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客服的口号和队名:晚清秘闻——七十年的沉沦与荒唐

1、红灯照 2、义和拳 3、废立 4、招乱 5、宣战 6、沦陷7、西逃8、东南互保 9、议和 10、惩凶


此国难记实际所指是庚子年事，即为义和团之乱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致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之事。义和团之事旧称“拳匪”，本不足为道，但机缘巧合，其挂起“灭洋”大旗之日，正好是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另立新君之时。由于废帝行为被各国公使抵制，慈禧太后怀恨在心，竟然将义和拳合法化，并想利用义和团去攻打外国使馆，并进而向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宣战，其行事之乖戾荒唐，骇人听闻，实在为千百年之罕见。现录清人野史杂记，加以剪裁修正，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红灯照

　　甲午一战后，京津一带因为紧邻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战场，百姓颇受惊扰，人心惶惶，以至于民间迁徙之事，多有发生。当时在天津的北乡，发生了一件奇异之事。当地工役在挖掘河渠的时候，获得一块残损石碑，碑面上刻有一些文字，但因时间久远，大多数文字大都已经浸漫腐蚀，难以辩识，惟有二十字却可以清楚的辩出，上面刻着这样一个谶语：“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当时人纷纷称奇，而开头的一个“苦”字，则很容易被人认为是指刚刚被日本人战败之事，而更让人惊恐的是，“这苦不算苦”，更大的苦头还在后面。

　　国人迷信那是由来已久，特别在历朝历代倾覆之前，民间总会流行一些童谣和谶语，其中大多隐喻着一些灾难和变故。西周周宣王时期，就有童谣说“糜弧箕胞，几亡周国。”（1）果不其然，传至其子周幽王时西周就灭亡了。又如陈胜吴广起事时，也曾做狐语“陈胜王”，以壮其声势。元末起义时河工也曾掘得一独眼石人，而在此之前，“石人出，天下反”的传言已经是满天飞了。大多数的童谣和谶语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后诸葛亮”，后人常常以此来附会历史；第二种往往是举事之人假托天意，利用民众的迷信并吸引其参与的有意安排，但其宣传作用却不容忽视。

　　后来山东曹州乱起，当时袁世凯巡抚山东，当下就发兵捉拿了首领朱红灯，并将之卡嚓了。后来有人想起了那石碑上的“红灯”之谶，岂不正好是和“朱红灯”之名相对应？好在当时朱红灯的势力和影响并不大，且只局限于山东一隅，尚不足以引起更大的重视。

　　但到了庚子年（1900年）的四五月间，天津民间忽然流传“红灯照”的故事，其事迹虽说简直有如神话，难以置信，但却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天津城里城外，人人皆知。民间所谓的“红灯照”，大都指的是十来岁的少女，红衣红裤，年纪小一点的挽着双丫髻，大一点的则盘着高髻，扎红稠，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或者手持红色折叠扇，扇面和扇股都一片红色，正如描述其时代的影视剧所展示的形象，在人群中格外现眼，人称红衣仙姑。故事的最初说是一老妇聚集数十个红衣少女围成一圈设坛授法，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后，修炼成功，这些红衣女子于是自称为“太师姐”，并开始转教其他刚入坛的仙姑。

　　古怪的事情还在后头。据当地人说，红衣仙姑修炼成功后，经常在夜间作法。最开始的时候，仙姑们拿起手中的红扇开始扇风，进而居然像仙女一样离开地面，就像装了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越升越高，而且还从空中摘出红灯并掷下地面，而其他未修炼成功的从女就把红灯拾起放回坛内。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红衣仙姑竟然可以长时间的飘于夜空，且越行越远，并逐渐化为夜空中的明星，但远大于夜间所看到的普通星星，仙姑们在夜空中不停闪烁，或上或下，或近或远，十分诡异。作法的仙姑多的时候，甚至像烟火表演一样，有时候像佛珠一样连成一串，有时候又象一群鱼一样，在夜空中时而分离，时而聚合，就像一群硕大诡异的萤火虫，在茫茫夜空中游荡，犹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诡异无常。

　　如此怪异之事，让天津人一下像炸了锅一样，纷纷奔走相告，群起而观之，大伙晚上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别提有多吃惊，场面有多热闹了。有的好事之人整一晚上爬到屋顶上观看，甚至一夜不睡的。不出所料，这个怪异之事很快有了明确指向，天津城中开始有人到处传播，红衣仙姑能够在空中掷火，烧毁洋人教堂和住宅，并且还能呼风助火，把洋人所在烧它个一干二净。如此奇异之事，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在最短的时间里，天津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红灯照”和神通广大的红衣仙姑。

　　为什么要烧教堂，这里必须要稍微提一下历史背景。由于甲午战争中清军大败，日本在战后向清廷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包括赔偿巨款和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等，但在割让辽东半岛问题上遭到了俄国的强烈反对------俄国人一直把中国的东北作为其势力范围，决不能让日本染手其中。于是俄国勾结德国并联合英国，对日本施加了强大压力，并派出军舰在黄海游弋以向日本示威，而当时日本在战争中损耗甚大，没有实力和俄、德两国叫板，于是只好把辽东半岛给吐了出来，另外讹诈了清政府三千万两白银做赎辽费。因为这事，日本和俄国结下梁子，于是在十年之后（1904年），日俄为了争夺中国的东三省的控制权，展开激战，但战场却是在中国的东三省，清政府居然宣称“中立”，诚为我国人巨耻。

　　《马关条约》后，俄、德、英诸国认为不能给清廷白白帮忙，于是在甲午战争后，各国掀起了强租中国港口的狂潮，如德国租借青岛、俄国强租旅大、英国强租威海卫，与此同时，洋人包括传教士等大量进入中国，并且在各地招收信徒，由此在各地引发了教民和本地人之间的诸多冲突，而由于地方官员害怕得罪洋人，因而对教民多有袒护，这样引起了更大的骚乱。当时山东、天津的教案争端，又比其他地方要多，这和当地洋人进入较早、势力较大有关。教民冲突加上官员的无理袒护，使得当地居民对洋人和本地教民深为不满甚至仇恨，就连有的教堂建立育婴院收养孤儿的善举，也被谣言蛊惑成洋人收养孤儿，开膛破肚取出心肾等器官去做药引等。谣言越传越厉害，“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越来越尖锐。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天津人才对反洋人的“红灯照”故事坦然接受，信以为真。五月初的几个晚上，天津人几近癫狂，家家户户都悬挂红灯，以迎接“红灯照”的仙姑。而天津城内城外的大道上，点燃的火把和大红的蜡烛一路上高高排将过去，远远看去，有如车水马龙，万星闪耀，气势惊人。大家都争着传说义和拳队到来之处，红灯照也跟而随之。当时已经开始有焚烧洋楼（教堂和住宅）的事件发生，但人人都在传说那是仙姑所掷之火----既然仙姑是从天上掷火，那岂不是天火，岂不是天谴？

　　紧接着，又出现自称“沙锅照”的组织，其成员人人挟夹着一个大锅，形如巨钵，碰到拳民战时，就劈柴做饭，给拳民做后勤工作，以供应那些义和拳民。这些“沙锅照”成员，带的沙锅并不大，但却自称做出来的饭可以供应上百人，人皆怪之。后来人认出这些“沙锅照”成员，其实都是乞丐，他们沿着各家各户索要粮食来供应拳民，行为嚣张，天津人也没有敢拒绝的。

　　五月中旬，天津城外有艘古怪的小船停在北门外，船的周围都用红纱蒙住，里面有一老妇，自称自己是“黄莲圣母”，当时还有宣称“三仙姑”、“九仙姑”的也同居船中，自称包治百病，药到病除。有拳民在战事中受伤的，给抬到船边，仙姑就在伤口上傅以香灰，过了几天居然有蛆自己从伤口中爬出。种种奇特骇异之事，几乎都搁一块在天津的四五月间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怪异到就连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也坐不住了，总督大人甚至派人把“黄莲圣母”迎入总督署，并穿着正式的朝服对其三叩九拜，但“黄莲圣母”很是不给面子，一点也不为理会。裕禄很是无趣，只好命令手下做了两杆黄旗，上面书有“黄莲圣母”四个大字，一路上吹吹打打，把“黄莲圣母”连同两杆旗帜，送到北门侯家堠某个神堂里供奉着。在神堂里，“黄莲圣母”端坐神橱中，其四周垂下黄幔，外面香烛袅袅，接受万众礼拜。

　　八国联军过后，天津城陷，“黄莲圣母”慌忙逃去。而此时的拳民们或四处逃散，或就地为盗，有几个人在一小船中偶遇到圣母及两仙姑，因为贪图赏银，于是把圣母和仙姑捆了，献给了都统衙门。在途中，其中一仙姑投水自尽，另一仙姑与“黄莲圣母”则一同被正法。也有好事之人说，官府把仙姑献给了洋人，洋人见其貌美，于是把仙姑带到了欧洲，最后不知所终。而其他“红灯照”女子，大都为无家可归之人，后来据说大部分都做了娼妓。

　　评议：天津人的迷信，大概也是出了名的。冯骥才先生在他的小说《三寸金莲》里，（2）就特别描述了当时的种种怪异之事。整个“红灯照”的过程，形同闹剧，甚至根本就是一场骗局。这些“红灯照”的最初事迹和传说，有很明显的人为操纵痕迹，譬如开坛练法之事，大都为传说，而“着红衣，穿红裤，持红扇”，应该是有意而为之。至于对用幼女、少女，主要是考虑到其智力发育未全，基本没有社会经验，便于操控而已。而且从国难后这些红衣女子流落为娼的结果来看，这些女子应该大都为流浪女。至于其所谓“黄莲圣母”，也不过是被操控的一个形象代表而已。

　　至于其夜间升空之类，估计也是利用风筝或者其他方式用假人升空，真人断不可能。而空中掷灯，可能是地上的同伙在做假，以制造轰动效应。如果开始“仙姑”升空是有意的表演，用于蛊惑人心的，后来其掷灯烧教堂就开始暴露其目的了。而后来各家各户悬挂红灯，大道上列红烛等，开始表现为有组织的行为了。而后来的“沙锅照”成员向老百姓索米，为拳民生火做饭，那更是有组织的行为。从“义和拳队到来之处，红灯照也跟而随之”的情况来看，“红灯照”应该是拳民组织的把戏，目的是制造神化的气氛，并客观上起到宣传的作用。只可惜义和团不堪一击，树倒猢狲散，最后不管是圣母也好，仙姑也好，“东洋镜”终究要被戳破，即使骗得过那些迷信的百姓，但却骗不过官府的刀枪，结果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误了卿家性命！

　　注：（1）、《史记》中说，周宣王时期，有童谣说“糜弧箕胞，几亡周国”，糜弧是用山桑木做弓，箕是草名，可以做箭袋，意思是周王朝屡屡发动战争，将要导致亡国的危险。
　　 （2）、冯骥才先生在小说《三寸金莲》的前言提到天津卫犯邪的希奇古怪之事，也提及当时天津人颇为信邪和官府害怕洋人之事。
　　2、义和拳

　　 义和团本来叫义和拳，又自称“神拳”，为了吸引群众，徒众往往以“天神附体”的表演来吸引人来参观，借以吸收入伙。既为“神拳”，其练习的武术，和一般正派的武功大不相同，很是有自己的特色。举例而言，在传习武功时，师傅往往装神弄鬼的焚符诵咒，然后命令徒弟趴在地上，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同时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或者服用了某种药物的缘故，往往导致练习者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了！神降了”！于是师傅和弟子一起跃起操刀弄棍，有如群魔乱舞，其乐也融融，其颠也狂狂，直到力气用尽才停下来（专业表演，请勿模仿！）。对于这种独门秘技，笔者倒觉得这好像是一种练习肺活量的极限调息之法，对提高肺活量有很大帮助，就像笔者小时候在河里和小朋友比试，看谁能在水里憋更长时间，如果憋过头了，搞不好也会有口吐白沫发癫发狂的效果。从生理上讲，由于大脑长时间缺氧，的确会产生一种癫狂状态，所以会舞刀弄枪，直到力竭倒地，倒也不失为一种极限运动方式。

　　义和拳，本源于八卦教，最初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在嘉庆年间兴起，和白莲教可能有某种关系。当时官府对此严加禁止，抓到其党徒往往要凌迟处死，但珍贵的火种还是保留了下来，比如传到了朱红灯。朱红灯起事被杀后，由于袁世凯在山东追拿得紧，义和拳只好潜入临近的直隶（今河北），在河间府景州献县形成两派，先有乾字拳，后有坎字拳。坎字拳当时主要在河北沧州的静海县一带蔓延，以白沟河的张德成大师兄为首领。坎字拳则设坛于静海县的独流镇，规模似乎要大一点，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坛”，天津之乱，则主要是以坎字拳为主。乾字拳则是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涞州，而后到定兴、固安等地，在清廷政策放宽后进入北京城。

