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活动预热新闻稿:抗通胀 中国如何避免巴西式陷阱

没有休克疗法

大举借债垒起来的“经济奇迹”，会有怎样的毁灭性后果？战胜2557％的恶性通胀，拯救巴西经济，又岂止“雷亚尔计划”这么简单？

“世界杯的时候，巴西人离心脏病发作只有毫厘之差。要是输球，经济崩溃、社会动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里约热内卢城中，面包山（Sugar Loaf）脚下一家餐厅里，巴西体育部官员冈萨乌斯（Richardo Leyser Gon?alves）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坦言至此，面色严肃，丝毫没有玩笑。

里约热内卢即将举办2016年奥运会，2014年世界杯的球场也在紧张建设之中。

对于巴西人来说，世界杯的确可以创造奇迹。1994年，从不看球的卡多佐，为推销拯救巴西经济的“雷亚尔计划”，在新闻记者面前为巴西国家队摇旗呐喊。巴西队点球胜意大利，赢得大力神杯；如履薄冰的“雷亚尔计划”在升腾的国民信心中推出，从通胀中拯救巴西。

卡多佐当年被选为总统。这位社会学教授领衔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为巴西发展奠定基础，被卢拉政府延续至今。

卡多佐本是个勉强就任的财政部长。20世纪90年代初，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开始连续三年以月率80％的速度飙升，1993年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末，政府在五年之间引入三种新币，全部失败。1992年当选的总统佛朗哥（Itamar Franco）在半年之内换掉三个财政部长，仍无起色。最后把外交部长卡多佐挪到财政部，成败在此一举。

“通胀的根本原因很简单：政府花的比赚的多。面对赤字，大印钞票。”卡多佐在回忆录中写道。

曾几何时，巴西人一度以为自己征服了通胀。

1964年军政府上台之后，强力推行紧缩政策遏制通胀。通过“第五号制度法”无限期关闭议会，所有宪法和人身保障均被终止，逮捕随意进行。与此同时，实施“生产主义” 的经济政策，最大限度提高经济增长率，容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军政府大借外债，发展重工业，兴建公共设施，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

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为10.9％，成为拉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和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但通胀并未远去，一直在蓄势待发。军政府治了财政超额支出的“标”，却保留了进口替代和举债发展的“本”。通胀反扑之时，势头更加猛烈，也更难治愈。

在巴西“经济奇迹”的背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型私有垄断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成为资本高速积累的受益者。与智利军政府以“私有化”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同，巴西军政府虽然一方面大力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但在重要行业依然以国家计划和干预为主，仅在1966年到1975年间，便新建国企210家，占巴西国企总数的60％。

军政府的发展战略并未突破“进口替代”模式，只是以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代了轻工业。虽然军政府以货币小额贬值刺激出口，使出口向多样化发展，但巴西的出口依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并未像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和国家那样，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债垒起来的，而1973年和1978年两次石油危机打击下，国际初级产品需求和巴西出口锐减，债台高筑之下的巴西经济摇摇欲坠。1979年到1981年，巴西新借入的中长期贷款为380亿美元，同期还本付息竟高达390亿美元，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在国内，罔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奇迹”，导致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发展之外，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满足，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更是无从说起。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时间里，人均GDP竟有五年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因此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高歌猛进的经济骤然失速。

与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相伴的是高通胀。1979年，巴西货币供应量增加73.6％，当年通胀率首次突破100％，达到了110.2％，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即使军政府悄然转型，1985年还政于民主，通胀依然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

直到1994年7月1日，卡多佐在巴西实施“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

有别于此前各项计划，新计划既不冻结物价，也不根据通胀情况调整工资和物价，而是首先平衡财政收支，继而出台“货币价值参照指数”（URV），作为工资、物价和服务费用的变化依据，最后将URV升级为新货币——雷亚尔。以美元作为名义锚，雷亚尔与美元的汇率在1∶1附近摆动，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固定汇率机制。

