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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物质文明与晚清民初的中国社会(上)
苏生文 赵爽
文史知识2008.1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的“精奇器物”(如钟表、洋琴、三棱镜、日晷、玻璃瓶等)和建筑形式就已经输入中国，但一般只是作为皇家和富贵家庭的摆设(如圆明园的西洋楼，实际上并不怎么发挥居住功能，而只是提供给皇帝享乐的“巨大的玩具”)，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小。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被迫开放以及远洋航运的发达，从遥远的欧洲舶来的体现西方物质文明的声光化电、饮服日用、交通通讯、市政建设、文化娱乐、居住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都不同程度地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单调、封闭、等级森严的局面，丰富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周期，如错剪到中国历史拷贝上的“蒙太奇”，强行将西方已经先行一步的“现代文明”引入中国社会，从而对传统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城乡冲突、公私冲突、新旧冲突、强弱冲突和华洋冲突，这几类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构成了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景象。
一 从视洋物为“奇技淫巧”到“仿洋改制”
在中国被强行开放的初期，人们对西方物质文明基本上采取鄙视的态度，视洋货为“奇技淫巧”，视洋人为“夷人”，或者在译名前面加上“口”字旁，以示“犬羊之性”。那些思想比较开通的人，则被讥为“鬼子”(如恭亲王奕訢被称为“鬼子六”)。科甲出身的人如果参与“夷务”，马上“为同乡、同列所不齿”(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9页)。向西方学习则是“拜异类为师”，一般有地位的中国人都不愿意把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看到火车，则“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辜鸿铭、孟森《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98，1264页)，认为修铁路是“以万万借贷盘剥膏脂为此嬉戏无用之举”(《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降调顺天府丞王家璧奏》，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50页)，开山凿石“恐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使司刘锡鸿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156页)，“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152页)。见到轮船，也害怕得要命，据说“一个显要官员携家带口离开南方(广州)，乘了一艘包租的外国轮船。可是船还未开出虎门，他就已经吓得半死了，恳求船长让他在香港上岸。船长当然没有同意。后来，这位官员在上海上了岸，说死说活也不再乘海船北上了”(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63页)。
外国人也以“海外天子”自居，不屑与华人为伍。他们有相对独立的社交圈，甚至连平常吃的食品也都是从外国直接运来的，过着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在租界的洋人社会里甚至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只有讲英语、读《泰晤士报》、打网球、戴英国式的软木遮阳帽，穿白鞋黑袜，每天饮威士忌，同时要“蔑视中国人”，“才算是真正的绅士派头，才是文明人在东方的天职”(尚克强、刘海岩《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93页)，体现了浓重的殖民地文化色彩。西方人用歧视性的语言描绘中国的艺术，说中国音乐“实在不能算作音乐，也不能当作娱乐”、“仍然保留在未开化的阶段”，甚至用“地狱之乐”、“驴子的尖叫”、“汽船的锅炉”、“敲破钟”、“可以比之于一只狗睡了一觉后，刚刚醒来时伸肢张爪时所发出来的声音”等侮辱性的词汇形容中国的音乐(韩国鐄《西方人的申国音乐观》，引自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东方出版社，2001，79～82页)。似乎除了“在吃的方面，我们(西方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中国文明远远超过我们西方文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316页)外，在其他方面都与“西方文明”相去甚远。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国人走向世界的机会的增多、大众传媒工具的推介以及租界文明的示范，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洋务派所经营的枪炮、轮船、铁路、电报、机器织布机等，是西方物质文明中最核心、最能体现工业革命成果的部分。有人把火车和轮船的发明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说“正如整个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25页)。洋务派引进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是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由于上有奕诉等人的支持，下有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之臣”的努力，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洋务运动逐渐走向深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洋务”渐渐从为士人所不齿事情变成一个时髦的事情，通晓洋务的人受到重用，一般不懂洋务的人也“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0页)，“洋泾浜”英语大行其道．与“洋”有关的人和物在社会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洋务运动的另一大成果是让更多的国人走出国门，直接接触到西方文明(或者从日本那里间接地接触西方文明——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以“脱亚入欧”为自己的既定目标，在很多方面引进或模仿西方的文明模式)。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陆续派出驻外使节、技术专家和留学生出洋，这些出洋的使节(和他们的随员)、技术专家和留学生的领队(或监督)，除少数人如刘锡鸿、吴嘉善外，大部分人本来思想就比较开通，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徐建寅、黄遵宪等(容闳就更不用说了)。