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身份”不是人的宿命

在今年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理由是，在农村，导致一个家庭贫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看病，一个就是读大学。农村孩子读完大学想要留城，少数人确实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但大部分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 困境。在城市中他们常常是二等公民，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这就好比那些去国外读书的人一样，到了国外洗盘子。要想站稳脚跟，跟城市人享有同等水平和待遇，至少要两代人的付出。

　　这位委员的话虽然很难让人接受，但却触及了当今中国一个令许多人充满焦虑和不平的现实：身份决定命运，那个给予我生命的家庭出生，不仅决定“我现在是谁”，而且也决定了“我将来能是谁”。

　　身份的变迁

　　一个人带着固有的身份出生到这个世界，不得不与这样的身份和它的宿命相伴一生。这被许多人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无法抗争，不如接受的现实。那位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政协委员就是这么认为的。

　　这位委员不愿意承认的是，一个社会中的身份系统并非是一种宿命，而是由人为的不平等权力制度和利益结构所造成。一个人的身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必定是某个特定社会身份系统中的一分子,它的意义取决于它在这个身份系统中与其它部分的关系。例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红色”身份是在与“黑色”身份的区别中确立其优越地位的，前者是自然的人上人，而后者则是自然的人下人，好的机会由人上人独占，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社会身份系统的区分尺度是“阶级划分”。在1955-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前,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关系和财产情况是中国阶级分析的主要依据,这也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基本原则。但就阶级分析的基本目的和性质而言,这里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马克思所作的是阶级理论分析,而在中国,这些理论上的“阶级”却被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属性”,成了他的“成分”。即使当这种阶级划分的物质条件已经根本不存在以后,人们仍然无法改变这种身份。

　　80年代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90年代至今，金钱和财富成为中国的新的等级标志。然而由政治意识形态维持的身份秩序并没有因此消失，它虽然失去了先前对等级利益分配的绝对控制，但仍以新的变化形式继续存在。它的内在矛盾也随之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例如，以前的“好身份”，如工人、农民，虽然仍然是无产阶级政治的名义上的先进分子，但事实上已经沦落为“差身份”，它引起的只是贫困、不体面的联想。

　　在讲究出身的时期，成分好就可以让一个人有上大学的资格，而大学毕业后就可以保证得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现在不同了，谁都可以“凭考分”，或者靠花钱上大学，但毕业后想要得到好工作，有身份( “路子” )就比没身份的要容易得多，特别有身份的还能得到待遇特别好的工作，享有优越的升迁机会。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努力改变“我是谁”，但却注定难 实现自己愿望的“我能是谁”。

　　“人可完善”的观念

　　今天，我们关心社会不公正利益分配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想要改善某些具体弱势群体的处境(这当然也很重要)，而是要设想如何让社会整体制度能有所进步，不至于受制于“不可逾越的限界”。

　　2008年政协会议上推出“新阶层”委员,有报道满怀期待地声称,像张茵和韩方明那样各自代表“新阶层”中的富人和海归，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在此后的政协和人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代表。相比之下，“穷人”代表的人数却不见有所增加，成为“有身份，无声音”的群体。

　　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工代表。2亿农民工拥有3位代表,是按什么样的名额分配原则决定的呢?全国人大中的各种“精英”代表的名额又是按什么原则决定的呢? 在贫富悬殊的今天，身份的政治待遇差别实际上是一种比经济收入差别更为本质、更为严重的问题。

　　打破“身份固化”

　　从社会学来看，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每个人都必然属于多个不同群体，因而获得多个不同的局部身份，这些多重身份并不总是和谐一致，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他们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物。一个社会，如果大部分人的“差身份”无法或者很难向“好身份”转化，便会成为“身份固化”的社会，封建的和其他的身份世袭社会都是这样。

　　身份固化的后果是社会内部的实际分裂。托克维尔说过，在身份固化的社会内部，“所有的人都按照职业、财产和出身分属等级森严的阶级。”其结果是，“贵族的成员与其余公民毫不相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 的人。”

　　一个社会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须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确立为基本的普世价值，强调公民身份高于包括财产、阶级等在内的任何个人身份，强调所有公民必须拥有参与国家大事的平等权利。

　　公民的平等并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之上。平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人们进入公众领域，成为有权利的公民，他们才能获得平等。

　　公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角色”。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从出生而来的“我是谁”，转变为他所愿望的那个“我能是谁”，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角色设计。每个人都对自己有某种身份转变的期待，想要变得更富有、更有政治或社会地位、更事业有成、更被人看得起。

　　但仅仅有这些个人愿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愿望只有在一个称得上是“好”的社会中实现才会具有普遍意义，这就需要绝大多数人能一起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而这一定必须是一个公民平等的社会。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