“雷亚尔计划”成功的前提是，巴西由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已经有了400亿美元的贸易结算盈余，足以偿还外债的利息，为发行雷亚尔提供后盾。

1990年3月担任巴西总统、后因涉嫌贪腐被迫辞职的科洛尔（Fernande Collor）是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动者。他启动了巴西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拉美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终结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因目标明确、准备充分、执行严格，“雷亚尔计划”立竿见影。1994年下半年，由于内需激增，经济趋于强劲；通胀率当年下降至909.70％，1997年为7.48％；实际工资增加，民众重拾信心。

“雷亚尔计划”在大方向上和“华盛顿共识”一致，但在具体操作上避免了当时拉美、东欧屡见不鲜的“休克疗法”。

卡多佐之后，卢拉延续其经济政策，在自由主义经济之外又辅以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最终实现巴西经济发展与民生共进。

通胀治本

独立央行和极具透明度的通胀目标制，是通胀治本策

“只有卢拉才能向世界展示，拉美的左派也能执掌稳定的现代经济。”卡多佐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卢拉。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左翼政府就是“不惜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实施收入分配”的代名词，必然导致币值不稳和通胀。在拉美尤其如此。卢拉2002年当选总统时，其身份是劳工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堪为巴西左翼政治力量的“共主”，更是不能不令人有如此猜疑。

然而，卢拉的经济政策却是出人意料的审慎。他恪守对IMF的承诺，力求实现预算盈余，哪怕经济增长缓慢为代价；同时确立完全独立的央行，目标只有一个：钉住通胀。

抗通胀是一个永续的征程。如果说雷亚尔计划一役功成，将通胀制服，战果的保持则有赖于1999年出台的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

巴西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关于程序有着细致的规定：一、由国家货币委员会制定未来数年的通胀目标和容忍区域；二、国家货币委员会一年四次出版通胀报告；三、如果通胀超出目标范围，央行行长须发表致财政部长的公开信，解释原因，提出解决方法和时间；四、以隔夜利率作为基准利率，每次国家货币委员会的会议制定两次会议期间的隔夜利率。

央行获得了操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增加了面向公众的责任和透明度。单一目标意味着央行不再有理由推卸责任，而政府亦不可将通胀作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以此缓解财政压力或刺激经济。

巴西并不是第一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拉美国家，但一步到位。此前，智利与秘鲁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采用这一制度，但是两国起初在钉住通胀目标之外，还同时钉住汇率，直到1999年和2002年，两国才分别放弃钉住汇率，完全钉住通胀目标。

从制度条件而言，在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里，巴西央行的独立程度也堪称翘楚。

巴西央行操作完全自由，而即使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其政府在异常的经济环境中，如果与央行出现分歧，可以临时否决货币政策决定。在巴西，法律“禁止”央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而在加拿大只是“限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则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通胀目标制实施以后，成功改善了巴西公众的通胀预期。随后，卡多佐政府制定了《财政责任法》，建立了一个制度性框架，以确保跨期经常账户的平衡。现在，巴西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通胀目标制和《财政责任法》作为巴西经济政策的支柱。

财政盈余和通胀目标维持了巴西经济的稳定，而结构性的转变则是通过国企私有化实现。

“我们终于也属于今天了”

巴西有其忧患，但属于它自己的大国崛起，其势已成

行走在亚马逊首府玛瑙斯的河边，和中国的城镇并没有两样。店铺鳞次栉比，人流熙熙攘攘。历史，在一段不足百米的街上，层次分明的呈现。

一端是19世纪橡胶热鼎盛时期修筑的歌剧院，美轮美奂，一砖一瓦都是欧洲水运过来，不计成本。

在雨林闷热的气候中，橡胶商人的妻子们效法巴黎贵妇，身着皮毛大衣，大汗淋漓的盛装出席。而郊区的橡胶林中，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奴隶同样也挥汗如雨。