　　天津坎字拳和北京乾字拳的义和拳都称出于义和会，但分为二派，时间仓促，也没什么大的联系，清廷招降后都改称义和团，彼此以师兄弟相称。坎字拳和乾字拳都崇尚红色，这颇让人联想到天津的“红灯照”之红衣仙姑的诡异事件，可能就是其幕后操纵。坎字拳和乾字拳大体接近，只是在练习方法上稍有不同。据目击者说，坎字拳传习前颇为庄重，先要焚香叩拜，直立良久然后忽然倒地，紧接着又一跃而起，乱蹦乱跳，持械而舞。而乾字拳则形式简单，徒众先闭息伏地，过一会则白沫满口，大家一起高呼“神降”，也跃起持械而舞。另外，义和团还有震字拳、坤字拳两派，习练的人不多，影响也不大，不叙。

　　至于义和拳所请的神，比较崇尚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被请的各类神仙五花八门，一应俱全，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等等。练习请神的时候，师傅往往附在徒弟的耳边念念有词：“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或者“请志心皈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不一而足，大都是想到请哪个神仙，就随意呼一神名或人名，随便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哪一个都行，心诚则灵。而下面各分坛所供之神也是千奇百怪，有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等等，上面也不管。最搞笑的，连雍正年间的年羹尧，死了没多少年，居然也在被请之列，当然，这也充分说明了义和团请神时，绝对没有按资排辈的官僚主义。看来，义和团民们都是《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的爱好者和由此改编之戏剧的忠实观众，一有机会，就把他们的偶像给供奉出来了，这一点，和如今的偶像崇拜并没有大的分别。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个道理，要想发动群众，必须要深入了解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才行。

　　庚子年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遍地撒传单，名目繁多，通俗易懂，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说要消灭洋人。其中，“洋人、教士和教民”，分别被戴上“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帽子，遇之则杀无赦。

　　殊为搞笑的是，义和拳内部迷信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咒为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另外，怕兵力不够，还有以“关帝为先锋，二郎神殿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勖、常遇春、胡大海”等诸多土生土长的神灵英雄，都要赶来会师，消灭海外的洋兵洋将。从这些天兵天将的身份看来，义和拳是很博爱的，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不分地上仙界，都为我所用，召之即来。但细细推敲，还是来自于《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等这些北方人爱看的通俗小说和由此改编的戏剧人物。

　　除了练习独门秘术之外，义和拳还勤练“神功”。练习前，练习者必须以头顶地，对神叩首三十六，这个过程叫作“礼神”，以表示尊重和心诚。神功有两种，分为浑功和清功。浑功的低级别的，只需要练习百日，而高级别的清功则需要四百天。据义和拳的宣传资料上说，浑功练好后可以避枪炮，刀枪不入是也。而清功只能飞升，就像“红灯照”姐姐一样，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满足大家小时候渴望像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由于时间有限，加上很多人又图速成，大多数人都没有练成，临阵时则腰上佩个小黄纸画像，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很是古怪的样子。另外，大概是怕功力不够，各师兄弟又在心口下贴些符咒，比如“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或者“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等，据说只要心中默念这些符咒，洋人的枪炮就会自动熄火。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其实际效果看起来并没有宣传的那样见效，师兄弟们后来遇到八国联军，还没有等到念完，就已经在洋人的枪炮声中弹，很干脆的死掉了。

　　 评议：每次想到义和团高念“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向八国联军冲去的时候，感动之余，心里总想发笑。电影《夺宝奇兵》里，一个东洋人在西部牛仔面前手舞足蹈做足功夫的架势，西洋牛仔很不屑的瞧了瞧，拔出手枪，一枪就结果了那功夫家。在李连杰的电影《精武英雄》里有句话，是日本黑龙会的总教头和陈真比武完后跟陈真说的，他说，“年轻人，要击败对手，最好的办法是用手枪。”诚然！义和团固然有拳拳爱国之心，但其方式，说好听点，是滑稽可笑。逗人一乐；说难听点，那就是封建迷信，试图开历史倒车的愚民。对此，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赞颂，还是报以冷笑。
3、废立


　戊戌年（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四出捕杀维新派人士，进而在菜市口斩杀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事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康有为坐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逃往上海，而就在此时，清兵早已在上海等着，准备等康有为一到捉拿了就地正法。在这危急时候，恰好船上有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是英国领事馆的，他对照相片后认出康有为，赶紧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给康有为看过，然后说服康有为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离开太古号登上英国军舰，最后在两艘英国军舰的护送下来到香港，才算逃过这一劫。
　　　　
　　　　为此，慈禧太后对英国人怀恨在心。过了一年，也就是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看光绪帝越来越不顺眼，于是开始密谋废掉光绪帝，另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反对声一片，群情激昂，当时就有个叫经元善的人，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短时间内征求到上千人的签名，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联名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捕杀经元善。后来经元善潜入澳门，清朝官员屡次向澳门总督要人，但都遭到了拒绝。
　　　　
　　　　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进宫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对光绪帝有好感，而且认为废除光绪帝毫无道理，于是都拒绝前往朝贺。对此，慈禧太后和载漪极为恼怒，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成天琢磨着想要报复这些洋人。恰好这时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以“灭洋”为号召，载漪听后心头大喜，立刻屁颠屁颠进宫，在慈禧太后面前大力夸赞义和团，说义和团是些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忠义之民，对朝廷忠心耿耿，实在是国家之福，大可以放心使用云云。

　　慈禧太后听后信以为真，于是命令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等前往天津考察，考察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表现非常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赵舒翘和刚毅对这些义民的表现很满意，于是回去上报慈禧太后，并进而将义和团导入京师（北京），数目甚至达到几万人。

义和团进入京师后，又开始表演他们那套古怪的把戏。当时的北京城中被弄得乌烟瘴气，处处是坛场烧香，大寺观里还设立大坛，供奉洪钧老祖、梨山圣母等等。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命令居民每家每户都要烧香祭拜，遇到敢违抗或者取笑的，杀无赦。结果整个北京白天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到了晚上则通城烟雾燎燎，阴气惨惨，就像七月半的鬼节一般模样。稍为有点见识的人，也不敢说他们荒谬，不然，就会遭来杀身之祸。而当时朝中的官员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和当权派端王载漪，十有七八都表现出积极信奉的样子，其中以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数人尤为的积极。
　　　　
　　　　义和团不但自称仇教杀洋人，还一口咬定光绪帝是洋教教主，理由是戊戌变法时光绪帝和维新派效法外洋，乃民族之大叛徒、大罪人，罪不可赦。慈禧太后与端王载漪见风使舵，挟义和团为重，此时也打起了废立的坏主意。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甚至往来宫中，并扬言要得“一龙二虎头”。所谓一龙，指的就是光绪帝，而二虎指的是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和被指认为通敌卖国的李鸿章两人。
　　　　
　　　　庚子年（1900年）五月，慈禧太后调派启秀、溥兴、那桐进入总理衙门，以载漪为总理。在义和团的鼓噪下，北京城一片大乱，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义和团把洋人和教民称为“大毛子”和“二毛子”，后来发展到在右安门公然焚烧教民民居，不管男女男少，统统杀光。接着，又开始焚烧顺治门内各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当时北京城最为繁华的正阳门外商场，也被义和团纵火焚烧多达四千多家，大火甚至绵延到城阙，三日不灭，数百年的精华，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
　　　　
　　　　由于义和团天天喊着要杀洋人，弄得各国公使人人自危，开始暗中要求本国军队前来保护。俄国公使上书慈禧太后，称他国可能借乱事不利于中国，但上书不被上陈，想请求见慈禧太后，也不被批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的时候，被清将董福祥乱兵给杀了，并裂其尸于道。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更是紧急要求各国派兵前来保护使馆。在使馆的要求下，各国开始酝酿组织联军，并陆续在天津集合并派出小股部队前往北京。

由于当时局势日益恶化，义和团又屡屡施暴，肆意杀人于闹市，朝廷中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官员指责义和团是乱民，而支持义和团的载漪一派却主张乘机围攻使馆，消灭洋人。朝廷之上，议论纷纷，慈禧太后狐疑不定，于是召集大学士和六部九卿一起商议.

　　由于各大臣还不清楚慈禧太后的态度和当时的真实局势，没人敢先发言。

　　最后，吏部侍郎许景澄先说：“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每年都有民教相仇之事，但大都是赔钱了结。现在义和团如果攻杀外国使臣，必然导致各国之兵合而谋我，到时候怎么抵御？”
　　　　
　　　　太常寺卿袁昶这时也站出来痛斥义和团，说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戮使臣，有悖国际公法，其声音之大，声振殿瓦。

　　慈禧太后听后，怒目相向。

　　太常寺少卿张亨嘉也大力主张拳匪宜剿，由于他是福建人，普通话不标准，慈禧太后没太听明白，就姑且置之。
　　　　
　　　　这时，仓场侍郎长萃开始唱反调了，说：“义和团都是些义民啊，我刚从通州回来，通州要是没有这些义民的话，恐怕早保不住了。”

　　　　载漪、载濂听了，赶紧连声附和，说长萃说得对，人心不可失。
　　　　
　　　　一直在旁边不吭声的光绪帝，这时说话了，“人心顶什么用，不过是添乱罢了。士大夫们都喜欢谈兵，朝鲜一役，朝中大臣都争着主战，结果一败涂地。如今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若和他们全部开战，必败无疑。”

　　　　载漪顶嘴说，董福祥善战，剿回时立下大功，不怕对付洋人。

　　　　光绪帝说：“董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回部之乱根本不能比。”
　　　　
　　　　光绪帝自从戊戌变法失败被幽闭后，每次见大臣，一般都是只说个三言两语，绝不提及政事，独有这天说话峻切，显然是知道如果和各国宣战，必然会导致亡国的危险。而且，在甲午之战后，更是对那些不懂军事，却动辄主战的官员深为鄙视。
　　　　
　　　　侍讲朱祖谋也力言董福祥无赖，万不可用。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说：“你说董福祥不能用，那你就推荐个有用的。”

　　　　朱祖谋说，如果一定要选将，那必须要用袁世凯。这些义和团拳匪乱民，必不能用。

　　　　载漪听后大骂朱祖谋，言语粗暴狂妄，大家都不吭声了。

　　 光绪帝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于是也只好默然而止。
　　　　
　　　　朝议结束后，载漪、刚毅联合上疏说义和团可以依靠，其有神术，消灭洋人，雪耻强国，就在此一举。

　　　　同一日，慈禧太后派那桐、许景澄去杨村面见前来援救使馆的联军，要求其不要进入北京。那桐、许景澄在路上碰到拳匪抢劫，许景澄差点给打死。回来报告后，慈禧太后又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商议。
　　　　
　　　　慈禧太后说：“皇上想和平，不想和洋人开战，你们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

　　　　光绪帝说：“我国积弱不振，兵不能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这恐怕不能依靠吧？”

　　　　载漪说：“义民忠愤，保家卫国，不如用之，以雪国耻，如果把他们当成乱民而诛之，失去人心，恐怕国将不国。”

　　　　光绪帝说：“乱民都是些乌合之众，怎么能抵挡外国军队的枪炮？打仗岂能作儿戏？”
慈禧太后怕载漪辩不过，于是想让当时最得欢心的立山（时任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帮载漪说几句话，便问立山：“这事你怎么看？”

　　　　立山迟疑了一下，说：“拳民虽爱国，但其法术大多是骗骗人的，恐怕打起仗来不管用。”

　　　　载漪愤然说：“心诚就可以了，何必管其法术灵不灵？立山一定是暗通了洋人，才敢如此放肆，不如我们请立山来退洋兵，洋人必定听从。”

　　　　立山说：“首先说开战的是大人你呐，要去也应该派你去。我是主和的，对外交和洋人之事又了解得少，恐怕难担此任。”

　　　　载漪立刻诋毁立山是汉奸，慈禧太后见两人吵来吵去，只好命令他们全部闭嘴。

　　　　最后决定，派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去使馆，告知不要各国公使不得调兵来北京城，兵来就等于决裂。
　　　　
　　　　但第二天，慈禧太后又下定决心和洋人开战，于是又召开御前会议，载漪请求围攻使馆，杀使臣，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内阁学士联元站起来大声反对说，如果使臣不保，他日必然招致洋兵入城，到时候恐怕鸡犬皆尽，北京城不保。载漪当下就怒斥联元刚从使馆回来，怀有贰心，其罪当诛。慈禧太后听后大怒，命将联元推出斩了，经过左右大臣求情才饶其不死。
　　　　
　　　　大学士王文韶接着说，“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如果和各国都宣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形势不利，到时候怎么善后？望太后三思。”

