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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2010-12-22 11:41:27|  分类: 默认分类 阅读17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社会学从创立到繁荣,其中心都在欧洲。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二战之后,欧洲社会学研究又进入复兴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并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拓展,使得社会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受到高度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

  大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社会学进入现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加速化,即自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可以说,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成为一种世界趋势。第二,多样化,即西方社会学没有统一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分歧,学派林立。第三,分科化,即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加强,分科社会学种类增多。第四,定量化,即在研究方法方面,社会学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大大加快了资料处理的速度,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准确、快速、规范。第五,心理化,即侧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

  自古典社会学以来,社会学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即能否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在这点上社会学理论往往被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阵营;二是关注社会的组成,即社会是如何产生及为何产生,也即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围绕这两点,社会学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在这里,仅选择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理论流派作一简介。

  一、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鼎盛于60年代,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和默顿。

  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1902-1979)的社会学理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第一,社会行动论。帕森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包括以下四个结构要素:行动者、目的、情境、规范,而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构成了更高一级的社会行动体系。社会行动体系包括有机行为体系、人格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四个亚系统。因此,人的社会行动要受到有机体、人格、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一般系统理论。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不过是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系统的一个亚系统。他认为,一般行动系统具有四个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功能(即系统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并将获得的生存资源分配给整个行动系统。它由行为有机体系来承担)、目标获得功能(即确立目标的优先顺序,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它由人格系统来承担)、整合功能(即系统必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总体。它由社会系统来承担)、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即系统根据某种规范维持某种社会行动的延续性。它由文化系统来承担)。这四个功能必要条件的满足与否,决定了社会系统或其他一切行动系统的生存能力。第三,均衡论。帕森斯系统功能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系统的整合和均衡。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系统总是趋于稳定与均衡状态的,一旦发生反常现象,原有的均衡被破坏,社会系统就会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自发地返回均衡。

  帕森斯的宏观的、高度抽象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西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的理论没有充分地看到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    )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层理论。默顿主张建立一个介于宏观理论与纯粹经验研究两者之间的“中层理论”。这种中层理论能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最终推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第二,均衡功能论。在默顿看来,社会单位对系统可能有正功能,也可能有负功能;可能有“显功能”,也可能有“潜功能”。他认为,社会单位对整个体系之和谐与整合与否,应由验证法来一一加以研究,不可一概而论。默顿的功能论是一种均衡的功能论。他不仅想知道为什么个人会顺从他人和群体的意志去行事,而且也想知道为什么某些人会走向偏差而导致社会的非整合。

  默顿开创了结构功能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他所倡导的中层理论成为后来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但是他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结构功能主义的体系倾向,注意最多的仍然是均衡。另外,他的理论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显得零碎。

  二、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这一理论认为: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权力分配和社会报酬分配的不均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冲突对社会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功能冲突论者科塞和德国的辩证冲突论者达伦多夫。

  科塞(L. Coser,1913-    )主张探讨冲突对整个社会所发挥的功能。他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争夺社会地位、权力和资源及价值观不同而引起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可以促进社会权力关系的改善、新社会规范的创立以及社会系统适应能力的提高,防止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和瓦解。他还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敌对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它让人们的不满情绪随着安全阀的排气孔排放出去,而不致让它们积累起来,危害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他还认为,僵硬的社会系统往往压制冲突及其表现,因而不能及时获得危险信号;灵活的社会系统,可经过调整结构和关系而使冲突得到解决和缓和。

  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不均衡权力分配的组合团体。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统治集团要维持现状,被统治集团则要改变现状,这种针锋相对的利益团体一直不断处在纷争之中,从而导致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进而改变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冲突的社会原因。

  冲突理论率先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揭示了社会冲突的社会作用。但这一理论对冲突产生的根源的分析,没有真正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另外,冲突理论的理论架构不健全,学者之间的观点也无法一致,这就大大影响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三、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它依据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论而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和彼得·布劳。

  霍曼斯(George H. Homans,1910-    )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和观点结合在一起,阐述了他的理论目标:“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至少在两人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要获得报酬或付出成本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交换行为。”他提出了五个命题:(1)成功命题:一个人特定的行为越经常受到奖励,则该人越是可能采取这种行为。(2)刺激命题:如果过去一个特定刺激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某种奖励,则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刺激相似,他越可能采取该项行动。(3)价值命题:一个人的某种行动的结果对其越有价值,则这个人越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4)剥夺—满足命题:一个人在近期越是经常得到某一特定的报酬,该报酬的追加对这个人来说就越是没有价值。(5)攻击—赞同命题:当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报酬,或得到他没有预料的惩罚时,他可能采取攻击行动;当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了他期望的报酬,特别是得到比他期望的还多,或者没有得到他意料的惩罚时,他会感到高兴,并越可能采取赞同行为。霍曼斯开创了系统地研究社会交换理论的先河,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显然把人类的交换行为简单化了,他忽视了社会行动独立于个体心理之外的整体性质。

