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中美战略博弈论文: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18 14:22:59
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分析 2010，世界告别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将在嬗变中呈现新的特点，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机制性变化。
【正文】同时，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全球性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凡此种种，预示着未来数年内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其中，既蕴涵着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也潜藏着各种问题、挑战和风险，机遇与挑战深度交织、复杂联动、快速转化。
中国因其广袤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巨额的经济总量和持续高速的发展势头，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中国怎样应对变化着的世界，对中国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世界走向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世界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如何应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视野和新思维？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无论世界趋势怎么发展，中外关系如何变幻，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专家们文中的锐见和卓识给人以新的启示。
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
未来十年，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趋势将在嬗变中呈现新的特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将不同程度地经历转型
从当前正在发生、显露苗头和即将发生的事态看，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具体为：
全球经济转型，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多未知的风险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切实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创新、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且开始体现到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发展实业，大幅推进“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反全球化势力与倾向明显走强；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进入调整深化的新阶段，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生产、贸易与消费结构开始改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大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济发展向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增大，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将有所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控职能将有所增强，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规则可能变得更加严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作为地区性货币的作用可能进一步上升，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区域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升级，欧盟、北美自贸区、东亚共同体、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整合都将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经济格局中板块鼎立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实现突破并得以大规模应用，这将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形成国际分工、贸易、投资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绿色经济”理念将成为主流，低碳、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所有这些变革、调整和转型都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能实现。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高通胀和高成本的制
约，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位置依然处于低端，各自的经济转型都可能发生曲折和失误。新兴大国在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由于此，围绕新的产业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市场规则制定的国际较量将变得异常复杂，摩擦和博弈激化势必产生新的动荡和风险，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将遭遇新的不确定因素。
多极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催化，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在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占据“一超”地位，“多强”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一超”
与“多强”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意愿、能力和实力都不同程度地走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攀升，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中国因素”更加突出。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是牵动新一**国关系重组的重要因素。中美日关系寻求平等化和协作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中俄印巴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使整个大国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新气象：积极理性的成份增多，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竞争与合作都进一步加强，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制日益突出。
但竞争不仅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面，而且在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变得更加激烈。主要国家将持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诸如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等等。地缘战略角逐向亚太这个新中心转移，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太空开发战略投入增大，军民综合利用保持主导，但军事用途仍属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向空间战发展，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趋于激烈多变。
国际秩序进一步重构，权力博弈持续深入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国际秩序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大致沿着上一个十年的轨道继续和平渐变，新旧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交织、并存和竞争，各种机制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日益多元化、网络化与机制化，呈现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
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历经强化、调整、改革，逐步嬗变超越。在全球层面，促进大国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四国”峰会朝机制化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话语权增大。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的监管。安理会改革可能取得进展，职能进一步转变。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专门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在地区层面，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推进地区治理。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欧盟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起点，加强体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体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上海合作组织巩固扩大，东盟一体化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
“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东亚峰会(“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强化实际功能。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提升整体影响力。阿盟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其次，各种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响持续扩大。除了经济领域的节能、低碳、绿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断发展，从主张“管理全球化”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有力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全球社会”，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民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等。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和运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意味着权利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将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中的话语权等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亟待创新
