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总工会:兰亭论辨’中的误会及其他（王玉池）

一九六五年，由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等墓碑的出土，郭沫若写了《由王谢墓志
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引起了关于《兰亭序》真伪以及王羲之书法本
来面貌的论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争论未能顺利进行。一九七二年至一九7 H2 V  B( Y( L( f, C/ Q
七三年又有论争文章。这些文章已由文物出版社集为《兰亭论辨》一书出版。这个文$ v% a- v, g' f7 ?" c* p/ K% g6 z( h
集有一个缺点，即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一方，收入文章不多，但也发表了像商承祚先& |$ E! \: Z* @7 X; s" n
生那样很有份量、可以同郭氏论点旗鼓相当的力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发表了
不少论辨文章，但绝大多数是不同意郭氏意见的；也有少数人仍坚持郭氏提出的基本$ U' n) A  c/ d7 |1 k9 J
观点并有所发展，如李长路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例。
笔者看过部分论辨文章以后，得到不少启发，但也感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不少文章没有抓准问题的实质，以致产生了不少误会。有些人是抓住对方一两句不8 W! d# o- K5 W& h
够严密或不够准确的话，再经过自己的推论和发挥，作为立论的根据，导致所发议论
同对方原意相距甚远。例如，有人认为郭沫若等的意见是全部否定了王羲之作品的存- n: x' c* b3 f4 a
在，或曰‘今日连根铲大王’；有人认为‘郭氏最大的错误’是‘他不承认在同一时
代中可以有几种书体并行’ (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四六七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 P) w0 I3 j7 T, z! S3 v
一九八七年版。) ，断定他不了解魏晋时代已经产生了楷书和行书，现在证明那时已5 y/ @# T+ r( S) Q( ]- R0 }5 z
经出现了行、楷书，所以郭氏也就错了；也有人将‘兰亭论争’的关键归结为写体兴
刻体的差异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没有抓准问题的关键，原因是没有细读并) Z2 v) K5 [3 t' f9 o
全面理解当时争论文章的原文，以及没有看到争论中论点的发展所致。下面谈点拙见，
以祈方家指正。
一、如何理解李文田的两句话5 e. b* c% \% G% J1 n9 I0 X
上述诸观点大抵由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语中的两句话引起。那两句) L6 F  H$ I3 q* H0 [# t7 G
话是：‘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G( k: ^- X( B' J' X) ~, P
对这两句话，商承祚先生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中解释 (并引7 j# t' r, }& D7 r, z6 T2 R# I! _
申) 得比较明确，他说：‘李文田以《宝子》《龙颜》书体强加于羲之头上，谓不能! k% S5 M$ W3 k( ~2 W% u
再写其他笔法的书体，并认为这是“时代为之”，是没有认识到石刻书体和时代风格$ i. S3 y% S' C
的关系，不恰当地以石刻书体风格代替了时代风格，以偏概全，是没有理由的。’又: r" n& X7 M5 N$ w8 c1 W
说：‘要像李文田所说那样，把羲之的书体局限于二爨，则羲之不过是继承前人遗法# m7 g- J/ K0 Z* W) q8 {) h
的一般书家，低估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 (见《兰亭论辨》下编商承祚《论东晋的+ H( I; q" k6 A: [( Q