街的尽头是蓬勃的商业，从衣服到电器，叫卖声此起彼伏，过客大包小包，络绎不绝。

GDP增长和人均消费等数据，以及金砖国家领衔新兴国家发展的论调，在这里都是可见可触的生活。

“巴西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不那么依赖美国了，而是靠大型集团企业。作为全球市场的参与者，巴西集团企业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巴西贸易部长皮蒙特尔说，“在某些领域，巴西的大企业集团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此外，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数量激增，发展迅猛。”

私人企业在巴西繁荣兴盛，甚至许多政府活动都外包给企业。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底访问巴西利亚，巴西总统罗塞夫的英文翻译不是来自外交部，而是当地私人翻译公司。无独有偶，本文作者之一两年前在巴西利亚采访卢拉时，其翻译亦是旅居巴西的美国人。

有民众主义传统的巴西，国有化常被用来换取民意，但过去20年间，巴西经历的则是一个有计划的私有化过程。

1995年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后，外企在巴西获得国民待遇，可以投资采矿、石油、电信等此前被视为必须国有化的重要行业。卡多佐政府最终将价值900多亿美元的国企私有化，包括淡水河谷公司这样的大型工矿企业，电信、电力和铁路，以及大部分州政府所拥有的银行。

国有公司依然实力雄厚，如巴西石油公司、两大国有银行——巴西利亚银行和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政策银行巴西国家开发银行。这几家公司的确在巴西举足轻重。2009年巴西石油国内投资占GDP总量1.7％，相形之下，联邦政府国内投资仅有GDP的1.1％。而三大银行的贷款总额超过国内贷款市场的一半。

“除了这几家，所有的企业都是私有且私营。”皮蒙特尔说，“政府零星有些参股，但股份不多。即使采矿业、炼钢业、电讯业的大公司，控股权都在私人手上，执行私人公司治理标准。”

卢拉时期的私有化政策沿袭卡多佐传统，但政府投资也日益增长，其中最庞大的项目是2007年提出针对穷人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加速计划”，2011年至2014年计划投资高达5260亿美元。

“巴西的严重缺乏基础设施，例如公路、港口、机场。这大幅提高了国内产品的成本。”皮蒙特尔部长说。

巴西经济并非一切都好。与中国投资过剩、储蓄过高、消费乏力恰成镜像，巴西需要向提高储蓄和投资率的方向再平衡经济。

为了防通胀而一直采取的高利率政策，给其经济造成了隐患。由于国内利率大大高于海外金融市场利率，导致大量投机性热钱流入巴西，加剧雷亚尔升值压力，进而影响巴西收支平衡，降低产业竞争力。

更堪忧虑的是，近年来，巴西银行将大量贷款以高利率贷给消费者，实际利率高达20％至25％。消费者的偿债负担现已占可支配收入的24％，据估计将在2012年升至30％，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可承受的偿债负担最高为14％。换言之，巴西人举债消费之烈，连高消费的美国人都望尘莫及。

巴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科蒂尼奥（ Luciano Coutinho）在北京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增加国内储蓄，并据此增加资本形成比重，使其至少占GDP的25％。巴西已经有太多的资本流入，我们急需的是技术、合作以及创业精神，同时增加本国的储蓄，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巴西总统罗塞夫在华行色匆匆，访问北京之后，即刻前往海南参加金砖国家第三次峰会。履新之后，女总统并不轻松：腐败猖獗，犯罪率高，企业税收负担沉重，基础建设滞后。此外，通胀隐忧犹在，经济仍然偏重大宗商品获利，而社会融合也是长路漫漫。

尽管如此，稳健的财政政策、透明且严格货币政策，以及几任巴西政府“调结构、促平衡”的努力回报明显。巴西外债占GDP的比重持续降低，2009年为12.6％。凭借旺盛的国内消费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新兴国家中率先走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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