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milk 模玩店:《古史辨》自序阅读报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23:08:57
《古史辨》自序阅读报告作者：sysu2009 提交日期：2009-12-24 15:13:00 
| 分类:2009秋季古代史 | 访问量：5
历史的机缘恰恰把顾颉刚置身于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术潮流的中心地。就在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他的古史辨伪学说迅速的孕育、成长。
正是由于顾颉刚把他深刻认识到的“中西学术交融”这一学术发展的时代主旋律，自觉地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因而发挥出很大的创造性。1923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注：见《古史辨》第1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这一学说的要点是：（一），“时代愈后，传统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每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
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伪学说，少数思想保守的学者反对，多数进步学者欢迎、支持，纷纷参加进去，成为近代史学上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中西学术交融”是五四时代学术进步的真谛。掌握这把钥匙，分析顾颉刚如何自觉地继承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努力地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二者结合起来，乃是了解顾氏古史辨伪学说形成的途径和评价其价值的关键问题。
顾颉刚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清代学术及朴学家考证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顾氏早年，即因家庭教育和苏州学术风气的影响，对《尚书》、《诗经》等大多数典籍早就熟读。尤其对目录学很熟悉，此后在1915年，下功夫编成一本《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依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稿本共有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证外列有五种表（年表；师友表；籍望表；出处表；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顾颉刚说，此项工作，“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对于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方法尤为佩服：“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9页。）顾颉刚的学术工作， 实际上是把乾嘉严密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古史辨伪上面。胡适长期借用了《清代著述考》的稿本作为参考，他很欣赏，对顾说：“这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住了。”（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4页。）
三是分别从经古文、 今文学派吸取思想营养。经今古文学派长期互相对立，顾颉刚却能分别从中得到启发，不陷入门户之见。当年，顾氏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但对于章太炎固守古文经学的藩篱，不相信金文和甲骨文，则明显持批评态度。”（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25页，26页。）对于今文学派康有为， 顾颉刚十分佩服他勇于疑古的“敏锐的观察力”。读了《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文古史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最早地启发了他产生古史辨伪的动机。但对康有为利用学术作为政治的手段，却极为反感。（注：《古史辩》第1册，第26页，43页。）
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抵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他在五四时代思潮中自觉学习、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则使他有了新观念、新思路，因而大大得到提升，站到了学术的前沿。
次论方法的自觉运用。顾颉刚运用的西方科学方法，概括来说，包括：逻辑的方法；假设求证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顾氏在考入北大本科以前，读过严译《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于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感到兴趣。在北大哲学系，他听了章士钊讲授《逻辑学》课程。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丰富的逻辑学论题和其他思想资料，但未能发展成独立的学科。章士钊早年留学日本，顾颉刚听了他所开设的介绍西方逻辑学原理和方法的课程，颇受启发。在从事古史辨伪研究过程中，顾氏对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和体会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顾氏运用西方逻辑学原理来看待乾嘉学术，也对考证学者的方法有了新认识：“以前我曾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受缚，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始终是靠不住的东西。”（注：《古史辨》第1册，第29页。）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列正好是一个反背”，这一著名的论断，以现代解释学或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看来”，已经很好理解：所谓古史，不过是适应时势需要，由权力／话语合谋建构出来的一套统治策略而已。顾先生的意义在于发现了这一神话建构并以实证的精神打破这一神话建构。最为感奋的，是先生的治学精神。其中最激发我的，是他自叙的“桀骜不驯”的个性－－－对附和深恶痛绝，绝不愿作吠声之犬，而要将自身的意志贯注学术中，表达独立属己的见解。这种无视权威的精神，真是很迎合当时轻狂的口味。支撑先生独立意志的，是他的科学实证方法，与胡适一脉相承的，所谓“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说七分话”，学术的标准便是“求是”、“求真”，而不论“善恶”。
顾先生自述其人格的二重性：“在一切事物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顾先生“为发展我的特长及，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在旁及它种事物”。所以顾先生痛陈学问生命中的三种
最大苦痛：1，“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2，“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所引章学诚语，足见先生对于自身缺陷的深刻认识与惶恐不安，最见出一个学者的真诚。3，“我第三件痛苦是生计的艰窘”。学者之牵掣与内心之苦痛、惶惑、愿望，在这三种苦痛的陈述中披肝沥胆，多年后读来，还是历久弥新。
从上述分析足以说明：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不仅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动下而兴起的。它是当时西方强劲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互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视角，正是审视古史辨派兴起和评价其历史地位的关键。从整个二十世纪来说，“中西学术交融”也是贯穿始终的，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路向，展望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要依靠大大发扬这一基本经验，因此我们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真谛来回顾古史辨派的兴起，实具有现实的意义。
