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高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2:32:45
本篇评论所依赖的概念框架，是杜瓦斯（旧译多依斯，Diose, 1986）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解释水平的经典阐述①。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的基本理智资源之一，欧美社会心理学在过去30年中的研究进展，也一直受到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系统关注。乐国安（1997）和周晓虹（1993）等一直致力于有关欧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引介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方文（2001）力图在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理智视角之外，构造学科演化的学科制度视角，并尝试以之为分析框架，来解释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过程（2002b）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2002c）。
由于中国社会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定向，本文所评论的文献来源，主要是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心理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社会心理研究》于1999-2002年期间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大陆学者在英文学刊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其他中文学术刊物中的重要研究，也将涉及。在此，笔者主要从有关个体内过程的研究、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等四个方面予以评述。
一、有关个体内过程的研究
有关个体内过程（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process）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语境中组织其社会知觉、社会判断、社会评价和社会情感的规则和机制。以社会认知过程为典型代表的个体内过程的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成为欧美实验定向的社会心理学的主宰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从1990年代起，已开始有关元认知（meta-cognition）、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的相关研究。
个体稳定的应对社会信息，并且在社会情景中表现出有规则和连贯的社会行为，人格因素是内隐的基本变量。有关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的研究，获得了重要进展。王登峰等根据西方成熟的人格研究路径，采用完全本土的方法来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他们在系统收集中文词典、文学作品和中国被试实际用于描述具体人物的形容词的基础上，通过对词表的简化和被试评定，获得了中国人的人格“大七结构”，并编制了中国人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2000，2001，2002）。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差异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的变迁，仍是有待探明的基本问题。
社会认知中的重要研究策略，也开始被贯注到有关中国人的法律观念的心理结构的研究中。戴键林等依据概念表征的激活扩散模型，采用“法律”一词为靶词，以大学生和儿童作为被试，对法律概念的表征进行了初步探究。在《中国人法律概念的心理结构探究：一项对词的自由联想结果的内容分析》研究中，戴键林等（2000a）让大学生被试进行自由联想，然后将联想出的高频词（概念）作为分析单位，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实施系统聚类分析。他们发现，法律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是从以下５个方面来表征的：①机构与人员；②法律条规；③罪与罚；④法律功能；⑤法律主旨与基础。这5个方面在比较浅层的意义上能够反映出中国人的法律心理结构，并且反映了中国人法律心理的某些文化殊相。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在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中，戴键林等（ 2000b）发现，法律概念在儿童心目中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表征的：①罪与罚；②司法机关和人员（含行为）；③法律条规和品格。他们还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儿童法律认知的结构和内容特点，并同成人进行了比较。此研究为儿童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我们对儿童进行更有成效的法律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
二、有关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
有关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给定的社会语境中所发生的人际互动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的模式和机制。它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焦点，可纳入两类范畴：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力学。此外，实验定向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李丹等，2002））和社会性及品德发展研究（岑国桢等，1999），也有重要进展。
㈠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
杨中芳等（1999）在仔细梳理有关人际信任的中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中国人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本土人际信任模式。以之为概念框架，彭泗清（1999）试图回答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机制。在两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彭泗清发现中国人将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当作建立和发展人际信任的主要方法。在长期合作关系中，情感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在一次性交往中，工具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而在经济合作关系中，在关系运作之外，法制手段也可增强信任。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杨宜音细致描述和分析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1999）。她发现“自己人”是作为信任边界的符号边界而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企业组织中的上下属的信任关系（郑伯埙，1999）以及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王飞雪等，1999），也受到关注。
