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婧祎 应援会:土地流转、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

土地流转、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

大民工：土地流转、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

近三五年，土地流转、农民进城成了改革的热点。按照厉以宁等人的说法，一旦经过确权的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起来，农民就可以利用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申请贷款，从而取得相应的发展资金，走出进城办厂经商等新的致富之路。还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只有把土地私有化到每家每户，农民才有动力切实捍卫自已的权益，诸如政府强征强拆集体土地之类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治。再有一种意见，谴责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是社会不公的罪魁之一，要求废除现行户口制度，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发展，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云去。听上去，为农民利益着急上火的专家教授还真不少。

果如此吗？

厉以宁写过经济史的专著。了解经济历史的人们都清楚，土地成为抵押品获得贷款，贷款人如果不能按期还贷，那么土地将抵押给债权人。这也是中外历史上奴隶、农奴之所以产生的一个主要方式，即债务奴隶或农奴（另一主要方式则是战俘奴隶）。因此，厉以宁之流专家教授，其实完全清楚，今天中国农民一旦无法还贷的严重后果——从此沦为失地农民，他们除了出卖自己劳动力之外，将丧失最后一点生活保障来源。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严格说来属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也就是说，农民仅具有使用权。正因为此，各路神仙都热衷设计各种各样的土地“流转”制度，以便诱使农民把自己仅有的几亩土地作为抵押品，去贷入为数有限的现款。根据中外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些农民贷款人，即使能够有效使用这些现款，投资于其他非农产业并获得成功，其比例也绝不可能很高。也就是说，一大批农民将在这出以土地换贷款的游戏中沦为失地农民，被迫变为纯粹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最终成为“产业后备军”的一员。

土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不仅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以用来生产各类粮食和蔬菜产品；而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由土地开发形成的级差地租也将不断上涨。因此，不仅在农业经济时期，谁拥有土地，谁就获得了财富的主要源泉；而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之后，土地同样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具有显著的价值增值能力。老实说，今天中国农民尽管人均耕地、林地、宅地的数量都十分有限，但仍然是保障中国农民生存的最可靠生产资料。一旦失去土地，广大农民则只有外出打工，一旦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无法满足这些新增失地农民的需要，那么，等待这些失地农民的前程将十分残酷。

显然，尽管中国农民所能够使用的土地十分有限，但仍然必须十分珍惜。从长远看，由于农业的价值增值能力有限，中国农民能否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最终将依赖农民以何种方式进入工商产业，特别是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上下游工商业，如下游的食品工业及相关的物流、批发、零售业，以及下游的诸如化肥、制种等产业。也就是说，一家一户的小农只有依靠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合作化商业组织，全力加强自己在整个涉农产业链条上的生产力、控制力，才能改变眼前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极端不利地位。此外，农民只有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土地权利，才有可能获得由于不断推进土地开发可能带来的价值增值。

在当前，鼓动农民以土地为抵押品贷款，不过是在对农民玩弄“请君入瓮”的把戏。一旦农民无法按期还贷，各类资本即可合法地获得农民的土地。据说，农民以耕地、林地、宅地贷款后，可以进城办厂经商，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而且可以一举破除不公平的城乡二元体制，过上与城市群众一样的生活。这种主张，其实暗藏了一个接一个陷阱。

第一，市场有风险。农民进城办厂也好、经商也好，真正获得成功的比例有限。除了其中一小部分可能发财致富外，相当一部分缺乏商业、技术能力的农民，很可能所获甚少，甚至做赔本生意，最终变得既无现金、也无土地，沦为一无所有的阶级。可见，农民抵押土地获得贷款之后的图景，绝非春光无限好。从历史经验看，无力还贷而失地，是中外各国农民面对的更普遍的后果。熟悉历史的厉以宁等人对此更有可能的不幸后果绝口不提，不能不让人怀疑厉以宁等人鼓吹“土地流转”别有用心。