　　　　慈禧太后听后大怒而起，拍着桌子骂道：“你说的这些，我早就听出耳茧来了。你难道还想帮洋人说话吗？”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决意要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一伙人大拍马屁，连声说太后英明，于是下诏褒奖拳民为义民，并拨给内帑十万两。
　　　　
　　　　评议：晚清七十年，庚子年的事至为荒唐，庸人治国，焉有不亡国的道理？慈禧太后一意孤行，载漪、刚毅、徐桐、崇绮等大臣，一则昏聩无知，二则曲意奉承，酿此大祸，也是必然。看来，我们还是高估了那些王公大臣的智商。毛主席告诉我们说，“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把这话用到慈禧太后、载漪、刚毅、徐桐等人身上，倒是非常的合适。
　　　　
　　　　这里，要特别同情一下光绪帝。光绪帝这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地位不保，平时也学聪明了，开会时不吭声，以求自保，但这次实在是太荒谬了，所以言辞激烈峻切，也是意识到对各国宣战的严重后果，但权不在手，只能任由这些大臣胡作非为。由此看来，这大清朝确实是气数已尽。其中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帝对那些不懂战事却于屡屡主战的官员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也可见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光绪帝刺激颇大。但当时光绪帝的表现，还是很明智而爱国的。这一点，比那些昏庸之人强多了。
　　戊戌年（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四出捕杀维新派人士，进而在菜市口斩杀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事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康有为坐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逃往上海，而就在此时，清兵早已在上海等着，准备等康有为一到捉拿了就地正法。在这危急时候，恰好船上有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是英国领事馆的，他对照相片后认出康有为，赶紧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给康有为看过，然后说服康有为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离开太古号登上英国军舰，最后在两艘英国军舰的护送下来到香港，才算逃过这一劫。

4、招乱

庚子年（1900年）五月，北京的天空一片阴霾。
　　　　
　　　　慈禧太后命令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后，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载漪和一些大臣在自己家中设坛作法，慈禧太后不甘落后，也在宫中设坛祭拜。有了朝廷的承认，义和团更加的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地方官员对此也无可奈何。当时北京城已经完全失控，到处都是放火抢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这时，一些流氓泼皮和游手好闲的人，也纷纷火线入团，加上一些贩夫走卒，有数十万人之多。这些人横行于大街小巷，只要不如其所愿，就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有的甚至全家杀光，当时无辜被杀的有数万人之多（清人笔记说十数万人，惶惑，不敢录）。义和团杀人的时候，手段相当残忍，刀矛并下，乱刀砍死，有的甚至肢体分裂，惨无人理。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义和团在骚乱期间，居然指认载勋、刚毅为总统，但在京城里，义和团仍旧无所约束，随意杀人，载勋、刚毅哪里敢问一句！譬如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就全部死于义和团。本来载漪平时很亲善庆恒的，但也没有能力加以庇护。尚书立山因为不赞同载漪支持义和团的政策，而侍郎胡芬、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都以谈洋务著称，义和团想把他们给杀了。沈能虎后来靠向义和团行贿才免于一难。立山、思永被投入监狱，理由是里通洋人。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芾，皆都随意指为教民，差点被义和团乱拳打死。
　　　　
　　　　在此情况下，北京城中富贵官宦人家，能逃的纷纷出城逃难，不能逃的就在家中设立法坛，假装信奉，以免受其害。这时候慈禧太后还召见了义和团大师兄，并对义和团慰劳有加。士大夫们见后，纷纷把拳民奉为上宾，百般讨好。当时的知府曾廉和编修王龙文（两个大活宝，后文有叙），乞求载漪代为上奏慈禧太后，献上三策，上策是攻下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中策是废除旧约，让洋人就范；下策是始战终和，这样很不合算。载漪见了大喜，连声说：“这才是公论啊！”
　　　　
　　　　于是乎，一群昏官的博傻游戏开始了。
　　　　
　　　　某徐御史说，洪钧老祖已命五条神龙守住大沽口，要是洋人军舰来了，定叫它全部沉没，有来无回；某陈御史说，我已经得了关云长的帛书，说洋人必败无疑，大家尽可放心；某萧编修说，洋人两千多年无君无父，这次是上天假义和团之手，将他们消灭干净，机会难得；另有某刘御史等先后上书说，义民所至，秋毫无犯，朝廷最好诏令按户搜杀洋人和教民，以绝乱源；某左郎中则请求杀了郭嵩焘、丁日昌以谢天下，理由是这些人里通洋人。



    *.*.*.*   2007-4-14 21:37:43

悄悄话  好友  信息  博客  搜索  回复  本主题下所有发言   第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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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情况也已经乱成一团。由于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活动不加禁止，于是拳民们扛着旗，带着刀，成天大呼小叫，出入于闹市之中。半个月不到，天津已经是坛林纷立，社会秩序大乱。义和团甚至日夜打造兵刃，弄得大街小巷都是冶铁炉子，官府也不敢禁止。
　　　　
　　　　洋教士们见到此等情形，个个胆战心惊，纷纷逃往租界。当时鼓楼东教堂是天津最高的建筑，突然一天晚上的夜半时分起火，拳民们拍手大笑，教堂很快被烧毁殆尽。除焚烧教堂外，义和团还打开监狱，放出囚犯，遇到洋货店和藏洋书洋器者的，就统统砸烂烧光。甚至寻常百姓穿白衣，也被禁止，理由是接近洋派。河东民居因为靠邻租界，被指认藏有洋人奸细，也被烧毁。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义和团涌到督辕索要枪炮，裕禄说，你们自己到军械所去拿，于是拳民们跑到军械所，把武器抢了个精光，这时候估计裕禄也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而真正要打仗了，义和团玩的却还是老一套封建迷信，有一闭火门神咒，当时贴满了大街小巷，咒词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但八国联军枪弹很快就打破城门，神咒一点也不灵。
　　　　
　　　　随后，又有人发明了避火诀，让大家在焚香叩首时，男左女右，用大拇指掐中指，用力掐住不放，就可以刀枪不入，但又被证明不灵验。紧接着，又有个和尚声称能念咒，令海口起沙，横亘百里，洋人的军舰进不来。团中于是把他尊为海乾神师，加以供奉，天津失陷后，不知所终----估计就是个骗吃骗喝的。
　　　　
　　　　这里，有必要记一下三个人，一个原山东巡抚毓贤，另两个是当时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和曹福田。
　　　　
　　　　毓贤曾经做过山东曹州府知府，继李秉衡后作了山东巡抚，两人都包庇义和团。朱红灯以灭教为名起事后，毓贤加以庇护，并首先奉送了个“义和团”的帽子。后来拳民们抢劫教民，焚烧教堂，被法国公使告到总理衙门，朝廷就把他召回北京，以袁世凯代为巡抚前往镇压。
　　　　
　　　　袁世凯到山东后，对义和团痛下杀手，诛杀了朱红灯，拳民们在山东呆不下去，于是就窜入河北，进而蔓延到天津和北京。庚子年慈禧太后和载漪支持义和团，于是罢官在家的毓贤前去拜见载漪，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讨得载漪欢心，于是被派往山西做巡抚。
　　　　
　　　　毓贤去山西时，带的十几个亲兵都是拳党，毓贤也自称为义和团统领，在毓贤的鼓励下，山西义和团很快兴起并绵延到全省。毓贤还命手下制造钢刀几百把，分给拳童们，勉励其多杀洋人。庚子年六月，义和团焚烧教堂，毓贤跑到高的地方隔岸观火，还拈着胡子说：“天意啊天意。”营官想去施救，也被毓贤严令驳回。
　　　　
　　　　教堂被大伙焚烧，一个英国传教士从中逃出，哭号于众人面前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银两，救活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条性命吗？”最后还是被杀。一英妇挟儿出，跪着说，“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请饶了我母子性命吧？”话没说完，就被推入火中，这个英国女医生奋身逃出，仍被拳民推入，与其子一同被活活烧死。
　　　　
　　　　更加恶劣的是，毓贤派兵守住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并把教士老幼拘至铁路公所，派兵看守。过了几天又把这些人驱入抚署，毓贤下令行刑，当堂就杀了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和役使二十余人，并在城门枭首示众，甚至剖心弃尸，积如丘山。
　　　　
　　　　随后毓贤又把法国天主堂的教女二百余人驱赶到桑棉局，强迫这些人背教。教女不从，毓贤就下令斩杀为首二人，以盆装血，令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喝完（基督教之饮圣血？看到这里，实在是毛骨悚然，居然有这样愚昧而残忍的官员！）。毓贤大怒，下令把这十六人吊死在高处，再次强迫其他人背教，但那些教女还是不从，且求死益坚。当时整个山西因为不肯背教而被杀的，先后有数千人。
　　　　
　　　　八国联军破天津后，山东前后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被指为祸首，后被清廷下令正法，行刑时毓贤被砍脖子，脖子一下没断，连呼求速死，他的仆人可怜他，助断其项。
　　张德成，原是天津白沟河人，操舟为业，并非什么义和团的元老人物。据说当义和拳传至静海县独流镇时，有几个小朋友在练拳，德成在旁边看了大笑。众人责问他，张德成不屑的说：“这也叫什么神拳？”旁边的人问他有什么本领，张德成就取出一卷黄纸丢在地上，让大家去捡，结果几个壮汉去拿，黄纸在地上纹丝不动。众人大惊，拜倒门下说：“原来是神仙啊！”于是推举张德成设坛，远近拳民争来附合，势力一时大涨。
　　　　
　　　　后来直隶有四个道员结伴去天津，舟过独流镇时，被拳匪所抓，张德成审问后认为其是大官，在他们面前炫耀神术，并放了他们，让这几个人代为禀报总督，请饷二十万，自任灭洋。裕禄得到上报后，派人召见张德成，张德成故意摆架子，不见。裕禄后来派八人抬轿去迎接，才肯来见裕禄。
　　　　
　　　　第二天，裕禄请吃饭，张德成吃到一半，忽然装睡，怎么叫也不理会。过了一会，张德成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用袖口中变出几个铁炮机管，说：“刚才元神出窍，从洋人那里偷了几个铁炮机管，敌炮已经作废了。”裕禄听了，又惊又敬。后来张德成便随意出入督署，裕禄又上表向朝廷推荐，称张德成年富力强，志向远大，又屡立战功，后来就得了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天津城陷后，张德成带着余党挟带巨资潜逃，跑到王家口村的时候，还大摆架子，欺凌村人，村人大怒，群起反抗，余党全部逃了，张德成没来得及逃跑，跪在地上捣蒜般磕头乞饶，村人说：“你不是说自己刀枪不入吗，那今天就来试验一下！”于是众人拿刀一阵猛砍，很快就把张德成剁成肉泥，原来只是个骗子。
　　　　
　　　　曹福田，原是天津静海县人，本来是个游勇，嗜好鸦片，成天在街上游手好闲。义和团刚兴起的时候，他去了天津，登上城楼，问租界在哪里，当地人说在东南方。曹福田随即伏在地上，向东南叩首，过了一会站起来说：“洋楼要被烧了。”这时，东方果然烟起（大概是河东哪家居民家起火了），众人大为骇异，大呼此神人也！
　　　　
　　　　和其他义和团首领不一样的是，曹福田进城后，既不要求徒众跪迎，也不要求吃白斋（禁饮酒食肉），甚至还不禁止洋货，说，“洋货进入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商民何罪之有，又何必毁坏其财产？”天津商民以为曹福田开明，更加的信奉。曹福田自己在室中悬挂神像，居然是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四人。
　　　　
　　　　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后，曹福田坐不住了，于是做模作样的整队，用洋铁造了个鼓，吹大螺，吹吹打打，中间树一红旗，大书一个“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神团”，准备和洋人开战。让人捧腹的是曹福田的装扮，只见他骑着大马，戴着大墨晶眼镜，口里叼洋烟卷，穿长衣，系红带，脚蹬缎靴，背上扛快枪，腰里还挟着小洋枪，活灵活现就一现代青年的形象。在路上，曹福田还不停招朋引伴，邀请路人随同前往观战，但刚走到马家口，又说前面有地雷，不能前进，绕道转了回来。
　　　　
　　　　回来后，曹福田又命令商民做几千个蒲包和几千条麻绳，说是准备用麻绳捆缚洋人，蒲包则用来蒙其脑袋。事实上，曹福田根本不敢和洋人开战，每天只是列队游荡，而直隶总督裕禄却奏报朝廷，给曹福田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际上是虚报战功。绅商害怕开战则天津全城糜烂，请裕禄议和，裕禄派人去问曹福田。曹福田不准，说：“我奉玉帝敕令，率领天兵天将，准备全歼洋人，怎敢违背敕令？”
　　　　
　　　　后来马玉昆兵败，天津城陷，曹福田易装逃跑。同年冬天曹福田偷偷潜回静海县，被人发现，幸亏逃得及时，没被抓住。第二年正月他又潜回老家，同乡之人将之捆了送官，最后被磔之于静海县，原来是个无家可归的人。
　　　　
　　　　评议：正如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闹剧中需要什么，扮演什么角色！义和团大兴之时，很多人都跑去参加，但天津刚刚陷落，拳民们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真是相当奇怪。
　　　　
　　　　国人大都怯弱，但在群体性疯狂发作的时候，同样喜好助纣为虐。但灾难过去后，却都说自己也是受害者，如此故事，在最近一百多年里，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天津城破，日本兵先到，很多天津人大书“大日本顺民”五字，或贴在门上，或缠在手臂，以求保护。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止一次，国民如果没有形成独立人格的话，也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注：（1）、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军，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主张办洋务。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广东丰顺人。曾入曾国藩幕府，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详务，开办江南制造局，任总办兼苏松太道，1868年（同治七年）升任江苏巡抚，1875年（光绪元年）任福建巡抚，主张办理洋务。