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深入发展，国际秩序新旧交替转换加快，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势必造成权力真空和动荡，增加混乱无序和不确定因素，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高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尽管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战争，但因领土领海和资源权益争端处理不当而引发军事**的可能性却难以完全排除。同时，核问题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核裁军风生水起，但推进曲折艰难；核军控形势趋于严峻，扩散危险更加突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废料污染及民转军用带来的风险巨大；核恐怖主义被美等西方国家视为“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其危险性仍在上升。
在低端，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2011年即达70亿，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不断变化，导致种族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各类国家不同程度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多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不
稳定期。同时，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自然安全问题，也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确保能源安全仍将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成为激起诸多国际国内矛盾的重要因素。全球粮食短缺严重，饥饿人口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可能愈演愈烈。大规模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继续威胁人类。地震、海啸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大。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上一个十年的国际安全首要威胁仍将继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发酵，多国社会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这就为形形**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
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急需创新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新力作《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首次提出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不仅给了中国信心，也给了世界信心。
本书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深深吸引着这个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描绘着中国的未来，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谈到这本书，奈斯比特说：“我没有任何成见，只对中国一刻接一刻新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有学者指出，预测中国发展趋势很难，奈斯比特却勇敢地走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检验预测的准确程度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亦提供了新思路。
在未来的十年发展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将是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进行，以双赢以至多赢为目标，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彼此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2010年是世界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逐渐走出的一年。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将是世界经济重整的十年。与此相应，世界文化格局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从而在文化的层面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既成事实。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态势下，各自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不仅是世界文化发展应有的价值理性，而且正在成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实际行动。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充满自信，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持多元、平等的看法，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对民族文化沙文主义，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文化战略，将是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的整体发展趋势之一。提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增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拓展人类文化发展的世界胸怀和全球意识，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态势下，各擅所长，各有其位，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异彩纷呈，相得益彰，“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且正在逐渐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
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增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越来越成为世界文化不可分离的部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诸多国际间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往往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因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多地是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经济文化化甚至政治文化化，使得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在文化的
层面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内容，强化了文化的价值。无论人们如何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特质，甚至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但最终都必须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中，通过文明对话而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相反。
普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仍然存在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对于普世价值有颇为不同的见解。从对普世价值内涵和内容的认识，到普世价值本身的有无，都有见仁见智的阐释。但如果彻底否认普世价值，则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沟通的价值基础，就缺乏合理的证明和沟通的平台。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普世价值，关键在于如何诠释普世价值，谁掌握普世价值诠释的话语权。民主、法制、人权、平等、和平、公平、正义，这些经过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检验并已成为人类基本精神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普世价值。而中华文化所长期坚持的和而不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厚品德，当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少，是可供借鉴的人类文明的重要资源。
当今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自然更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道理十分简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时代，如果不建设和谐世界，难道要去制造恶斗的、分裂的、动荡的世界吗？发达国家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更上层楼，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进程中需要奋起直追，二者都需要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在饱受全球金融风暴吹袭之后，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赢得时间治疗经济创伤，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略，推动自己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因此，未来十年内，普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仍然存在，但势头将有所减弱。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源自西方，经过数百年发展后的西方，挟强大的经济优势，在文化方面也引领世界**，甚至攫取了文化方面的话语权。即使在近年西方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势下，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其文化强势依然存在。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凭借其发达的技术和成熟的大众文化制作的经验，横扫全球，影响极为深刻。至于遍及全球的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之类的非常生活化、人性化的大众文化，以及正在进一步扩张的迪斯尼游乐文化，其制作方式、传播手段和发展理念，都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好好学习、认真借鉴。而学习、借鉴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要根据本民族情况，从自家国情出发，以我为主而博取众长，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10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将依然存在。不过，由于世界格局这些年来的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将使西方文化的强势有所减弱。