李伟民等（2002）在问卷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人信任的结构和特征。他们发现中国人存在基于个人关系的特殊信任和基于共同信念的普遍信任。而张建新等（2000）试图构造不同社会情景下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及可信任性觉知与信任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人际关系定向，在王绍光等（2002）和梁克（梁克，2002）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王绍光等发现信任与行动者的地位和社会资源相关联；而梁克则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把人际信任拓展为社会秩序和本体安全感的有效机制。
㈡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力学
基于“人情” 和“面子”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一直是华人社会心理学者研究的重点。杨宜音（2001）在“自己人—外人”的关系分类图式基础上，进一步从情感角度阐释了人际互动所带来的情感格局的特征。张志学把有关“人情” 和“面子”的描述研究，拓展到人际分配正义和人际关系认知的研究之上（Zhi-xue Zhang, et al 1998； Zhi-xue Zhang, 2001）。在1998年的研究中，张志学等发现人情和关系在中国人的分配情景中，以“合情合理”的规范（reasonableness norm）为表征，影响中国人的分配决策，而呈现出超越分配正义的特征。在其基础上，张志学（2001）还进一步研究了人际互动频率对关系密切性和分配决策的影响。他发现个体之间过去的互动频率，可作为个体之间关系密切性的预测指标，对奖赏分配产生显著影响。张志学还期望把描述意义上的人情和关系实证化。在有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认知的研究中（张志学，1999），他发现中国人所谓的关系，可从3个维度进行操作化：关系的远近、个人与关系伙伴交往时的自主性和个人对关系伙伴的依赖性。
有关中国人的关系、人情和面子的大量经验研究，需要理论的综合。在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中，翟学伟（翟学伟，1999）力图用个人地位作为概念框架，来统合相关的经验研究，以解释和分析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
三、有关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
有关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中的跨情境差异和群体过程。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有关群体决策、组织承诺和心理契约的研究，深化了群体过程的研究。
李原等（2002）深入研究了组织中的心理契约。组织中的心理契约指的是，员工个体对于他与组织之间相互责任和义务的不成文的期望和信念。心理契约的违背指的是，员工个体在组织未能履行心理契约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情绪体验，其核心是愤怒情绪，个体感到组织背信弃义，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心理契约的违背降低了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对组织的责任感、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继续留在组织中的意愿，等等。她们通过一个动态模型来描述契约违背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一些避免或降低其消极影响的解决办法。而凌文辁等（2001）在问卷调查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企业职工组织承诺的心理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他们发现有5种基本的承诺类型：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并且，职工的不同承诺类型与其绩效有关。
郑全全等研究了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取样偏差（2001a）和自由讨论条件下群体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2001b）。他们的实验室研究发现在群体决策情景中，并不能完备地加工相关信息，而只专注于共享信息。他们还发现在自由讨论条件下，群体规模的增加，会增加共享信息的讨论量。
而侯玉波等（2000）则研究了时间、目的与行为特征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96名大学生单独或4人一组参加了评价警察行为的决策实验，研究采用2×2×2（时间×目的×行为特征）因子式设计，旨在分析时间、目的和行为特征如何对中国人个体与群体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他们发现：①决策群体在行为记忆上的准确性优于成员个体，但群体的决策标准比个体冒险；②时间、目的及行为特征影响了群体决策的绩效：目的影响了群体的冒险水平与气氛感，时间与目的之间的交互作用受行为特征的影响。
四、有关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
有关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群体的社会行动者在其社会行动中如何表达其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系统，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系统的社会行动者群体之间的互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旗帜下的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论辩是其核心。
侯玉波等（2002）从社会行为的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 of social behavior）角度，来研究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这种思路与方法在研究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时的发现，他们指出，对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探讨，能够使我们在更深的的层次上理解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根源。
徐冰（1999）用情理和审查作为核心范畴，来解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他发现在社会互动中，台面上的情理与台面下的审查之间具有即兴演奏特点的配合，而形成人们亲疏远近的差序关系。而陈午晴（陈午晴，2001）则论证“推己及人”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人心理解方式，其主要的特征是通过虚拟他人所处情境从而自我体察以会通他人内心世界；他进而指出：与西方科学主义的人心理解方式和诠释学的人心理解方式相比较起来，“推己及人”的人心理解方式具有主体性、鲜活性、完整性及拟真性的独特价值或意义。
在所谓独特的文化脉络中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认同，成为陈午晴（陈午晴，2002）的另一关注。谁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是谁？海外华人如何自我理解？我们如何理解海外华人？他基于社会认同论的概念框架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要素构成、表现方式及生成机制进行检讨。他发现，文化认同主要由文化范畴认知、文化自我确认、文化价值承诺和文化价值卷入4个互为关联且相对独立的要素构成；进而提出海外华人文化认同在社会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乐意公开声称自己的华人身份，偏好中华文化的相关范畴，积极参与华人社会的公共事务，以中华文化价值为导向的为人处世，以及关注祖籍地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最后，他还对影响海外华人文化认同建构的若干社会情境因素进行了检讨。
周晓虹（2000）则从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来探讨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他建构了“文化反哺”的概念，以揭示中国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统的嬗变。