  彼得·布劳(Peter M. Blau,1918-    )用对等性原则解释部分交换行为,而用不对等性原则解释另外一部分交换行为。另外,他虽然也以经济上的交换概念为依据,但是他考虑到了处于不同组织和结构位置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从而淡化了交换的心理还原色彩,增加了整体效应的社会学传统,为交换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四、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其核心观点是: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只有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得到解释,而人际互动是以运用符号以解释和确定相互间行动的意义为媒介的,因此,社会是个人借助符号互动的产物。符号互动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米德。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 Mead,1863-1931)强调了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产生与社会互动过程的紧密相关性。其观点是:(1)人的活动是会根据环境中的客体来调整自己的行为。(2)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调整主要依赖其自我观念,而自我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因此,自我与社会是不能分开的。(3)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是个体之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的产物。(4)人们的互动与自我观念的形成依赖于心灵的存在。

  符号互动理论的突出贡献者则是赫伯特·布鲁默(H.Blumer,1900~1987),他认为符号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中介,人们通过对符号的定义与理解进行互动,符号互动是能动的与可变的过程,符号互动创造、维持与变革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1)将社会的相互作用或交往分成符号性和非符号性的交往两类:非符号性交往是没有经过人们思考的交往;而符号性交往是受他人影响后,经过头脑思考,有一个解释过程的交往。(2)认为人类生活没有现成的模式,如果有的话,也会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加以改变的。(3)强调社会角色的扮演,试图通过这些表演手段来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维持社会生活秩序。

  符号互动理论对于个人社会化、自我意识的形成、越轨行为等微观社会过程提出了一些有启示性的见解。但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忽略了社会结构对互动过程的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五、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认为,作为西方传统研究对象的社会是病态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制度与结构的非人性视为病态的标志,把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他在《单向度的人》(1964)一书中,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他认为新的控制形式整合了社会对立力量,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发达工业社会盛行。机械化过程对个性的压抑在这里显得分外明显。劳动阶级正发生着决定性的改变:第一,机械化正日益减少着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量和强度;第二,职业分层过程中出现同化趋向;第三,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发生了变化,主动地将自身与生产技术过程相结合;第四,新的技术劳动削弱了对立阶级的否定地位,劳动阶级不再表现为现存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当代工业发达社会似乎能包容社会变化,包容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质变。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他认为无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动力的作用,革命的强大的新动力是“新左派”,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团体。他把“新左派”的革命称为“本能革命”。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主要是对人本能的压迫。因此“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构成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本能需要上”。

  尤根·哈贝马斯(J. Habermas)被认为是当代最富创造力的批判理论家,其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仍未完结。他严厉批判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并指出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并强调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存在。他认为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意义和冷酷无情,那是由于产生科学的技术利益有权决定哪些知识是被允许的和合法的。哈贝马斯把科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一个潜在原因。哈贝马斯将分析重点从马克思对生产的经济危机之分析转到对意义和信任危机的分析上,由此他日益专注于人们相互间产生理解和意义的沟通过程与互动过程。哈贝马斯采取了“系统-生活世界”这一双重架构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的整合取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过程之间的平衡。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很低,因为围绕着经济和国家的系统“侵占”和支配了涉及相互共享的意义、理解和相互主观性的生活世界过程时,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整合问题明显表现在“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危机中,即再生产生活世界的沟通性互动的活动被金钱、权力等所取代。因此,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证明那些生活世界被侵占了的社会方面并且提出如何创造一种沟通活动(互动)能够实现的环境的途径。

  社会批判理论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他们也得出了个别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分看上去的,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六、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和反主流文化思潮漫及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各大流派相互融合,界限也不再分明,其中具有综合性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侧重价值、认同、沟通与媒体等方面分析的后现代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丹尼尔·贝尔(1919- )。他认为,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的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政体则强调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价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现代西方社会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技治国”,在这种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即掌握新的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过去,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分别围绕着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更加突出,难以遏止。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贝尔也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些政策制定原则:第一,理论知识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第二,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与控制;第三,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制定决策,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法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

  后现代理论是学者们对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无数痛苦与不幸的反思而提出来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变化,媒体、电脑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和时间经验,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文化的矛盾,甚至是根本性的断裂。于是,人们惊呼,现代性已经终结了,我们迈入了后现代社会。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状诚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就是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认为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第二,抹煞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第三,极大地冲击了历史戒律和心理禁忌,把曾经秘而不宣的东西公开宣布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把这一精神贵族的财产变成了现今大众的财产。第四,后现代主义潮流沿着两个方向向前发展,一是哲学方面,它是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如米歇尔·福柯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犹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一是以解放、色情、冲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倾向,大体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反对整体化的倾向。所谓整体化的倾向,是指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注重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后现代主义不仅否定现实的整体性,也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它认为,由于研究者学识的有限、人生经历的短暂、理论的局限,人们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了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段历史时期,便断言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这种做法是危险的。第二,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环境,其观点也是多元的。因此,只从阶级或经济的观点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单一的理论视角是难以揭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第三,重视话语分析。后现代理论认为,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话语的风格上。通过对日常话语的风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知识和传统之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第四,否定建立客观的社会学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学科知识都是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产物,都是其先人假设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的社会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应该社会学家应该倾听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进行比较分析,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不仅试图回答社会现在是怎样的,以及社会将会怎样,而且还试图回答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工业社会形态的发展和解释后现代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