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下面所引商氏观点皆引自此文，不另注。). i9 }$ m& W- G3 d
这种解释和引申很有代表性，认为郭沫若不知道那时已有行书，李、郭全部否定
王羲之作品等观点，也大都由此引申而来。这类文章已经发表很多，而且现在仍在不+ Z' J. B# `) K
断发表，不能不引起重视。5 X) R, u! N9 |7 `/ B9 T5 H
首先，应该承认，孤立地看李文田那两句话，自然是有毛病的，因为它是全称判' V' C8 B; y; p7 R
断。可以直解为王羲之的所有作品都得像‘二爨’碑刻那样方严拙朴。但我认为这样( P" R) b( `5 P1 ~! {7 W
理解问题过于简单。为了准确的弄清李文田的原意，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李跋的原文和
了解李文田其人的情况。
从李跋的原文看，其实人们经常引用的那两句话的意思不全。‘故’字前面还有
两句，即‘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 @  _; B# k9 _! ~1 J  v  x
右军之书则已……’可见‘故’字之后的两句，主要是借‘二爨’碑刻来形容王字应  w# _8 y; b7 W
当具有雄强之势，未必实指王字在形体上必须同‘二爨’碑刻一样方严拙重不可。这, p1 T! e% d  S% d0 D3 h3 L0 b4 _
是其一。 (顺便说明：李跋‘且’字前面主要谈《兰亭序》文章之不可信。我对文章
真伪尚未研究，不便发表意见。下面所谈只限于书法形象上表现出的时代特点。《兰
亭序》文章如伪，只限于《兰亭》一帖，时代特点或曰时代风格则涉及一代书帖，因4 [) o- {5 ^9 Z3 Q% y* ^4 `
而意义更加广阔和重要。)1 x+ \5 n, b9 ?! v+ a( R  V
其二，李跋的后面，已交代了该跋的主旨：‘予跋足以助文学(赵魏)之论’。即
他是在同意赵魏观点的基础上发了一点辅助性的议论。赵魏的原文见汪中所引：
'    文学(赵魏)语编修(江德量)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 A# i' t0 |+ `; r- d
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 l/ o0 @0 u# ?" r
则传摹失真也。
赵魏的意思是：王羲之的书法已在隶书基础上变化出了新体(应指楷书)，但尚未* L: w& p3 J7 m' T; T6 X
完全脱离古法，亦即隶书遗意。李文田自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而且李跋前面已明确
写道：‘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
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见李文田所指是一种笔意(赵魏曰‘隶书遗意’)。
文田试举‘二爨’，亦应指其应有隶意，并非局限于字的具体形体。
第三，说李文田‘谓不能再写出其他笔法的书体’、‘以石刻书体风格代替了时
代风格……’等等，都属人们的推测。李文田本人并未讲过类似的话，我认为他也不
可能讲这种话。退一步说，即使上述推论可以成立，也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李文田
根本不知道石刻之外还有帖简等书法形式的存在，或者不懂得两者不能简单相代；二1 B9 G% x' L+ t# R3 R$ M) P
是他很清楚当时已存在因用途和质料不同并存着各种不同的书写式样和不同书体，但
仍然得出《定武兰亭》非晋人书，而是梁陈以后书的结论。我相信李属于后者而非前
者。因为李文田(一八三四-一八九五) 生活于考据学充分发展的晚清时期，他本人也" A  c$ `- o2 f: J% j% D
是金石学家。曾官翰林院编修和侍读学士，以‘学识淹通，述作有体’和‘类能识拔
绩学’著称于世。其知识怎么会贫乏到连石刻之外还有帖学系统存在也不知道?再说，5 N' o7 R) i: m; B% ]' G/ u
他将《定武兰亭》(这是帖，而不是碑)等体式书迹的产生界定在晋宋、梁陈之际，其. [( u2 k' l, @
难度是很大的。没有对大量碑帖的研究，没有丰富的书史知识，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
另外，《爨龙颜》是碑，刻于刘宋中期；《定武兰亭》是帖，这两种碑帖距他界定的6 e3 W. g4 E* Z3 d/ I
可能产生的宋、梁之际只有四十几年，没有对碑、帖的统一研究，怎么会同出于他一
人的笔下呢?