而那些留学的学生又都聪颖年少极具可塑性，此时又亲历了欧风美雨，他们在赞赏西方的政治文明之馀，也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羡慕不已，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一些“洋派”的生活习惯，如郭嵩焘在任英国公使期间，用西方的方式举办招待茶会(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483—485页)、曾纪泽在出使期间频频参加舞会(参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黄遵宪回国后还保持着用西餐请客的习惯(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引自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331页)，等等。长期担任翻译的陈季同更是经常出入巴黎的沙龙、舞会，生活方式相当欧化，为此还欠下了许多私债(参见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家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7页)。大家所熟知的留美幼童和留欧的海军人材，他们生活中的“西化”成分就更多一些。特别是留美幼童，因在美国期间分散到美国人的家庭中，与美国人同吃同住，在学校里更是与美国同学习同娱乐，西化(美国化)的生活成分还要浓些，他们与在国内的同龄人完全不一样，性格活泼大方，热爱体育活动，而且改穿了西服，有的甚至剪掉了辫子。
上述这批走出国门、直接接触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中国人多是有身份的人(或者即将变成有身份的人)，交游比较广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如郭嵩焘和李鸿章私交极深，李鸿章在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之前，多要征求郭嵩焘的意见；湖南维新的主持者巡抚陈宝箴早年与郭嵩焘过从密切，他的维新思想显然受到郭氏的影响(参见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岳麓书社，2000，311—312页)；郭和曾国藩家族、左宗棠是儿女亲家，和家乡湖南的其他各界名流都有交往，虽然回国之初多遭冷遇，群起攻击者有之，避之惟恐不及的更不在少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西方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的推介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着着实实的影响。湖南虽然地处内地，却在随后的“戊戌变法”中能够处在“开风气之先”的位置上，这无疑与郭嵩焘、曾纪泽等几位见过世面、有头脑的湘籍外交家的影响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的，“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130页)。
大众传媒工具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个窗口。创办于1872年的第一份通俗性大报《申报》在介绍西方物质文明方面可以说是不遗馀力。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旧《申报》，可以看到整版整版的广告，其中的内容多半是推销或介绍稀罕的舶来品，火车轮船、相机唱机、电报电话、洋布洋装、洋铁洋油……等等，可以说无所不包。在《申报》的影响下，其他近代报刊也纷纷出笼，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信息传播网络，由大城市向周边地区辐射，这对于人们开阔眼界、认识西方物质文明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天笑在回忆《点石斋画报》(随《申报》附送)对他少儿时期的影响时写道：“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虽然那些画师也没有什么博识，可是在画上可以得着一点常识。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譬如像轮船、火车，内地人当时都没有见过的，有它一编在手，可以领略了。”(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134页)由此可见，人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报刊来实现的。
中国人走向世界，世界也走进中国。租界是世界闯进中国的产物，是展示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个窗口。由于列强已经都是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租界或租借地的开发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直接引进外国先进的市政技术和模式，进行城市规划、开辟西式马路、铺设自来水管道、安装煤气照明系统、开通电话电报线路、设立消防卫生组织等等。租界城市先进的管理方式，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一个窗口。刺激着仁人志士走向寻求救国富民真理的道路。康有为早年游历上海以后，见“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116页)，从此走上了维新之路。一般民众也为租界直接、简单、表面化的“文明”所折服，“莫不啧啧称颂”(“论道路工程宜固”，《申报》，
洋楼更比蜃楼好，谁读坡仙海市诗。(咏洋楼)
火轮船走快如风，声响似雷逆浪中。(咏轮船)
无数关山一线通，人工巧制夺天工。(咏电报)
两地情怀一线通，有声无影妙邮筒。(咏电话)
火树千株照水明，终宵如在月中行。(咏街灯)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由于租界是“五方杂处”的社会，外国人和中国人在这里共同生活，西方的某些生活方式很自然对华人社会产生影响。如洋装的剪裁风格对当时时装(特别是女装)的影响；中西合璧的里弄式住宅开始在上海出现，西式的建筑材料(如玻璃等)在中式建筑中得到普遍的运用；赛马、马戏、幻灯等西式的娱乐方式也吸引了众多的华人前去观看。饮食可能是所有物质生活中最不容易改变的，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还是有一部分中国人接受了糖果、点心、汽水、啤酒等西式食品。1883年，上海还出现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的“番菜馆”——“一品香”，食客主要都是中国人。随后又出现了“四海吉祥春两处，万长春与一家春”等十数家(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367页)。中国人开始初步地接受了西方的某些生活方式。