5、慈禧太后向列国宣战

慈禧太后决定开战后，却下谕给各国使臣，说请到总理衙门来议和。德国公使克林德先走一步，却不知道马上大难临头。载漪命令手下的虎神营埋伏在路中，见到克林德后，将之杀害。听到这个消息后，其他公使赶紧折回。至此，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如今却公然杀害外国公使，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疑是最大的败招。

　　徐桐、崇绮听说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大喜过望，说杀了夷酋，中国从此要强大了。殊不知，大麻烦还在后头！慈禧太后见各国公使未中计，随后就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进攻东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义和团也赶来帮忙，只见数万人披头散发，跑到屋顶大喊大叫，声动天地，以壮声势。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使馆区的洋兵，只有区区四百人，而董福祥的军队却有近万人，居然攻打了一个多月也不能拿下，而武卫军却死了上千人。实事求是的说，幸好没有攻下，要是攻下后把所有公使都杀了，麻烦就更大了。

　　清军中也有不少人加入了义和团，因而经常分不清到底是清军还是拳民，只是在任意劫掠上，却如同一辙。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全家被抢个精光，仅以身免。徐桐、贻谷，本是站在义和团一边的，却也难逃一劫。

　　溥伦等于是向荣禄告状，但荣禄也没法去控制局面。东交民巷数里外被焚掠一空，惟有东交民巷使馆，顶住门后用土加厚形成障隘，严加防守，加上洋兵的火器先进，居然能保住一个多月。

　　这时候，那些参加博傻游戏的昏官又开始忙乎了。尚书启秀上奏说，使臣要是不除掉的话，必为后患。老夫听说有个叫普济的五台高僧，有神兵十万，不如请他来歼灭洋人。曾廉和王龙文两活宝又奏一妙计，说引玉泉山水去灌使馆，用决水灌城之法，把洋人们全淹死。御史彭述唠叨着说，义和团有神术，咒炮不燃，大家不用担心。

　　慈禧太后听王龙文说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有神术，就想用这三人去消灭洋人。事实上，普法是个妖僧骗子，余蛮子是个强盗，周汉则根本就是个精神病狂夫。朱祖谋请求停止攻打使馆，曾廉听到后说：“朱祖谋该杀。”载漪也想杀朱祖谋，还没动手，北京城破，朱祖谋这才逃过一死。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下诏向各国正式宣战，宣战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的手笔。诏书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说：“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

　　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很可笑的是，诏书以洋人索要大沽口为籍口宣战，但事实上大沽早在二十一日就已经失守。当时提督罗荣光守大沽口炮台，曾用炮击伤英国军兵舰一艘。后来炮台失陷，罗荣光逃至天津后服毒自尽。而此时直隶总督裕禄却谎报大捷，慈禧太后和载漪听后大喜，犒劳银子十万两。朝廷那些附和拳党的士大夫们，一个个欢天喜地，都说洋人不用怕，一打就垮。

　　　　当时以载漪、徐桐、崇绮主兵事，而这些人对军事根本就一窍不通。直隶提督聂士成，最开始奉命剿拳匪，既而朝议大变，朝旨严责士成剿夷。聂士成开始因为剿杀义和团与之结仇，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背后又遭到义和团的袭击，在八里台陷阵而死。

　　聂士成死后，马玉昆代为将领，攻打紫竹林，三千人战死，随后天津陷落。直隶总督裕禄逃往北仓，手下一个都找不到了，想上奏朝廷，又没有纸。耽搁数天后才上报朝廷，京师大震，彭述却说：“这是汉奸故意造谣，夸大洋人势力，恫吓我们。姜桂题消灭洋兵上万，洋人已经不行了，马上就要求和了。”而事实上清将姜桂题刚赶到山东，根本没有到天津。

　　听到天津陷落，慈禧太后慌了神，左右不定。六月二十二日又下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的抵罪。而这是大学士荣禄的意思。载漪听后大怒，不肯上朝。慈禧太后一方面说议和，一方面董福祥却还在攻打使馆，慈禧太后问几天可以攻下，董说：“五天之内。”结果又是胡说八道。

　　这时，一贯偏袒义和团的原山东巡抚李秉衡从江南回到北京，慈禧太后大喜，在宁寿宫召见他。李秉衡一贯主战，大谈义民可用，说只要用兵法管教义和团，必然大胜。本来慈禧太后听说天津陷落，正惊恐不定，朝令夕改，听了李秉衡的话后，又决心主战。七月初四日朝议，在李秉衡的坚持下，杀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连同一些被指认为教民的无辜百姓，男男女女总共有上百人，都被莫名其妙的被杀了。

但当时的形势依旧越来越不利，北仓陷落后，裕禄自杀。八国联军撤回天津后画地而守，突然一晚上进攻北仓，马玉昆力战三昼夜，大败，逃到杨村后，溃不成军。荣禄上报后，慈禧太后慌了神，泣问计于左右，大臣们因为有许景澄、袁昶被杀的前车之鉴，都不敢乱说话了。

　　　　随后八国联军将要进逼京师，慈禧太后又变计想议和，命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要求洋人停止进攻使馆，随后又派总理衙门章京文瑞往使馆区送西瓜慰问。正商议派使臣到天津议和，老糊涂彭述又蹦出来说，等洋人出来，我们张旗为疑兵，数百里都布满，可以吓唬洋人，听到的人都发笑，真是个超级活宝。

　　李秉衡还想主战，还新拜了义和团大师兄，召来三千乌合之众，拿着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说是八宝，专克洋人，实在是荒唐至极。等到交战时，十个死了五六个，死人堆积如山，连潞水都被堵住。清军溃败后，李秉衡死于通州。

　　议和不成，载濂又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馆，武卫军、虎机营、神机营全部压上，发誓要破之泄愤。为鼓舞士气，又杀了主和的徐用仪、立山、联元三人。徐用仪尸体横在路上二天，也无人敢收。半月之内，连杀五大臣，诏书都说他们是里通洋人。连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等人也险些被杀，正好城破才免一死。载漪又想乘机弑杀光绪帝，御医姚宝生泄密，载漪把姚宝生投入监狱，想杀人灭口，城破而没有得逞。

　　此时，八国联军已经攻破通州，随后进攻北京，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后纵兵大掠，一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辎重，接着往西逃跑了。

　　七月二十日晚，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暴至，因天气而短暂休战的北京城，安静得让人害怕。

　　七月二十一日黎明，北京城破，八国联军从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禁军溃逃。彭述还到处跟人说我军大捷，八国联军已退到天津云云。城破后，印度兵行军于道，北京人还以为是回部救兵来了。

　　是日，百官无入朝者。新任工部尚书的徐会澧前去宫中谢恩，到神武门的时候，听到哭声一片，宫中人纷纷逃出，才知到北京城破。

6、慈禧太后逃跑了！
天津沦陷后，八国联军随即向北京进逼。慈禧太后见势不妙，赶紧预备逃跑。
　　　　
　　　　事实上，早在七月十六日的时候，慈禧太后就已经开始准备西逃了，但实在因为宫廷里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车辆，只能先把这事先放一放。但刚过了三天，也就是十九日的晚上，八国联军已经杀到北京的郊外，在宫中都能听到城外窿窿的炮声，慈禧太后这下慌得六神无主，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第二天的一大清早，就赶紧召见那些王公大臣，但连召五次，一个人影都没见着。直到第五次，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才赶来见驾。
　　　　
　　　　慈禧太后伤心得不得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现在的这些大臣，没事的时候一个个比谁都要忠诚，一到有事了，都各自为自己打算，再也不管我们母子了。如今也就你们三个，还算忠心，明天你们三个一定要前来护驾，不要抛弃我们母子。当时的王文韶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于是慈禧太后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到时就乘轿来吧，他们两个骑马，明天一定要一起走。
　　　　
　　　　捱到二十一日清晨，天还没有完全放亮，慈禧太后穿着普通的青衣，边走边哭，踉踉跄跄的从宫中逃出，光绪帝及皇后等也都衣裳单薄的跟着，一直走到西华门外，才坐上骡车，王公大臣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也都是步行跟着，出安定门后西行。
　　　　
　　　　宫中的太监宫女，只能让他们自行解散，各谋生路。这下宫中立刻乱成一团，一片狼藉！太监和宫女们，一直生活在宫中，大都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一旦离开宫廷，走投无路，后来有的上吊，有的投井，有的服毒，各种各样，自杀的不计其数。连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由于被慈禧太后所厌恶，来不及跟上逃跑的队伍，只得投井而死。
　　　　
　　　　这群人刚走出安定门，就遇到溃兵抢劫，队伍也被冲得七零八乱，在这个硝烟弥漫的清晨，谁还认得这是当今的太后老佛爷！一眼看去，当时的北京城已经是兵荒马乱，随处可见熊熊大火，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寻常百姓，听说八国联军马上就要进城，都吓得四出逃窜。
　　　　
　　　　想当年，北京城兴盛的时候，有将近三百万的居民，街面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后，原来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地方，甚至白天都可以看见狐狸出没。决策的失败，竟然把若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
　　　　
　　　　幸好，慈禧太后等走出西直门的时候，马玉昆带兵赶到，慈禧太后才稍微心安了一点。一行人走了一整天，晚上才到贯市，这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由于慌忙逃命，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当地老百姓献上麦豆，慈禧太后已经饿得顾不上什么礼仪，就用手捧着，不到一会就吃了个精光！
　　　　
　　　　出宫的时候，慈禧太后甚至头发也没梳，可见当时出逃的时候有多么的匆忙和狼狈！要知道，慈禧太后对梳头的重视程度是极为苛刻的，当年李莲英就是靠善于梳头，才讨得慈禧太后欢心，并得到宠信的。
　　　　
　　　　七月的星空依旧明亮动人，夜色如水，天气渐凉，慈禧太后正感叹宫里宫外巨大差距的时候，忽然发现因为出宫匆忙，竟然没有带卧具！幸亏当时有一村妇奉献了一床棉被，刚洗过还没有完全干，但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就了！
　　　　
　　　　当晚清点随从，有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加上陆续赶上护驾的神机虎神营兵士一千人左右和马玉昆的一千多兵士，大概有两千多人。那些兵士没人供应饮食，就沿途中向民间自行抢掠，慈禧太后哪里敢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发生像当年唐玄宗马鬼坡兵变的事件，已经是很幸运了！（1）
　　　　
　　　　这里倒有必要提两个忠臣。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老臣王文韶。王文韶当时没来得及赶上慈禧太后的西逃队伍，不顾自己已经是一大把年龄了，和儿子玩命般的一直追，出西直门一直追到怀来，才赶上慈禧太后一行人。慈禧太后见了王文韶，感动得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另外一个是岑春煊，当时是甘肃布政使，本来是奉命前往察哈尔防犯俄国入侵的，后来听说北京城破，赶紧带兵前来勤王护驾，到了昌平正好遇到了慈禧太后一行人。慈禧太后仓皇出走，一路上又惊又怕，见到岑春煊后，才算有了点安全感。岑春煊平时护卫很是忠心耿耿，有一天晚上慈禧太后住在一个破庙里，半夜里被恶梦惊醒，当时岑春煊整夜跨刀立于庙门外护卫，听到慈禧太后惊叫后，于是在门外朗声道：“臣春煊在此保驾。” 岑春煊竭尽全力在危难之中护卫慈禧太后安全达到西安，慈禧太后也深为感动，后来岑春煊得到重用，也应该和护驾有关。（2）
　　　　
　　　　慈禧太后一行人出逃的时候，正好是七月酷暑，天气热得不得了，加上白天的日头毒辣辣的，这一路上真的是苦不堪言。但在求生的欲望下，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也得勉强一路上支撑着。一行人捱到居庸关，延庆州知州秦奎良前来迎接，向慈禧太后进献食物，但准备的食物有限，随从的人没有全部吃到，秦奎良很是惊恐，但慈禧太后已经很满意，没有去深究了。到了这时，慈禧太后才换了秦奎良的轿子继续西行。

