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干激励:汉隶也

　　汉自刘邦开基，历四百余载，北击匈奴，南通诸海，丝路贯通欧亚，文章雄视千古，可谓文治武功，昭然史册。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文字，自甲骨而籀篆，由简牍而碑刻，一路风雨，大步走来。 


　　六王毕，四海一，车同轨，书同文。秦相李斯将流行于六国五花八门的大篆，“删其繁冗，取其合宜”，统一为秦篆即小篆。从现存李斯书《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拓片看，优美柔韧，婉转简约。我佩服李斯。 


　　与李斯同时期的还有一位文字巨匠，姓程名邈，面壁十年，将篆书的圆转改为方折，弱化象形意味，会成隶书三千字奏上。始皇善之，用为御史。这种字体，为当时狱卒皂隶频繁使用，隶书之名由此而得。至此，汉字进入脱离古文字走向今文字阶段，文字史上称为“隶变”。程邈被后世尊为隶书之祖，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功绩。 


　　隶书始于秦，成熟于西汉，鼎盛于东汉。其时，摩崖横空出世，碑碣斗艳争奇。更让我拍案惊奇的是，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6年），至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短短三十年间，以时间为序，便依次涌现出《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鲜于璜碑》《史晨碑》《杨淮表记》《曹全碑》《张迁碑》等，一时间，群星灿烂，万骏驰骋。可以想见，当时的书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功力深厚。这些碑刻，均未署名，而中间随便哪一位，无论是官员还是士庶，以他的艺术功力及其对中华书法史的贡献，足以同二王颜柳并列史册而不朽。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汉人的真面目大气象！ 


　　汉隶的兴盛，与刘汉皇室的身体力行有关。光武帝刘秀、章帝刘炟、灵帝刘宏，都是史籍有载的隶书名家同时又是大力倡导者。上形下效，遂成一时之盛。 


　　曹魏三父子，亦是隶书大匠。“魏主笔墨雄赡”，从仅存曹操“衮雪”二字，便可看出一代枭雄的书法功力。《世说新语》云：“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为绣虎。”遥想子建当年，心游万仞，精务八极，挥毫写下《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曹植生活的东汉末年，正是汉碑花团锦簇之时。我猜想，曹子建的隶书，定是《曹全碑》一路。果如此，则书法与文采比翼，其秀美俊逸，岂可名状乎！ 


　　我最初接触的是《张迁碑》。它的雄强朴厚，它的天机拙趣，它的端庄峻举，它的逼人气象，一下子就把我倾倒折服。有人惋惜“摹手不工”，刻法粗砺，殊不知，恰恰是这成就了它的天然拙稚和雄强气魄。我想，人对于审美对象之选择乃至钟爱，首先讲个气味相投的。《张迁碑》跟我对味投缘，成为我毕生的最爱。 

 
　　观临多种风格的名帖，是无尽享受。在我看来，《张迁碑》是威武将军，《曹全碑》则是美妇好女；《张迁碑》是铮铮汉子，《曹全碑》则是洵洵君子。一武一文，一刚一柔，张弛有道。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曹全碑》立于中平二年十月，《张迁碑》立于中平三年二月，两碑之立，相差竟然不到半年！ 


　　后来接触到的“庙堂三巨制”《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更使我兴奋莫名。尤其是《礼器碑》，它的疏朗劲健、清明峻洁，它的静穆雍容、英气逼人，不由人不为之着迷。 


　　除了碑碣，汉代的摩崖刻石，更为我辈提供了足可畅游的瀚海。著名的《石门颂》和《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比起上述碑刻，年代又更早些。不同于为帝王或官员纪功述德之碑碣，摩崖刻石则多半是重大工程的民间记忆。崖壁面积巨大，非碑版可望其项背，书家和刻工尽可以放纵胸臆。《石门颂》不仅形制宽阔，而且点画飘逸，灵动欲飞。其对后世书家影响至大，前人推断，“六朝疏秀一派书风皆从此出。” 


　　与《石门颂》相距不远的《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其气魄之宏大，骨力之劲健，章法之奇伟，实非凡人能近。清杨守敬《平碑记》云：“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摩拟，此之谓神品。”第一次看到它的摹本，我竟惊异得久久不能言语。后尝以《大开通》的布局，写八尺整张《苏东坡廉州记》，写刘伶《酒德颂》。以为必酣饮酒茶之后，方可书此。 


