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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前30年的现实意义

从规模看，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至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5%。从横向比较，中国该时期经济增长实绩其实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纵向比较，虽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彼时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战争威胁之下，解放战争后期以来被美蒋军队切断的南北沿海航运直到1974年才得以开通，穿过台湾海峡的南北航线直到1979年才开通；而且改革前中国GDP中不包含外资取得的外国要素收入和许多不曾市场化的产出，而改革后这部分成分极为可观。

准确、客观评估这一点，不仅是历史问题，在国际竞争环境下更有现实意义。因为与建国初期单纯作为追赶者的地位不同，我们现在一方面仍在继续赶超发达国家，同时又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赶超的对象。在近代资本主义四百年历史中，已有许多后发国家的“赶超”事业在取得初步成就时半途而废，不仅未能赶超守成大国，自身反而被新的赶超者所超越，我们现在未尝没有这样的风险。由于新赶超者产出市场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国，单纯引用GDP指标衡量多半会低估新赶超者的增长实绩与潜力，不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

教育是“最大的成就”

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但我认为，改革开放前，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教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建国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更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培育。这种培育体现在自我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

正是毛泽东时代强力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进一步洗刷了满清统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输的奴性，在全社会大大普及、强化了平等和自我奋斗的思想观念。

在文化教育方面，共和国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了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文革前夕的1964年已降到33.58%，1982年降到了22.81%，2000年更是降到了6.72%。建国初期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比同期完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加让以后的中国受用不尽，而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些年受到的非议，主要在建国初30年普及的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全球都是公认的。

不必否认，一些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下乡之类作了很多渲染，我母亲也是由于“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报考清华大学，高考后清华招生者见我母亲成绩出众，企图挖人但被我母亲报考的学校坚决挡了回去，就连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为当时我父亲正在军垦农场下放，对此不无牢骚。

但我更明白，当时基于家庭成分实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对于维护政权稳固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看看大汉奸殷汝耕侄女、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没有共和国前期的体制，我父亲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否读书自不待言，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我母亲，倘若是在解放前的体制下，她此生也只可能是某个乡间的文盲农妇，绝无可能读大学并成为高级工程师。

得到一元钱千恩万谢，得到十元钱却抱怨人家没有给自己100元，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有，但我希望不要成为主流。

“平均主义”的再认识

作为一个起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倘若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长期、如此强大的压力。共和国前期历史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建设成果，首先体现在更加公正的社会收入财富分配，这一成果的遗产即使在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时期，也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针对国内市场的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优势更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家电消费热中，正是凭借这一点和当时的贸易壁垒，中国家电行业几乎白手起家，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

当然，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已经显著削弱；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收入分配失衡的恶果日益显著，某些高举“改革”旗号的人不是努力矫正，而是一方面努力维护甚至加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另一方面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说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丝毫不顾改革初期的旗号恰恰是“打破大锅饭”。

这样的表现令人不能不担心，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承认并改正失误的能力；但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现实压力必然推动共和国前期历史这一遗产至少部分回归。

对人民政治权利的“超前探索”

共和国前期社会公正成果，同样体现在对实现人民政治权利的探索。共和国创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领袖，就是因为他在开国创业成功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新权贵阶层的代表人，而是毕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远大，远远超越了时代，直到他身后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理解。

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没有盲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一段重要的话：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本书中还有一段：“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为了树立和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他不仅注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体制的安排，更关注培育人民大众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和意志，如全民教育制度既是对经济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育，也是赋予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面高喊“民主”，另一方面却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教育机会等各个方面剥夺大众行使民主的能力，那么这种“民主”有什么意义呢？

不可否认，共和国前期在这方面的某些探索走了极端，遭到了失败；但时至今日，面对现实，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我们后来的某些做法矫枉过正了呢？我们是否应该回顾、领会和发展开国领袖这方面思想的合理内核，去探索长久的安排呢？

对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牵涉当今人们的利益，对现代史的评价尤其复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寻找复兴之路，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国的探索过程必然充满波折，导致共和国前期历史评价进一步复杂化。

正因为如此，对共和国前期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它考验的是评价者是否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认识和思考问题，也是评价者能否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的个人私利而秉承客观立场；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历史的了解，也是评价者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预见；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当时当地的观察，也是评价者的世界眼光；如果不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个人私利评价本国历史，这一举动本身就足以证明评价者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担任这个社会的领导力量。面对这场考验，我们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