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字加偏旁组词:（原创）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的原因——军权制约王权

（原创）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的原因——军权制约王权

政治改革探索 2010-09-15 00:53:09 阅读126 评论32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商鞅的改革，使秦国强大了100多年，这并不算长，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寿命都比秦国长得多，真正使商鞅变法称得上奇迹的，是在于经过战国时代的长期动乱、战争中，它仍然能够使秦国比较稳当生存下来，足可见商鞅等人遗留给秦国的制度是多么厉害了。

 《新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在剧本中是这样解释这种奇迹的——“新法（商鞅变法）已自成体系，整个国家机器都可以自行正常运转”，不会因为王室的更迭而出现大的变动，秦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法制国家而不再是人治国家，所以即便在以后，秦国出现了昏庸君王不管这个国家，秦国也不至于会堕落到危险的地步，“除非有大庸之君和大奸之臣同时出现”，蓄意破坏新法。然而，秦国一旦有了雄才大略的君王出现，必将能在这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国家的扶持下，横扫江山，一统天下；《百家讲坛》的王立群教授则说，是因为商鞅变法已经制度化了，所以能够延续。但是，这些说法似乎都比较笼统、含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了商鞅变法使秦国能持续富国强兵的奇迹呢？相信商鞅的变法改革，也能给当今的社会提供很多启发。

             （商鞅）  

 一、商鞅变法的大概内容

 经济上，1.“开迁陌，废井田”，意思就是鼓励私人开垦荒地，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去开发新的耕种土地，并且把农民们的田地所限定的亩数扩大，这样，农民们就不必再依赖于地方地主们的土地了，这就使得地方地主们收到的地租、所管辖的人口减少，于是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也就没有力量去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了。当然，大量的个人去开垦荒地，既能扩大秦国的粮食储备，又能扩大秦国的征税面和税源税款，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2.吸引外国人（主要是有钱的晋国人）来秦国投资、种田、耕织，这样，使外国人在秦国也形成了一股比较大的势力，同秦国的地方大地主集团们形成了对抗；

                     3.重农抑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军队、人民的生存，但同时，也可以防止垄断性的商人集团出现。小农经济使得每位农民的经济实力都很小，很难组建大的利益集团，但是商人或企业一旦富可敌国，形成了利益集团，就可以影响、控制国家的政权。这种情况，在当代的发达国家中普遍出现，比如英国、美国，早已被金融集团、大企业暗中控制了政权。此外，抑制商品经济，也就使得货币难以集中到个人的手中，那么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就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

 军事上，实行军功爵制，按照军功（以在战场上所杀的人头来衡量）来提拔各个阶层的军人做军官，并分给田产、财富、奴隶。这大大提高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战斗力，这是历史学家们普遍看到了的。但是我还认为，在另一层面上，军功爵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提拔一批军官，组建起一支能够真正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从而能够镇压大地主利益集团的反抗，从而保障变法改革的顺利实行；

 政治上，推行郡县制，以郡县制代替了部族自我管理制。他将全国划分为多个大郡（相当于多个省），每个郡管理下属的几十个县，郡长由中央政府直接选派。不管哪个部族都要被分开或合并编入郡县，住到一起，以方便各个郡长县长根据户籍档案进行管理。这等于是让中央政府来管理全国所有民众和事务，部族就不能像以前那么自由自在地各行其是了，都要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这对于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国家能集中力量进行战争或搞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削弱了地方的部族集团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力。

 可以看出，商鞅的变法改革，将粉碎利益集团的任务和富国强兵的事业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一举两得，这就是他的深谋远虑之处。

 
        二、土地承包制、军功爵制、粮食战略，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强之路

  在国内，商鞅将土地承包给私人农民，允许他们到处开垦土地（包括被秦军打下来的土地），种田养牲口，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样就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和兵源（粮食多了，能养活较多的人口，秦国就能多生育，兵源就充足），国家再把粮食征收上去，就能增强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而中央政府内部的变动、争斗，也不会影响农民们的农业建设；

 在国外，秦军攻克了大片小片的土地，那些取得战功的士兵就可以根据军功爵制的规定，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分得一部分田产、被征服的人民（作奴隶），成为当地的行政长官。这些士兵，很多都是从秦国的农村来的，因此有搞农业的经验，为了自己丰衣足食，士兵在和平时期就会在获取的土地上，利用俘虏的当地人民进行农业生产，在打下来的这些土地上养活自己的军队，这样也就激发了士兵们保卫自己土地的积极性。当他们把这块土地安定下来了，被秦军占领的这些土地，也就稳稳地属于秦国了，这就起到了汉朝军队实行“屯田”政策的效果，如同古罗马共和国一样，军队打到哪里，农民的地就种到哪里。