| 分类:2009秋季古代史 | 访问量：5 “诗可以兴、可以观”，顾先生之文，又何尝不如是！
历史的机缘恰恰把顾颉刚置身于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思想、学术潮流的中心地。就在北大这个五四运动的大本营，他的古史辨伪学说迅速的孕育、成长。
正是由于顾颉刚把他深刻认识到的“中西学术交融”这一学术发展的时代主旋律，自觉地贯彻到研究工作中，因而发挥出很大的创造性。1923年，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注：见《古史辨》第1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引起一场古史大辩论。这一学说的要点是：（一），“时代愈后，传统的古史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每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古史辨》第1册，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
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伪学说，少数思想保守的学者反对，多数进步学者欢迎、支持，纷纷参加进去，成为近代史学上很有影响的学术流派。“中西学术交融”是五四时代学术进步的真谛。掌握这把钥匙，分析顾颉刚如何自觉地继承传统学术成果，同时努力地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二者结合起来，乃是了解顾氏古史辨伪学说形成的途径和评价其价值的关键问题。
顾颉刚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清代学术及朴学家考证方法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顾氏早年，即因家庭教育和苏州学术风气的影响，对《尚书》、《诗经》等大多数典籍早就熟读。尤其对目录学很熟悉，此后在1915年，下功夫编成一本《清代著述考》。他以《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为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依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稿本共有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证外列有五种表（年表；师友表；籍望表；出处表；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顾颉刚说，此项工作，“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对于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方法尤为佩服：“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古史辨》第1册，第29页。）顾颉刚的学术工作， 实际上是把乾嘉严密考证的方法运用到古史辨伪上面。胡适长期借用了《清代著述考》的稿本作为参考，他很欣赏，对顾说：“这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被你抓住了。”（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第4页。）
三是分别从经古文、 今文学派吸取思想营养。经今古文学派长期互相对立，顾颉刚却能分别从中得到启发，不陷入门户之见。当年，顾氏曾连续冒着雪夜的寒风去听章太炎的国学讲演，“觉得他的话即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佩服极了。认为从此认清了做学问的大路，懂得“书籍里的东西可以由我的意志驱遣着，把我的意志做他们的主宰。但对于章太炎固守古文经学的藩篱，不相信金文和甲骨文，则明显持批评态度。”（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25页，26页。）对于今文学派康有为， 顾颉刚十分佩服他勇于疑古的“敏锐的观察力”。读了《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文古史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最早地启发了他产生古史辨伪的动机。但对康有为利用学术作为政治的手段，却极为反感。（注：《古史辩》第1册，第26页，43页。）
传统学术的深厚根抵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他在五四时代思潮中自觉学习、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则使他有了新观念、新思路，因而大大得到提升，站到了学术的前沿。
次论方法的自觉运用。顾颉刚运用的西方科学方法，概括来说，包括：逻辑的方法；假设求证的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顾氏在考入北大本科以前，读过严译《名学浅说》及《天演论》，对于西方逻辑学及进化论学说感到兴趣。在北大哲学系，他听了章士钊讲授《逻辑学》课程。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丰富的逻辑学论题和其他思想资料，但未能发展成独立的学科。章士钊早年留学日本，顾颉刚听了他所开设的介绍西方逻辑学原理和方法的课程，颇受启发。在从事古史辨伪研究过程中，顾氏对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的运用和体会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顾氏运用西方逻辑学原理来看待乾嘉学术，也对考证学者的方法有了新认识：“以前我曾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饾饤’的，是‘束发受缚，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纲领便始终是靠不住的东西。”（注：《古史辨》第1册，第29页。）
“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列正好是一个反背”，这一著名的论断，以现代解释学或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看来”，已经很好理解：所谓古史，不过是适应时势需要，由权力／话语合谋建构出来的一套统治策略而已。顾先生的意义在于发现了这一神话建构并以实证的精神打破这一神话建构。最为感奋的，是先生的治学精神。其中最激发我的，是他自叙的“桀骜不驯”的个性－－－对附和深恶痛绝，绝不愿作吠声之犬，而要将自身的意志贯注学术中，表达独立属己的见解。这种无视权威的精神，真是很迎合当时轻狂的口味。支撑先生独立意志的，是他的科学实证方法，与胡适一脉相承的，所谓“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说七分话”，学术的标准便是“求是”、“求真”，而不论“善恶”。
顾先生自述其人格的二重性：“在一切事物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顾先生“为发展我的特长及，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在旁及它种事物”。所以顾先生痛陈学问生命中的三种
最大苦痛：1，“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2，“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所引章学诚语，足见先生对于自身缺陷的深刻认识与惶恐不安，最见出一个学者的真诚。3，“我第三件痛苦是生计的艰窘”。学者之牵掣与内心之苦痛、惶惑、愿望，在这三种苦痛的陈述中披肝沥胆，多年后读来，还是历久弥新。
从上述分析足以说明：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不仅是传统学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交融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动下而兴起的。它是当时西方强劲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互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视角，正是审视古史辨派兴起和评价其历史地位的关键。从整个二十世纪来说，“中西学术交融”也是贯穿始终的，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路向，展望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也必然要依靠大大发扬这一基本经验，因此我们把握中西学术交融这一真谛来回顾古史辨派的兴起，实具有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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