再退一步说，假定李文田知识贫乏，不知道铭石之外还有帖学存在，或者一时失
误说了两句不全面的话(我以为如系一语失误，不值得进行长篇累牍的讨论)。那末在
他以前的包世臣可谓碑帖贯通，而且是以帖入碑的大家；他以后的郭沫若，不仅传世% g5 K6 z& P7 L3 ?- [
碑帖淹熟，连本世纪以来出土的众多简牍、文书墨迹也都已见到 (并已作为补充李说
的论据)，为什么也得到同李文田近似的结论呢?可见只提出石刻与书帖不同或刻体与, X/ H- L' _7 `3 q$ E
写体不同来证明李文田论点错误，是既不准确也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的。
二、郭沫若并未否定王羲之的所有作品和历史地位& V/ b# q6 s6 F0 L! K2 |
由于郭沫若声明‘很欣赏’李文田那两句话，又说过‘故有《王兴之夫妇墓志》
与《谢鲲墓志》的出土，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等话，就认为他也是
主张王羲之所有的字都要像‘二爨’那样方整板刻。又引申为他否定王羲之历史地位4 T- U$ D$ }2 F9 N! }" k5 e
和所有作品，所谓‘连根铲大王’，以及不知道那时已有行楷书等等。我认为这种理* b1 s7 h- |; D  n; ^( U9 M
解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单看‘实现了一半’等话，也确实容易引出
上述某些结论。这应属于其行文的不足或不严密。但细读全文，他主要还是想强调那7 K7 V0 E$ X& v+ a, K
时书法的体段和笔法应该保留一定的隶书笔意。讨论问题，应该抓住事情的本质和主' p3 J2 B/ ?2 d' A% y% I7 p
流，而不是纠缠于一两句不能完全体现主流的言词，才于解决问题有益。% T0 T+ x0 @9 e' ^- C
从郭氏的文章看，他在说明很欣赏李文田那两句话以后，紧接着作了明确的解释。  w$ `( z+ O  o5 M, U1 e2 ~; Z8 A
他说：‘请注意，他(李文田)说的是“相近”，也就是说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 y, s& f4 W: S% `9 @" a# |/ t
(《兰亭论辨》一书收入郭沫若文章四篇，即(一)《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
残卷》，(二)《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三)《〈驳议〉的商讨》，2 M4 P6 {! H. r, |9 S9 E% f
(四) 《〈兰亭序〉与老庄思想》。本文引文主要出自(二)(三)两篇。)由此看来，郭7 V7 L5 ]5 w; a2 k8 H
氏怎样理解、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李文田那两句话，是很清楚的。6 i- X  m* b2 _$ Q
至于说郭沫若全部否定王羲之的历史地位和全部作品则更难成立，因为郭氏已经
作过十分明确的答覆。他说：‘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6 n) p# [5 {' L) D+ O0 h1 R1 ?
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 ^3 s; x+ B4 @) t
能抹杀的。’
此外，郭氏对在讨论中提出的可能影响书风的种种因素，例如碑刻与简牍 (包括
字帖) 、砖石材料与纸帛材料、各种书体(楷、行、章、稿等)的差别，以及南北书风
等都作了分析，并都表示了明确的意见。下面摘录几段，以见一斑：
其实存世晋陆机《平复帖》墨迹与前凉李柏的《书疏稿》，都是行草书；一南一
北，极相类似。还有南朝和北朝的写经字体，两者也都富有隶书笔意。这些都和《兰
亭序》书法大有时代性的悬隔。碑刻与尺牍的对立，北派与南派的对立，都是不能成: m( {8 C. p  b' j
立的……《颜刘氏墓志》还带有行书的味道，而书法也相悬隔……
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商承祚）
郭沫若同志《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见《文物》一九六五年第0 G' c9 s) ^( ]$ E8 a* ]* A! ^
六期。此外还有《〈驳议〉的商讨》及《〈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载同年同刊
第九期。本文凡引以上三文不再注明出处。着重点皆引者所加，其它文引文同。) 一
