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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略方针的历史演变
——从第一次进犯台湾到“九一八”事变
● 军事科学院
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由来已久，16世纪的丰臣秀吉、18世纪前后的佐藤信渊、19世纪前后的山县有朋等人逐步细化对华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从1874年进犯台湾开始，日本每隔几年就要发动一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是侵华战争。近代历史上的日本，主要是靠侵略中国发战争横财致富的。完全可以说，近代日本是一个战争暴发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由此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巨大灾难和空前浩劫。
日本侵华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几年就要发动一次对外侵略战争，特别是侵华战争。在近代史上，日本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次数最多，屠杀中国人民最多的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世界近代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之一，近代日本史完全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对外侵略、主要是对华侵略史。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与“大陆政策”的形成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近700年的武士统治时代，从而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日本的武士阶级崇尚“武家习气”与“弓矢之道”，这也就是“武士道”，它罩着儒雅而彬彬有礼的外衣，内心则凶残而杀人不眨眼。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精神一直被日本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伦理的主要内容加以宣扬，并受到广泛的崇拜。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由于不彻底性，最后导致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政体和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明治政权的产生，这为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明治政府成立后，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掀起学习西方的运动。在政治思想领域，竭力推崇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军事领域，海军以英国为样板，陆军以德国为榜样，加速推进军事改革。至19世纪末，日本建成亚洲最强大的近代军队。
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宣扬和发展其封建的“武士道”精神。例如，1878年发布《军人训戒》，要求军人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死。1882年颁发《军人敕谕》，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和礼仪。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军事训练中还用棍棒、皮鞭、剑道、柔道等方法训练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后来则将“武士道”精神广泛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因而“武士道”精神不但成为近代日本军人，而且成为日本青少年的伦理道德标准。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之一。
在军事体制上，日本建立了特殊的、有利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队统帅体制。掌管作战用兵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直隶天皇，有事可以不经过内阁而直接上奏天皇，这就使军事部门具有独立的特权地位。掌管军事行政权的陆军省和海军省名义上隶属内阁，但政府（内阁）实际上却失去了兵权。此外，如果内阁组阁不合军方意图，军部则可以通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而使内阁流产；组阁之后，如果军方与内阁政见不一，军部又可以让陆海军大臣辞职，且不再推荐继任人选而迫使内阁倒台。这为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体制上创造了条件。
“大陆政策”的提出炮制者：丰臣秀吉、佐藤信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对外侵略战争，其图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统一日本后，就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并提出了攻略朝鲜，进取平津，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构想。可以说，他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早提出者，并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军事思想家佐藤信渊（1769－1850年），不但是一个“日本中心”论的狂热鼓吹者，而且还详细地提出了实现“大陆政策”的具体步骤。他写道：“天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日］《日本思想史》第45卷，第426页）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由皇国开发他邦，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故皇国之征服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以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日］《日本思想大系》第45卷，第428、430页）
1868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的《天皇御笔》，宣称要“大定国是”，即“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6月，又确定：内阁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国官”的职责是：“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疆拓土”。可见，从明治政府开始，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外交就同用武力征服世界（即开拓疆土）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陆政策”的完成者：山县有朋。山县有朋（1838－1922）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丰臣秀吉等人提出的“大陆政策”。山县有朋青年时代参加过长州藩的军事改革和讨幕布维新战争，明治政府成立后，他曾考察过英、法、德等国的军事制度和武器装备，回国后，就任兵部少辅，次年升任兵部大辅，后任内阁总理大臣。自此，他一直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山县有朋把“强兵”看作是“富国之本”。因此，他极力一味采取扩军措施，不断增加军费，迅速推进日本军队的近代化，还提出了进攻亚洲大陆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即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
1882年8月15日，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设想，他认为：“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作为日本的假想敌国，并与日本相对抗的是中国。因此，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3页）1890年3月，他在《外交政略论》里提出日本要与俄国争夺朝鲜、中国地盘问题。他说，“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亚细亚，不出数年即可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日］《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7页）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在12月6日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施政演说，提出要“发展国力，伸张国势”。他说，在列强争雄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朝鲜、中国。”山县有朋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朝鲜、中国。可见，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就是以侵略中国为主的政策。（未完待续）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杨铁虎）
