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奇鲁莉安:朱永嘉：谈写作组、余秋雨、姚文元及其他

在那时余秋雨表现还是好的，很有才气，文章写得很漂亮，所以他在写作组的时候，我很喜欢也很重用他，其实他参加石一歌小组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石一歌小组的缘起是总理陪外宾来上海时，对张春桥讲起鲁迅最后的十年在上海，这十年也是鲁迅最光彩的十年，你们上海应该有人研究鲁迅。这个任务张春桥交给了我，我就在上海物色了大学中文系教师，工农兵学员，十一个人，其中包括余秋雨。我提出的任务是写一部鲁迅传，从写鲁迅的故事开始，可以作为单篇的小故事在报刊上发表，这样做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石一歌是十一个人的谐音，是集体的笔名，石一歌的作品是集体创作，余秋雨因为他文字表达的能力强一些，所以让他统改润饰一下文字，仅此而已。这没有什么不光彩，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一件好事嘛，用不到忌讳呀！至于余参加鲁迅展代表团是我提名的，这个计划在当年七、八月间早就确定了，我报了国务院的文物局。为什么提名他去日本呢？一方面他在石一歌小组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鲁迅公园的鲁迅生平展是我与他一起去那儿审定的。日本仙台那个鲁迅展是以这个展览为基础的，所以由我担任这个团的团长，人选都是我与文物局商量着定的。事情的过程就是如此，那时候他各方面的表现确实不错，后来他突发肝炎，住院休养，去故乡疗养，都是我同意和安排的。他刚得病时，我还去他家探望过。我待他不薄，写作组的许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作品中不说真话呢？我还是抱着体谅的心情去理解，也许他有他的难处吧？我那时确实感觉他的表现很好，他写的文章，除了个别篇章有点偏颇外，总体上即便今天看来亦还可以，所以我才重用他。写作组的文章很少用真名的，只有他，我想培养他，所以他用真名的文章最多。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名利好讲吧。  　　沙叶新还讲到他曾与姚文元叫板的事。也就是那篇批评姚的《审美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就读了，我心目中认为这是一篇学术讨论的好文章，完全可以各说各的，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哨兵，他的嗅觉过敏一些，写批评文章的时候，喜欢使棍子，缺少平等商量的口气。记得有过一场关于形式逻辑的辩论，复旦有一个政治课青年教师沈秉元来找我，他反对周谷城关于形式逻辑的主张，他战战兢兢地拿文章给我看，我知道他的论点站不住，但还是鼓励他拿去发表。后来文章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这就引起形式逻辑的讨论。在理论上周谷城是对的，但还得支持青年敢于起来向权威挑战。辩论中胜败不是主要的，但只要努力坚持正确，改正错误便能前进。记得还有一件事，周谷城在报刊上提出了无差别境界的说法，立即引起姚文元的批判，当时我就觉得周先生主张有理，因为从艺术欣赏上讲，可以有物我二忘的境界。这是从美学角度讲的，姚文元则是从哲学上讲，差别和矛盾是绝对的，双方争论的概念不在同一个范畴。姚文元显得强词夺理。对姚文元我还是抱着理解同情的态度，他没有在专业上受过严格的训练，一个高中生，组织上要他担当思想文艺战线的尖兵，这实在难为他了，所以他会乱放枪，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但是从为人讲，我与他十年相处，他待人还是律己严，待人宽，还是一个厚道的人。至于他拿文章当棍子，那是他那个角色决定了的，不能怪个人。我说一个关于姚文元的笑话，他字写得不好，与我差不多，文革期间他签的文件送到毛泽东那儿，就露馅了，毛泽东要他临帖学字，这就要我去国画院找好的字帖给他，乘机我就动员那时市委的头头一起去国画院，推动画院的工作，给画家们落实政策。因为有毛泽东的令箭在手，便能号令诸侯了。  　　在一九六三年批评姚文元的文章，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即便在文革前夜讨论《海瑞罢官》的问题时，有的青年写文章批评姚文元的文章。本来不应该算什么账，许多问题是我们基层的干部政策水平不高，过激的做法造成的。我在写作组吸纳青年进来时，从未因此划线。有一位青年作者写文章在报刊上批评姚文元，我仍然吸收他进写作组，我完全知道这件事，但从未向他提起过，免得别人提心吊胆的。写作组解散以后，他在《解放日报》一样被重用，负责过《支部生活》、《报刊文摘》的工作。类似的情况决不是个案，写作组内有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骨干，有高义龙炮打过于会泳，还有说过江青坏话的人，我一律量才录用。不仅对那时的青年人如朱维诤、姜义华是如此，对老人也是如此，如蒋学模、雍文远、冯岗、姚鼐、吴云甫等，对我的老师辈如谭其骧、刘大杰、陈守实、王运熙，我更是始终尊敬有加，没有说过他们一句不是的话。包括那时对巴金的工作安排，甚至沈尹默的遗孀，我都同样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尽量照顾她们的生活，我这样说，并不是各个单位都能如此，我那儿情况有些特殊。记得有一次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王洪文指着我说，你那儿可是牛鬼蛇神的老窝了。我置之一笑，既不答也不辩。为什么他会如此说呢？因为我进人都是临时性的，没有编制，不用向人事组织部门备案，所以那时市委的组织组、文教组无法查写作组的人事关系。而且我上面有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大红伞，而张、姚又从未过问我用人的问题，徐景贤对此也不闻不问，我这个系统，那时的工总司根本无法置喙。王洪文尽管不高兴，也无可奈何！那时我善待的人，我服刑以后，他们也善待于我。不仅没有另眼相看，而且往往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有一本口述的《已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这两段史实就是关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前后后的经过；关于一月革命的来龙去脉。这两件事的全过程我是亲历者，我二〇〇五再回忆这两段历史时，与当时的认识是有很大变化的。特别是对一月革命，我已没有那时的兴奋状态了，我是在思考它是失败在哪里，徐景贤先前曾读过我这本口述史，他不同意我说一月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希望我即使不说胜利也不要说它是一次失败这个定论。我思考了很久，夺权是文革所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它从批判资反路线转向权力的再分配了，从此以后在全国范围派仗不断，从地方到中央，私心大爆发，所以才有“斗私批修”的问题，事实上每一次权力再分配时，总会有人伸手，并作出各种各样的表现，讲一点这方面的教训还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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