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pizza哪款披萨好吃:毛泽东的智慧与中国文化传统儒家文化

【摘要】毛泽东自幼酷读中国文史典籍，热爱中国文化，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他又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和民族化。毛泽东不仅关心中国文化问题，而且把文化问题看成是整个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性质，建立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纲领、对待中西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与方针等问题都进行了经典性的论述。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也产生过一些错误，我们应采取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问题的态度正确地对待。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是20世纪世界东方的文化巨人，他的智慧和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增添了光辉，他的著作已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永远被载入史册。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认为，毛泽东著作在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为了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千方百计于1968年2月请朋友从香港秘密寄来一部《毛泽东选集》进行研究。今天我们为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吸取毛泽东的智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化，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发展历程等重大人文课题，有必要探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书，例如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龚育之等人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李银桥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以及多种版本的《毛泽东传》等等，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与研究毛泽东，特别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毛泽东的智慧与中国丈化传统的内在联系。

一、毛泽东自幼酷读中国文史典籍、热爱中国文化

根据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的自述，他八岁上学读书，先读《三字经》、《百家姓》，而后读《论语》、《孟子》等《四书》。毛泽东自8岁至13岁在小学校及私垫里先后读过两类书，一是《四书》之类的儒家经书，私垫先生对这些儒家经典并不做讲解，只是死记硬背。毛泽东感到枯燥乏味，就另外找一些有意思的书看。毛泽东自己曾说：“我最喜欢本国的传记小说，而对于那些反叛小说，则尤其喜欢。他读过《精忠传》即《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这些小说被私塾先生列为禁书，认为是“闲书”和“杂书”。于是毛泽东常常把这些书藏在经书底下阅读。这些书里的故事深深吸引了少年的毛泽东，他能背诵出这些书里的许多故事情节。就是在他熟读这些旧小说时，突然发现：为什么在这些书里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朴实种田的农民?后来他悟出了答案：因为这些书里的统治阶级都是不种田的，他们依靠剥削农民去替他们种田。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这些书对于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些都是在记忆力强盛的年纪里读的。”

从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对中国的书法感兴趣，他一生酷爱中国历代名贴、墨迹，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没有间断过书法的练习。他特别喜欢唐代名僧——大书法家怀素的“狂草”，深受其影响，使他成为我国当代独具风格独树一帜的书法家。

1906年即13岁那年秋天，毛泽东转入井湾里私塾读书，开始读《春秋左传》，从此对中国史书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又在老师指导下读完了司马迁的《史记》，明代王世贞编著的《纲鉴》、顾炎武编著的《日知录》等。这些书籍使少年的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比较系统、深刻地了解，并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革命的艰苦年代也不放松读书。他后来曾经讲过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这个故事反映了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在延安时期，书籍还很难找，他托人买了两套蔡东藩著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还弄到了一部《容斋随笔》，范文澜又专门送给他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的通过阅读这些文史书籍了解与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了解与研究中国国情。

1949年进北京后，购书的条件比较方便了，他特地添置了一套大字本《二十四史》和一套《四部备要》。他通读了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有些本纪、列传部分，他反复多次阅读过。另外他还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纲鉴易知录)、《宋史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这类比较专门的历史书。他是研究性的读书，做了大量的批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外他还抽暇浏览了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小说等文学书籍，他对<诗经》、《楚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有精深地研究。从毛泽东所藏书目以及读书笔记和通信中得知，他最喜欢读中国历史书和历史小说。60年代他曾号召高级干部都来读读《资治通鉴》，都读读《二十四史》。

毛泽东对古典文学有特殊的兴趣，他自己也是当代杰出的诗人和词人。1957年他曾经让秘书帮助收集了50余种版本的《楚词》，1958年1月12日他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毛泽东自幼熟读唐诗，他通读过《全唐诗》，收集过几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他最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格和宏大的气魄。”在宋词中，毛泽东喜欢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又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辛弃疾的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毛泽东对南宋陆游的词也很欣赏。大家都知道1961年12月他曾以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一词“反其意而用之”新作卜算子《咏梅》诗，赋予“咏梅诗”以积极乐观、革命浪漫主义的思想情怀。

从以上事实看出，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起以至于最艰苦的革命年代和进入北京之后，一贯重视阅读中国文史典籍，热爱中国文化。这为他理解与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认识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造，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准备了广薄的知识基础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伟大的科学家爱迪生说过：“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惑，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惠普尔说：“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我们了解、研究毛泽东刻苦读书的经历，对于认识毛泽东的成长，对于认识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研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乃至于设计自己的成才道路，都会得到很好地教益和启迪。

二、中国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智慧源泉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智慧有两方面的历史渊源：一方面是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运动。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西方文化，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严物。要想用她来指导东方革命、中国革命，就必须让她生长于东方文化土壤之中，就必须和东方文化相结合。毛泽东一贯重视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发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正是20世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