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已发表了若干持论不同的文章，展
开讨论。由于这个问题牵涉面较广而又较为复杂，还须经过反复深入探讨才能解决。/ b: Z5 E+ q9 S' V3 d; O/ A' X* x
我是个书法爱好者，对郭文以及其他同志文中的某些论点虽未尽同意，但颇有启发。
现在分几方面来谈谈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和意见。  `2 c, \! P) m! d+ |& f  i
一、关于隶书笔意
‘隶书笔意’，是最近讨论《兰亭序帖》真伪中突出的一个问题，以其关系到东
晋书法及书法史上的问题，我认为必须首先解决。隶书笔意，顾名思义是一种用笔方% _8 G; W/ ?6 R7 x
法，应该根据其本质属性明确其范围，才有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如果将无隶意与有' V' h( Z% q' a2 B8 ]" r
隶意的用笔方法等同起来，或是把范围不适当地扩大，笼统地去谈，就会导致问题的
复杂化。启功同志说：‘原来所指的隶书笔意，不是说《兰亭》的字必定要架子严整，
撑满方格，而是指它应该具有唐以前的古意。’ (启功：《〈兰亭序〉的迷信应该破
除》。《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十期。) 把笔意和字的间架结构区别开来是对的，但所
谓‘唐以前的古意’似乎比较抽象。徐森玉同志在分析《十一月十三日帖》 (按：一. ^9 _3 ~  K* y) |  T
般称为《姨母帖》) 中若干字的横划时指出：它们‘都是显示出作者的凝重笔力。通
篇除一些摹失笔意的字外， 使人感到古拙的隶意仍然多少存在着。 ’ (徐森玉：《! [$ |5 U5 b" b7 s( t
〈兰亭序〉真伪的我见》。《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 就把隶意和凝重、古拙
相提并论。郭文的解释是：‘隶书的笔意究竟是怎样的呢? 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 z7 x9 M4 y, D) K. q) S. {
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蚕头”和“燕尾” (‘蚕头、燕
尾’，指学习颜真卿字体于某些笔划故意做作的一种恶习；如横划起笔回锋呆笨的叫
‘蚕头’；捺划收笔出锋处，提笔回锋以后再捺，形成参差叉式的叫‘燕尾’。宋米
芾《海岳名言》：‘颜真卿墨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郭沫若同志用这词来形. Q) B- T% \" Q
容隶书的主要笔势，是一种误解。) 。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写经书，虽已收锋，仍用
方笔；凡一点一划、一起一收，笔锋在纸绢等上转折如画三角形。这样的用笔法，就
是所谓隶书笔意。’说法虽明白具体，但如仔细分析一下，其中实包括两种笔法在内：& ?# S. f( `( o6 q. ~
一是下笔藏锋，落笔不收锋的汉隶挑法，一是无波挑而起止收锋的所谓方笔；前者是( s2 C) y& W4 l5 D0 |
典型的隶法，后者是所谓的方笔(如《王兴之夫妇墓志》)。在碑刻中，已基本趋向楷
化，但还兼有一两笔小波挑，这样才能谓有隶书笔意，前人称之为‘楷隶’，即《爨1 q/ m+ U7 h" G7 [5 @4 D  F" M* y/ k+ u
宝子》之类的字(《爨龙颜》则属楷体范围)。没有残余隶笔而谓之有隶书笔意是令人" `- j+ \8 K. F; T3 p$ [
迷惑不解的，这一条界限应当具体划清不宜含糊。至于某一书法作品有无隶书笔意，( @, i& ]5 B+ X5 |+ T
不能光看一两笔或几个字来决定，郭文曾经提出应该从整体着眼，要从其笔法的基本: h5 v4 Z2 X2 M3 W
倾向来看。这个总体性准则我认为很重要。所谓笔法的‘法’，可以解释为法度、规
律和准则。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笔法；如篆有篆法，隶有隶法，行、草有行、草法，
楷有楷法，看你指的是哪种字体的笔法。笔意也不能离开形体来谈，因离开了‘法’6 y6 c" i; P# P' E
这个基础，就会把舵不定，左右摇摆，乱了步伐。有的同志也曾承认这一准则，但在  S; c$ d+ C  ~# N; {' O
接触到具体问题上则又忘却。龙潜同志批评高二适同志以个别字笔划来证明《兰亭序
