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的工笔画手稿:中共中央党校西藏高干班之变迁

        核心提示：西藏，从来就被中共视为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地区。毛泽东当年就亲自总结出若干条“西藏特殊论”，认为西藏即使与其他民族自治区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特殊地区。其审慎态度，可以追溯到1952年，解放军在拉萨创建第一所小学时，都曾被毛严厉批评违背了西藏的宗教政策。继后的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亦反复强调西藏工作的重要性与特殊性。而今日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更因在1980年代末西藏局势最混乱复杂时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并成功扭转局面，而深知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尽管拉萨“3.14”骚乱在大陆人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尽管达赖喇嘛隔三差五的“窜访”，让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频繁表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60年来，中共对西藏不计代价的苦心经营，让那些即使同情达赖喇嘛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西藏无论是物质成就还是民生提升指数，都取得了惊人成绩。最能直观说明这种成就的莫过于，由西藏进入尼泊尔或不丹境内时，在中国国境线这边，无论是居民的住房、服饰，还是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都明显超过国境线的另一侧。

        另一个或可让中共反驳西藏是被汉人统治的事实是，中共成功培养了一大批西藏本土干部。西藏各级官员中，藏族官员的比例，已占到了70%以上。

        尽管西藏问题上，国内外依然存在各种隐忧，但相对而言，目前西藏的形势或许是60年来对中共最为有利也最为主动的时期。

统战路线与组织路线

        许多西藏人习惯于将平措汪杰称为“解放军进藏的带路人”。他是藏区唯一一位自发组织地下学习而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也是极少数受过高等汉语教育的藏人。这个唯一性，使得无论是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张国华会见达赖喇嘛，还是达赖、班禅赴京与毛泽东见面，担任翻译的，都是平措汪杰。藏区没有党组织，也几乎找不到懂得汉语的藏人，中共最重要的工作法宝——群众路线和组织路线，在这种环境中面临空前困境。对西藏工作，中共只有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第三个工作法宝：统战路线。

        鉴于上述特殊性，鉴于西藏长期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共1951年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前所未有地在中国版图内留下来一块不搞社会改造、不发动群众的特殊地带，继续保留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并在过渡期内严格恪守。

        这个阶段，实际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平行控制西藏：一个是由进藏解放军组建的西藏工作委员会和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它承担过渡政府的职能；另一个，则是听命于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

        其后成为中共治理西藏最重要的本土力量的，一个是以十世班禅为代表的宗教力量，一个是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世俗政府高级官员。

        达赖和十世班禅这两位宗教领袖，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具有举足轻重的权威。但彼时班禅已两代势力微弱，十世班禅在解放军进藏前正避居青海。大军进藏前，班禅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国家统一，要求尽快解放西藏；而达赖喇嘛当时还在是逃亡印度还是接受中共统一之间摇摆。虽然中共对达赖和班禅的统战工作同等重视，但谁更亲近新政权，一望而知。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出走后，班禅就成为中共西藏统战工作中宗教界第一号人物。达赖上层叛乱，藏区不少普通百姓参与其中，不能不让擅长走群众路线的中共痛定思痛。于是，在百万农奴大翻身的社会改造工程中，中共放手在西藏底层民众中培养自己的干部。

        历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出身，是观察中共在西藏培养本地干部成效的窗口。这个必由藏人担任的职位，第一任是曾为旧时代高官的阿沛·阿旺晋美，继任者天宝则是四川藏区加入长征红军的穷苦出身，之后从多杰才旦到江村罗布则完全是中共由地方一手培养起来的藏族干部，再之后的列确，是翻身农奴的第二代。

        社会改造极大冲击了西藏的既往社会结构，最大利益受损者自然是僧俗权贵集团。班禅耐不住改造运动中过火和极端行为，遂有了《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一文，史称“七万言书”。

         时值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被指为“宏观上肯定，具体上否定”的建议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很快，有了“班禅叛国集团”，最终班禅在文革爆发后入狱。

        文革期间，西藏本土的红卫兵狂热参与“破四旧”，造成一场文化浩劫。而年轻一代与宗教开战的决绝，则证明了中共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宗教渗透到日常生活每个细节的特殊社会，同样有神奇之效。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班禅获得自由。当时的拨乱反正，令中共在西藏的本土政治资源面临极大尴尬。重获自由的班禅在藏区拥有极高声望，而中共从运动积极分子中培养出来的本土干部里的不少人，被班禅视为“投机钻营分子、地痞、流氓无产者”。

        尤令中共尴尬的是，文革时被一风吹的宗教热情重新燃起。各地重建寺庙的热情高涨，班禅所到之处万人拥戴。甚至当时中央与达赖接触后、达赖代表团回国时，当地政府原以为长期批判的达赖会遭遇老百姓的无礼举动，孰料竟出现万人空巷的欢迎。

        剧烈的转折，使得西藏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局势最不稳定的震荡期。然而，比骚乱频生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藏当地官员无所适从。最终，从民间到管理层的混乱和失序，导致骚乱不断，1989年3月5日的拉萨骚乱则是其顶点。这种局面由时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胡锦涛不动声色地扭转。统战路线与中共自身的组织路线此消彼长的情势，自此在西藏终结。

1951-1978：军人建藏

        西藏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境况，注定由内地汉族官员长期扮演中共治藏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中共进藏之初。

        中共建政之初，在各地建立基层政权中，军人都扮演最重要角色，大批军人脱下军装就地转业成地方官员。而以西藏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堪当发动社会改造和建立政权重任的，也唯有军人。

         解放军进藏后，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张经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进行自治区筹建工作。1956年筹委会成立后，又从各地抽调5700余名军人入藏。

        1950年，毛泽东在决定派遣军队入藏时，曾考虑到西藏环境的特殊性，提出入藏部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鼓励士气。但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三年一换完全不可能做到。军人就地转业后，甚至最后把在内地的家属也接到了西藏，由此，有了第一批在西藏高原出生的汉族孩子。

         从1951年至1960年代中期，解放军先后有10万余人入藏。直到1970年代中期，在西藏的2.4万各级官员中，大多数是军人出身。

        自1965年后，不再有军人为了地方建设被系统性抽调入藏。但此时军人依然在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中扮演西藏建设中的特殊角色。彼时，大陆技术落后，物资力量贫弱，在藏区修筑道路，能依恃者只有军人的牺牲精神。其间解放军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比任何一地都来得更为惨烈。

        西藏自然环境特殊，内地生长的汉族人长期居留会造成何种生理和心理影响，正是这些军人在建藏经历中用自己的身体代价总结试验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