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梦队团队理念:赵凡与孟定

转帖：赵凡与孟定（一）

写在前面的话

    本人李根生：1970年5月12日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一营七连砖瓦排，1979年1月病退回沪，同年9月进入上海市出租汽车任驾驶员，2008年1月1日下岗。于是乎开始混迹于新浪论坛、56网视频等。因为知青生活发生在云南耿马孟定坝的南定河边，因此《南定河》便成了我的网名。本人的文章或者视频主要以知青为主题，其中的关键词无疑就是“砖瓦排”、“南定河”、“芭蕉林”、“湾塘”、“孟定农场”等。
    我不赞同知青题材属于边缘文化的说法，相反怀念那些蹉跎岁月桩桩昨天的往事，特别是曾经孟定的知青生活，沉重而悲凉，真实而痛楚。生命里，所有的激情都会消退，所有的苦难都会平淡。往事如烟，繁华如土，当喧哗沉寂，铅华洗尽，许多思绪就在心间低回。但有一种痛，永远萦绕着，如此逼真地展示在我的面前，无法躲避，无法释怀。像歌声低沉忧伤，在夜空的山谷里久久回荡。我的心里常常因此凝重得像搁了块铅。因此想倾诉，所以，就有了《南定河往事》、《湾塘岁月》、《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三个回忆录专辑。
    有人说青春无悔，我是不同意的，有悔无悔的前提是针对个人选择，问题是我们当年根本就是除了上山下乡别无选择！

    因此我很同意著名知青，我们一营九连的许世辅在接受凤凰卫视时的心里话：“我悔，我肠子都悔青了。”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合理的解释当年我们拼死也要离开这里的理由。随着岁月流逝，我们又步调一致的怀念起孟定，不是某些人唱高调的所谓“青春无悔”。而是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岁月，怀念孟定这些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农场人。
    曾经孟定的知青生活是非常残酷的往事，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地发生过。我仅仅在还原历史，记忆真实。文字虽然粗浅，但是新浪和我乐网的朋友们依然给了我很多鼓励，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心中常常因此有了甜甜蜜蜜。
    怀念就象那砖瓦排出炉的一块块红砖，砌成了我们今天丰富而快乐的生活。我要把最美好的怀念砌到我生命的最后，我才能把人生这部电视长篇一起带走，到另一个世界去隆重播放。

    我建议我们知青朋友都去看看这个博客，真实、精彩。

    我在这里分三次转帖他的文章《赵凡与孟定》一文。

                                               余杰

1978年最后一抹夕阳给人以宁静安祥的感觉，南定河水在余辉的映射下缓缓的流淌着，此时任何初见南定河的人都想象不到如若在雨季，眼下看似温顺的南定河那咆哮着一泻千里的气势。我在湾塘岁月（之七）曾经孟定里已经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知青的心情，其实明眼的读者已经领会了我预设的伏笔。

城镇知青的上山下乡,曾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方向。“文革”中问题成堆,据统计,到“文革”结束时,先后有七百三十六万多知青进厂、参军、升学,接近下乡知青总数的一半。这些离乡返城的知青主要集中在七十年代初,仅1973年就达一百万人以上。这对仍留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家对“安心扎根农村”的大方向感到困惑、怀疑和不满。

1976年,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简报上再次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由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已力不从心,加之“四人帮”又掀起夺权斗争,知青问题暂时被搁置。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审视过去走过的道路,包括重新认识上山下乡运动。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一千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七百多万人,先后花了六十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78年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知青的去留问题。李先念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1978年12月10号，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规定“今后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来对待。”“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 当云南农场的知青们从广播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很多人认为，他们从此失去了“知青”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回城的权力。而国营农场招工、招生、征兵的指标历来较少,返城的人数远远低于农村插队知青,两者差距很大,引起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知青的不满。加之,联系到婚姻、恋爱、生活艰苦、探亲路远等因素,不满情绪更大。大家利用农场知青集体居住、人数集中、联系方便等有利条件,飞速组织起来,研究对策,开始行动。于是,云南、新疆、黑龙江等垦区的知青游行、请愿、示威、罢工和冲击政府机关等事件相继发生,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返城上访大浪潮。为后来爆发知青返城浪潮埋下了种种隐患。

