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线管理需要做些什么: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毁誉难分的悲剧英雄

王龙

古往今来，在风雷激荡硝烟四起的历史关头，多少英雄豪杰长剑匹马，纵横四海，建功立业，百代流芳。然而同时，还有另外一些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令人扼腕长叹。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同一时代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成败得失，便如一曲悲歌，余音难尽。他们都出生寒微却胸怀大志，以霹雳雷霆之手段，开创震古烁今之伟业；他们掀起惊天狂涛、几乎倒旋乾坤，却又都在辉煌的巅峰忽如大厦之倾，死于非命。而更发人深省的是，他们都壮心填海，苦胆忧天，决然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体制，试图为国家民族踏出一条新路来，但身前生后的毁誉荣辱，却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对于洪秀全是“民族英雄”还是“邪教教主”，是“农民领袖”还是“封建暴君”，至今莫衷一是；而在日本，西乡隆盛早已从“叛军首领”被提升到“国民偶像”的位置，受到全日本的推崇爱戴。沿着这两位悲情英雄的人生轨迹，探寻中日民族背后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颇值玩味。

英雄末路 悲风激烈

1864年7月19日，天京（今南京）内外，黑云压城，火光冲天，滚滚的硝烟中弥漫着强烈的人肉焦臭味儿。数万眼睛血红、狂狼暴兽般的湘军一齐呐喊如潮，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向坍塌的城墙。太平军从各处赶来拼死封堵缺口，从城墙扔下雨点般的炸药包，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洪水般呼啸而来的湘军，天京失陷。

其实，湘军只想猎取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天王洪秀全。然而他们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洪秀全的踪影。7月30日，湘军总兵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宫女告密，这才知道洪秀全已死十多天了。在她的指引下，曾国荃派人从天王府的大殿内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

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持着他固有的神秘感。临死前，他命人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湘军掘开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扛到城南雨花台给曾国藩当面验看。

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个苦苦搏杀了11年的对手，一直都只是相互耳闻，却从未谋面，想不到今天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见面。曾国藩在日记中甚为详细地记述了看见这位老对手时的情形：“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

8月1日，曾国藩断然下达了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洪秀全的尸体再次被拖了出来，被刀斧剁得粉碎。即使这样，还不罢休，曾国藩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就是死了，也要让洪秀全灰飞烟灭，阴魂散去。

洪秀全死前悲惨，死后悲哀。纵观他虎头蛇尾的人生，留给后人太多的遗憾与感叹。

历史似乎永远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轮回。日本的西乡隆盛比洪秀全晚生近13年，也正好比他晚死13年。然后同样是无力回天，英雄绝路，洪秀全死得荒诞不经，西乡死得荡气回肠；洪秀全的死如一幕滑稽闹剧，西乡的死却是一曲悲剧史诗；洪秀全的死是一个神话的破灭，西乡的死却是一种精神的崛起。

西乡隆盛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是在19世纪末领导推翻德川幕府旧政权，成立明治新政府。1872年西乡隆盛任近卫都督，领元帅衔，成为明治政府主要军事领导人。

1873年初，明治天皇发布《征兵诏书》，实行征兵制的重大军制改革，取消了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意味着，明治政府将改革的利剑毫不留情地砍向了下级武士。而下级武士不久前正是推翻幕府、浴血奋战的有功阶层。新政府背叛了把自己扶上马背的武士们，他们的怒火可想而知。

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消息传到正在打猎的西乡那里，他知道这次无法选择置身事外了——以武士精神为荣的西乡，把自身和武士们的命运看作是休戚相关的。因此，他决定“出山”，向自己一手创建的明治政府宣战，向昔日并肩倒幕的同僚们宣战！

2月中旬，西乡起兵，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西南战争爆发。3月，政府军攻占了鹿儿岛，开始掌握县政，此时百姓才知道西乡已经成为叛军，愿意支持政府军。8月，在延冈北方长井村的决战中，西乡军被击败，西乡率领一小队残军退到鹿儿岛的城山。

追剿军总指挥山县有朋给他写了一封信劝降，但是西乡拒不回答。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即发动了向城山的总攻。七万虎狼大军对三百余残败之师，结果可想而知。不久，各战线的西乡军就成瓦解之势。