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的碰撞继续存在。无可讳言，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有意识形态的纠结。在未来的十年发展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将是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进行，以双赢以至多赢为目标，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彼此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文化民族主义的声调将进一步高涨，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阐扬
民族主义的情怀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印度民族、中华民族，各有其民族的立场和价值追求，各有其民族利益。挺立民族自我，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核心价值，是文化多元化的正当表现和逻辑要求。未来十年的世界文化发展，不会也不可能消解民族主义。相反，在全球化多元竞争的格局下，在新一轮的世界发展中，民族主义的情绪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展示了在发展问题上的中国模式的价值，而这个模式逻辑也包含文化发展模式在内。换言之，中国最近30年来的高速而又和平的发展，其内在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都不能不看到中国和平发展中的这些文化因素，从而使得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阐扬，在世界上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者也会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使文化中国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
事实上，每种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它的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即他是否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把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人们的复杂心态。这里说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由党和国家倡导与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些人基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得出的预测或警告，值得我们大家、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给予重视和反思。
那么这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表现在哪里？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这里有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并非来自西方价值观或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挑战与冲击，而是来自“主流价值”体系本身的弱化；因此，最终能否克服这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主流价值观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到位。
其实，“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并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目前的总体情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并非从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它
至今还不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以非常“边缘化”的地位，凭借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和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价值，向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所以它从来不怕与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交锋。相反，它倒是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既要防范和反复摧毁，又无法回避的主要对手和梦魇而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处境仍然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主流和社会上多元的价值观，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证实自己的威力和魅力，并经过一个必然漫长、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最终从“边缘”走向“主流”。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从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当代的主流价值观，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科学性，通过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得到应用和证实；二是它的价值观，与现阶段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实践需要相吻合。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中国***人，才能够以旗帜鲜明的宗旨立身，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并在实践中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从一支原本“边缘化”的、弱小的政治队伍，发展为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命运的执政党。
其实应该说，我国目前行之有效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人们习惯了其话语套路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那个引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凸显和丰富起来的新型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即以全体中国人民为主体，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回归和创新形态。无可争议的是，它正在引导中华民族走上重新振兴之路，它对于改变中国人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意义，也正在为历史所证实。
当然，这个价值观念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升华、发展和落实。但至少，我们应该从观念上认定它作为我们的主导价值观，去积极地建设它。而不是放下它，企图到西方话语或古代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去寻找现成的解释，或干脆把它归于中外某种传统模式的门下。
事实上，每种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它的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即他是否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把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也没有人是被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的。因此，我们的价值观的命运，最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要由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决定。(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突破已显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发展，新技术产业化转变越来越快，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思维创新和社会演进共同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史，当前，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要素耦合作用模式转变
人类前进历程折射出发展的规律，科技进步助推产业的兴起与壮大，产业壮大支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又涌动着制度和文化的创新，由此科技——产业——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相互耦合，相互推进，共同凝聚形成前进的车轮。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跨入知识社会、生态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商业运行模式、科技革新模式、思维模式、生产要素作用模式等持续的转变，这一系列发展模式的演化和进步，奠定了经济、社会、文明全面跃升的平台。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自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农业社会时期、工业社会时期和知识社会时期(见表1.1)。
经济时代的转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人的思想解放引发的，并以社会结构的变换作为保障。纺织技术和蒸汽技术的突破促成了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结构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转变为同代人为主的小家庭结构；信息技术的突破引起了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结构也以家庭为单元转变为以
【正文】同时，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全球性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凡此种种，预示着未来数年内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其中，既蕴涵着重大的历史性机遇，也潜藏着各种问题、挑战和风险，机遇与挑战深度交织、复杂联动、快速转化。