1978年最后一天，孟定农场大多数知青已经从收音机里的境外通讯社报道中，听说了中国云南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的横幅标语是；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早已经被岁月折磨的有些麻木的甚至准备接受扎根边疆的“理想”的知青们开始躁动起来了。于是乎，在这个消息完全闭塞的边境小镇孟定，无数的消息迅速蔓延开来。各个连队的知青们相互打探着，互相传播着最新消息。绝望的人们仿佛一下子看见了希望的曙光。孟定街12月24日的四营知青集会也有人大胆的讲述起来，有人表现兴奋，也有人表示担忧，孟定的知青们就是以这一种复杂的心理送走了那难忘的1978。

以后才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刘小萌所著的《中国知青口述史》里正式了解到；早在1978年10月30日由西双版纳原一师一团十营教师丁惠民起草的题为《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得到300人签名支持后寄往北京，信件有国务院、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批转到一师一团，丁惠民被团部李姓领导批评为：有损安定团结。于是丁惠民又开始征集第二封联名信要求中央解决云南农场知青的问题，到12月2日，由于符合全体知青们的愿望，因此这一次得到了万人签名。并且在12月7日成立了版纳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

当天晚上派人去州委联系，要求发放边境通行证。对于知青们要求北上或者回家。州委表示无权作答。请示省委，省委办公厅作了答复；“请州委、农垦分局、农场配合做工作，要说服教育，知青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党委反映。他们这种做法不对，请州委做工作”。接着省委派出了工作组和知青们沟通，但是仍然解决不了知青们返城的愿望。

知青们也在北上问题上分成了二派，丁惠民主张继续和工作组沟通，请愿筹备总组13人进行了投票表决，8比5，于是黄玉海为领队的43人第一批北上请愿代表在12月16日出发了，还没有到昆明，所有的盘缠被窃。管钱的郭永祥痛不欲生。经过检查。又发现一个叫黑三的知青身上有一张2元钱上面有一行字：“支持北上，田光明”。于是这个涉嫌贪污知青捐款的黑三被立即开除。郭永祥也被送往公安局。

云南省农垦总局、省知青办、团省委根据省委指示,竭力劝阻上访团进京。因双方意见无法统一,上访团立即在昆明街头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说,发动市民捐款。省委领导也出面座谈,劝他们留在原地解决问题,但知青代表仍决意北上。火车站方面阻拦他们登程,他们立即采取卧轨行动。知青集体上访卧轨事件,成了当时一大社会新闻,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话说原来想通过和工作组沟通达到目的的丁惠民，仅仅过了二天，便在沟通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被迫于12月18日带领56人的第二批北上请愿团采取了迂回走，分段走，最后从四川德阳乘火车到达北京，时间是12月27日，前面提到境外通讯社报道，中国云南知青亲请愿团就是指的他们，上访团抵京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此事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老农垦部部长王震,多次通过中央办公厅、国家农垦总局了解事态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要安定团结,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云南知青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不久，农垦总局副局长刘济民就接到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通知，马上派车把丁惠民等28人接到农林部招待所，刘济民告诉丁等，由于你们第一批北上知青无票强行登车，发展到后来卧轨，总局赵凡局长亲赴昆明处理，丁惠民表示昆明卧轨事件并不能代表广大知青的真实意愿，只是少数知青的莽撞行为。

以后的几天里，代表们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各种会议不断，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部委都亲切的会见了北上请愿代表。30日刘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贾大秦与丁惠民经过充分的沟通理解，起草了一个文件稿，里面说丁惠民等28人上来反映问题是正当的，反过来，丁惠民等同志应该动员农场知青立刻复工。

第二天晚上刘副局长亲自到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与丁惠民进一步商定；国家农垦总局以1979年1号文件的正式方式，理解知青请愿的行为，并且不予追究。知青们应该安定团结，以扎根边疆的实际行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作为交换，丁惠民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

在农垦总局和丁惠民们握手言欢的同时，农林部招待所里暖气开得足足的，里面的人每一位都是从心里感觉温暖，而几千里之外的孟定数千知青正在满怀希望的送走了那难忘的1978。说他们满怀希望是因为他们借助收音机刚刚得知云南知青请愿团和丁惠民这二个名词，而此刻，昼夜温差达30多度的孟定其实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寒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