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kingroot闪退:名将王耀武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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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同级干部，像省党部委员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县长的间接上级，可工资却只有县长的一半，大家感觉在党里面混，没有多大的意思，本来干党务干部拿到手的就不多，再交出去一部分，更亏了，就这样党费始终收不齐，收不好。另一条是党费的被滥用。党费收上来以后，究竟用到哪儿去，别说普通党员没有过问的资格，就是一般地区党部书记长也没有权利过问。因为党务系统经费本来就奇缺，收上来的这部分党费更成了“唐僧肉”，谁逮着谁都要咬上一口。等到真正需要用党费支付的党组织的公开活动举行时，大家往往面面相觑，都拿不出钱来，久而久之，下面人也看明白了，合着我们交的钱都给你们弄家里去了，我们还交个屁。 更可怕的是陈凤举不止于此，他还联合杨福昌“承包”了县财政、县警政。警政这块本来就是杨福昌自己扛过来的，因为湖南省警务处处长和保安处处长都是由军统骨干担任，杨福昌虽然不是军统线上的人，可跟这些人关系一直不俗。战时规定，县长兼任县军法室军法官，要求县警察局将有关羁押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人犯务必交由县军法室审理。但县警察局杨福昌根本不买这个帐，要么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人犯给作了，要么直接将人犯通过军统的线路上送到省警务处或者保安处第四科。你县长天大的本事你也惹不起军统。 严子庸又点了王耀武一句：“王总司令或许不知，经国先生曾经跟我谈起过苏俄的党团组织之坚固可谓无与伦比。据经国先生了解，苏俄早于民国十年（1921年）便确认党组织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权。苏俄中央书记处高高在上，虽只有三位成员，可耳聪目明，鲜有蒙蔽偷滑，经国先生用中国古人的话总结道‘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反观我们这里，真是令人无话可说，难怪日寇说我们‘所谓一党治国者，不过纸上文章而已’。”王耀武：“日寇何时有此言论？”严子庸：“这是日寇在民国二十四年于上海召开的领事会议上透露的，也是经国先生告诉我的。”王耀武：“地方党务、政务不意都被这些豪绅、奸商把持，长此以往，党国何以立足？” 严子庸：“所以，今天严某来，就是请王总司令出面帮忙，收拾残局。”王耀武：“王某何德何能？再说，驻军不得干预地方政务，你们县里的事自可请省府出面，如需要代陈，我倒是可以襄助一臂之力，薛长官这点面子还是能给我的。”严子庸：“早就听说王总司令急公好义、披肝沥胆，想当年，总司令在北伐福州之际，以区区下级军官的身份尚且能解救民女于水火之中，如今手绾兵符、镇守一方，却退避三舍，严某百思不得其解。”王耀武笑了：“看来严先生也是有心人，王某的这点子事情，严先生知道的还不少。不知道严先生读过《后汉书》没有？”严子庸：“也算读过。”王耀武：“我记得《后汉书?酷吏传》上光武与姐姐湖阳公主之间有段对话。”严子庸：“莫非这句——‘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王耀武又笑了：“严先生是聪明人，此一时彼一时啊。” 严子庸：“王总司令说的对，的确是此一时彼一时。自‘四一二’清党以来，党权隳堕，所为者何？无非是两条，第一党之于全民并无感召力，第二党之于地方并无号召力。所谓强支弱干，所以，对内不能削平大难，对外不能制胜倭奴。现在抗战军兴，真是绝好的机遇，本党以领导抗日自居，以抗战的名义得寸则寸得尺则尺，渗透地方渗透各派。严某不才，受经国先生知遇，如果连一个小小的百里方圆都不能令其纳入国家轨道，还遑论其他？于今，我已探知，有一批违禁物质正好通过贵防区，这批违禁物质不是鸦片，也不是黄金，而是钨矿砂，听到这里，以王总司令往昔光荣历史，严某揣度不会无动于衷吧？” 从严子庸嘴巴里听到“钨矿砂”的走私，而且就要从第二十四集团军的防区中通过，王耀武不能再那么矜持了，关于特矿走私的事，他多有耳闻，只是没有想到如今居然爬到了他的头上。而且，他也清楚，蒋家父子之所以这么看重新县制，根本目的就像严子庸刚才说的那样，意在“收权”。蒋介石甚至考虑过，到必要时刻，将县一级的政权直接划归中央统属，既然国民党党务系统处在半瘫痪状态，那么，也就只有借重于国民党党内新生力量包括军队的力量不断的输血与激活。从这个层面上，县里的事情虽然隶属于地方行政系统，但他王耀武插手也不会被多加指责。然而，即便是这样，王耀武也认为该避嫌的一定要避嫌，他借口具体事务需要跟参谋长罗明理去谈，支走了严子庸。 王耀武正在踌躇，罗明理的电话打了进来。在电话里，罗明理将严子庸的需求提了出来，一个是需要便衣队的帮助，主要是截获钨矿砂走私。再一个需要集总这边封锁消息，以严子庸的情报看，这批走私的钨矿砂最迟在下周一也要过来了。