五、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反思
在过去的4年中，中国社会心理学无论在经验研究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有稳步的积累和进展。但有些问题仍有待辨明。
其一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边陲地位所引发的持续焦虑。本土定向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已经产生有价值的成果。但有关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研究，背后隐含着对人际关系-群际关系连续体的忽视；而在有关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中，“文化”这个有待精确诠释的“概念魔术”，若隐若现。也许“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告别本土学者的苦闷和忧郁”（赵旭东，2001：70）。
其二是心理学定向和社会学定向的研究，日益分化。面对整体性的中国社会现实及其所发生的社会行动，如何超越学科的边界以建构具有独具而同一身份的社会心理学，仍需努力。
其三是学科制度的成长。“学科制度，因为其研究者的社会行动者的身分，因为其培养制度、评价制度和基金资助制度，必然与宏大的社会制度发生联系。因此，如何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背景下，建构良好的学科制度，同时又能保证学科制度自身的自主性、权威和尊严，值得持续关注”（方文，2002d）。
如果本文类似的篇幅，在以后只能评论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状况，将会有质的转型。
参考文献：
岑国桢等，1999，《品德心理研究新进展》，学林出版社。
陈午晴，2001，《推己及人：一种人心理解方式》 《社会心理研究》2001年第4期。
——，2002，《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建构：一个社会心理分析架构》， 《社会心理研究》2002年第4期。
戴键林等，2000a，《中国人法律概念的心理结构探究：一项对词的自由联想结果的内容分析》，《心理科学》第2期。
——，2000b，《关于儿童法律概念表征的实证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第4期。
方文，2001，《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02a，《社会行动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b，《学科制度精英、符号霸权和社会遗忘》，《社会学研究》第5期。
——，2002c，《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心理学报》第6期。
——，2002d，《后学的养成、评价和资助》，《学科制度建设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侯玉波等，2000，《时间、目的与行为特征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心理科学》第2期。
——，2002，《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心理学报》第1期。
乐国安等，1997，《社会心理学理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李丹等，2002，《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伟民等，2002，《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和特征》，《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原等，2002，《组织中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探讨》，《社会心理研究》第1期。
梁克，2002，《社会关系多样化实现的创造性空间》，《社会学研究》第3期。
凌文辁等，2001，《中国职工组织承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彭泗清，1999，《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和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第2期。
王登峰等，2000，《文化、语言、人格结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2001，《编制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理论构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2002，《中国人的事物指向、他人指向和自我指向特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王飞雪等，1999，《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王绍光等，2002，《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第3期。
徐冰，1999，《情理与审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社会心理学诠释》，《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杨宜音，1999，《“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2001，《自己人：从中国人的情感格局看婆媳关系》，《本土心理学研究》第2期。
杨中芳等， 1999，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第2期。
翟学伟，1999，《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张建新等，2000，《殊化信任与泛化信任在人际信任行为路径模型中的作用》，《心理学报》第3期。
张志学，1999，《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认知：一项多维度的研究》，《本土心理学研究》第12期。
赵旭东，2001，《超越本土化：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社会学研究》第6期。
郑伯埙，1999，《企业组织中的上下属的信任关系》，《社会学研究》第2期。
郑全全等，2001a，《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取样偏差》，《心理学报》第1期。
——，2001b，《自由讨论条件下群体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心理学报》第3期。
周晓虹，1993，《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晓虹，2000，《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统》，《社会学研究》第2期。
Doise, W. 1986, 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i-xue Zhang 2001, “The Effects of Frequency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 Closeness on Reward Allocatio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5.
Zhi-xue Zhang (et al) 1998, “Beyond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Reasonableness Norm in Chinese Reward Allocatio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由于中国社会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定向，本文所评论的文献来源，主要是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心理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心理科学》和《社会心理研究》于1999-2002年期间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大陆学者在英文学刊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其他中文学术刊物中的重要研究，也将涉及。在此，笔者主要从有关个体内过程的研究、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等四个方面予以评述。