帖》没有脱离隶意的说法是不对的，我很赞同。但在他自己对只有个别字或偏旁中略2 v1 a  v- E2 O* D4 [5 T9 {
微带行的《李清言碑》、《朱岱林碑》等说成‘行草已经立石’，又谓，唐以前碑刻
有行书出现(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十期。5 a# F$ v: e2 o- G9 B  Z
又所举《咸宁四年吕氏砖》乃划文而非写刻。) 。这些话是从所举的碑例出发，遂断
言行书写碑不自《晋祠铭》始，而是在唐以前七十多年间的东魏、北齐、北周已经有
了(如谓行书‘出现’于碑刻，还可以提早到北魏)。我认为这问题关键在于个别字及
偏旁的行书体‘出现’于碑刻中，这碑算不算是行书碑? 如果不算，则驳不倒事实具  V0 \0 X( n  }& F
在的《晋祠铭》，如果可以算，则与高二适同志以隶书笔意强解《兰亭序帖》的观点
又有什么不同?因此，我在这里再次强调这一准则是有必要的。2 j3 j' i6 n* c9 k( T+ N+ c) b2 {; ^* B
郭沫若同志在《〈驳议〉的商讨》及《〈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中都提到世
传羲之《十七帖》是有隶书笔意的。我曾反复审阅该帖并联系上述笔法和总体性准则
来衡量都体会不出它有隶书笔意；接着联想起一个问题，即《十七帖》究竟算今草还
是算章草?章草有隶笔，今草没有隶笔，这是历代人共同的看法。若然，则《十七帖》
应该属于今草而不属于章草。此外，《王兴之夫妇墓志》定为哪一种书体，是隶书还
是楷隶? 郭文认为它和《谢鲲墓志》等‘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只有《颜刘氏
墓志》中有些字有后来的楷书笔意’。这几句话归纳起来是说明： (一) 《王志》、
《谢志》同为隶书；(二)《颜刘志》有若干个字(不是全部或大部分)的楷意，基本上
是隶书。《谢志》是隶书无庸置疑，因其全部字使用挑法，至于《王志》，我想原始
墨迹当不是这样，绝大多数笔划是由刻工做出来的变相‘楷隶’，《颜刘志》则为楷
书，不能把它划入隶书范围。: f7 J- ~6 M0 f8 J5 U! w3 G
前人对某种魏晋碑志亦多谓其具有隶意，经检视，而这些碑志的字多数是楷体，; @3 P$ C, _7 b& s* O
只若干字尚具波挑，有人称之为‘楷隶’，又有人划入隶书范畴，其无标准实不自今
日始。在这次讨论中，有同志把隶书笔意的概念不恰当地扩大，那就失去了笔法准则，
而是一种抽象的说法。故我认为，隶书笔意，必须以具有隶笔的形态为前提，因隶书; C% ~* W, ^+ @5 c) a  A' |
笔意是由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 }/ g" U' V: B0 f/ U
从文字便于书写的角度来说，隶书写起来比篆书为快捷，但要想进一步提高书写
效率，人们就会发现隶书的‘燕尾’只有装饰性的作用并无实用意义，于是逐渐扬弃& p$ O! ~8 R- b7 _" }
这种笔势，收敛波挑，而向楷书过渡，这是书体转变和发展的自然趋向。楷书的特点! {. K* g+ l" h! H. C
是下笔不藏锋、落笔收顿，有时写得凝重一些(实多虚少) ，有时写得飞动一些(虚实
并举，轻重笔较明显) ，也就是落笔含蓄则厚重，挥毫轻快则流利，就是同一书家，
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写时也往往取势不同。有的同志对较凝重的笔法，不问其有无
隶笔，就一概认为有隶书笔意，显然是不大妥当的。《十七帖》、《姨母帖》 (图版
拾壹∶二)等等，并不能谓之有隶意。如将所有写得厚重、古朴的都归到有隶书笔意，6 b- L& I+ \. l/ h: }$ `! k
那末，褚遂良《伊阙佛龛碑》，清代朱耷(八大山人)所写的字(图二八)，也当列入这* X# o# ?* A" n/ {
一类了(与图五三的文字笔法相接近)，这就和前面所提的准则相抵触。& e! R3 ?6 D) j  |
再谈一谈朴质问题。秦《泰山刻石》及《琅邪台刻石》字的笔划平直而少曲折，2 v% }* l$ |) j2 Z: _  x5 @; \
看起来令人有凝重之感。汉《开母庙》等刻石以及汉碑篆书篆额，笔势宛转，体态轻
快多姿，就意味着不及秦篆的朴实，这虽然是篆书的举例，亦适用于此后的书法。秦+ A% @$ @) n1 i4 d' f" j% t7 l# l
时解散篆体成为隶书，但并未彻底变换其体势，有的字仍带有篆意，汉以来才逐渐发1 z- ]( C% t$ s$ ], c# N2 W2 m
展为纯粹的‘八分’。到底秦隶是一种什么式样? 当前虽无传世遗迹可见，但从《流4 L! C, I) _5 s  ~
沙坠简·简牍遗文》(第一页后页第一简。以后简称《遗文》)的《年，伏愿子和少公》" R+ C; v- e7 ^7 c. |