王耀武放下电话，心里更不是滋味了。白文冰小心翼翼的问：“主座，如果有需要小白出力的地方，还请主座明示，小白愿为主座分劳。”王耀武：“你可能也猜出来了，严子庸他们要我们伸手帮助他们截获走私的这批钨矿砂，但这潭水很深，我们作为驻军到底淌不淌，我还在犹豫中。” 白文冰：“严书记长那边，不妨先答应他，这件事如果主座看得起我小白，不如交给我来办。”王耀武点点头：“我信得过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找你了。”白文冰又跟王耀武低语了两句，王耀武的脸色有点变，可很快绷住了，他同意白文冰便宜行事。 军政部部长是何应钦亲自兼任，对于王耀武所部的提请，何应钦一般都是有求必应。但是，抗战期间，军政部内部收支一团糟，何应钦自己做过一个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这八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物价上涨1640倍。可军队中上将的薪水只上涨了208.3倍，士兵的薪金只上升了128.6倍。不论是上将还是士兵，如果通过正常收入都无法维持生计，而且，官兵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抗战前，官兵间的贫富差距为34倍，抗战中，两者间的差距为55倍。如果加上官长们各开通途拿进来的灰色收入，那就连155倍都不止了。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军政部上上下下可谓无官不贪，无吏不渎。所以，即便是何应钦发话交办的事，假如下面人要做个手脚，那太简单不过了，上次徐庭瑶他们碰的钉子便是一例。 然而，此时的王耀武正值壮年，官运亨通，对于蒋介石的提携感戴莫名，心中暗暗发誓要为国民党的党天下尽自己所能。看到陈凤举、杨福昌这些地头蛇的所作所为，王耀武从心底里恨之入骨，对于这些国蠹，杀一个不多，杀一百更好。他就想借着这次拦截走私的钨矿砂的事情彻底将杨福昌这批人摁住，砍断他们的利爪，服服帖帖的成为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出血筒子。办这样一件事，王耀武不直接跟严子庸对话，也不直接表态，而是分别让罗明理和他白文冰去具体负责，为的是将来有一个缓冲的余地，这点上白文冰很清楚。而作为白文冰自己来说，查办钨矿砂这件事同样也是他扳倒安慧民以及罗明理的第一步。 傍晚时分，杨福昌敲开了陈凤举的一个秘密住处的侧门。这所房子是陈凤举在外面的私宅，是蓄养女人的地方，陈凤举没想到杨福昌居然找到了这里，满脸的不高兴。杨福昌擦了一把脸上的油汗：“您老怎么也不注意身体，这把年纪跟些二三十岁的折腾，这不是玩命吗？”陈凤举一听更来气了：“你是来咒我的吗？采阴补阳都不懂，难怪你爹当年总骂你。”杨福昌：“我爹他老人家当年就是因为喜欢搞什么采阴补阳，结果一家伙给补到阎王爷那边去了。算了，废话不说了，您老现在也别补了，如今有人正琢磨采我们呢。” 对于像严子庸这样的货色，陈凤举是从来没有放在眼里的，包括国民政府推行的“新县制”，陈凤举也自有对策。他说过：“什么新县制，说白了就是削藩策，想一杆子捅到底，好啊，你不是收权吗？你收的越多，你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就说我们县里，你县长兼党部书记长还兼军法官还兼司法检察官兼训练所所长，轮兼，你厉害，可你兼差越多，下面人的油水就越少，他们就越恨你，有了这么多恨你的人，我还怕你不早点滚蛋吗？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就是。” 可是，对于严子庸勾结王耀武来整治他们，却令陈凤举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位集团军总司令他是有所耳闻的，况且这是抗战非常时期，军人当政，如果把王耀武给惹毛了，他一声令下很有可能就要了他的老命。所以，对付王耀武还需要智取。只要是人，他就都有弱点，平素陈凤举没少琢磨王耀武，今天看来必须要跟他过一招了。杨福昌听完陈凤举的“锦囊妙计”以后，有点含糊：“您老这可是把枪口直接对准了他王耀武啊，这人可是天子门生，穿黄马褂的。再说了，真要是乱枪打死严子庸，回头太子那边要是责问起来，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陈凤举阴阴一笑：“你爹为啥骂你？因为你一到关键时刻就拉稀。在湘西地界上给弄死的县长、书记长还少吗？龙山县党部书记长老田是怎么死的？还用我提醒你吗？” 陈凤举：“好歹向天寿当初是明着干的，咱们这次可手上一点都没沾血，枪子能长眼珠子吗？打墙也是动土，你那边不是还有一批从江西启运过来的金子吗？也夹在下周的那批货里。”杨福昌：“那批金子可是顺福号和兴盛号委托我的??????哦，我明白了，您老的意思是。”陈凤举：“明白就好，赶紧照办，记住，以后跟老头子说话别没大没小的。”杨福昌：“我这嘴就是欠抽，回头我再给您弄一雏儿，一捏就出水的那种，包您补个够。”陈凤举踢了他一脚：“滚你娘的蛋。” 应该说，这场游戏王耀武暂时以落败收场，这是自投身抗战以来一直扯顺风旗的王耀武倍感耻辱的一件事。