，尤其民营经济，实力雄厚，很多人奇怪，同样是煤炭起家，为什么地面企业在高平就能搞成？我想，就是这种苦难和厚重，赋予了高平人沉着的气质，反而使他们能够在纷乱与繁华之中看到事物的另一面。体现在高平话里，就是一种沉着、冷静和豁达。我的陵川老家南马村与高平一河之隔，我的奶奶、姨姨都在高平生活，从小我就喜欢高平话，不急不缓，听着很入心。高平话与陵川话最为接近，这使得陵川人与高平人更容易沟通，有“自古陵高是一家”的说法。（□靳凤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