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历史命令文件:江苏“血色校车”之再追问

江苏“血色校车”之追问

甘肃正宁校车车祸的阴影还未散去、政府的口号还正响亮、教育部的誓言还在耳边…12日，江苏丰县校车又发生事故，15个幼小的生命离开了我们。同一天，广东顺德一辆载有59名学生的校车与货车相撞，37名学生入院治疗。而在13日，河南驻马店市一运载学生进行拓展训练的车辆与货车发生碰撞，两名学生当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详细】

一再发生的校车事故，无异于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然而，这两起事故却又让我们陷入一种无助的长叹之中。我们肯定有哪个地方失灵了，否则，为什么我们的校车总是出事故…

关于此次车祸的两个疑点

60厘米水沟何以淹死15人

据新华社通稿称，江苏丰县人民政府昨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12日此间接送学生车辆事故处置情况。丰县副县长张斌介绍，事故车辆苏CR1836为少林牌SLG6型客车，登记时间为2011年2月，车主名为洪旭，车辆登记用途为小学生校车。

据公安交警部门现场勘查，该车躲避一辆人力三轮车，侧翻于路边水深约60厘米的水沟内，车厢内进水，致使部分被挤压在下层学生溺水、窒息。该车除进沟侧翻与路面刮擦泥土外无其他任何碰撞痕迹。…【详细】

出事校车到底载了多少人

前日，有媒体报道，丰县出事校车核载52人，实载46人；昨日，丰县人民政府介绍实载47人。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另有说法。而在此次校车事故中幸免于难的学生估计校车出发有70人左右。而校车在第一个停车站孔店村，只有两人下车。

另有参与事故救援的村民张运河称，根据当时情况来看，“车里孩子绝对有60人以上。”他称此判断还基于他对校车以往载客数量了解。

为何车祸总是多发在农村

校车成了农村孩子的宿命？

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校车事故，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或者发生在农村地区，或者发生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农村孩子乘坐的校车车况差，农村孩子乘坐的校车经常严重超载，因而更容易发生事故。但其实更准确的答案是：乘坐校车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孩子。对比分析，城市孩子为何罕见校车事故？是因为城市的校车更安全、不超载吗？错！是因为他们用不着乘坐校车。以杭州的很多居民小区为例，小区内有幼儿园，小区边上有小学与初中，孩子们需要乘坐校车吗？又怎么会有校车事故？

有资料显示，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一个行政村，有一所小学，一所初中，现在整个乡也没几所了；那时每个乡起码有一所高中，现在一个县级区域也只有两三所了。经济开放了、市场化了，但教育也越来越功利化，越有钱反而越计较成本，为了避免所谓的“浪费”，为了集中所谓的“优质资源”，于是很多学校被撤并，当然也伴随着很多民办教师被扫地出门。学校越来越少，孩子们也就离学校越来越远，于是“校车安全”也就与农村孩子结成了对子。…【详细】

撤点并校：良善设计的苦涩之果

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正是在此要求下，中国农村教育资源进行了重新布局调整。而其立竿见影的后果之一，就是成群结队的幼儿上学的距离大大增加。这种顶层设计，在具体国情之下，有其合理之处，了解下去也不难体会其发展中国基础教育之良苦用心。但是，这些合理的设计初衷，在现有社会运作规则之下，必然会被扭曲或者消减。这其中，对上不对下负责的权力运作逻辑，更决定了良善设计多要结出苦涩之果。

其实撤点并校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校车安全，还有寄宿制学生的增多，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风险，也给学校管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官方治理“血色校车”的逻辑

“高度重视”、“绝不允许”的运动式治理

从2010年到2011年11月中旬这一年多时间里，发生过而且通过媒体报道、为公共所知晓的校车事故就有二十余起，而其中几次严重事故，也曾掀起过整顿风浪。可这些当时“高度重视”、“绝不允许”的运动式治理，都未能阻止校车惨剧的发生。面对如此冰冷的现实，公众又怎么会“恢复”信心？

正宁校车车祸后，当地官方增加了新的校车以确保安全；心理辅导老师被派驻来安抚那些被伤害的心灵；幼儿园被收归官办、老师开始享受了正规教师待遇。而事件追责之迅速也让媒体公众一时无话可说：小博士幼儿园董事长被捕，正宁县教育局局长及正宁县分管副县长、正宁县交警队队长均被停职接受调查——如果民意更汹涌一些，更高位置的官员为此停职接受调查也不是没有可能。除此之外，该县还宣布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将相应的预算资金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建200所幼儿园。种种举措，可谓应民意顺民情。可以想象，这几个步骤若一一落实，假如忘记11月16日的伤痕与痛苦，正宁县也许俨然就成为一个校车安全示范县、基础教育示范点……甚至，按照某种思维，这21个生命，推动了一方历史的进步。

然而，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当校车惨剧击中了中国社会的痛点之后，当有关部门又一次及时感动了中国之后，每一次事故将是最后一次校车之殇了吗？

官方思维总是在逻辑链条末端打转

如果将造成校车惨剧的逻辑链条一个个还原、追溯开来，就会发现，是一个个环节对错镶嵌，在某一角度某一时刻共同发力制造了最后的惨剧，这些环节，从大雾、超载、逆行到更为宏观层面的中国校车标准，基础教育设计等等等等，如果要追责，要纠正，就必须从每一个环节入手，特别是深层次环节入手，否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对当下的治理无信心，原因在于目前的治理，包括治理思路只是在逻辑链条的末端打转，而造就校车惨剧的深层逻辑没有改变。这个深层次逻辑，在我们看来，就是顶层设计规训民众生活：地方政府对上而非对下负责，在不合理支出结构难以修正造成财力实际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无意亦无力肩负公共社会责任之故；而公共社会发育不良，自治甚至自保更是无从谈起，监管政府更是妄谈。

“血色校车”呼唤顶层纠错

民权不彰，生命不保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被管理的民众有自治的机会、能够在所谓的“顶层设计”中有份参加，校车标准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其合理性，其效率，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实际上，没有顶层纠错机制，即便如不少民众媒体所愿，实现校车纳入公车采购，由政府包揽责任，实际效果如何，也让人生疑。

我们的现实是，民众没有渠道参与顶层设计、出了事故又只能看着有关部门在管理链条的末端打转，并不触及顶层纠错。此情此景，稍有常识，我们便能知道：未知的灾难，依然张着大口，在前方静静等待我们。

现实总是一次又一次击碎我们的梦想和忍让，深沉的无力感之后，我们还能怎么办？我们又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