西乡隆盛和战友们从藏身的洞窖中走出，挥武着武士刀向政府军发起最后的冲锋。其实他们并非真要冲入敌阵，而是想冲到离对手更近的地方，完成这悲壮的自杀。

西乡隆盛以失败告终。而他的死却如落英缤纷般壮美。西乡和他的将领们，本来身居高位，富贵无忧，但却为了大多数下层武士的利益慷慨举兵，甘愿置自己于危亡之境，确是非英雄所不能为。

毁誉荣辱 盖棺难定

更有意思的一幕，却发生在洪秀全和西乡隆盛辞别人世之后。

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日本的西南战争，几乎同时发生于19世纪中期。将这两场发生在地理邻近、时间相近的运动进行比较，无疑是科学的、可行的。如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无论从动机、规模或持续时间上讲，其正面影响和意义都要远远大于西南战争。然而，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一场进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一场反动的西南战争，得到的评价却南辕北辙，毁誉难分。

人们对于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是非争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一直沸沸扬扬，中国史学界近年来对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更是日益高涨，太平天国政权的“先进性”也不断受到质疑。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西乡隆盛，却很快得到日本人的宽容与尊敬。西乡隆盛死后仅仅12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时，明治政府就为西乡恢复了名誉，赦其“逆罪”，除其“贼名”，追赠其被剥夺的正三位官衔。人们对他的评价从“贼人”转变为“伟人”，把他发动西南战争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

历史深处有玄机，充满了神秘的反讽与吊诡。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社论，深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大胆断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恩格斯也兴奋地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以后，马克思非常失望，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毫不留情地以严厉的语气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从同情赞许变为批评指责，从兴高采烈改为痛斥诅咒，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折。马克思前后不同的态度，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过程，揭示出其日益封建蜕化的本质。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浓厚的封建意识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一针见血地得出结论：“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随着民间特别是海外有关太平天国大量原始资料的发现，我们得以更加真实地窥见洪秀全及其“天国”的实质。1919年梁启超求学欧洲时，在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稀有的太平天国印书，从中了解到洪秀全及天王府内的真相，他不禁感慨：“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洪秀全的真实面目，就这样一步步由模糊而清晰。他由盛而衰、速兴骤亡的悲剧，昭示着任何假美好名义施行的暴政，都将化作徒劳。洪秀全、杨秀清等自命为救星、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推导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而恰好忽略了一点，“天国”遥远，其命也短；天道无常，谁人可替？

相反，西乡隆盛的死后哀荣，则可谓空前绝后，无人比肩。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颇值玩味。正是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精神的不同。

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在西乡举兵那一年（1877年），中国派出了第一任驻日大臣何如璋。他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

在这位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钦差大臣眼里，西乡隆盛无异就是洪杨之流的“寇首”，招致不法之徒公然犯上作乱，实乃不可饶恕的乱匪贼人。

那时的东京，“西乡隆盛”是个热门话题。初踏东瀛的中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西乡隆盛复杂而暧昧的态度，甚至有的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比如游历东京的大名士王韬就认为西乡是因为恨“功高赏薄”才冲冠一怒，而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黄遵宪也断言：“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直到有一天，王韬应谷干城中将之邀，读其诗，听其言，才略有所思。谷干城在当年征讨西乡隆盛的政府军中担任主将。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恨不能将对方食肉寝皮，没想到谷干城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轻慢，反而颇多敬畏。

来自敌人的尊敬是最大的荣耀。也许正是这种对西乡颇多同情的“民心”，才促使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随着对西乡事迹的深入了解，黄遵宪也一改正邪黑白之高调，不再囿于“忠臣逆子”的道德评判，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满纸风云之气长歌当哭，直接为西乡招魂：“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西村茂树是日本明治初年启蒙团体“明六社”的重要成员，在启蒙运动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西乡“谋反”的前两年，他就发表了著名的《贼说》。西村论述道，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杀人越货为害一方者才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视“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这对于一直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生动一课；而用来解释西乡的举兵造反，则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

而更能代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撰写的《丁丑公论》，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不应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而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福泽尖锐地批评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福泽深深佩服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的角度，他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精神境界 万里之遥

历史有玄机，一切非偶然。洪秀全比西乡隆盛逊色的关键就在于“权力人格”。

洪秀全打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漂亮旗号，干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套。在嗜权如命、腐化享乐这一点上，这位起自草泽的农民领袖，甚至比很多腐化堕落、声名狼藉的封建帝王更加离谱。早在进军湖南长沙途中，他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制造玉玺，并让人称他为“万岁”。太平军刚刚攻占小城永安，他就不顾四方蜂拥而来的敌军，大建天王府，忙着制定一系列等级森严的规章制度。其自私狭隘、贪图享乐、无法无天的的一面令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