人们不再视“洋货”为“奇技淫巧”，而是部分地接受，正如外商在一份报告中所称的那样，“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用一些进口洋货，——假若不用棉织品，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或者欧洲制造的，迎合中国人嗜好的不胜枚举的某些小东西”(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中华书局，1962，1093页)。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国人对外国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夷人”不再叫“夷人”，改叫“洋人”；“西番”也不叫“西番”了，改称“西洋”：从事涉外事务也不称“夷务”，改称“洋务”了。人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认识逐渐从“鄙视”转向了“逐步认可”。当然，这种“认可”还主要局限在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等开放较早、与西方物质文明接触比较密切的区域。这些区域，也就成了19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的以“仿洋改制”为特征的“戊戌变法”的区域基础。
发生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虽然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实际上是一个向西方学习(或通过日本间接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这从康有为变法奏议中可以看出。在变法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是希望光绪皇帝仿效明治皇帝或彼得大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变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208页)；进呈的《列国政要比较表》则通过比较各国的经济状况，希望光绪了解世界大局，认清差距，迎头赶上；在进呈的《日本书目志》的按语中也明确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羡慕向往之情。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政体改革，拟在中央设立制度局以“总其纲”，下设十二局以“分其事”。设制度局是受西方的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政体的启发；设法律局，则“采用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设度支局，是为了学习西方的“理财之政”(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214—215页)；设学校局，是受欧美日普遍实行的学校制度的启示(康有为《请开学校折》，《康有为政论集》上，305—306页)；设海军陆军局，是仿效德日改革兵制；设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诸局，改变“民穷商匮”的局面，这主要是受西方特别是美国富国政策的启发，甚至提出要通过容闳的关系邀请美国人来办铁路矿务(康有为《请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228页)。“制度层面”的改革如此，“器物层面”的改革也一样。在《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康有为认为欧美之人身强体壮，是因为母亲不裹足，“传种易强”，而国人体质纤弱，是因为母亲裹足，不但自己体弱，而且“传种易弱”，祸及子孙，所以要禁裹足，强体质，“与万国竞”(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康有为政论集》上，335—336页)。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康有为认为国人“辫发长垂，行动摇舞”，容易误缠机器，而“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西服“衣制严肃，领袖白洁”，有尚武之风，而国人“裒衣博带，长裾雅步”，“犹佩玉鸣琚，以走趋救火”，不利于与万国竞争。所以要断发易服，以“一国民之趋向，振国民之精神”(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康有为政论集》上，368—369页)。总之，不论是“政治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康有为都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着手进行的变法，实际上是一场“仿洋”的改革。
从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方案来看，他对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较多的了解，也有独到的见解。其实他当时也并没有去过西方，他的学识也都是此前的二三十年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西学的逐渐传播而获得的。如果没有二三十年对西方文明了解的知识基础和对西方文明“逐渐认可”的社会基础，康有为提出如此系统的改革方案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把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这数十年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认可”的程度制成一个曲线表的话，戊戌变法是这条曲线的最高点。
二 从“最恶洋货”与“以洋为尚”
“戊戌变法”本来可以使“西风东渐”的步伐大大加快，因为它“终止了对外国人的传统恨恶与闭关自守的政策，鼓吹与列强友善和联盟的政策，而且倡导开放全国”(《“野蛮较佳于维新”》，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三，516页)。可是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还非常牢固，顽固势力还十分的强大．所以很快就失败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杀或逃亡、同情维新派的实权人物或被罢黜或被调离北方政治中心，中央和北方的实权完全被慈禧、刚毅、载漪、毓贤等一批最保守的顽固势力所控制，在他们的别有用心的煽动和纵容下，积聚在北方百姓心中的对洋人洋物的怨恨被诱发了出来。这些百姓中确实有一部分是因“洋货”的冲击而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一部分平常受传教士或“二毛子”欺负的老实人，他们出来“灭洋”是长期矛盾激化的结果。但也有很多百姓平常并没有接触什么洋人洋物，只是轻信对洋人洋物的谣言，诸如洋人“剜目剐心、采生折割”、“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江西省刊布》，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21页)、铁路破坏风水、照相机摄人魂魄之类(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发生在风气相对比较闭塞的北方地区而不是开放比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原因也就在这里)，于是一呼百应，原来零零星星的反洋教、破坏洋物的行为发展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灭洋”运动。