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团队名称:抗战中的军统 三十 制裁汪精卫

「蒋公又命电告汪、朱（骝先）准备一月中召开五中全会，并指示应拟提案之 要目，皆
党政建设之急务也。

「十二月七日由桂林至重庆，…………傍晚始抵渝。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
暂寓其新租之住宅，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
当时不甚觉察也。

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外长）、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
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曰：「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独立更生、独立奋斗之
准备。」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而已。
其后蒋公有小病，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 、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
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

「蒋公病愈后即赴西北视察，余未随行。二十三日，赴北碚省家人，住三日而归渝……。

「二十六日为蒋公撰拟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之讲词，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张季鸾（笔
者按：大公报总主笔、名政论家。）君谓为抗战期中第一篇有力之文字。经蒋公再四审阅，
于二十八日发表，次日汪精卫即在河内发表其响应近卫声明之艳电矣。」

上文，陈布雷先生所记的时间是「二十六日撰稿」，「二十八日发表」，与一般所记载的
时日略有出入。我看，这稍许的时差，并不重要，所以 地无须乎多事考据了。

笔者写到此处，不禁产生一种感想，表达出来，也是一项交代：按时间顺序，近卫第三
次声明是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蒋委员长讲话是在同年同月二十六日，汪精卫的「艳
电」则在同年同月二十九日；而本文第一节中先提「艳电」，第二节才披露「近卫声明」和


恭录蒋委员长的讲话。这是笔者有意的编排，希望读者诸君对「艳电」先有个概念，等看完
了「近卫声明」和「蒋委员长讲话」之后，再把汪精卫的「艳电」重阅一遍，就会发现他是
如何的辱没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而屈从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三）绝对不会有那种不 可思
议的事

我们详详细细的恭读了蒋总裁发表的这篇演讲词，除了深深了解到日本军阀处心积虑的
意图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外，也更增强了我们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的
决心，和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心。

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绝口不提汪精卫背离出走的事？

此刻，我们派到河内来的已经有了六个人，那就是方炳西、王鲁翘、余乐醒、岑家焯以
及笔者，另有一位报务员同志是由炳西兄负责与之联系的，我虽和他见过一次面，可还不知
道他的尊姓大名。在我们的工作性质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并不足为奇。

前面约略提到过，「 河内工作」只是一个临时编组，也就是抽调各地的工作同志出一次
勤务而已。我们虽有集会，却无形式，既非「会报」，亦非「演示文稿」，更没有一定的议程，
如果用「座谈会」或「谈话会」来代表，才较为适当。不过这是很重要很严肃的事，可不是
几个人凑拢来瞎扯一通。

余乐醒、岑家焯二兄新近才从重庆来，他们的接触面比较广阔，对一般敌情以及大后方
的见闻自然多些。有关前方战况的，时有变化，此处不谈；对于汪精卫之如何得以毫无阻拦
的离开重庆与日本方面的对华基本政策究于胡底这两大问题，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

我想，余、岑二位是「 上了一课」之后才来的，也可能是上级有意使他们把这种了解传
达给我们也未可知，惟并未明白见示。

首先，乐醒兄分析了日本的对华基本政策。当时，乐醒兄所传达的只是一个大意，文字
上，笔者又重加组合了一下。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中国抗战后的第十个月，日本政府已经尝到无法轻易赢得战争
的滋味，于是实施「国家总动员法」。

同年六月十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改组，以主张侵略中国最力、阴谋百出的坂垣征四郎
代表日本「军部」出任陆相。由新任陆相的坂垣倡议，也可以解释为「操纵」，设置「五相
会议」。所谓的「五相」，包括 「陆相」、「海相」、「外相」、「大藏相」和「首相」。这「五相」
相等于我们习惯上认定的陆军部长（日本称「部」为「省」）、海军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
长以及内阁总理。

这分明是内阁中的「权力中心」，也说明了日本军人的跋扈。可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
军及参谋本部之总称）却美其名为「最高国策研究机构」。事实上岂止研究而已，它是计画
并吞中国意图侵略全世界最具权力的决策机构，而以表露在欺侮中国方面的尤其恶毒。

自「五相会议」设置以来，先是于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十二日、七月二十二日，
举行过三次会议，会议中制 定了三个方案，那就是：