日本发动一系列以侵华为主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近代化道路，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日趋膨胀，并开始发动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
1872年，明治天皇开始亲政。10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设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琉球本是中国的藩属国，自古以来与中国有密切联系，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首先拿琉球开刀。接着，日本攫夺琉球国的外交权，由日本外务省掌管琉球国的对外事务。1873年进而以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由内务省管辖，其租税缴纳于大藏省。1874年5月2日，借口所谓“保护日本居民”，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部3600余人入侵台湾，史称“征台之役”。5月7日日军登陆，当即遭到当地民众的狙击。由于清朝政府的屈辱妥协，10月30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三款和凭单一件，最后，以向日本支付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撤退其侵台军队。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就是以武力侵犯中国，日本在侵犯中国台湾尝到甜头后，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历史，都是围绕侵略中国这个主轴来展开。当时清朝政府中如李鸿章等人就看出，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李鸿章奏折中语，见《同治朝始末》，第99卷，第32页）
近代日本的崛起主要是靠侵略中国发战争横财致富的，完全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战争暴发户。请看：
——1875年，日本派兵入侵中国的保护国——朝鲜的釜山海域，进而制造江华岛事件，威逼朝鲜于次年与之签署《江华岛条约》。
——1879年3月，日本派兵入侵琉球，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割断中国与琉球的传统关系，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正式吞并了琉球。
——1882年，日本派兵入侵朝鲜仁川、釜山，迫使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
——1884年，日本暗中派兵在朝鲜策划甲申政变，一度占领朝鲜王宫，但由于遭到中国、朝鲜两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迫使日本独霸朝鲜的图谋破产。
——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甲午战争。日军攻占平壤，占领朝鲜；同年侵入中国辽宁，占领大连、旅顺、海城等地，日军侵占旅顺时，不分军人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先后屠杀6万余人，旅顺城仅有36人活了下来。
——1895年，日军先后侵占中国山东威海，辽宁鞍山，澎湖、台湾台北、台南等地，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攫取2.3亿两白银巨额战争赔款，并割让台湾；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权益。日本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以及掠夺的原材料，在20世纪初成了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英、美、法、德、俄、意、奥、日）侵入中国，日本是当时列强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且出兵最多，达2.2万多人，占八国联军兵力的2/3，参加攻陷天津、北京。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最终结局是迫使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赔款达4.5亿两白银，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亿两，分39年还清。日本仅“本利”一项就分得3479.3万两，日军在侵入天津、通州、北京等地时抢劫白银共367万两，并取得在中国天津、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
——1904年—1905年，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日军打败俄军，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之后，又将东北北部和蒙古东部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1906年，日本在辽阳成立关东都督府，加大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1910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
——1912年，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企图分裂中国。
——1914年8月，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名，于同年9月派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11月7日侵占了海军基地青岛。
——1915年1月18日，日本利用袁世凯急欲称帝的心理，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为日本的附庸国。至此，这表明，日本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已由参与西方列强侵华进入了独霸中国的新阶段。
——1916年，日本第二次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革命，企图攫取并垄断西伯利亚铁路和矿产资源。
——1919年，组建关东军，驻屯旅顺、大连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
——1922年，由于美国等国的干预，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兵，但借机向中国政府勒索4000万日元国库券和2100万日元移交“偿金”。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日本借口所谓侨民问题，实为支持北洋军阀势力，出兵侵占济南。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日本立即急调天津驻屯军和国内第6师团，先于国民党军进踞济南，企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先后于5月3日、8日在济南进行大屠杀，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伤7823人。