走了三天后，廿四日到怀来，当地的县令吴永听说慈禧太后一行人到了，仓皇出迎。慈禧太后到了后，住进吴夫人卧室，皇后住吴永儿媳妇的卧室，光绪帝则住在县衙的签押房。太后饿极，手拍梳妆桌，命令快快送饭来！吴永总算是准备充分，跟随的人这才算吃了顿饱饭，并有衣服更换。当时的塞外已经颇有凉意，慈禧太后出宫时，穿的是夏天的衣服，吴永于是进献了裘衣，慈禧太后大喜，立刻提拔吴永做了通永道。
　　　　
　　　　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下谕通知各地，说不得已西幸（其实就是逃亡），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赶紧想办法妥善解决八国联军的问题。而慈禧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城破之时，徐桐、崇绮都已经自杀身亡。
　　　　
　　　　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下罪己诏，并命令各省保护教民。二十七日，慈禧太后一行抵达宣化府城，在此休整了四天。
　　　　
　　　　八月初六，抵达大同府，因为已经相对安全的缘故，又休整了四天。随后继续前进，于十七日到达太原。慈禧太后住进太原巡抚官衙后，生活明显改善，各种器具都很完备，大多乾隆游玩五台山时留下的旧物。
　　　　
　　　　江苏的巡抚鹿传霖，带了六千兵士前来勤王护驾，听说北京沦陷太后西行后，于是绕道河南赶到了太原。鹿传霖见了慈禧太后说，八国联军正要进军保定，恐怕追兵杀来，太原不能久居，请慈禧太后立刻前往西安。慈禧太后乃于是下诏八月初八日继续西行。
　　　　
　　　　而当时的江督刘坤一，联和东南督抚通电说，陕西贫瘠有近临沙俄，而甘肃经常有回（族）乱，内讧外患，恐怕也不是好地方。如果以为陕西地势险要可以阻止八国联军的话，太后能去，八国联军同样也能杀到。所以山川之险，不能依靠，偏安西安一地，也难以维持。北京作为首都，不能轻言放弃。何况，各国也曾呈请退兵，并且答应不占土地，回北京并无危险，万万不能局促偏安，闭关自守。
　　　　
　　　　但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被吓破了胆，害怕八国联军继续追击，于是决定继续西行。最后在九月初四到达西安。到了西安后，慈禧太后改陕西巡抚官署为行宫，又开始帝王的派头了。逃亡中，慈禧太后时而胃痛，晚上睡不着，各省就纷纷进贡各种特方，以讨太后的欢心。当时在西安御膳一天的费用，就要花去二百两银子，慈禧太后还和岑春煊说：在北京的时候，御膳的费用比这个要多几倍呢，现在已经省了很多了！言语之间，毫无亡国之忧！
　　　　
　　　　注：（1）、马鬼坡兵变：历史上说，由于唐明皇晚年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引发了安禄山之乱，部队行至马鬼坡时，发生了兵变，当时就把唐明皇所喜欢的杨贵妃，活活吊死在马鬼坡。
　　　　 （2）、岑春煊（1861年-1933年），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曾任广东布政使、甘肃按察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後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后来岑调任两广总督，倾向于进步潮流，在请求立宪、废止科举中表现积极，甚至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等运动，还曾经在凇沪抗战中资助十九路军三万银元，抗击日本侵略者。

7、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烧杀掳掠----晚清秘闻之庚子传奇

　　　　八国联军其实是一些东拼西凑的杂牌军，主要以日、俄、英、法、德三国军队为主，总数不超过两万人。其中日军有七千人，法军四千人，英军和俄军各约两千人，其他大约两千人，如意大利只是象征性的派了30人扛着旗来参战。人数少且是临时拼凑，但对付十多万的清军和夸夸其谈的义和团，这只杂牌军似乎还绰绰有余，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人的奇耻大辱。
　　　　
　　　　这支杂牌军攻陷天津后沿着铁路进军北京，清军则是一路败退。至于义和团，就千万别指望了，他们的神术只是骗骗人的东西，加上本来就是些乌合之众，倘若偶有小胜，尚能气势汹涌，一旦被击溃，则立刻化作鸟兽散，所以天津刚一沦陷，拳民居然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做人要厚道，千万别学义和团。
　　　　
　　　　在进逼北京前，清军倒是和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的杂牌军在杨村恶战一场，只是当时清军的武器和战法无法和列强相提并论！血战一场固然可钦可佩，但杨村毕竟失陷，八国联军随后就打到了北京近郊。
　　　　
　　　　当时的这支八国联军分为左右两路，左路是日本、英国、美国三国联军，右路则是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五国军队。从组合来看，左路是海洋国家日本、英国、美国三国军队，而右路则是大陆国家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五国的军队，这大概也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有关。
　　　　
　　　　杂牌军攻到通州后，一贯仇外的原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河西坞迎战，据说李大人刚拜了义和团的大师兄，还想用义和团的神术来创造神话，但结果证明义和团的神术只是个绚烂的泡泡，一捅就破！李大人自己也死于乱军当中。
　　　　
　　　　七月十七日，八国联军攻破通州，各国军队在此聚齐，约定十八日协同进攻北京，但日本人和俄国人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晚就急吼吼的出发了，英美两国军队听说后，怕晚去了吃亏，于是也急忙跟着进军了。在这里，必须要提一下俄国人的暴行，在进军北京前，俄国人在海兰泡屠杀了六千中国人，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两千中国人。俄国人急于进军北京，目的是很明显的。
　　　　
　　　　各国军队到达北京后，天气忽然变得极为恶劣，整个北京城，风雨飘摇，狂风大作，雷声震天-----偶尔也能听到稀疏的炮声。由于天气恶劣，大部分军队都停止了进攻，除了个别国家，比如俄国。
　　　　
　　　　于是，日军到达北京城外后距离东直门外五里驻营。俄军则在东便门外三里驻营，英美联军则驻扎在通州河南岸，距离北京城七里。法军在二十晚上才到达，驻扎在东城十里外。而俄军已经在二十日的中午开始进攻东便门，第二天凌晨城门被攻破，俄国兵是最先进入北京城的，北京人见到沙俄的大胡子哥萨克兵，居然还以为是回部的援兵到了！
　　　　
　　　　日军进攻东直门和朝阳门，也在二十一日清晨进城。法军驻扎北京城南，听说北京城破，急忙赶来，随后匆匆入城。英军则从广渠门进入北京城。
　　　　
　　　　就在这天的凌晨，慈禧太后已经从西华门逃走了。日本兵先向紫禁城进发，但路上遭到残余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日军怕用大炮轰击会损坏宫殿，于是暂时退回。但城中的清军得知慈禧太后已经逃走的消息后，也都纷纷散去。于是，八国联军就在二十二日占领了各大宫门。仍旧是日本兵最先入宫，法国兵第二，进去的地方都竖起法国旗帜，法军统领则上了煤山，而俄英两国军队霸占煤山旁的二庙，这时候，宫中的珍玩宝物，都很奇怪的不见踪影了！
　　　　
　　　　联军入城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之围还没有解除。于是法军前去解救，英军则在大清门拉了两个大炮前来夹攻，清军抵挡不住，纷纷逃散。法军攻下西华门后，开门将在外面的日军放入，使馆之围，二月后才宣告解除。法国公使及提督在西什库教堂与樊主教相见，“互庆余生，拥抱为礼”，这教堂被围了两个月多，死了四百多教民。当晚，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数万清军两个多月攻不下一个由四百洋兵把守的使馆区，此等咄咄怪事，当时是自有原因。倘若真的攻下，怕是宫里宫外，很多人都要着急了！




杂牌军占领北京后，各统领经过商议后决定，对北京进行分别占领并进行管辖，从朝阳门到宫城间，划一直线，俄法占领东边，英美占领西边，日本占领北边。随后。八国联军开始搜杀义和团，被杀的义和团成员尸体堆积如山，惨不忍睹！联军任意指认他人为义和团，和当时义和团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几乎如出一辙！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残忍，只是那些老百姓可怜！
　　　　
　　　　义和团之乱加上清军和八国联军的战乱，随后又有八国联军搜杀义和团，北京城内满是尸体，甚至积尸于道，而当时已经是七月酷暑，尸体腐烂，臭不可闻，还很容易引起瘟疫。于是洋鬼子们到大街上抓人去背尸体出城埋掉，只要抓住，就得来背尸，也不管你是什么达官贵族，稍有不顺，就用皮鞭猛抽。
　　　　
　　　　洋鬼子们抢的东西太多了，拿不动，路上看到有人赶着马车的，就上去夺了，用来载着赃物回营。牲口不够用，就随便到路上抓人，拿来当骡马使用。御史陈璧方也被抓了，给洋鬼子拉车。侍郎李昭炜住的地方，有小朋友偷偷的拿着石头掷伤了洋鬼子，洋鬼子找不到人，就气急败坏的把李昭炜抓进营，狠狠抽了一顿皮鞭，才给放了出来，李昭炜被一顿鞭子抽晕，回家途中晕倒，掉进了玉河桥下，幸好当时于式枚正好住在附近，看见李昭炜落水后赶去救援，才算捡回一条命。
　　　　
　　　　当时北京城内外的民居市集，十栋里已经有三四栋被烧焚了。八国联军进城后仍旧大肆抢掠，其所到之处，基本没有幸免的，特别那些曾经庇护过义和团的，更加被严厉对待。宫中的珍玩宝贝、金银财宝基本都被洋鬼子们除了几个大殿外，都被一抢而空，那些不便藏匿带走的，就贱价卖掉或者干脆砸烂取乐。
　　　　
　　　　瓦德西给德皇报告说，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瓦大帅只说对了一半，要算上民间抢掠的当然无法算清，但下面的一些数据已经够惊人了：联军洗劫紫禁城、三海、皇史城、颐和园等地，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佛50余尊、磁佛13尊、磁瓶12对、镀金器物40件、银器7件、铜器4300余件、锡器58堂件、幢幡70堂首、锦缎绣品1400余件、竹木器110余堂份、墨刻珍品1600余轴、乐器100余件。翰林院丢失数万册经史典籍，《永乐大典》又失去307册（上次是英法联军来北京烧抢过一次），六部九卿等各衙署俱被各国军队占为营房，疯狂洗劫。
　　　　
　　　　再看一下民间的被抢情况。各国司令官曾经默许自己军队抢劫，于是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被抢的大头是各王公府第。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200余万两和大量的古玩珍宝，又从立山家里抢走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日军从宝均府中抢走藏在井中的30万两白银，据内务府也报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至于民居、商号、店铺被抢情况，正如瓦大帅所言，无从估计。
　　　　
　　　　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得到了很好的皮货。
　　　　
　　　　除了义和团被搜杀外，当时很多妇女，特别是满族妇女，害怕被洋鬼子欺辱，穿着朝衣凤冠自杀的，随处可见-----当时人的习惯，自杀前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有的尸体因为上吊时间久了，首颈分离，惨状可怖！洋鬼子到老百姓家抢劫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井里都是死人的情况。
　　　　
　　　　自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主张仇外的尚书崇绮，城破后逃到保定，在莲池书院服毒自杀。安徽巡抚福润，全家自尽，福润的老母已经九十多岁，不得善终。祭酒王懿荣夫妇和媳妇，一起投井自杀。主事王铁珊和祭酒熙元，也都自杀身亡。宗室庶吉士寿富与弟弟富寿，服毒后一时未死，而两个妹妹及婢女都已经死了。寿富于是在横刀自刭，富寿则处理完这些尸首后从容自尽，用的是和哥哥一样的方法。北京城破后，大概有一百多满官，或自杀，或遇害，而满人死亡超过上千人。
　　　　
　　　　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气腾腾的赶往中国，但终究路途遥远，北京城破若干天才到，八国联军见之势大，于是举之为统帅。瓦德西于是住进在慈禧太后的仪鸾殿。只是忽然有一天起火，全殿被烧了个一干二净，也许，是为了掩盖抢掠事实而故意纵火的。
　　　　
　　　　八国联军进城后，大多故意放纵士兵大肆烧杀抢掠，其中以俄国和德国为甚，其次为英国和法国。德国军队因为其公使克林德被害，在出师的时候，德皇就命令德军在攻破都城时，以进入野蛮国家的方法对待，有了德皇的指使，德军当然是毫无顾忌。相对来说，美、日两国兵还算严守纪律，不扰居民，这倒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还一度分兵追击慈禧太后，一直追到保定才返回。慈禧太后听说八国联军追来，在江苏巡抚鹿传霖建议下，赶紧逃往西安。
　　　　
　　　　笔者注：具体抢劫情节有待和瓦德西日记、字林西报等其他材料相佐证，待校正全稿的时候添加进去。