一、「今后支那事变指导方针」。据已了解的内容，其中有：集中国家（日本）力量，于
一九二八年内，达成战争目的。也就是要战败中国。在战事进行中，如有第三国出面调停，
得视条件情形，当予考虑。就是说，如能合乎要求，也可以谈和。

二、「因应时局的对支谋略」。日本人很喜欢玩弄谋略，无论干什么，动辄就用谋略，这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小日本诡计多端」。据了解，「五相会议」中所定的「对支谋略」，主要
的在于如何瓦解中国的抗战能力，其内容约可分为政治、经济两方面。在政治方面：是分化
中国政府的内部和 协，勾引「有名望」的人物炮制伪政权；在经济方面：是破坏法币的制度，
攫取中国海外资财以及阻断国际间对中国的物资援助。

三、「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这里所谓的「支那政权」，是指由日本在占领区所扶植
的伪政权而言；「内面指导」一词，换句话说，也就是幕后的操纵。担任此一任务的，则完
全通过日本军方所派遣的各种「顾问」。


日本的对华政策，大部份是基于以上的三点，迄无重大的改变。嗣后「五相会议」复于
同年九月九日的会议中，决定了一个「中国联合会树立要纲」，这是专为各个伪组织而订立
的。其目的，则在于如何个别 的掌握各个伪组织，并使之步调一致而又不产生共鸣作用。

迨至二十八年一月四日近卫内阁垮台，而坂垣征四郎仍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中，留任陆相，
这个「五相会议」则依然存在。

以上，就是我们当时所了解的一个大概，不过惟独对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暗中来往的情
形却不甚了了。至于前文中所提到的高宗武、梅思平等多次出入重庆的事，那都是后来才知
道的。

我们这个不拘形式的座谈会，也涉及到汪精卫如何能顺利的离开重庆，以及事先为什么
没有发觉他另有图谋这个问题。

照我们不成文法的一项守则，本不该谈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活 动中并不许可
作此项探究，可是我们个个都还年轻，谁都有一股浓烈的好奇心，又何况这与我们所负的任
务，有着不可分解的连带关系。所以我们也就在背地里谈论开了。为什么不许谈论份外的事，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牵扯到其它的工作单位，如果上级认为有必要，那会采取各种不同的
方式令我们知道，否则应该是每个单位各干各的，而由上级提纲挈领总其大成。

在未谈到问题的本身之前，先要作个说明：二十八年当时的军统局，尚处于「成长」期
中，它的工作地位，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观念，不像在抗战后期以至胜利后那么显要，虽然
也兼领若干工作岗 位，但仍有不上不下之感。我这么说或许还不够明白，那么就再进一步说
得透澈一点：所谓的「不上」，是表示还不能获得最高当局的充份信任，因而也得不到高度
的授权；所谓的「不下」，则是没有向下扎根，顶多只不过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而已。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其与情报治安有关的单位，据了解：计有军统局直属的「特务团」、
军统局局本部直属的「渝特区」、由军统局推荐的「重庆市警察局」局长、由军统局推荐的
「航空检查所」所长等。「特务团」的编成，大部份系武装部队，其任务偏重于内部保卫及


监护，对外并不直接搜集情报；「渝特 区」，就是「重庆区」，系军统局属下的「正规」单位，
为什么加上一个「特」字，也许因为重庆是战时的首都，其组织与其任务比较特殊的原故。
再说「重庆市警察局」，局长虽然由军统局推荐，可是却有它的一定职掌和工作范围，基本
上当然还在维护地方治安，很少牵涉到政治问题上面去。「航空检查所」隶属于那个机关？
笔者还不清楚，可以确定的，绝不是军统局所属的分支机构；是否隶属于重庆市警局？航委
会？或是「卫戍总司令部」或其它机关？都不敢肯定。据笔者所知，那个时候「卫戍总司令
部」的「稽查处」还没有成立，所以不可能隶属于「稽查 处」。这一点为什么如此肯定？因
为笔者就是正式发表过的首任「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的处长，虽未到差，可是记得非常清
楚。最近承友人见告，「航检所」成立后，先是隶属于军委会下的某处。此外与军统局有关
的单位，如「缉私处」、「警察总队」等等，还有许多，想来都与「汪案」扯不上关系。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了解，接下来无妨先说我们座谈的结论，然后再分析所据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