　　习隶我主张复古。与古为徒，再言创新。汉隶往上寻溯，是简牍帛书。仅从碑石上，我们是无从得知古人用墨的枯荣燥润及运笔的提按使转的，随着云梦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敦煌马圈湾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的陆续出土，吾辈有福矣。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1155枚。为墓主人秦狱吏喜所书。喜生于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卒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曾参加过秦灭六国的战争。喜可视为中国书法史上名迹俱存的第一人。 


　　看得出，当时的执笔者在简牍缣帛上的书写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这又让人窥见当时社会生活节奏变化之速。及至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确立了章草的书写形式。唐张怀瓘《书断》有云：“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章草即隶书之捷也。”当年在埃及访古，我注意到了一个任何文字都会有的带规律性的现象，那刻在石壁上、碑柱上的文字规整而简约，而写在长长的莎草纸卷上的，则为笔墨随意、书写便捷的行体。我后来了解到，前者被称为“僧书字”，后者则是“民书字”。简牍帛书，大抵就是秦汉时的“民书字”吧。 


　　简牍的书写者，不仅把篆隶写得飞扬舒卷，而且常常会将某个字的竖笔用力拖长，夸张得令人瞠目。这让人想到他在书写到得意之时，顺手来那么一笔，的确是很爽快的举动。这种简牍笔意，直到后来的汉碑，也还大有余韵，如《石门颂》中的“命”字，《张景碑》中的“府”字，《李孟初神祠碑》中的“年”字，末尾的竖笔都是这等夸张。而这种顺手信笔，又为后来的狂草打下了伏笔。
 

　　说到复古，我以为不妨往前再走一步，上溯到商周金文、先秦石鼓。所谓“书存金石气，室有蕙兰香”，自是一种境界。若一味从隶而隶，往往字无古气，难入妙境，俗笔溢出而难以自制。金文我所重者，为《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其中至善至美者，当为《散氏盘》，这件距今近三千年的作品，其用笔凝重大气，结字生机勃勃，是上佳之品，余者妍丽而带装饰，艺术品位略次。石鼓文给人的感觉是雄健磊落、纯和大方。从其内容看，则可以视为《诗经》的遗漏佳作。 


　　知篆法而写隶，金石功夫随时渗化，古籀之气油生，终至气骨洞达之境。杜甫主张“书贵瘦硬方通神”，很有道理。书者如人，流于肥软则如人之饱食嗜睡，肥而浊矣。翁方纲之所谓“拙者胜巧，敛者胜舒，朴者胜华”，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我以为习隶者还需从汉印和汉砖刻中汲取营养，汉印的厚重方正，砖刻的古拙苍健，都体现了那个时代一丝不苟的庄正气象。经常观览揣摩汉印和汉砖刻的韵味，把其中妙处引入隶书，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朴茂之效。 


　　隶书之大忌者，一为俗气，一为呆板。呆板显匠气，俗士不可医。揣摩金石之笔触，承接古人之大气，方可破俗化呆，得汉隶精神。 


　　隶书至魏晋以后，气脉逐渐式微，以至一千五百余年间淡出书坛，直至清代乾嘉学派兴盛，石刻碑版不断发掘，馆阁体屡遭诟病，隶书终于脱去阴霾，峥嵘再露，出现郑簠、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何绍基、陈鸿寿等隶书大家，隶书佳作也如春山叠现。我较喜欢邓石如和伊秉绶，有一阵都练他们的帖。结果发现，邓石如可学，伊秉绶可观。 


　　今天写隶者多如过江之鲫，有大成就者不多。何也？笔法、字法、章法、墨法过关者不少，狠下苦功诸帖临遍者也很多，不怪他们，唯因今天的教育有个致命的弱点，即把汉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给忽视了。须知，春云夏雨秋夜月，唐诗晋字汉文章，自然界、人文界顶好的东西就是这些了，不读汉文章，不知道“西汉文章两司马”，不知道扬雄、王粲何许人，连曹子建的小赋《洛神赋》都未打过照面，要想在隶书作品中让人看出点底蕴来，难。 


　　写好汉隶，那是一辈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