8、《辛丑条约》大爆光，每人罚款银一两


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十二道电报令李鸿章前来主持议和大局。７７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以何办法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历史上的李鸿章，屡屡被人骂为汉奸卖国贼，但大清国的外交，当时却惟有李鸿章一人可以依靠。可惜李大人这个大清国的第一谈判专家，可用之处，往往都是去收拾败后残局，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条约！中国的军人打了败仗，却把责任推给外交官，这是大大的不公道，但遇到这种事情，即使聪明过人如李大人，也是无可奈何吧。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后，一直饱受骂名，他的死对头荣禄大人，便乘机加以排挤，于是老太后便把李鸿章打发到广州去做总督。北京义和团闹得凶的时候，慈禧太后想想大事不妙，还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又想将李鸿章调回北京。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天津大沽炮台被联军所攻陷，形势危急，慈禧太后赶忙急调李鸿章去做直隶总督，想让他来和列强周旋周旋，摆脱困境。李大人老谋深算，当然不能做傻子，这么烫手的山芋，怎敢轻易接下？所以一直以各种理由不肯到任，后来实在没办法，是好北上，但到了上海后又停住不走了。
　　　　
　　　　大沽炮台沦陷后，总理衙门也曾致电各国公使，向各国议和，但此时的局势控制权，已经不在清政府了！法国方面称，拳匪未诛，端王等尚在掌权，怎能谈和？要是罢免了端王等人，并努力剿杀拳匪，还可以商量商量；而德国方面的态度更为坚决，说我使臣被害，大清国元首（当然是指慈禧太后）竟然不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这绝不能随意议和；英美则称，如果各国驻华公使脱险的话，可以开始谈判。
　　　　
　　　　但这些个条件牵涉到当时的那些昏庸当权派如端王载漪等，万难答应。而且，当时的北京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义和团的控制，加上电报电线都已经被义和团们给生生掘断，北京的对外联系已经完全中断，而那些驻京公使是死是活，各国政府都不知道都无从知晓，怎么议和？义和团们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庚子年八月，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俄皇说，既然各国公使已经脱险，不如大家撤兵议和罢！美国表示赞成。但提议遭到法奥德三国的反对，特别是德国，反对更为坚决。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要求惩杀那些主战的大臣，如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人。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说：“惩杀这些官员，其实已经很给面子。真正的罪魁祸首，我们还没有提出来呢。要是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我们只好继续追索幕后的指使人了。” 瓦德西的意思呢，很明白，真正的罪魁祸首指的就是慈禧太后！
　　　　
　　　　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听后，大为惊恐，看来也只能丢车保帅，牺牲那些人来保全自己了。最后决定，派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一定要想方设法，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最后达成十二款，这就是所谓的《辛丑条约》。我们且来看看这条约的内容。
　　　　
　　　　　　第一款，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树石碑，建牌坊，石碑分别用拉丁语、德语和中文三种文字书写，语气一定要沉痛诚恳，并广而告之，克林德同志是个大好人，杀了克大人，纯属误会。另，派醇亲王载澧为头等专使大臣，亲自前往德国大皇帝面前谢罪，并昭告天下。
　　　　
　　　　话说回来，杀害外国公使确实理亏，克林德碑也由此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到北京，总要来瞻仰一番，合影留念。只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北京民众一举砸了克林德碑，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1）话说回来，杀害公使未必是公理，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更是说明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国际社会的第一原则，一直都是强权战胜！后来还因此引发“五四运动”，这是后话。
　　　　
　　　　　　第二款是惩办罪魁祸首，名单和惩办方法如下：
　　　　
　　　　1、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如皇上以为应加恩免其一死，必须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
　　　　
　　　　2、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赐令自尽。
　　　　
　　　　3、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即行正法。
　　　　
　　　　4、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故，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另：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五人因为主和被杀，开复原官，以示昭雪表扬。庚子年对洋人和教民保护不力的外省官员均要惩办，有洋人和教民被害的城镇，五年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再看一下结局。庄亲王载勋于辛丑年正月初三自尽；英年、赵舒翘初六自尽。毓贤初四被正法，启秀、徐承煜初八日被正法----徐承煜是许景澄等人被杀时的监斩官，如今也是人头落地！董福祥革职，因为其是回军将领，怕起造反，因而从轻处置，其实此等莽夫，倒是最应该惩办的。其他有责任的外省官员也都加以惩办，至于有洋人和教民被害的城镇五年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还不到5年，也就是1905年，大清国已经废除科举考试了！
　　　　
　　　　　　第三款和第一款类同，因日本书记官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书记官和公使的级别不一样，谢罪大臣也不同，这也是大清国的特色。
　　　　
　　　　　　第四款、各国坟茔被发掘的地方，重新立碑雪耻，并规定北京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简直就是天价！
　　　　
　　　　　　第五款、武器禁运。各国不得把军火运到中国，时限为两年。见此款后，笔者恍然大悟，原来武器禁运，早而有之，洋人大概怕武器流落民间，再来个义和团；或者，是为了削弱中国军队的抵抗力考虑。
　　　　
　　　　　　第六款、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四点五亿，是个意味深长的数字，也许经过核算，也许根本就是对国人的侮辱，合计当时大清国每人一两。老太后的一时糊涂，板子却打在大清国每个子民的屁股上，最后还不是由我们的祖宗每人赔一两银子了事？
　　　　
　　　　　　 第七款、各国派兵驻守使馆，中国人不得居住在使馆区内。这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华人不准居住，狗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
　　　　
　　　　　　第八款、大沽炮台和天津到北京一切炮台防卫设施，一律削平，以绝后患。北京从此门户洞开矣。
　　　　
　　　　　　第九款、天津到北京的关隘要地，包括杨村、唐山、滦州、秦皇岛、山海关等，允许外国兵驻守。如此以来，外国人从海上到北京，通行无阻矣！
　　　　
　　　　　　第十款、小老百姓要是敢触犯洋人的话，除了要惩办当事人之外，地方长官也要惩处，也就是说，地方官必须要全力保护洋人，不然要负连带之罪。虽说我们连罪制度历史悠久，但因百姓触犯洋人而连累长官，如此跨洋过海，地方长官身上责任也未免太大。
　　　　
　　　　　　第十一款、北河改善河道，各国派专家兴修，清政府出钱六万两白银。黄浦河道，也由各国派专家兴修，预算四十六万两白银，大清国出一半的钱。此是通商条款，虽然主要为列强倾销洋货考虑，但总还算体现了一点民法精神。
　　　　
　　　　 第十二款、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各国公使觐见礼仪，随洋人习惯。
　　　　
　　　　议和过程中，李鸿章毕竟年老力衰，多年的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而俄国人一再苦苦相逼，甚至追到病床之前！李临死前，仍旧口授谈判计划，有条不紊。各国听说李鸿章死，也颇有感伤，最后才签定和约。如今世人都说李鸿章所签之约为卖国条约，但换其他人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国家衰败至此，即使第一能臣，又能如何？又有一说，李鸿章死前一天，口授于式枚遗疏，保举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李鸿章说，当今大清的天下，再没有比袁世凯能力更强的了，终于成就了这窃国大盗。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而当时已经占领北京一年多了。虽说八国联军已经撤出北京，慈禧太后仍旧心有余悸，不敢立刻返回。后来在各臣工的强烈要求下，才决定还都。出发前还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这才起驾返回北京。
　　　　
　　　　慈禧太后到了保定后，坐上特别为她打造的超级豪华火车专列，让老太后见识了一下西洋科技的厉害！回到北京，乐队奏乐迎接，因为没有国歌，当时奏的雄壮曲子居然是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要是慈禧太后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
　　　　
　　　　又听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三千多万两银子，八国联军不但没有拿走，还替她保管完好。慈禧太后回宫看到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经此巨变后，朝中各大臣争着谈论新政，慈禧太后也不再刻意反对了。但等到局势稍微安定下来，便又开始大修颐和园，穷极奢华，一天就花费四万两银子，宫中依旧歌舞升平，早已忘记了庚子之乱。
　　　　
　　　　只是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慈禧太后对洋人的态度大变。大概是慑于洋人之威，慈禧太后对洋人的要求，大都曲意徇逢迎，真是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各国公使夫人，也被获准时时不时的进宫觐见，日本内田公使夫人汉语很好，往来尤其的频繁。
　　　　
　　　　而光绪帝，他的境遇并没有因为实行新政就有所改变。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已经为慈禧太后所不容，逃亡到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偶尔还会征求一下光绪帝的意见。回到北京后，慈禧太后故态重萌。有外国公使夫人入宫时，有想见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把光绪帝召来，但只是光绪帝侍立一旁，一言不发。光绪帝后来从不过问朝政----能否自保尚是问题，怎敢过问朝政？
　　　　
　　　　注（1）、克林德碑后来被移到中央公园，即北京现在的中山公园。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将“公理战胜牌坊”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9、无所适从，南方闹起了东南互保

中国很大，大得足以容下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用王树增先生的话来说，庚子年“当帝国的整个北方都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另外一番宁静和平的景象，仿佛中华帝国此时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王树增：《1901》）。在大清帝国历史上，一半的朝廷命官居然公开指责朝廷圣旨谬误的，并坚决表示不予执行，这是整个帝国的历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意外。
　　　　
　　　　当北京慈禧太后和义和团闹得不开交的时候，南方各省的督抚，那些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已经断然否认了北京当权派们对义和团作用的称颂。这本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明，只是北京的那些当权派们实在是过于糊涂，怎可招引义和团，甚至进而对当时世界的主要列强宣战？一国尚且不敌，何况八国？
　　　　
　　　　庚子年五月，慈禧太后向列强宣战后，通电全国，要求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务必灭洋到底。但当时老太后有何能力去抵抗八国联军呢？要知道，七月中旬天津失陷后，北京那一伙人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要恢复刀弓石的武考呢！
　　　　
　　　　这时，大理寺卿盛宣怀，当时也是帝国电报局的督办，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各省大员“召集义民”的命令。令人吃惊的是，盛宣怀竟然把朝廷的电报给扣押了下来，随后立即给当时被排挤到广东的李鸿章发了电报。
　　　　
　　　　 这封极其重要而神奇的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包括后来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我们应该好好读读盛宣怀给李鸿章的这个电报：“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二十二）
　　　　
　　　　当时李鸿章虽然被排挤到了广东做总督，但在地方上，仍旧有很大威望。中央政府一通令抗敌，东南各督抚们这下有点摸不准方向了，于是纷纷发电报和李鸿章商议如何是好。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朝廷之令显然荒谬，但违抗也是有政治后果的！但李鸿章毅然复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大人显然已经看出北京那伙人纯粹是螳螂挡车，只怕不待勤王兵到，北京就已经沦陷了！但公然和中央对抗，也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胆识！
　　　　
　　　　“乱命”，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一个政治术语，把朝廷之“旨”定为不真实的“伪诏乱命”，这就不能算反叛。南方的其他官员显然还没有如此大胆，可以不加掩饰地与朝廷分庭抗礼。但李鸿章这个表态大大激励了南方其他的官员们，决心将南方的半壁江山联合在一起，抗旨自保。虽然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这些大臣被痛斥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庚子年的巨祸中，我们这个古老帝国半壁江山的稳定，这些人还是有功的。
　　　　
　　　　预言家并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铁路大臣盛宣怀等都是洞若观火，北京的当权派们必败无疑。在北方义和团农民造反的同时，南方的士大夫们也用他们独特的方式造了一回反。
　　　　
　　　　倘若东南各省不抗命，江南恐怕也要陷于战火之中了。当时各列强对南方也是觊觎已久，正在寻找机会闯入呢！北京事乱之时，英国已经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两江总督刘坤一得报后，急忙请求美国人从中斡旋，并调兵遣将以示坚决抵抗，英国人才知难而退。
长江一带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当时派兵一百五十名，用茶船伪饰，以窥测武汉。后来被英国人所阻止，沿路返回。长江中下游一带本是英国人的利益范围，岂能容他人染指！英国人见北京局势混乱，中央政府已经有失控之势，于是借口帮助弹压土匪，想派遣舰队进入长江，后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婉拒。
　　　　
　　　　张之洞告诉英国人，湖北已添重兵，并要求各州县禁止传播谣言，并权利捉拿匪徒，如果敢有故意生事的，立即正法；所有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当地政府一定尽力保护。张还说，长江以内，无论上下游，有我与刘岘帅（坤一）两人，一定全力行使保护之责，请英国朋友放心。但要是英国军舰进入长江，民间反而会惊扰生事。再说，其他各国也像英国一样的话，恐怕对英国不利。况且，吴淞口外英国军舰最多，英舰要是不进长江的话，其他国家也没有道理进入。
　　　　
　　　　为了防止事端发生，张之洞还特意命令下属对管辖内的教堂及洋人调查清楚，加以保护。并婉言劝告洋商和传教士们，在非常时期，一定要加意检点；没什么事情不要外出游玩打鸟，免得小事致生枝节；凡与当地居民交涉，务必宽恕，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相安无事最好。洋人也是聪明人，自然也收敛不少。
　　　　
　　　　张之洞好说歹说，总算打消了英国人进长江的念头。英国人不进，其他国家慑于大英帝国的余威，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看来，张大人“以夷制夷”之法，运用得是十分纯熟。这个事件，其实只是“东南互保”的发端。
　　　　
　　　　所谓“互保”，简单说就是：南方督抚绝不支持义和团灭洋之举动，不奉北京政府对各国的宣战之诏，并且努力保护洋人在华的安全和利益。作为交换，洋人不得在南方各省军事活动和其他过激行为。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肯督抚保护。而这也得到了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支持。
　　　　
　　　　东南各省督抚甚至暗中约定，如果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做总统以支撑危局-----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同样建议！据说，李鸿章对这个“伯理玺天德”（即总统）之位也颇有兴趣。只是后来北京虽然沦陷，但慈禧太后逃至西安，这个提议也就寿终正寝。
南方还有另一种更直接的独立方式，也许应该说说唐才常自立军。唐才常(1867―1900)，湖南浏阳人。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悲愤至极，决心推翻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恢复变法新政。唐才常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康有为后来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
　　　　
　　　　孙中山当时也在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后来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并派吴禄贞(1880―1911)、傅慈祥、毕永年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但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而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1900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8月2日唐才常宣布组成自立军，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但起义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总起义日期后延。殊不知，前军安徽大通自立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闻讯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事发后，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而上，抵达汉口指挥起义，但大通起义失利消息传来，湖北清军蠢蠢欲动。形势紧迫，唐才常、林圭等人决定破釜沉舟，于汉口发动起义。
　　　　
　　　　事实上，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但鉴于北京政府的情势不明，且英国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暖昧。但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加上英国主张与北京政府和解，对自立军转变了态度，于是张之洞决定剿灭自立军。随后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所在的住所和自立军总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并于次日清晨将唐、林等20余人处死，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
　　　　
　　　　自立军的起义，特别是吸引新军士兵的参与，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后来的保路运动和辛亥武昌首义的酝酿爆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组织方式。在这之前，北方当权派们所控制的武卫军，他们的很多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历史总是和南方和北方的人们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
　　　
10、庚子余闻一：“罪魁祸首”的下场