中国因其广袤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巨额的经济总量和持续高速的发展势头，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中国怎样应对变化着的世界，对中国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世界走向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世界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如何应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视野和新思维？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无论世界趋势怎么发展，中外关系如何变幻，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专家们文中的锐见和卓识给人以新的启示。
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
未来十年，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趋势将在嬗变中呈现新的特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将不同程度地经历转型
从当前正在发生、显露苗头和即将发生的事态看，未来十年，世界四大趋势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具体为：
全球经济转型，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多未知的风险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切实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反思和限制金融创新、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并且开始体现到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之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金融监管、技术创新、出口导向、发展实业，大幅推进“再工业化”，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反全球化势力与倾向明显走强；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进入调整深化的新阶段，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生产、贸易与消费结构开始改变。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大国纷纷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经济发展向出口与消费并重的方向转变，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增大，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全球金融监管将有所强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监管和调控职能将有所增强，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规则可能变得更加严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地位有所削弱，欧元、人民币、卢布等作为地区性货币的作用可能进一步上升，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区域次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升级，欧盟、北美自贸区、东亚共同体、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等区域整合都将取得一定的成效，世界经济格局中板块鼎立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朗。以新能源、新材料、环保、生物工程、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实现突破并得以大规模应用，这将引发第四次产业革命，推动形成国际分工、贸易、投资新秩序和能源新格局。“绿色经济”理念将成为主流，低碳、节能、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所有这些变革、调整和转型都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能实现。发达国家面临高赤字、高通胀和高成本的制
约，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依然不足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位置依然处于低端，各自的经济转型都可能发生曲折和失误。新兴大国在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努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位置，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由于此，围绕新的产业制高点、产业标准与市场规则制定的国际较量将变得异常复杂，摩擦和博弈激化势必产生新的动荡和风险，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将遭遇新的不确定因素。
多极世界格局开始形成，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
经过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迅速催化，多极化趋势变得更加明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看，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大的国家群体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差距持续缩小。在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美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占据“一超”地位，“多强”的整体实力持续增强、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更加平衡，“一超”
与“多强”的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南非等更多国家自主发展意愿、能力和实力都不同程度地走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地位排序重新洗牌。中国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攀升，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中国因素”更加突出。
中美分别作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两国关系变化既浓缩体现新兴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两大板块关系的变化，更是牵动新一**国关系重组的重要因素。中美日关系寻求平等化和协作化，中美欧关系寻求战略平衡与互信，中俄印巴寻求合作稳定与深化。这些层面的战略关系变化并行交织，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同步发展，使整个大国关系呈现越来越多的新气象：积极理性的成份增多，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竞争与合作都进一步加强，竞争是和平的、有克制的竞争，合作是务实的、追求双赢的合作，竞争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多方联动和彼此牵制日益突出。
但竞争不仅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导面，而且在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变得更加激烈。主要国家将持续加强战略力量建设，诸如加大军费投入、加速调整军事战略、提高武器和人员作战水平，等等。地缘战略角逐向亚太这个新中心转移，主要国家纷纷加大战略投入。海上发展空间和安全保障能力竞争升温。太空开发战略投入增大，军民综合利用保持主导，但军事用途仍属开发主要动力，“武器化”程度不断提高，竞赛危险度增大，有关国际谈判已然升温。信息技术和网络竞争向空间战发展，多国加紧制定和实施网络安全战略和建设网络战备体系，发展中国家大力缩小“数字鸿沟”和维护信息安全，网络领域攻与防、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趋于激烈多变。
国际秩序进一步重构，权力博弈持续深入
随着多极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国际秩序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大致沿着上一个十年的轨道继续和平渐变，新旧秩序在相当长时期内交织、并存和竞争，各种机制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日益多元化、网络化与机制化，呈现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
首先，现有国际机制历经强化、调整、改革，逐步嬗变超越。在全球层面，促进大国合作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金砖四国”峰会朝机制化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向十四国集团演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进一步调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话语权增大。金融稳定委员会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的监管。安理会改革可能取得进展，职能进一步转变。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等专门性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强化。
在地区层面，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地加强自身建设，以便更好地共同应对挑战和推进地区治理。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欧盟以《里斯本条约》为新起点，加强体制和政策整合力度，把一体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亚太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上海合作组织巩固扩大，东盟一体化深入磨合，中日韩峰会影响扩大，
“10+3”机制职能扩大加强，东亚峰会(“10+6”)务实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强化实际功能。南美洲国家联盟从经济、金融、安全、政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进。非盟加强政策整合，提升整体影响力。阿盟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
其次，各种新理念和新思想的影响持续扩大。除了经济领域的节能、低碳、绿色等理念之外，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思想不断发展，从主张“管理全球化”到主张“重塑全球化”，使之变得更加平衡；再到主张创建多边机制有力和权利义务平衡的“全球社会”，构建相互依赖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全球网络”；以及主张实行“全球新政”，充分贯彻民主、再分配和公共产品等福利国家原则，由地区、国家和全球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机制，等等。西方突出责任和干预以强化主导，发展中国家强调自主和平等参与以应对干预，国际决策民主化程度和运作成本增加。
格局的交替转换和秩序重构意味着权利重新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将导致主要战略力量为之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围绕国际秩序重构中的理念和规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所代表的环境秩序中的话语权等激烈角力；西方国家内部围绕金融体系改革、发展模式和地区主导权明争暗斗；新兴大国内部就发达国家分割给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再分割、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以及地区主导权等展开博弈。这种博弈将使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整个国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亟待创新