第二，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伤口。这套制度的诞生和存在，尽管事出有因，但是以对广大农民的赤裸裸的歧视为前提的。因此，其存在的合理性、有效性都大可质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创新，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户口制度原有的福利保障功能几乎丧失。今天，即使拥有城市户口，也很难获得体制性的福利保障。可以说，城乡二元体制今天残存的对农民的不利限制，主要有进城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权无法满足、歧视性的住房制度（包括各种歧视无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租房制度）、破碎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为此，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重在破除显失公平的歧视性社会政策，而并不需要以农民放弃（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在农村集体中的土地为前提。借口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诱使农民放弃土地，其实是一种骗术。

第三，某些认为只有土地私有，农民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张，显然更是不值一驳。翻翻中外过往的历史，私有制存在的数千年里，何尝真正彻底阻止过土地兼并、农民流亡的发生？当农民因乡村集体组织遭受内部或者外部的非法行为，而导致土地被强迫征收、征用，绝不会因为土地进一步私有化给一家一户的小农，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弱者的格言是团结。”具有历史眼光的观察家不难得出结论，团结起来的农民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起一家一户的农民孤身维权，一定有效得多。当乡村集体组织都无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只说明农民的团结还不够牢固和统一。

既然土地流转、农民进城的前景并不美妙，那么，为何还有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专家教授连篇累牍地诱导人们朝“陷阱”前进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需要下乡。在完成了大部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私有化之后，攫取公有土地资源、迫使农民破产，是资本实现进一步利润积累的迫切要求。无论是跨国资本、还是新兴民族资本集团，在过去20多年中，通过种种方式完成了城市国有资本（包括企业、银行、土地等）的私有化，在这一过程中，这两大资本集团赚得盆满钵满，积累了巨额利润，同时，还取得了原本由国有资本掌控的市场份额、生产能力甚至技术资源。但是，资本的“美德”在于其永不满足，眼下，它盯上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夺取农民集体拥有的土地，对资本来说，一方面可以获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加之它们原本现成的产业链整合能力，一旦成功，即可轻易掌控包括粮食业、房地产业在内的关键产业。这将为资本集团创造新的利润积累空间。另一方面，农民失地进城，最初尚可能办厂经商，但在竞争的压力下，其中大部分破产农民将被迫成为“产业后备军”的一部分，失地进城农民将与城市工人为争夺饭碗展开“向底层下降”的激烈竞争，从而为资本集团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分析并非出于理论演绎；恰恰相反，资本下乡、农民失地的图景，虽然刚刚在中国初露端倪，但从上世纪中叶到眼下，在拉美、非洲和东欧等地却始终在不断展开。到今天的中国，导演虽然还是跨国资本及其支配下的各国民族资本，但受害人却变成了中国农民。更长远地看，从英国圈地运动到美国中小农场不断破产，其实是资本导演的延续了数百年古老故事。对资本来说，无限扩展自己的领地、不断获得利润积累的空间，才能满足这一怪兽无穷无尽的贪欲。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借鸡下蛋、鸡生蛋、蛋孵鸡、从此富甲一方的诱人前景，其实历史罕有；更多的时候，有太多的因素会使人们鸡飞蛋打、血本无归。对中国来说，轻信土地流转、农民进城、资本下乡的神话，很可能打开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的“邪门”。中国历史早已反复证明，成千上万、生活无着的流民，一定会成为各类政权的“粉碎机”。如果统治者自信有权剥夺人民的生存权，人民一定剥夺统治者的执政权！因此，对于土地流转、农民进城的“美妙规划”，理智的头脑必需高度警惕、严肃抵制。

话已至此，那是不是意味着，今日中国农民就只能在“原地踏步”？笔者只能谨慎地说，成功之路并非坦途、而是充满荆棘。事实上，中国农民的致富之路，十有八九，需要从华西村、南街村之类的成功经验里去找。即在坚决维护好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变现有的乡村组织为股份制、合作制集体企业，并设法进入价值增值能力更高的工商产业，特别是做大做强与粮食产业相关的加工、物流、商贸等业务，由此开拓共同富裕的新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必须停止取消农民进一步“原子化”、小农化的措施，努力出台并实施公平的政治经济政策、避免过分袒护资本集团。否则，资本下乡、流民进城，很可能演变为国家大灾难的开始。

大民工，博客http://blog.sina.com.cn/f662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