《辛丑条约》既已签订，庚子年旧事也就告一段落。最后遭殃的4亿5千万国民，惹祸的叶赫那拉老太后却因祸得福-----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没有想到，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最害怕的“归政”，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最后让全国人民赔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上的奇迹！于是老太后抛弃前嫌，携光绪帝乐颠颠的从西安返回了北京。可惜立了大功的“肃毅伯”李鸿章翘了辫子，不然怎么着也该捞个侯爵什么的干干了。
　　　　
　　　　老太后是安然无恙，但替她去死的大有人在。这里不得不说说这些北京当权派最后的悲惨命运。
　　　　
　　　　要说庚子之乱，实际上是起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但最初源头，却还可以推到李秉衡这里。李秉衡做山东巡抚的时候，乃有清官之誉，但此人有个偏执症，就是见不得洋人。山东大刀会杀了两个传教士，李秉衡一再包庇，德国人到朝廷告上一状，李秉衡最后被革职。载漪、刚毅当权后，李秉衡被下放去巡视长江水师。天津陷落后，李秉衡于危急时候入京，对此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太后来说，这简直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给了老太后一个最后的希望。只可惜，李秉衡虽然充当了主帅，但仍旧是一战而溃，无脸再见江东父老，最后吞金自杀，可怜其清名三十载，最后不得善终。
　　　　
　　　　毓贤本是李秉衡的亲信，继之为山东巡抚，其政策也是承袭李秉衡。义和拳山东作乱，树起“保清灭洋”旗，毓贤于是改之为义和团。义和拳在山东抢掠教民，焚烧教堂，毓贤都置之不理。法国公使告到朝廷，被免职召回北京。庚子年在载漪、刚毅等人面前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最后官拜山西巡抚。谁知这一去，既害了山西洋教士们的众多性命，也要自己的命！列国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第一个是李秉衡，其次就是毓贤。当时朝廷本已将毓贤撤职发配极边，走到甘肃，又得令即行正法。甘肃总督李廷箫，当时因为附和毓贤，纵容义和拳杀戮教民，大概是考虑到责任难逃，转告毓贤正法之令后也服毒自尽。行刑时毓贤脖子一下没砍断，求速死，仆人助断其项。
　　　　
　　　　义和团进北京，实际上是刚毅导引的。刚毅识字不多，常以清正自诩。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刚毅大力支持。后来附依载漪，身居要职，俨然是当时北京的当权派。刚毅仇洋，只要见到谈洋务的，都斥之为汉奸，貌似老愤青一个！庚子年事发，刚毅常称义和团忠勇有神术，消灭洋人，大有可为。赵舒翘拍刚毅的马屁，连声附和，于是慈禧太后命刚毅将义和团引导入京。慈禧太后西逃后，刚毅跟随到西安，自知罪大，心有忧惧，不及和议就得病死掉了，死后仍旧被追夺原官。
　　　　
　　　　赵舒翘本刑部任职，经过刚毅的推荐做了尚书。刚毅夸赞义和团的时候，舒翘大加附和。北京城破后，随慈禧太后到西安。各国要求惩办罪魁，赵舒翘被定斩监候，后被赐令自尽，由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赵舒翘吞金后，一时半会死不了，后骂道：“刚子良（即刚毅）害我！” 岑春煊见状不忍，再让他服用鸦片烟，仍不死。只好再进砒霜，但半夜还没断气，最后用厚纸蘸上热酒，蔽住七窍，终于魂归西天。赵舒翘的老婆也服毒殉夫。看来，升官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徐桐本是汉军翰林，官拜大学士，以理学自命，常常自诵《太上感应篇》，对新学恨之入骨。他有一个叫李家驹的，戊戌变法时去京师大学堂任职，另一个学生严修请开考经济特科，徐桐听了十分厌恶，把二人的名字贴在自家门上，不准两人进门。最可恨是他又住在东交民巷旁，老先生最讨厌见洋楼，每次出城拜客，都绕地安门而出，以不从洋楼前经过。庚子年，老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慈禧太后尊重他是老臣，名望甚高，大政方针经常加以咨询，弄得老头子晚年经常倚老卖老，很是骄横。义和团起于京师后，老先生大喜，还赠了对联一幅：“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减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八国联军攻破京城后，徐桐仓皇失措，其子侍郎徐承煜说：“老爸你庇护拳匪，现在洋人来了，恐怕难逃死罪，不如我们现在殉国，还可以保住大臣的体面，到时我到地下伺候您吧。”老先生听后就上吊自尽了。徐承煜自己逃了，后被日本兵抓到，奉旨正法，拘回刑部杀掉。
　　　　
　　　　董福祥本为回中枭杰，后投降了左宗棠，做了甘军首领。慈禧太后把甘军调到北京并召见了他，董福祥说：“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 徐桐听后，逢人就夸赞他。荣禄刚毅等对他都颇为重视，董福祥由此也洋洋自得，其实就是个莽夫。庚子年乱时，甘军也没少参加抢劫。甘军军纪败坏，武器装备差，奉命攻打使馆，两个月都拿不下来，而使馆守兵仅有四百人。八国联军进京后，董军大掠后逃回老家甘肃。要惩办罪魁的时候，因董福祥是回部将领，恐怕会激起回民叛乱，不敢处以死罪，最后革职禁锢在家了事。后来端王载漪被免一死，发配新疆，屡传董福祥想挟回部之众，拥端王叛乱，但只是传言，并没有实际发生。董福祥最后老死回中。
　　　　
　　　　启秀和徐桐一样，也是翰林出身，后官至尚书。由于同样爱好理学，大学士徐桐对他很欣赏，于是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当权派刚毅，一起仇洋。主和派袁昶、许景澄被杀的诏书，就是出自启秀的手笔。慈禧太后逃跑后，启秀没有及时跟上，结果与侍郎徐承煜一起被日本兵抓去。
　　　　
　　　　徐承煜就大学士徐桐的儿子，当时的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立山、徐用仪、联元的被杀现场，都是徐承煜监斩，徐某人当时还颇为自得。八国联军破北京后，小徐同志跟老徐说，老爸我们一起自杀吧，反正跑不掉了！但老爸上吊后自己却跑了，后来还是被日军抓到，与启秀一起被关在日军驻地。辛丑年正月，上面下诏处死，日本军官给两人置酒饯行，酒到中席，透露了正法之旨，小徐脸色大变，大声喊冤，并对洋骂不绝口。启秀还算冷静，知道大喊大叫也没用！第二天被送到刑部，启秀从容就戮，而小徐已有如烂泥。洋人到后，拍照完毕，验明正身后两人被杀。
　　　　
　　　　端郡王载漪，实为庚子年北京当权派之首，权倾一时。载漪因慈禧太后立其子溥俊为大阿哥，按清世家法，立大阿哥即为，即已为废立做准备。但各国公使不以为然，不加承认（不贺），这给载漪头上浇了瓢凉水，于是极恨洋人。正好义和团兴起，以灭洋为号召，载漪听后大喜，派刚毅、赵舒翘等先后引导拳匪入北京。庚子年五月，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兵权外交，一手掌握。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说不能和列强开战，都被载漪所杀。各国公使前往总署赴约，载漪派虎神营埋伏在路中，将德使克林德杀掉。通州失陷后，载漪还想杀了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等人。北京城破后，载漪跟随到西安。议和后，载漪自以为罪重，肯定要被杀了，后听说以懿亲加恩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大喜过望----总算保住一条老命！


11、庚子余闻二：宣战和使馆区屡攻不下的原因何在？

　　　　慈禧太后并不傻，在明知不敌西方列强的情况下，何至于会悍然宣战？这个问题的确难倒了不少历史学家。
　　　　
　　　　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说大概应该定义为歇斯底里。老太后虽说一直就是个泼妇----在国内，她泼你一下又能如何？但如此聪明之人，这次何至于不顾一切的撒泼到洋人身上，实在是让我等后辈好生奇怪。
　　　　
　　　　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老太婆的忽然放泼，是因为一封假情报所引起的。
　　　　
　　　　那这是怎样的一封假情报呢？我们姑且把镜头推回去，在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意在和洋人讲和。但就在这天的深夜，一个黑影急匆匆的敲开荣禄家的大门，荣禄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心腹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父亲之命星夜赶来告密。
　　　　
　　　　罗公子带来一个坏消息，说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听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他很清楚自己在戊戌政变里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十一国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帝复出，自己就是十个脑袋，也得搬家了！
　　　　
　　　　这可真是个难熬的夜晚啊！荣大人彷徨终夜，天刚蒙蒙亮，就紧急入宫禀告老太后。这一下，轮到老太后魂飞魄散了！慈禧太后是知道洋人厉害的，当年他的丈夫咸丰帝可不就是给洋人逼死的？现在老太后终于明白，洋人不肯朝贺王储的原因，原来是要逼她归政，拥光绪帝复出！如今一切都明白了，二老太后最担心的这个可能，想不到如今竟然要成为事实。
　　　　
　　　　老太后老泪纵横，悲愤交集―――洋人这是在要她的老命！如今的一条路，只能是和洋人拼了！要毁灭就大家一起去死吧！在自尽之前，老太婆哪里还管得了什么大清江山和亿万黎民百姓？！
　　　　
　　　　在翌晨的御前会议上，老太后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北京的当权派们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中国近代史资料众刊.义和团》第一册，第48-49页）
　　　　
　　　　这样，第二次御前会议，居然变成了“战前总动员”，于是乎，京师九门大开，义和团大批进京，日夜不绝。
　　　　
　　　　回头想想，慈禧太后好歹也从政近40年，何至于这次如此冲动呢？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费正清的老师）也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也许，迫其归政，是打中老太婆，也是一切独裁者的要害了。
　　　　
　　　　各位，我们就要问问了，这个弄得宫中鸡飞狗跳的假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后来查此来源，原来是在上海英商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Dairy News）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后来此文又转载在《字林西报》上。可能是在此文刊登前，被报社华裔职工获悉，辗转被粮道罗嘉杰所悉，结果被添油加醋当成情报给汇报了。
　　　　
　　　　历史往往无数的偶然性构成的，一念之差，生灵涂炭，夫庸何言？
　　　　
　　　　那有朋友要问了，既然打算和洋人拼命，那进攻使馆又为何屡攻不下？
　　　　
　　　　事实上，老太后虽然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但还是留有余地的。下令进攻使馆，也许只是想胁迫各国公使撤回归政要求。何况，即使把洋公使给拼掉，到时候她也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借口推托，把责任往诸将身上一推―――后来证明她就是这么干的。但问题是，各国公使们哪里知道有什么要求归政的要求，在清兵的进攻之下，他们也只能选择抵抗待援了！
　　　　
　　　　身为国防军（武卫军）的头头，荣禄也不是傻瓜，万一到时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公使，洋人要是追究起来，那可不是好玩的。于是乎，从一开始荣大人就装病，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全是德式装备）调开，上面逼得紧了，就让董福祥的甘军去拼命打。
　　　　
　　　　在广州观战的李鸿章听说后，呵呵大笑，告诉外面的媒体朋友说，“使馆无恙，大家尽管放心！”原来，以董福祥土匪军的能力，是不可能攻下使馆的。理由很简单，董福祥的军队没有西洋大炮，有的都是些土制大炮，只听炮声轰轰响，却不见弹下来！
　　　　
　　　　何况，荣大人见老太后政策前后反复，矛盾百出，一会宣战，一会却又送进西瓜蔬菜慰问品，心里也犯嘀咕，怎么着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荣大人还真的就“里通外国”了，他令人假扮盗匪，大量接济使馆内军火子弹，那可都崭新的德国军火，而不是甘军的土火药！
　　　　
　　　　最搞笑的是，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十数天，一筹莫展的时候，端王载漪以太后上谕的方式，调来武卫中军分统（大概相当于旅长）张怀芝派“开花大炮”前来助战。张分统军人出身，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来的“贿选总统”曹锟，就是他的老同学。
　　　　
　　　　刚开始，张分统还以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要知道，这德制“开花大炮”（弹头开花）威力巨大，是当时德国最新的武器，只要三五炮下去，使馆还不夷为平地！
　　　　
　　　　但正当要下令开炮的时候，我们的张分统忽然又觉得不对-----万一这炮声一响，后果就无法收拾了！于是他又下令缓发，自己立马奔上司荣禄那里去，非要荣大人下手谕作为命令的证据。荣禄是个老狐狸，当然不肯亲自发命令，最后被缠不过，只好说，“横竖炮声一响，里面（宫里）是听得见的！”
　　　　
　　　　张分统听后一下就明白了。回去后他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新瞄准，调整后把目标定在了使馆后的空地，一时间众炮齐发，好不热闹！使馆是受一夜虚惊，但宫中感到满意就行！
　　　　
　　　　这位张怀芝大人果然不是笨人，后来一路做到山东巡抚，民国后还做过山东督军。
　　　　
　　　　50天后，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冲进巷内，使馆围解，北京城破矣！