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深入发展，国际秩序新旧交替转换加快，各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的困难，这势必造成权力真空和动荡，增加混乱无序和不确定因素，使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高端，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尽管尚不至于引发大规模战争，但因领土领海和资源权益争端处理不当而引发军事**的可能性却难以完全排除。同时，核问题在多个方面变得越来越突出。核裁军风生水起，但推进曲折艰难；核军控形势趋于严峻，扩散危险更加突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上升激起和平利用核能热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和平利用核能的行列，核废料污染及民转军用带来的风险巨大；核恐怖主义被美等西方国家视为“对全球安全最迫切和最极端的威胁”，其危险性仍在上升。
在低端，世界人口不仅总量膨胀，2011年即达70亿，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发达国家老龄化和中东、非洲国家年轻化趋势并行发展，人口分布与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不断变化，导致种族矛盾、文化认同危机和经济利益**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展开，各类国家不同程度承受社会政治转型阵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压力持续上升，多国社会政治相继进入不
稳定期。同时，涉及各国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源和粮食等自然安全问题，也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模式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而变得越来越突出。确保能源安全仍将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考量。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成为激起诸多国际国内矛盾的重要因素。全球粮食短缺严重，饥饿人口不断增长，粮食危机可能愈演愈烈。大规模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艾滋病、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疫情继续威胁人类。地震、海啸和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大。
此外，恐怖主义作为上一个十年的国际安全首要威胁仍将继续发展。特别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发酵，多国社会政治矛盾加深，治安形势恶化，民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蔓延，这就为形形**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黑恶势力“合流”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发展。
这些威胁无论是传统安全类还是非传统安全类，其交织转化都在加深，界限越来越模糊，相互抬升共振效应越来越突出，并可能衍生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泛安全化”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将进一步上升，现有安全模式的局限和缺陷日显突出，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急需创新安全理念、机制和能力。(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
《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最新力作《中国大趋势》站在全球的高度，首次提出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不仅给了中国信心，也给了世界信心。
本书站在全球的高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深深吸引着这个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描绘着中国的未来，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谈到这本书，奈斯比特说：“我没有任何成见，只对中国一刻接一刻新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有学者指出，预测中国发展趋势很难，奈斯比特却勇敢地走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检验预测的准确程度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无论如何，这本书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亦提供了新思路。
在未来的十年发展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将是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进行，以双赢以至多赢为目标，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彼此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2010年是世界从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中逐渐走出的一年。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将是世界经济重整的十年。与此相应，世界文化格局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从而在文化的层面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的既成事实。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态势下，各自发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不仅是世界文化发展应有的价值理性，而且正在成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实际行动。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充满自信，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格局持多元、平等的看法，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反对民族文化沙文主义，抵制狭隘民族主义，坚持和平发展的文化战略，将是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的整体发展趋势之一。提升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增强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自觉意识，拓展人类文化发展的世界胸怀和全球意识，将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总态势下，各擅所长，各有其位，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异彩纷呈，相得益彰，“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且正在逐渐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
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增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越来越成为世界文化不可分离的部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诸多国际间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往往通过文化表现出来，因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更多地是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经济文化化甚至政治文化化，使得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在文化的
层面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内容，强化了文化的价值。无论人们如何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特质，甚至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但最终都必须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中，通过文明对话而解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相反。
普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仍然存在
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对于普世价值有颇为不同的见解。从对普世价值内涵和内容的认识，到普世价值本身的有无，都有见仁见智的阐释。但如果彻底否认普世价值，则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沟通的价值基础，就缺乏合理的证明和沟通的平台。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普世价值，关键在于如何诠释普世价值，谁掌握普世价值诠释的话语权。民主、法制、人权、平等、和平、公平、正义，这些经过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检验并已成为人类基本精神的价值理念，无疑是普世价值。而中华文化所长期坚持的和而不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爱好和平的优秀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厚品德，当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至少，是可供借鉴的人类文明的重要资源。
