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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毛泽东廉政思想

郝 遥 　

    

   ［摘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对廉政建设问题进行了毕生的奋斗和探索。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发端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萌芽与发展，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毛泽东廉政思想。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产生的历史源头
    1．马列主义关于廉政的论述是理论来源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廉洁问题，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本性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还应当把其伴生物－－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社会不公一同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且，在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而是能真正担负社会职能，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岗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公仆”这一概念，指出官员应当是社会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由人民选举产生，同时接受人民的监督和罢免。马克思指出：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是“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和干部随时撤换原则，使权力始终掌握在选民手中，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列宁在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首先，反对贪污。他强调：“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列宁明确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思想和措施。
    其次，坚决反对搞特殊化。在联共（布）执政后，少数党员干部开始贪图享受，利用职权搞特殊化，列宁对此坚决反对。他指出：“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因为这样做，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和这种现象作斗争。”他教导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滥用职权，更不能以权谋私。他对巴黎公社时期所实行的普选撤换制和工资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反腐促廉的重要措施。列宁进而提出要明确各级干部的工资待遇，任何人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使国家机关的职务真正成为“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在列宁时期，国家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很小，真正实现了公职人员“人民勤务兵”的角色。
    再次，重视监督的作用。列宁认为必须建立成体系的、“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到处通行的”监督制度，使之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重要保证。他建议设立封闭、独立的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党的工作的监督。他指出：监察委员会“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职权及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等做了明确规定。在如何加强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这一问题上，列宁也有深刻的思考。在列宁的建议下，政府部门中设立了工农检察院。1924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工农检察院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把反对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特殊化等腐败现象作为工农检察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指出要监督国家机构日臻完善，同公职人员的官僚主义和舞弊营私行为作斗争，无情地惩办那些对劳动人民的需求持轻视态度的苏维埃官吏。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耗费了极大精力来思考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廉洁的问题，同贪污腐败现象进行长期的斗争，他们的这些论述与实践是毛泽东廉政思想最直接的理论源头。
    2．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文化渊源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因此“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廉政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传统的“修身”思想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非常强调道德修养与廉政建设相联系，他将传统文化中的“吾日三省吾身”、“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方法。毛泽东强调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由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我党和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
    在强调加强自我修养的同时，毛泽东赋予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廉政思想新的内涵，提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强调“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指出“自私自利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要求全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些思想都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廉政思想。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还吸收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精华。孙中山提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进一步将民权解释为“是以人民为主人的，以官吏为奴隶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多篇文章中多次赞同孙中山这种观点，认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政府，必定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毛泽东同时也吸取了国民党因腐败而亡的教训，把党的建设与廉政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廉洁政治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廉洁奉公是共产党应有的道德素养，始终把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厉行廉洁政治作为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发展历程
    1．萌芽阶段：反对腐败、倡导廉政
    毛泽东非常注重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党治军的重要措施，一直在积极地思考和探索。1926年8月，中共中央针对一部分投机腐败分子混入革命队伍的现实情况，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首个反贪条例。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根除人民军队中的旧军队习气。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有关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党员的五项条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针对当时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对贪污公款者分别处以强迫劳动、监禁和死刑。这也是毛泽东对反腐制度化最初的尝试。1934年1月，毛泽东撰写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两篇文章，从理论上对廉政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论述，提出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著名论断以及“人民政府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并为群众谋利益”等思想和观点。
    2．发展阶段：逐步探索建立廉政制度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开始了进一步探索政府的廉政制度建设，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民主和监督制度。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纲领性文件和法规以及建立了“普选制”、“三三制”等民主制度。在这些文件、法规和制度中，对廉政问题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条例》等一批涉及廉政建设的法规。
    这一时期毛泽东从理论上对廉政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廉政思想体系。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其中许多都论及廉政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文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以及“精兵简政”、“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等观点和思想，从而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他的廉政思想的科学体系。
    3．完善阶段：廉政制度健全、成效显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面前，毛泽东对廉政问题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述，提出了反腐防变的思想，使他的廉政思想得到了成熟与发展。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在报告最后一部分，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系统阐述了关于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思想，号召全党要克服骄傲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科学预测了无产阶级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深刻论述了克服这些危险的方法，揭示了反腐防变的深远意义，为全党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撰写了许多文章、书信论述廉政问题，使他的廉政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毛泽东也开始了全面探索。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一切歌功颂德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在其中的第18条，明确规定要“严惩贪污”，这就把反腐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批准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对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罪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以上这些规定、法律条文以及条例，对反腐倡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他发动并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禁烟禁毒和取缔卖淫、赌博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使旧中国的种种污秽在短时间内被清理一空，新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三、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毛泽东看来，为人民服务和为政清廉是辩证的统一，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必须保持清廉；而只有坚持廉洁从政，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思德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更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他把是否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称职与否的标准和行为规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础与核心，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新型人民政权性质的科学总结。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决不能出现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正是在毛泽东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才形成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建立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成立了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2．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
    在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中，对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关注得最多，也论述得最多，可以说是他廉政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其论述之深刻，见解之精辟，至今仍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毛泽东曾经亲眼目睹过旧中国的丑恶和腐朽，针对国统区的“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他曾大声疾呼：“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决心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5月1日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倡厉行节约。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财政面临困难，毛泽东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当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
    3．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建设
    在长期领导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不受监督的政权必定会导致腐败。要彻底克服贪腐现象，只强调党员干部加强自身修为是不够的，只依靠严厉惩处腐败也不能根治，只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为廉政提供有力保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他还强调指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由于毛泽东看到只有民主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当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提出历代王朝“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示对“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担忧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关于民主制度的思想和实践为反腐倡廉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是我们党和政府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
    4．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并注意把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廉政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否廉洁奉公是衡量党员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他清楚地看到，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由于其统治集团生活腐化、不思进取而导致的，最为惨痛的教训就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京不久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导致覆亡。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对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毛泽东指示将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让大家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以使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3月，全国解放在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复杂局势，敏锐地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危险，他及时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0期，摘自2011年第4期《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