12、庚子余闻三：庚子赔款和留学生

　　庚子赔款斯为国人巨耻。

　　这个赔款数额并非经过具体核算，而是按中国当时人口四亿五千万平摊，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３９年还清。这笔巨款连本带息，总数达白银１０亿两以上，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１２倍。

　　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实际支付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 58%，中国少付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各国的退赔。

　　　 最早和美国政府交涉退款的是驻美公使梁诚。梁诚是广东番禺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１８７５年随清廷所派第四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时年仅１２岁。１８７８年，梁诚进入麻省安度华学校及安姆赫斯学院就学，后因中美“交恶”而提前回国。回国后一直在清政府外事系统里做事。庚子事变后，醇亲王载沣依约赴德“谢罪”，幸好有梁诚交涉得当，才免去德人要求载沣向德皇下跪的有意侮辱。

　　1907年，梁诚向美国当局提出核减赔款，得到国务卿海约翰的同情。不巧海约翰突然去世，梁诚又争取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同意----就是那个以“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而闻名的老罗斯福总统。

　　1907年底，老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授权退还已多赔的庚款，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后，于次年生效，首次退赔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是用于留美学生及兴办清华学堂之用，第二次退款则作为发展教育文化之用。除之之外，美国人还在中国兴建了12所教会大学，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

　　说句公道话，当时美国在对华态度上，与其他侵略国的确有明显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所持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立场，与其“平等、公正”的建国理念及“民主、和平”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是相一致的。也许美国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但客观上来说，对中国的长远发展还是有益的。

　　　　1909年，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的雏形），地址就设在皇家园林之清华园，并开始考选留学生赴美学习。1911年初，在游美学务处的基础上，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由此派出的留美学生达一千多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由罗家伦出任校长。清华从创建伊始，其年度预算都是由美国的庚子退款作保障的。

　　当年清华学校毕业走出去的留学生，如竺可桢、侯德榜、金岳霖、茅以升、叶企荪、梁思成、王力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都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

　　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于1917年8月参加协约国集团，反对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于是在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德国与奥匈帝国战败，《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一战后瓦解，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


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其中包括了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

　　1921年，美国带头把尚未偿付的庚子欠款全部退还。美国的退款对各国均发生启示作用，各国竞相效仿。

　　1924年法国退还庚款；1925年比利时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1926年，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同年，荷兰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1933年意大利退还庚款。

　　惟有日本的退款，波折很大，争执颇多。庚子事变中日本获益多多，对赔款的退还却不积极、不配合，包藏祸心。日本的所作所为，为人所不齿。

　　　　庚子年拳乱中，本对日本影响甚小----事实上，中国人和日本同文同种，当时的义和团并没有把日本人当作金发碧眼的洋人看待，但日本却出兵积极，其目的是为了在列强面前显示自己的国力，并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其野心昭然若揭。

　　　　日本军队攻占天津后，抢银23万余两，在通州又抢银12万余两。攻占北京后，日军抢在各国之前，先从户部银库抢走291万多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则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大量的绫罗锦缎，并洗劫了内务府仓库，抢走所有的仓米和银两。据统计，日本抢劫的物品价值共计367万余两。

　　日本的抢劫，都是有组织的军队行为，其抢劫的对象都是清政府的官衙，所抢劫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交给日本中央金库193万两，占总额的66％，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也许正因为如此，日军才较少去骚扰民间，而俄、德、英等国士兵多从民间抢劫。

　　不仅如此，日本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得赔款本额占中国庚子赔款总数的7.7％。后在各国纷纷退赔庚子赔款时，日本态度消极，始终坚持以庚子退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1936年间，其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但此时中日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中国无一团体申请日本的退款补助。1936年以后，庚子赔款则全部用于侵华战争。
　　奕劻在义和运动时期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力主镇压、韬光养晦和议和谈判。

　　一、力主剿杀
　　义和团尚处于萌芽时期，奕劻就是该运动的直接关系者。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1896年，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奕劻就是和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交涉的主要人物。（注：《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被杀死，英国公使窦纳乐会见总理衙门大臣，要求清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他在给首相索尔兹伯理函中称：“我会见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并且用最严重警告的词句同他们谈话……我反复向大臣们指出：在中国处理此类案件中的高级官员们之前，这些暴行是不会停止的。”（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页。）

　　此时，清廷却在上谕中指示各省办理教案，应“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地方官不应“误听谣言”，将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的“安分良民”，“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清政府的上述态度，各国公使十分不满。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认为上谕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13页。）

　　有着多年对外交涉经验的奕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2月19日，奕劻领衔会奏，请严行查禁直隶、山东一带的义和拳会。奏折请求朝廷：“申明旧禁，明降谕旨，饬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剀切晓谕，解散胁从，并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64页。）清廷根据奕劻等人的奏请，发布上谕，明确声明“私立会名，皆属违禁犯法，务宜革除恶习，勉为良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72页。）上谕发出后，山东、直隶的地方官开始贯彻上谕，发布禁止义和团告示，劝谕义和团解散，筹拨兵勇，以防范弹压。但义和团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阻遏住，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前往总署要挟。三天后，五国公使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实际上，他们已经分别建议本国政府，派海军来中国北方海面示威。以后，总理衙门仍不断受到外国的压力，要求迅速采取措施，镇压义和团。

　　面对强大的外交压力和恫吓，5月22日，奕劻再次领衔上奏，请求拿办义和拳。奏折称：“京城使馆林立，时有洋人教士往来出入，亟应设法保护使馆教堂，弹压地面，并访拿匪徒传授奉令暨匿名揭帖之人，获案究办，以免别生衅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7页。）由于奕劻处于外交第一线，感受到的外交压力也特别重，多次的军事恫吓，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态度：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堂，访拿“匪徒”。

　　二、韬光养晦
　　1900年6月10日，内阁明发上谕：“端郡王载漪，著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那桐，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注：《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四册，第17页。）佚名的《庸扰录》在评论新入署的四个人时说：“四人皆系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匪者。识者忧之。”（注：《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1页。）窦纳乐致索尔兹伯理函中说：“6月10日，官报宣布任命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三位满族官员在总理衙门任职，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是宫廷设立义和拳神坛的主要支持者……”（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早在6月6日，慈禧已经召集各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争论，主“抚”派逐渐占了上风。《拳乱纪闻》中，有一则“北京访事来电”：“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24页。）这则消息大致反映了主“抚”派占据上风的事实。

　　 据窦纳乐说，在御前会议的当天（6月6日），“总理衙门的译员联芳前来看我，他常常作为庆亲王的使者进行活动。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谈起觐见的想法，说觐见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庆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们对镇压义和团的愿望”（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在会议的前一天，6月5日，奕劻和英国公使窦纳乐举行了一次会晤。窦纳乐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庆亲王和我会晤时，迅速作了例行的遗憾的表示，而在前一天的会晤时是如此明显地没有这个表示的。但是，当他处理镇压义和拳问题的时候，他回答我的责难所用的语气，据我看来，意味着他心中同意我所说的话，而且他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85页。）
　　正如前文所说，在6月6日，慈禧已经打定了招抚义和团的主意，奕劻知道不能直接和慈禧冲突，但又不能不提醒慈禧。于是，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把俄国公使格尔思的函件，以奏折附件的形式呈给慈禧，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格尔思函中称：“如果贵国政府或偏庇义和团，抑或无力弹压”，“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识之不法所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25页。）奕劻呈送的这个函件警告慈禧的目的十分明显，慈禧不会不明白。以载漪取代奕劻为总理衙门大臣，这个人事变动，反映了奕劻与慈禧关系的变化。此时的奕劻，虽未给予处分，实际上已被搁置到了一边。

　　 载漪、刚毅等也把奕劻看成了阻挠他们“抚团剿洋”的主要障碍之一。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在发给索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也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3页。）曾有载漪欲杀奕劻之说。（注：戚其章：《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连对奕劻向来宠信的慈禧，都威胁要杀他。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中记载：荣禄曾劝阻杀徐用仪等人，说：“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可见当时奕劻已和慈禧拉开了距离。普通的义和团成员把奕劻当成了汉奸，出现了有关奕劻的揭贴，其中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7月15日）张贴的“告示”名为“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此如不改，悔之晚矣……”（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1页。）就在张贴传单的当天，京师义和团杀死了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说：“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注：《义和团》第一册，第15页。）可见，清政府虽多次强调要“统率”、“钤束”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并不那么俯首听命，在这种气氛下，奕劻看到揭帖后的心情可想而知。
　　 从6月10日上谕令载漪主管总理衙门之后，奕劻只得暂时把自己的主张收敛起来。6月16日，慈禧召集御前会议，会上就对义和团的剿、抚及对列强和战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而奕劻却不发一言。当天散值后，袁昶又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陈述“招抚拳会”政策之不可行，声称“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载漪听后“甚怒”，而奕劻“神色沮丧，无所言”。（注：《义和团》第一册，第337-338页。）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评论当时关于和战剿抚之争时，说奕劻、荣禄、王文韶是“恶匪党而不敢直言”。面对载漪咄咄逼人的气势，奕劻沉默了。6月17日，慈禧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事宜，奕劻又没有表态。6月18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会上，慈禧批准载漪请攻使馆之议。连平时不怎么发表意见的王文韶，都以“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之言出来反对，奕劻仍没有表态。当天，清廷决定派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会同奕劻、载漪及军机大臣会商有关“京师军务”一切事宜。（注：世续等：《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6月19日，慈禧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
　　 尽管奕劻“剿团和洋”的主张是一贯的，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他圆滑、巧诈，城府很深。他决不会像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那样，冒着杀身之祸，去拼命直谏，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已经听不进“剿团和洋”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味蛮干，于事无补。他更不想去据理力争，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等待时机。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剿团和洋”主张，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当然，只要稍有压力，他就知难而退，又回到了沉默之中。6月15日，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袁昶上书奕劻，指出义和团“实属罪大恶极”，应“高悬赏格”，“格杀勿论”。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然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高枬日记》称：7月25日处决袁昶、许景澄前，荣禄求情没有获准，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奕劻说：“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欲获准，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奕劻明哲保身，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
　　这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们进行书信往来，要求各国外交人员到天津“暂避”，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问，向公使们介绍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保证“万无一失”，等等。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作为，也难有其他作为。

　　三、议和谈判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分两路自天津进犯北京。8月15日清晨，慈禧带着光绪及大阿哥溥儁等仓皇出逃。留京办事大臣昆岗等见“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至邸宅探寻多次”，奏请“饬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浃洽。”（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8页。）8月23日，昆岗等又上了一个奏折，转达总税务司赫德的话：“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最为信服……必须三日内请庆王迅速会晤，以安宗社而救百姓。”昆岗解释，这是因为“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与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97页。）8月25日，李鸿章也上了一个奏折，声称“庆亲王、荣禄尤为各国所重，如已随扈西行，应请饬令星夜回京。”（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07页。）8月27日，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要求奏请皇上速行简派庆亲王来京议和，（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就在当天，上谕命“病滞怀来行馆”的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513页。）。
　　9月3日，奕劻在英、日军队护送下回到北京。经过一系列交涉，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正式签字，为时正好一年。从和议开始到1901年2月底，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祸首”的问题，历时六个月之久，奕劻在“剿抚”政策上，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要不是处事圆滑，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现在，作为全权代表，奕劻有清算顽固派的机会了。

　　 奕劻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召集留京官员开会。会上，“昆相（昆岗）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在奕劻看来，“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拒绝代递徐桐遗折。（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义和团史料》下，第689页。）另一个“主抚”派人物礼部尚书启秀，在联军入城后被日军拘捕，因母丧被放假十日，“惟恐其逃逸，仍以绠系其一手，使人牵之偕行。启治丧已，往见庆王，庆王讽以微词，启不省，仍退而就禁。”（注：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314页。）启秀虽然“素有劝助团匪之事”，但实际上只是跟在载漪、刚毅之后的附和者，本希望奕劻能帮他开脱，没想到却被冷潮热讽，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对“祸首”董福祥，奕劻却是另一种态度。虽然奕劻、李鸿章在奏折中如实报告了各公使认为董福祥“实为罪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792页。），实际上，奕劻并没有把董福祥和载漪、刚毅等人同等看待。他在给劳禄的信中说：“弟极知星五公忠素抱，深得秦陇民心，如此良将，雅宜加意护惜，奈各使成见胶执，难以理喻。”（注：《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7页。）
　　 可见，即使同是“祸首”，奕劻对政敌和非政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