一、有关个体内过程的研究
有关个体内过程（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process）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个体的社会行动者在社会语境中组织其社会知觉、社会判断、社会评价和社会情感的规则和机制。以社会认知过程为典型代表的个体内过程的研究，从1980年代以来，成为欧美实验定向的社会心理学的主宰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从1990年代起，已开始有关元认知（meta-cognition）、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的相关研究。
个体稳定的应对社会信息，并且在社会情景中表现出有规则和连贯的社会行为，人格因素是内隐的基本变量。有关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的研究，获得了重要进展。王登峰等根据西方成熟的人格研究路径，采用完全本土的方法来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他们在系统收集中文词典、文学作品和中国被试实际用于描述具体人物的形容词的基础上，通过对词表的简化和被试评定，获得了中国人的人格“大七结构”，并编制了中国人人格测量量表（王登峰等，2000，2001，2002）。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差异的内在机制，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格结构和人格特征的变迁，仍是有待探明的基本问题。
社会认知中的重要研究策略，也开始被贯注到有关中国人的法律观念的心理结构的研究中。戴键林等依据概念表征的激活扩散模型，采用“法律”一词为靶词，以大学生和儿童作为被试，对法律概念的表征进行了初步探究。在《中国人法律概念的心理结构探究：一项对词的自由联想结果的内容分析》研究中，戴键林等（2000a）让大学生被试进行自由联想，然后将联想出的高频词（概念）作为分析单位，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实施系统聚类分析。他们发现，法律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是从以下５个方面来表征的：①机构与人员；②法律条规；③罪与罚；④法律功能；⑤法律主旨与基础。这5个方面在比较浅层的意义上能够反映出中国人的法律心理结构，并且反映了中国人法律心理的某些文化殊相。采用同样的研究范式，在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中，戴键林等（ 2000b）发现，法律概念在儿童心目中是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表征的：①罪与罚；②司法机关和人员（含行为）；③法律条规和品格。他们还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儿童法律认知的结构和内容特点，并同成人进行了比较。此研究为儿童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我们对儿童进行更有成效的法律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
二、有关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
有关人际和情境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在给定的社会语境中所发生的人际互动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的模式和机制。它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焦点，可纳入两类范畴：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和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力学。此外，实验定向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李丹等，2002））和社会性及品德发展研究（岑国桢等，1999），也有重要进展。
㈠中国人的人际信任过程
杨中芳等（1999）在仔细梳理有关人际信任的中西方文献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中国人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本土人际信任模式。以之为概念框架，彭泗清（1999）试图回答中国人的信任建立机制。在两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彭泗清发现中国人将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当作建立和发展人际信任的主要方法。在长期合作关系中，情感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在一次性交往中，工具性的关系运作尤为重要；而在经济合作关系中，在关系运作之外，法制手段也可增强信任。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研究方法，杨宜音细致描述和分析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1999）。她发现“自己人”是作为信任边界的符号边界而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企业组织中的上下属的信任关系（郑伯埙，1999）以及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王飞雪等，1999），也受到关注。
李伟民等（2002）在问卷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中国人信任的结构和特征。他们发现中国人存在基于个人关系的特殊信任和基于共同信念的普遍信任。而张建新等（2000）试图构造不同社会情景下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及可信任性觉知与信任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人际关系定向，在王绍光等（2002）和梁克（梁克，2002）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王绍光等发现信任与行动者的地位和社会资源相关联；而梁克则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把人际信任拓展为社会秩序和本体安全感的有效机制。
㈡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动力学
基于“人情” 和“面子”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一直是华人社会心理学者研究的重点。杨宜音（2001）在“自己人—外人”的关系分类图式基础上，进一步从情感角度阐释了人际互动所带来的情感格局的特征。张志学把有关“人情” 和“面子”的描述研究，拓展到人际分配正义和人际关系认知的研究之上（Zhi-xue Zhang, et al 1998； Zhi-xue Zhang, 2001）。在1998年的研究中，张志学等发现人情和关系在中国人的分配情景中，以“合情合理”的规范（reasonableness norm）为表征，影响中国人的分配决策，而呈现出超越分配正义的特征。在其基础上，张志学（2001）还进一步研究了人际互动频率对关系密切性和分配决策的影响。他发现个体之间过去的互动频率，可作为个体之间关系密切性的预测指标，对奖赏分配产生显著影响。张志学还期望把描述意义上的人情和关系实证化。在有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认知的研究中（张志学，1999），他发现中国人所谓的关系，可从3个维度进行操作化：关系的远近、个人与关系伙伴交往时的自主性和个人对关系伙伴的依赖性。
有关中国人的关系、人情和面子的大量经验研究，需要理论的综合。在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中，翟学伟（翟学伟，1999）力图用个人地位作为概念框架，来统合相关的经验研究，以解释和分析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
三、有关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