毛泽东怎样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吸取理论资料与智慧呢?我以为毛泽东读书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重在应用，即古为今用，不读死书：第二．独立思考，善于撮取精华，创造性转化传统；第三，长于总结，长于批判，善于运用理性思维，做出突破传统的理论慨括、理论创造。

毛泽东还在青年时代即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在池的《讲堂录》中记有“古者为学，重在行事”的警句，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所以他一生既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学习司马迁壮游天下山川，从中得到灵感和智慧。

毛泽东的论著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的精华。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以查出他引用过的几十种典籍的思想资料。例如《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兵法》、《列子》、《国语》、《左传》、《吕氏春秋》、《新序》、《淮南子》、《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二十四史、《论衡》、《昭明文选》、《资治通鉴》、《封神榜》、《聊斋志异》、《山海经》、《西游记》、《红楼梦》等等。

用中国文化为坐标，过去有人讨论毛泽东是法家，还是儒家，还是道家?究竞属于哪一家?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既非法家，亦非儒家，更非道家。但是，他从法家、儒家、道家等各家典籍中都撮取过智慧和思想精华。应该做具体分析。

在政治思想和历史史观方面，吸取法家思想可能多一点。法家主张改革，承认历史进化，《韩非子五蠹》讲“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就是讲变法的理论根据。法家提倡中央集权制，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劲。”秦始皇用法家理论统一了六国，又用法家思想稳定过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过重要影响，毛泽东晚年权力过分集中，错误地发动文化革命，恐怕都与此有直接关系。毛泽东有个重要的政治策略思想，叫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也受了韩非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哲学思想方面，吸取道家思想可能多一些。《周易》与《道德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最系统讲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返的文化典籍。毛泽东哲学的核心内容，一个是矛盾论即辩证法。一个是实践论即认识论。辩证法在中国古代叫做相反相成的学说，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叫做“知”、“行”统一的学说。

《易经》乾卦、上九爻讲的“亢龙有悔”，就是物极必返的意思。《毛泽东选集》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话，这出自《周易系辞传上》。《道德经》讲对立统一思想最多。例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等。毛泽东多次引用《道德经》的名句说明问题。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说明暂时退却是为了将来战胜敌人的道理，以批判那些反对“诱敌深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引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批评某些同志不与人接触，缺乏共同语言的作风。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为了说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决心，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名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第十节“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中引用了《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名句，说明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道理。

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讨论的问题，《左传昭公十年》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见解。《古文尚书说命中》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理论。知行关系，从孔子到孙中山都有专门的论述。孔子早就讲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直到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论证“知行合一”问题。孙中山“废然而返”，提出并论证“知难行易”命题。

毛泽东同志研究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对中国二千多年来关于“知行”关系问题讨论的一个批判总结，他在批判地研究中吸取了中国文化中关于“知行”问题的思想精华，并给以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他这部著作除了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外，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探讨和批判总结。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文章中都讲过哲学问题，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智慧和丰富的思考资料。贯穿于这些著作中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多次引用了这句话，表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尊重。这句话本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毛泽东拿过来，赋予新的丰富内涵。