此前七十四军在1941年秋季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被冲垮的纪录其实与王耀武并无太多直接关系，主要是上峰的责任。而这次则不同，王耀武早年经常游走于社会底层，所以，在他的身上颇有一股自信，自信自己对于下情往往摸得最清楚最直接，对于这些地头蛇的举动，也能往往了解的最全面，当年在福州对阵李云峰的往事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在听过严子庸、白文冰对陈凤举、杨福昌等人的发迹史的描述后，王耀武内心中对他们并无太多的重视，更多的则是轻蔑。他不认为这几个家伙就能在湘西翻起几尺浪，可正是因为自己的轻敌，导致如今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所谓小河沟里翻了船。 白文冰暗中衔王耀武之命调查安慧民和罗明理，这对于他来说尽管不算什么轻车熟路，可也并非陌生。而且，他还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偶尔去看看久违了的余书茵。白文冰跟他的主子王耀武有一点比较相似，那就是在女人的问题上轻易不犯糊涂，他白文冰看中的并且认为能娶回家的一定要身世清白、勤劳侍奉的女人，诸如相貌啊、身段啊这些外在的东西，全不在白文冰的眼中。不过，余书茵算是例外。 最近，她发现在中山纯一郎的中支公司同日军大本营的秘密联络中频繁出现“河南”、“湖南”两处地名，而从未出现过的“菊蟹”竟也破天荒的第一次出现了。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尽快脱身于中山纯一郎，但作为一名特工来说，她的大脑指挥她必须将此情况报告她的上级组织——军统局。军统方面在接到余书茵的报告的同时，也从吴化成的通利公司那里接到了另外一份情报——日军可能由豫南、豫东两地同时动作。 可是，军统却没有从吴化成那边得到日军准确的行动时间、兵力部署情况以及主要作战目的。所以，戴笠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求吴化成想方设法从日军口中套出这次作战的主要情报，另一方面则严令余书茵继续从中山纯一郎那里得出确切的消息。1944年3月，余书茵汇报，日军将平汉路的军队调往青岛，部分日军在洛阳对岸孟津一带活动频繁，作为后方掠夺的主要机关的中支公司北上的车辆开始增调。4月初，日军突然调庞炳勋、吴化成、张岚峰、孙殿英、孙良诚这几大伪军头子到北平开会，随即通利公司再无任何消息通报给重庆方面。所以，暗线这边只有通过余书茵来缓慢运作，戴笠急如星火却也不敢过多催促。 1944年4月5日晚，日本中支那株式会社首席监理官中山纯一郎在同余书茵“饱餐”之后，搭乘当晚的汽车赶赴汉口，随后转至郑州。余书茵从中山纯一郎的口中得知日军正积极修复黄河铁桥，并在黄河沿岸积存大量军用物质，中山纯一郎此去的目的也跟调拨军需品有直接关系。在余书茵的情报中还提到日军从满洲调来两个师团，总兵力不过三到四万人左右，汽车炮车较多，从种种迹象观察可以看出日军虽然要有大动作，但兵力不足，尚不能对国民革命军发起正面攻击，其目的仍旧在策应华中作战上转圈圈。 日军在河南得手后，很快抽掉优势兵力直扑湖南，正当日军于1944年5月以一线7个师团三路南进，分趋长沙、衡阳、浏阳之际，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仍旧认为日军陷于太平洋战场的泥潭，还抽不出兵力来对付中国，特别是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日军不敢再打长沙的主意，兼四五月为南方黄梅雨季，不利于日军机械化运动。这种匪夷所思的单方面设想更为日军的长驱直入提供了“保障”。5月26日，日酋东条英机向裕仁汇报时就明白指出：“敌方对我方的作战构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 东条英机的话尽管带有些狂傲的色彩，但基本属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决策人物的确没有摸清楚日军的进攻重点。日军此次行动虽然是强弩之末，可一开始便摆出少有的强硬姿态，以5个师团配属第一线作战，以3个师团配属第二线作战。而国民党当局显然对日军的兵力的足够强大估计不足，薛岳请求蒋介石调部分兵力增援时，却被蒋介石忽略了，直到第二阶段作战开局以后，蒋介石才意识到情况明显不妙。作为长期在湖南同日军交手的薛岳，也被日军来势凶猛的攻击给搞晕了。 1944年6月18日，日军以两个师团3万人的绝对优势重挫薛岳部张德能的第四军1万人，攻陷长沙。消息传来，重庆震动。作为蒋介石指挥作战的重要机关——大本营军令部，此时此刻却难以统一意见，争吵不休。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放弃衡阳，将有效兵力调往桂林，依托游击战的持久性吃掉日军有生力量。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则以死守衡阳，改变中国自4月份开战以来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