而西乡隆盛却胸怀大局、淡泊名利。明治维新初期，由于地域成见，朝廷官员分成对立的两派，互相牵制，效率低下。西乡隆盛见此情景公然站出来，支持对手一派的木户孝允担任领袖“参议”。木户孝允坚辞不就，他要西乡隆盛也担任参议，否则就辞职不干。众人好不容易才说服西乡隆盛，在两人共同筹划下，影响日本进程的废藩置县的大事件，终于顺利完成。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正在于以西乡隆盛为中心的一班志士仁人能秉持高尚的人格，摒除私念，奋不顾身地为国尽忠。

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首先会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当时的社会。在新旧嬗递的时代里，没有坚强的人格力量的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走远的。洪秀全理政无能，又驭众无方，他手下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而来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没有能力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虚幻的“天国”梦想之下，他只能以利禄驱众。他滥封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官制史上的奇篇！他所开创的事业越来越大，而身边群聚的人却越来越少。这些草头大王拥兵自重，各霸一方，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不少文官武将只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动以升迁为荣”。其中有些暗藏的敌对分子，还在太平军中挑拨离间，煽动叛变，甚至与敌军暗通消息，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大的危害。他依靠这些利禄小人来办大事，岂有不败之理？

而西乡隆盛身上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魅力”。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为人当学司马温公（司马光），无一事不可与他人道”，努力要求自己大公无私，胸怀坦荡。他们都是领着一帮穷哥们起来造反，洪秀全一旦登上宝座，就与穷兄弟们渐行渐远，高高在上；而西乡隆盛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为了让穷哥们一起分享富贵，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舍命相陪，起兵失败后从容自戕，无怨无悔。他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行军作战，他坚持与战士们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所以，在中、下层人民的心目中形象尤其崇高。尽管他失败了，但后世的人们依然把他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象征加以推崇膜拜。而洪秀全接受的传统教育及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土壤，决定了他的骨子里不可能产生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他参加科举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这一目的一旦达到，他昔日严重压抑扭曲的心理瞬间得到释放、张扬，恨不能一夜享尽人间所有荣华富贵。

南桔北枳 发人深省

政治权威，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依据正义或伟大人格的感召力，产生具有高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权力与权威不同，权力使人顺从，权威使人服从；领导者需要权力，领导力更需要权威。它是领导者人望、感召、威信的综合反映。

很显然，洪秀全首先在人格信誉方面就远远不如西乡隆盛。西乡隆盛的传奇始于1858年与月照和尚的生死经历。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动为幕府所不容，避难于萨摩藩，为主张倒幕的西乡隆盛所收容。1858年兴起的“安政大狱”，新的萨摩藩藩主改变立场，悍然翻脸，命令西乡逮捕并流放月照。西乡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无计可施。月照不愿连累西乡，乃伸头给西乡示意其砍下，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无怨无悔。西乡哪里肯在紧要关头卖友求荣。他从容无事，某夜与月照泛舟于锦江湾，对饮高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蹈海自尽。西乡被幸运地救起，月照却淹死于海中。大难未死的西乡隆盛继续为维新事业而奔波，数年后，他逐渐成为萨摩藩最具实权的人物，并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实现的倒幕维新大业。

而任何国家的道德思想理论，都是其民族自身专有的遗产。在日本历史上，对武士道精神和“忠义”思想一直称颂不绝，武士道精神与“忠义”思想也根植于日本国民土壤之中。因此，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作为政治权威，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治理国家近700年；作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及走向；作为理想形象，直到现代依然是日本国民效法和崇拜的对象。西乡隆盛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所以无论成败与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的由衷敬畏。

鲁迅先生曾不无愤慨地揭示出中国民族劣根性的一面：“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器叛徒的吊客；观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而且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

刚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事业开展得很不顺利，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当得知冯云山没有离开广西，而是继续在那里传教，并且已经发展了3000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奉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云山，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

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终缺乏一种祈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这是他执迷不悟的缘起，也是其最终失败的根由。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不同人格，反映了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诸多方面。其间折射着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近代以前，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入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入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历史学家雷海宗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消失。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两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也许我们可以说，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的武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