当今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自然更是普世价值的重要内容。道理十分简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时代，如果不建设和谐世界，难道要去制造恶斗的、分裂的、动荡的世界吗？发达国家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更上层楼，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进程中需要奋起直追，二者都需要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在饱受全球金融风暴吹袭之后，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需要赢得时间治疗经济创伤，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略，推动自己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因此，未来十年内，普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仍然存在，但势头将有所减弱。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源自西方，经过数百年发展后的西方，挟强大的经济优势，在文化方面也引领世界**，甚至攫取了文化方面的话语权。即使在近年西方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势下，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其文化强势依然存在。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凭借其发达的技术和成熟的大众文化制作的经验，横扫全球，影响极为深刻。至于遍及全球的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之类的非常生活化、人性化的大众文化，以及正在进一步扩张的迪斯尼游乐文化，其制作方式、传播手段和发展理念，都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好好学习、认真借鉴。而学习、借鉴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要根据本民族情况，从自家国情出发，以我为主而博取众长，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10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强势将依然存在。不过，由于世界格局这些年来的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成为新的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将使西方文化的强势有所减弱。
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意识形态的碰撞继续存在。无可讳言，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都有意识形态的纠结。在未来的十年发展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总体上将是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进行，以双赢以至多赢为目标，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彼此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
文化民族主义的声调将进一步高涨，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阐扬
民族主义的情怀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印度民族、中华民族，各有其民族的立场和价值追求，各有其民族利益。挺立民族自我，维护民族利益，捍卫民族核心价值，是文化多元化的正当表现和逻辑要求。未来十年的世界文化发展，不会也不可能消解民族主义。相反，在全球化多元竞争的格局下，在新一轮的世界发展中，民族主义的情绪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迅猛发展，展示了在发展问题上的中国模式的价值，而这个模式逻辑也包含文化发展模式在内。换言之，中国最近30年来的高速而又和平的发展，其内在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全世界的中国研究者，都不能不看到中国和平发展中的这些文化因素，从而使得中国文化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阐扬，在世界上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者也会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使文化中国能够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
事实上，每种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它的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即他是否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把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
据人民论坛杂志调查，“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人们的复杂心态。这里说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由党和国家倡导与执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些人基于对现实的观察而得出的预测或警告，值得我们大家、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给予重视和反思。
那么这种“危机”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表现在哪里？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说这里有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并非来自西方价值观或社会上多元价值观的挑战与冲击，而是来自“主流价值”体系本身的弱化；因此，最终能否克服这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主流价值观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是否到位。
其实，“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并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目前的总体情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并非从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它
至今还不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以非常“边缘化”的地位，凭借自己理论的科学性和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价值，向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所以它从来不怕与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交锋。相反，它倒是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既要防范和反复摧毁，又无法回避的主要对手和梦魇而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处境仍然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主流和社会上多元的价值观，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证实自己的威力和魅力，并经过一个必然漫长、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最终从“边缘”走向“主流”。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从来就是“主流价值观”。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当代的主流价值观，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的科学性，通过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而得到应用和证实；二是它的价值观，与现阶段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实践需要相吻合。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中国***人，才能够以旗帜鲜明的宗旨立身，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并在实践中把握住历史的机遇，从一支原本“边缘化”的、弱小的政治队伍，发展为一个强大的、主导国家命运的执政党。
其实应该说，我国目前行之有效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人们习惯了其话语套路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而是那个引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凸显和丰富起来的新型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即以全体中国人民为主体，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价值和价值观念体系。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回归和创新形态。无可争议的是，它正在引导中华民族走上重新振兴之路，它对于改变中国人命运和世界格局的意义，也正在为历史所证实。
当然，这个价值观念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升华、发展和落实。但至少，我们应该从观念上认定它作为我们的主导价值观，去积极地建设它。而不是放下它，企图到西方话语或古代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去寻找现成的解释，或干脆把它归于中外某种传统模式的门下。
事实上，每种价值观在社会上处于“主流”还是“边缘”地位，首先是它的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即他是否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大众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把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也没有人是被别人“主流化”或“边缘化”的。因此，我们的价值观的命运，最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要由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来决定。(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突破已显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发展，新技术产业化转变越来越快，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思维创新和社会演进共同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史，当前，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要素耦合作用模式转变
人类前进历程折射出发展的规律，科技进步助推产业的兴起与壮大，产业壮大支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又涌动着制度和文化的创新，由此科技——产业——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相互耦合，相互推进，共同凝聚形成前进的车轮。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跨入知识社会、生态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商业运行模式、科技革新模式、思维模式、生产要素作用模式等持续的转变，这一系列发展模式的演化和进步，奠定了经济、社会、文明全面跃升的平台。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自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农业社会时期、工业社会时期和知识社会时期(见表1.1)。
经济时代的转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人的思想解放引发的，并以社会结构的变换作为保障。纺织技术和蒸汽技术的突破促成了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结构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转变为同代人为主的小家庭结构；信息技术的突破引起了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结构也以家庭为单元转变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