义和团除了杀“洋鬼子”、“二毛子”外，还“最恶洋货”，不仅“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页)，甚至“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佚名《天津一月记》，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46页)。北京前门大栅栏是个繁华的商业区，因该区内有一个卖西药的店铺，义和团决定把它烧毁。他们说只要施“法术”就不会殃及周围的店铺，结果“法术”无效，一场大火使大栅栏变成一片灰烬，千馀户受害。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生活的背景，除了有些传教士、“二毛子”的为非作歹引起公愤外，西方物质文明的传入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如舶来品的大量输入、近代交通工具的使用造成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等。但平心而论，制造罪恶的是鸦片、强权和不平等条约，而不是普通的衣食住行用等从西方传人的新鲜事物。不问青红皂白地与“洋”字为仇显然是错误的，至少也是偏激的。义和团“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的行为虽然为饱受欺凌的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逃出京城，在路途中吃够了苦头。惊魂初定之时，她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对外国的人和物，由鄙夷而生恐惧，由恐惧而生艳羡，不仅认可并颁布了一系列仿效西方(或者日本)的新政措施，如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派游学、改刑律、奖励工商、筹备立宪等等．而且似乎在一夜之间对原来颇为厌恶的西洋玩意儿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是新鲜的我都愿意试试”(德龄《清宫二年记》，王树卿、徐彻主编《慈禧与我》，辽沈书社，1994，294页)，比如照相、看电影、试洋服、用洋器、安装电灯、试乘火车汽车等等。慈禧太后的这种心理变化其实也折射出当时一般中国民众的心理变化，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孙中山《民权主义》)。“西风东渐”的历程，经过世纪之交的短暂倒退后，戏剧性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继续向前，而且步伐大大加快，一度出现了“大江南北，奠不以洋为尚”(陈作霖《炳烛里谈·洋字先兆》，十竹斋1963年重印本，上卷，10页)的“盲目崇洋”的风气。“开风气之先”的南方自不必论，在接受和仿效西方物质文明方面已经走得更远了，处于北方的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此后也风气大变。天津(华界)在袁世凯的主持下，在仿效租界进行市政建设和发展与民生有关的实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保守著称的京城的新鲜事物也层出不穷：西餐馆从外城开到了内城，吸引着“红花翎顶日日来”；沉迷于京剧的北京人还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一些茶馆改称“文明茶园”，放映幻灯和电影；一些家庭用上了自来水，安上了电灯和电话：公共阅报栏和“京师万牲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面向大众开放；铁路穿透了厚厚的外城墙直达前门的两侧；汽车也开始出现在街头，甚至还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汽车拉力赛。“东渐”的“西风”使天子脚下的京城平添了一丝新鲜的气息。
辛亥革命继清末“新政”之后使“西风东渐”进程进一步加快。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根据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等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都有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他们“西化”的民主意识和生活方式对社会必然产生影响。因此，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西化成分也骤然加大。所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新陈代谢”，《时报》
在饮食上，吃西餐成为赶时髦、充门面、夸耀财富、显示品位的手段，“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虎痴“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申报》
在建筑上，国人似乎“忽然找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梁思成文集》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221页)。
在“西化”的表象下面，是一种不断加深的“崇洋”心态，这种心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了高峰。过去为士人所不齿的教会学校这时候早已成为穷人们“望洋兴叹”的“富人的学校”了，那些留学的“海归”就更加吃香，同样的学历，留学归来者很容易就可以谋得高薪的大学教授职位，而在国内高校毕业的只能当一名讲师(许多学者的回忆文章和口碑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钱钟书小说《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游学”了几年，不学无术，但因弄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被“三间大学”聘为副教授，算是屈就了，但在副教授中又是等级最高的。钱钟书是过来人，对那一段历史非常清楚。《围城》虽是小说，但里面的人也多有“原型”(某个人或某类人)，可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崇洋”程度之旁证。《美术生活》杂志有一段弹词颇为传神，摘录如下：
她被那，摩登二字心迷醉。式式趋时恐未遑。庙宇无缘僧道拒．不信神佛不烧香。只知道，画眉入时口红擦，再加旁氏白玉霜，淡黄胭脂抹二颊，香粉涂来同鸡蛋光，法国香水周身洒，洒得身躯阵阵香。头发烫成波浪式，革履咕咕响非常，花绒旗袍长且小，短大衣衩把铜钮来镶。男女朋友同出外，福特汽车极堂皇。百乐门里舞来跳，大上海影戏看第三场。影戏看完西餐吃。回到家中天要亮，腰又痛来背又酸。二目昏花不能张，浑身疲倦难支持，立刻更衣卧牙床。宿粉褪去胭脂淡，本来面目乃得彰。看他是，鸡皮鹤发令人呕，嫫母无盐丑难藏。可笑那，如此老太如此样。(《新闻夜报播音园地汇编·摩登老太太》，《美术生活》，第11期，1935年2月，16页)
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不免有点夸张，但的确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