简中有若干字仍兼篆体而略为改换一下笔势，有的则是篆隶相兼的字来看，此简无疑2 w( ^% O# y2 r; A5 u
是西汉早期的作品，故仍或多或少保留秦隶的遗法，用笔亦较汉隶浑厚(图五四)。据
此而论，不管是从篆变隶，抑或从隶变为行、草、楷，其所孕育的各种笔势，特别是
后者，由朴质平实转化为抑扬流利的轻重笔法，这只是笔势上的区别，不能以凝重朴: j! X' V. |1 q1 f' g
实作为隶书笔意的论断。
将《兰亭序帖》和《丧乱帖》(图版拾陆∶一)互相对照，可以看出《丧乱帖》虽* h: B! D! W6 g
同属唐人填廓本，而与《兰亭序帖》之辗转重摹不一样，从而朴质面貌也就大不一样，$ q5 [( P2 T8 D$ l0 l5 G
不注意这一差异原因，就会与智永的字迹一视‘同仁’了。* [1 v% B2 w# Q2 B9 L: U7 q1 e
书写工具与书法效果有其密切的联系。汉代的笔一般小而锋单、毫硬，故转折偶* W# N6 i( Z9 f6 N( {
而出现方势，晋代笔已有改进，略大而锋满，写出的字就较圆润。还有一种情况值得
注意，就是半退毫、退毫和新笔写出的字就有所不同。《姨母帖》、前凉李柏表 (图& d* ?, R7 ^, h& s
版拾贰)是用半退毫所书，《平复帖》(图版拾叁∶一)是用退毫所书，由于毫锋已蚀，
写时不易显示出其轻重笔势，看起来好象朴实、厚重，而《丧乱帖》等等，则使用新
毫，故觉飞舞，这道理大家皆明白，而有的同志以半退毫写的字说成‘隶意盎然’，$ I" q3 @' p. n; k
事实并不这样。$ j7 Y& A- m9 {
从近代在甘肃居延等地发现的魏晋木简及纸帛写的材料看，其字迹和晋代碑刻有/ C! [( b2 v3 m9 O: y: N
很大的距离。毛笔富有弹性，黑汁对木、纸、帛纤维有渗透性，所以写出的字，笔划
圆润丰满而多姿， 写在砖刻、 石刻上的墨迹尽管是圆笔，但在施工时每将之刻方。8 S7 E: q/ u% R% h5 J
《王兴之夫妇墓志》刻工极劣，刻法是向墨迹夹刻两刀然后切齐两头 (自然崩齐的则
不切) ，撇、捺则以较大的角度切削，致令原墨迹的轻重笔和圆笔都机械地将之整齐* g3 m1 g# ?/ G4 t. j
而方划化。梁武帝大同元年即高昌章和十六年(公元五四六年)的《承画墓表》砖，前9 q) N9 P6 f) S; {4 F
六行写刻，后附夫人张氏合葬文字三行，则写而未刻 (黄文弼：《高昌砖集》第二页3 h# m% J/ [( d1 g& Q+ U
后页。一九三一年西北考查团版。该书还有不少的墨迹砖和写刻砖可以参阅。) ，写
圆笔的而刻工多修治为方笔，对照明显。隋代已不禁立碑，刻工佳手辈出，这种失真/ g) J9 f0 ]4 ]# V+ t
的情况才逐渐消除。* f6 L. }0 H. D1 T
二、楷书的发展和东晋书法. b0 d' ]6 z# [- m/ Z# O
楷书(或称真书、正书) 的发展、成熟究竟在什么时代?是书学史上一个相当重要
的问题，目前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郭文认为：‘自东汉以后，字体(按：指隶书)又% u. t: z1 K1 `, `; B1 l
在逐渐转变，变到了唐代，便完全转变到楷书阶段。’龙文以为‘到齐梁之间才逐渐& Q$ o0 h; l/ t" r( ~
产生了正书’。于硕同志说：‘楷书始于隋唐’ (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
《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十期。) 。徐老提出：‘作为书体的楷书在三国和西晋初已接
近成熟了。’这几种说法在年代上的差距约一个半世纪，可见分歧之大。我基本上同5 O! [8 s. p5 F# I
意徐老的说法。4 b- V2 m' S  }$ Q
从东汉起，隶书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适应书写快速的需要，草化为章草；一是
简化部件(如 驳议》的商讨（郭沫若）
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我仔细地阅读了。《光明日报》七月三十( Z" A" @" c0 P# D, A. b
一日的铅印，《文物》第七期影印出的手稿，我都仔细地阅读了。
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
《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 g2 ~% U# o# c3 `' l  b; k- ]# Y
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