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中国古代兵书的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战胜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他的许多军事思想直接取材于《孙子兵法》、《老子》、《三国演义》乃至于二十四史的有关部分。我们仅举几个例证说明这个问题。第一，关于战争性质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取得胜负的内在的根本原因。他引证了《孟子公孙丑下》的一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必然陷于孤立而最后失败。第二，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是《孙子兵法》上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句话在《毛泽东选集》中多次引证，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个领导艺术问题。“知彼”是认识对方。“知己”就是有“自知之明”。毛泽东经常教导人们办任何事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其实这句话《老子》(三十三章)早就有教诲：“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第三，毛泽东有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就是“以弱胜强”、“后发制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毛泽东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战例，特别是秦末的农民起义与“楚汉相争”。秦二世元年陈胜已经起兵，九月，会稽假守殷通召项羽的叔父项梁议事，梁日：“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汉书项籍传》)“先发制人”意为先下手为强；“后发制于人”为后下手被人所制。“先发制人”一直成为兵家的制胜战略。可是毛泽东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偏偏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处于敌强我弱阶段时不能“先发制人”，只能先让人一步，看清形势，“后发制人”。这也就是《孟子离娄下》上所说的“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毛泽东选集》二卷503页也引用了这句话讲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的作战指挥上，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因为兵力缺乏。在战术指导上“以十当一”，以达到利用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目的。“以一当十”这个经验出于《史记项羽本纪》。第四，毛泽东经常运用“声东击西”、“兵不厌诈”的战法指导战争、组织具体战役。这些战法在中国历史上早有总结。《韩非子难一》中有“战陈之间，不厌诈伪”的理论。唐代杜佑所著《通典兵六》中有“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的经验总结。历史上的“围魏救赵”、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草船借箭”等等都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的成功战例。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兵学史上优秀文化遗产，用这些战法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此外，毛泽东还多次成功地运用了《孙子兵法军争》中论述的“以逸待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术。《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以近待远，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还说：“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毛泽东和儒家文化的关系比较复杂。有人根据毛泽东晚年批孔的做法，否认他吸收了儒家的思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固然对儒家在很多问题上采取批判态度，其晚年的批孔运动又是一发而不可收。但是，他也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从《毛泽东选集》所引用中国古籍的材料来看，比较多的还是《论语》、《孟子》、朱熹的《四书集注》等儒家经典。毛泽东接受儒家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论学习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上；另方面更多的是引用儒家典籍中哲理较深的成语、名句以说明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论“学习”时，特别引用了《论语述而》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句孔夫子教导弟子的名言，号召大家要取这种学习态度。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回忆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对我也有好处。”这说明孔子对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这说明毛泽东在很多问题上都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智慧。毛泽东对儒家的核心理论——“仁”的学说也有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我们要施“仁政”于人民内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还引用《孟子滕文公上》篇中“为富不仁”的论断。说广大农民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这说明毛泽东也肯定“仁政”是个好词，是好政治，他对孔孟的“仁政”学说做出了批判地理解和为我所用。1939年毛泽东对孔子提倡的三达德——智、仁、勇，曾经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他认为“仁”象现在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的克服困难。他说“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贤人政治”即“举贤人”为政。因为实行贤人政治，才能做到“为政以德”。《论语子路》孔子提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主张，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儒家经典《尚书成有一德》中更明确说：“任官惟贤材”。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干部政策》一节中，专门论述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要求干部不谋私利，不组织小派别活动，反对“任人唯亲”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在关于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上，很多思想都是效法儒家的。例如他要求干部不要“患得患失”。这本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章中批评鄙夫小人的话，他说这种人“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后来便缩写成“患得患失”。毛泽东从《论语》、《孟子》及其他儒家著作中择选出来的有关道德修养方面的名言名句，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就更多不胜举了。我们这里也举一些重要的例证。毛泽东经常引用孔子所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原文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毛泽东还经常引用唐朝宰相魏征的话，要求干部做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原话见《资治通鉴》卷192页，“上(唐太宗)问魏征日：‘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毛泽东还喜欢引用孟子的话，教育干部要谦虚好学，不要“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的原文是：“入之患，在好为人师。”毛泽东还经常要求干部做事情。处理问题，应当“适可而止”、“不为已甚”。这里就有儒家“中庸之道”的意谓。《孟子离娄下》：“仲尼不为已甚者”，就是说的孔子持中庸之道。从1939年2月毛泽东致陈伯迭和张闻天的二信中，看出他当时集中精力研究了孔子哲学。毛泽东认为孔子所谓的“中庸”、“时中”、“过犹不及”，是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值。这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在价值观问题上，孔子一向主张“以义制利”、“义以为上”的导向。这一点毛泽东也有所吸取，他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批评过“见利忘义”的人，他要求革命者应当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见义勇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背景和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智慧源泉。可以说，毛泽东的每个重大理论、重要思想，都融会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智慧。因此，要深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必须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中国国情。

三、毛泽东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其晚年的失误

通读《毛泽东选集》和有关论著，看出毛泽东一贯关心中国文化问题，研究中国文化的走向，把文化问题看成是整个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一个方面。这主要表现为：第一．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着手研究分析了中国文化的性质，对中国封建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批评总结；第二，提出和阐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纲领，提出和阐述了文化的民族形式与民族特点等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三，提出和论述了“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方法与方针问题。这既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急待解决的问题，又是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根本态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这是以“反映说”为方法论而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的定性分析。他的理论根据就是“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根据这种分析理论．他把当时的文化主要确定为“半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他断言：“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时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学术界和思想界长期对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存在不同看法。

如何看待毛泽东上述对中国文化的定性分析呢?这必须首先考虑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毛泽东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交错。所以，’当时毛泽东所用的“中国文化”概念，主要当指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而对其它更加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哲学文化，民俗文化)来不及考虑。这就导致了他分析“中国文化”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和政治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打倒”反动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而对文化的世界性、人类普遍性和继承性，缺乏分析和认识。对于“文化”而言，轻言“反动”和“打倒”是缺乏分析的。我认为这也就是他在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理论上的根源。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要具体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讨论，现在我们比较明确地认识到：文化既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人类共性，又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文化首先是全人类的创造，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因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其中一部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文化，虽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但是更多的文化成果(例如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公共秩序、某些道德、心理、习俗、思维方式、文学、语言等)具有全人类性和继承性。总之，文化既是全人类的创造，又是历代的积淀，既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更有全民性、继承性。因此，对待“文化”，可以提出批判、改造、继承、创新，不宜提“打倒”和“消灭”。这是涉及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近年来中央提出“弘扬传统文化”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五节篇幅论述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如上所述，其中大部分论述的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文化，讲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决定的。在这些论述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和分析了两个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文化方法论问题：一个是正确地看待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反对“颂古非今”问题；一个是正确地对待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问题。