总之，日本通过上述一系列对华侵略行径，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主要有：一是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1920年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天皇。二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主要以从事经济侵略活动为主。三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秘密的特务活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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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出笼始末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主题是商讨如何加快推进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策略、步骤等。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上将、陆军次官火田俊六等。会议结束时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主张：（1）“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为了保护日本在支那的权益，不问支那本土或满蒙，日本均应出兵”。（2）“宣布东三省自治；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开垦土地，采掘矿山；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果支那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参见［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下，株式会社，原书房，1966年东京版，第101—102页）7月25日，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提交了所谓“满蒙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即《田中奏折》，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华侵略方针政策。
第一，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实施其“大陆政策”的战略总方针。它露骨地主张：“按照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以便征服全支那尚未完成……”因此，“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帝国存亡上的必要大事”。提出日本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权益是“第一重大关键”。（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224页，1959年，商务印书馆）
第二，实施“满蒙积极政策”。日本人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产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应在“满蒙”设置由日本人担任的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派遣日本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内阁政府应设置“拓殖省”（殖民部）。
第三，以苏联为假想敌国，准备与其战争。《田中奏折》预计：“将来欲制支那，必在北满地方与苏俄冲突”。因此日本应迅速有计划地修筑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如：通辽—热河铁路；长春—洮南；洮南—索伦铁路；吉林—会宁铁路等。这样，既可加大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也可从军事上以苏联为假想敌进行战争准备。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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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
王楚英口述 潘松涛整理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我今年已经82岁了，60年前那个日子，我任新六军十四师少校作战科长，作为专门负责受降仪式的警卫见证了那个重大的时刻。
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日军投降一共经历了3个阶段：企降、洽降和签降。1945年8月23日，芷江洽降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前往南京，为受降仪式做前期工作了。27日，作为指挥部成员，我随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奉命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部署相关安全工作。下午2时，我们一行211人分乘的7架飞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陆续着陆。我们是战后第一批到南京的中国军人，上级让我们到南京后飞机要在空中盘旋三圈，宣告胜利。
我们一下飞机，附近正在干活的农民丢下农具，舞着毛巾草帽从四面跑来，有人用篮子装着山芋、缸子盛着水送给我们，有人还送来新摘的水果。我们互相拥抱，感觉像回到亲人的身边一样，可作为军人，我感到内疚。当时每抱一个人我都说，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我站在何应钦左后方3米处
9月8日夜里，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6点多就起床，接着来到中央军校大礼堂，带着美军工兵专家一块进行了3次安全检查。
那天，大礼堂及四周装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由新六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气氛严肃且热烈。大礼堂的正门上方，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国旗。礼堂内投降席与受降席之间大概相差两三米。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放着装有笔墨纸砚的漆盒，旁边还有一个麦克风。在左右两边各有一张小方桌，一个是发文件的，一个是收文件的。
在受降席的后方，12个新六军的仪仗兵站成一排。我站在左排第一个，在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左后方，离他3米左右；投降席的后面，有8个仪仗兵。站在何应钦正后面的是翻译。大家都是事先站好的。整个警卫组由我负责，会场有一个营，还有一个宪兵连。宪兵、警卫都带了枪，不过，子弹都没上膛。
在受降席的右侧为中国和盟国高级军官的观礼席，左侧为一般官员观礼席和记者席，楼上也有记者席。正门入口设有签到处。上午8时50分，场内已经座无虚席，那天参会的有400多人。
他们一直都低着头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亮了起来，何应钦由礼台后方走进会场，紧跟着一些国民政府和盟军的高级官员。当时，我站在门口，给他们开门。大厅里顿时活跃起来，摄影记者争着拍照。
8时58分，我站到礼堂的正门前。此时，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将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等7人从大礼堂中门带进会场。我发现冈村铁青着脸走着，显得很沮丧，一行7人都低着头，双腿好像抬不动似的。王俊带着他们走到投降席，冈村站到投降席的中间，向何应钦鞠躬。何应钦手一挥，他们就坐了下来。按照事先约定，日方7人中只有冈村一人可以将帽子放在桌上，其他人只能将帽子放到自己的右膝盖上，用手拿着，帽檐向着自己，而中方所有代表均将帽子放在桌子上。我跟在王俊后面，待冈村等一落座，我回到原位，站在何应钦后面。
9时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日方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恭敬地呈送到何应钦的面前，弯腰鞠躬，双手向何应钦捧呈相关证书和文件。何应钦一一检查后留下。小林于是退回原位。
随后，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由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持交冈村。冈村双手捧接，低头展阅。小林在一旁帮他磨墨，冈村看完后，拿出毛笔蘸墨，他的手一直在抖，他盯着毛笔看了一下，顺手捏下了毛笔上的散毛，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紧接着，他又从上衣右上方口袋里取出一块印章，蘸了印泥后哆哆嗦嗦地盖了下去。此时，时间是1945年9月9日9时7分。其他可能有些模糊，但这个时间，我是记得最为清楚的。
冈村面露难色，命小林将签名盖章的投降书呈交何应钦，同时他也站起来向何应钦点点头，我当时感到奇怪。后来，小林把降书送到何应钦手中，何打开审阅，我瞄了一眼，发现冈村把印章盖歪了。现在，我明白了，冈村点头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代表全体日军向我国投降，二是把章盖歪了，向何应钦道歉。
9时15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等退席。随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讲话，他的发言不到1分钟，由翻译同声传译，大意是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顺利结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日子，是八年艰苦奋斗抗战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和平与繁荣从此开创一个新的纪元。我们中国将走上和平建设大道，开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