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
一、注家引文能减不能增
《驳议》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减’，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是没有问% b2 {" k* E( k+ a. H% M! a/ `' t
题的。‘增’，却是大有可商。9 ?, i3 s; ^, l+ L$ i2 {
《驳议》立说的根据是：《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下，刘孝标+ I& T* W3 ^; K+ G5 m; Q* n
注‘虞预《晋书》曰机荐渊于赵王伦’云云，其下所引陆机笺文与高先生所见‘陆机7 s& I4 R! N: R/ ^2 ~, e$ P
本集全文’有所不同。他因而注出‘《世说注》有删节，……有移动及增减处，……" {2 s) v2 S# U6 _; M7 h, s
有增添文’。故归纳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
今案：《驳议》所引‘陆机本集全文’，出自唐太宗‘御撰’的《晋书·戴若思
传》。因避李渊讳，故戴渊被改称为‘若思’，掩其名而称其字。陆机笺文亦有所修' `1 i' C# ~  U3 U. g1 f9 g2 C
改，如云‘伏见广陵戴若思，年三十’云云，即显示有修改痕迹。戴渊既未以字行，+ ~, d6 A% L: _( {/ R3 w' [
陆机向上级推荐人，何得有舍名而称字之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郭沫若）
一、王兴之夫妇墓志% R- B6 }6 Q. t0 f  q3 L
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几种东晋时代的墓志。就中以《王兴之夫妇墓
志》(图版伍)与《谢鲲墓志》(图一)，最有史料价值。
《王兴之夫妇墓志》(图四、五)，以今年(1965年)一月十九日出土于南京新民门0 {8 ^) i2 f7 Q% z( Z) {
外人台山，一石两面刻字。一面的刻字是：0 h' R1 y: i& C' _3 o* p  K
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卅一。
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散骑常侍、" `7 r4 ^+ ]; [1 G: M+ s
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为识，藏之于墓。
长子闽之。女字稚容。) U- k: g- Z  U5 O5 a, P7 R; |
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
次子咸之。
次子预之。( w3 x' A& K0 d0 g
另一面的刻字是：
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秦嬴，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4 d- W2 E# i, S! l$ l% r
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
父哲，字世俊，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诸军事、冠军将军、梁州刺史、
野王公。/ ]) B0 p: P0 Q
弟延之，字兴祖。袭封野王公。
兴之虽未着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们考证为王彬之子，是确切不可易' |8 Z: k+ L, t: J
的。《晋书》卷七十六《王彬传》云：‘彬字世儒，……与兄　俱渡江。……豫讨华
轶功，封都亭侯。……苏峻平后，改筑新宫，彬为大匠。以营创勋劳，赐爵关内侯，
迁尚书右仆射。卒官，年五十九。赠特进卫将军，加散骑常侍，谥曰肃。长子彭之嗣，8 `9 v! c9 N  ^
位至黄门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其长兄为　，次兄为旷。旷即王羲之的父亲。王氏的原籍
是琅琊临沂，郡望既合，年代亦无不合。其他和石刻中所述有关‘先考’的爵位、官
职、谥号，也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