毛泽东在当时提出建立的新文化，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这个文化首先应该是“民族”的，即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色。毛泽东指出这一点是揭示了文化的本质特性之一，对于我们理解“文化”概念，指示了一条基本的思路，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新文化，仍有指导意义。毛泽东当时就深刻看到了，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应当和正确看待外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承认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排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他特别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吸收外国的文化，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没有这个统一，外国文化不能在中国立足扎根，中国文化也不能向外开放、传播和发展。

在吸收与学习外国文化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有两种错误倾向应当引以为诚：一是“全盘西化”的主张；一是形式主义的吸收外国文化的办法。这两种倾向都与文化的民族化背道而驰，都是建设新文化的思想障碍。我们都有惨痛的教训。

为了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还必须解决如何对待“古代文化”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在古代文化中既有值得肯定的优秀文化，也有应予否定的没用或有害的东西。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又说：“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的封建毒素。”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也是历史的发展观。就是历史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毛泽东不但提出和论述了对待古代文学艺术的态度．而且从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出发，还语重心长地提出了一个文化导向问题。他说：“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这一点对于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文史哲工作者是极为重要的提醒，这关系到当代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

以上毛泽东关于文化方法论的两个问题，亦即对待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是具有深远洞察力的。这不仅是半个世纪前，关于文化问题论争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今天进行新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论争中的关键性问题。研究与反思毛泽东对待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可以帮助解决近年来我国知识青年中出现的“全盘西化”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

毛泽东在论述了对待文化问题的两个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习与总结“历史遗产”的伟大号召，并且从总体上最概括的提出和论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的方针与方法。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还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这些论述中，非常明确地看出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第一是学习与总结；第二，总结与学习的内容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第三，总结与学习的目的和方针、方法是批判地继承。

毛泽东这些论述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奠定了研究传统文化的根本方法论原则，对于当前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论争仍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待文化问题的态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也表现出历史的阶段性和不同的倾向。第一阶段是30年代和40年代。如前所述，他的认识和实践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阶段是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逐渐背离了他自己早年形成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他忘记了自己精心研究制造的“批判的武器”，而迷醉于“武器的批判”。因而，50年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虽然在形式上一直还是坚持提“批判地继承”的口号，但是实际的活动是“批判”多于“继承”，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用批判代替和淹没了继承。早在50年代关于孔子问题的讨论中，就暴露了学术思想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端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思潮则发展到登峰造极阶段。由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错误，在某些文化问题上表现为完全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例如提出“破四旧”的口号)，而在另一些文化问题上又表现为盲目的复古主义(例如尊法倾向，把法家说成是革命的)。在哲学思想上，毛泽东违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背离了中国崇尚“和谐”的辩证法，片面强调主客体的对立，错误地把哲学归结为“斗争的哲学”，提倡“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不但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生态环境，恶果无穷。在人性论问题上，过分强调阶级性，否定了共同人性的一面，否定了人类共同道德的一面。结果导致了长期的极左错误和靠政治运动推动工作的严重后果。

这就是毛泽东晚年在对待文化问题上的重大失误。造成这个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有三：第一，自以为是，不听别人劝诫，失去群众监督，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学术民主，实行文化专断。这是根本原因；第二，言行不一，没有坚持贯彻自己早年提出的关于文化问题的正确方针与方法；第三，违背了“攻守异备”、“取之以武，守之以文”的治国方略。严重的混淆了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处理文化问题，所以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很显然，毛泽东晚年有一种冲动，他为了建构自己既欲超越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想突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体系，则刻意批判传统，走上了否定传统文化的批判主义之路。

我们把毛泽东一生对待文化问题的态度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具体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既不因为他前一阶段论述了一些正确的认识，就无视后一阶段的失误，也不因为他后一阶段的失误而否定前一阶段的正确认识与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是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问题的态度。

总之，毛泽东一生虽然犯过像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他对待传统文化虽然有过过激地批判和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但是，从总体上说，他还是熟悉中国文化，刻苦阅读中国文化典籍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智慧和力量。他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文化巨人。由于他的智慧与创造性智力活动及其凝聚的思想成果，又丰富与充实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藏。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赵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