有关社会位置和群体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中的跨情境差异和群体过程。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有关群体决策、组织承诺和心理契约的研究，深化了群体过程的研究。
李原等（2002）深入研究了组织中的心理契约。组织中的心理契约指的是，员工个体对于他与组织之间相互责任和义务的不成文的期望和信念。心理契约的违背指的是，员工个体在组织未能履行心理契约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情绪体验，其核心是愤怒情绪，个体感到组织背信弃义，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心理契约的违背降低了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对组织的责任感、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继续留在组织中的意愿，等等。她们通过一个动态模型来描述契约违背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一些避免或降低其消极影响的解决办法。而凌文辁等（2001）在问卷调查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企业职工组织承诺的心理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他们发现有5种基本的承诺类型：感情承诺、规范承诺、理想承诺、经济承诺和机会承诺；并且，职工的不同承诺类型与其绩效有关。
郑全全等研究了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取样偏差（2001a）和自由讨论条件下群体决策质量的影响因素（2001b）。他们的实验室研究发现在群体决策情景中，并不能完备地加工相关信息，而只专注于共享信息。他们还发现在自由讨论条件下，群体规模的增加，会增加共享信息的讨论量。
而侯玉波等（2000）则研究了时间、目的与行为特征对群体决策绩效的影响。96名大学生单独或4人一组参加了评价警察行为的决策实验，研究采用2×2×2（时间×目的×行为特征）因子式设计，旨在分析时间、目的和行为特征如何对中国人个体与群体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他们发现：①决策群体在行为记忆上的准确性优于成员个体，但群体的决策标准比个体冒险；②时间、目的及行为特征影响了群体决策的绩效：目的影响了群体的冒险水平与气氛感，时间与目的之间的交互作用受行为特征的影响。
四、有关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
有关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作为群体的社会行动者在其社会行动中如何表达其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系统，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系统的社会行动者群体之间的互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旗帜下的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论辩是其核心。
侯玉波等（2002）从社会行为的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 of social behavior）角度，来研究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这种思路与方法在研究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时的发现，他们指出，对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探讨，能够使我们在更深的的层次上理解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根源。
徐冰（1999）用情理和审查作为核心范畴，来解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他发现在社会互动中，台面上的情理与台面下的审查之间具有即兴演奏特点的配合，而形成人们亲疏远近的差序关系。而陈午晴（陈午晴，2001）则论证“推己及人”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人心理解方式，其主要的特征是通过虚拟他人所处情境从而自我体察以会通他人内心世界；他进而指出：与西方科学主义的人心理解方式和诠释学的人心理解方式相比较起来，“推己及人”的人心理解方式具有主体性、鲜活性、完整性及拟真性的独特价值或意义。
在所谓独特的文化脉络中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认同，成为陈午晴（陈午晴，2002）的另一关注。谁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是谁？海外华人如何自我理解？我们如何理解海外华人？他基于社会认同论的概念框架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要素构成、表现方式及生成机制进行检讨。他发现，文化认同主要由文化范畴认知、文化自我确认、文化价值承诺和文化价值卷入4个互为关联且相对独立的要素构成；进而提出海外华人文化认同在社会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乐意公开声称自己的华人身份，偏好中华文化的相关范畴，积极参与华人社会的公共事务，以中华文化价值为导向的为人处世，以及关注祖籍地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最后，他还对影响海外华人文化认同建构的若干社会情境因素进行了检讨。
周晓虹（2000）则从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来探讨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他建构了“文化反哺”的概念，以揭示中国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统的嬗变。
五、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反思
在过去的4年中，中国社会心理学无论在经验研究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有稳步的积累和进展。但有些问题仍有待辨明。
其一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边陲地位所引发的持续焦虑。本土定向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已经产生有价值的成果。但有关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研究，背后隐含着对人际关系-群际关系连续体的忽视；而在有关意识形态过程和群际过程的研究中，“文化”这个有待精确诠释的“概念魔术”，若隐若现。也许“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告别本土学者的苦闷和忧郁”（赵旭东，2001：70）。
其二是心理学定向和社会学定向的研究，日益分化。面对整体性的中国社会现实及其所发生的社会行动，如何超越学科的边界以建构具有独具而同一身份的社会心理学，仍需努力。
其三是学科制度的成长。“学科制度，因为其研究者的社会行动者的身分，因为其培养制度、评价制度和基金资助制度，必然与宏大的社会制度发生联系。因此，如何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背景下，建构良好的学科制度，同时又能保证学科制度自身的自主性、权威和尊严，值得持续关注”（方文，2002d）。
如果本文类似的篇幅，在以后只能评论其中的一个主题；那么，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状况，将会有质的转型。
参考文献：
岑国桢等，1999，《品德心理研究新进展》，学林出版社。
陈午晴，2001，《推己及人：一种人心理解方式》 《社会心理研究》2001年第4期。
——，2002，《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建构：一个社会心理分析架构》， 《社会心理研究》2002年第4期。
戴键林等，2000a，《中国人法律概念的心理结构探究：一项对词的自由联想结果的内容分析》，《心理科学》第2期。
——，2000b，《关于儿童法律概念表征的实证研究》，《社会心理研究》，第4期。
方文，2001，《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2002a，《社会行动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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