 正因为秦国的土地承包制和军功爵制，释放了农民和士兵的力量、积极性，使得他们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能够创造出比较强的经济实力，从而能给秦军提供一定的支持，所以，秦军每打下一片土地，总是能在长期的过程中牢牢地守住，不被外敌夺走。这就保证了秦国不受外敌的干扰，富国强兵战略就能得到比较安稳的环境。

  但是，商鞅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提高农民和士兵的积极性，而是让他们的积极性能够全力服务于战争的需要，完全、彻底地被国家政府所利用，为此，他还实施了几条相当极端的政策：

 1.严厉打击商业，对商业征收重税，并辅以一定的行政压制手段。这样做的效果，除了以上所说的防止商业性的垄断集团形成、威胁中央政府，以及从根源上抑制腐败而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

 第一，限制了人民在各地的商业流动，把农民束缚在各自的农田里，从而方便了政府对老百姓的管制；

 第二，截断了农民的又一条获取财富的渠道，使国人无法通过商业获利，也很难获取必要的生活用品，就只能被迫严重依赖于政府的统一分配和赏赐，从而使政府成为国人唯一的生存来源。那么，国人怎样才能获取政府的赏赐呢？只有拼尽全力去种田、打仗；

 第三，几乎完全限制了粮食的贸易，使得那些农民根本无法把自己种出来的农产品卖出去，那么就只好卖给国家，以此来从政府手中取得唯一的生存来源（请见下段），于是政府就成为了垄断全国粮食销售的采购商，从而建立起空前庞大的粮食储备，就像新中国对中国农民的掠夺手段一样；

 2.“壹山泽”。这是更毒的一条，意思就是，把不属于农民的非耕种之地——山川和水网，全部统一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那么，山川与湖河内的林木、草场、野生动物、矿藏、水资源……自然也通通成为政府的财产，平民百姓根本无权占有。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把垄断到的这么多资源，用于赏赐给善于种田的农民、打仗凶猛的士兵。况且，政府所垄断的这些资源，全都是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百姓对它们是求之若渴、趋之若狂，于是，政府就能以此来最大限度调动起农民、士兵们的干劲，逼迫他们一辈子拼死拼活地种田、产粮、打仗，彻头彻尾地贯彻秦国以农、战立国的方略。

 商鞅和秦孝公实施这两条措施以后，由于中央政府扼杀了商业，又垄断了除农田以外的几乎所有的生存资源，政府就能够用“重赏”来威逼利诱千千万万老百姓，迫使他们彻底成为秦国富国强兵战略的工具，这样，秦国就能够积累起庞大的粮食储备、兵源，进行长期的战争，而对于战国时代的各个诸侯国，粮食、军队就是最大的财富。

 当其它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时，粮食就成为了天下奇缺的商品，这时，秦国政府通过商鞅变法的这些措施，把全国的粮食垄断到自己手中，再将掌握的庞大粮食储备投入到国际市场，高价卖出，就可以换取巨大的利益——财宝、兵器、土地、主权！而一旦秦军大肆对外扩张，侵占了更多的粮食产地后（东攻魏、韩，夺回河西之地；西举巴蜀，获取四川盆地；南征楚国，饮马江汉流域；北伐魏、赵，抢占晋中、上党……），中原各国普遍陷入了粮荒，但由于国王们的短视，在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东进时，依然没有放弃互相之间的争战，于是，秦国政府就派出庞大的间谍网络深入到中原各国（嬴政统治时期，秦国的间谍网络主要由李斯、尉缭负责），不断地挑起它们之间的战争，越是打仗就越是缺粮，掌握了庞大粮食储备的秦国，就越是获利匪浅。因此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秦国越打越富强，其它国家却越打越穷。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秦国的获利者，永远都只是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而绝不是辛勤的芸芸众生。

 秦国的富国强兵，正是因为积累了强大的粮食储备、兵源，而根源就在于商鞅变法通过种种言简意赅、但深谋远虑的措施，一方面调动起了人民务农、作战的积极性，一方面又对这种积极性加以狠毒的逼迫、诱导，使得老百姓彻底为政府所用，从而在100多年的纷争战国时代，不断地强大。

 但是，仅仅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并将人民的积极性加以利用，能够保证秦国的富国强兵战略不会受到来自中央政府（或专制君主）的干扰吗？

 三、对富国强兵之路的政治制度保障——军权制约王权

 提起秦国的土地承包制，就不得不提及中国现代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秦国的土地承包制能够长期稳定地持续下去，可是和它比起来，1978年开始的土地承包制却充满了波折，而且最终失败了，原因就是政治的干扰。

“是谁消耗掉了农业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几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陈桂棣，春桃夫妇《中国农民调查》）……这就是中国现代土地承包制进入1990年代后被破坏的原因。在政府专制的人治国家，民主与法制被严重践踏，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干扰国家的政策，破坏农民们的家园、生产，最终断送掉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中国的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所以，制度是根本，政治体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秦国以商鞅为首的改革派，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让土地承包制和军功爵制不被王权的更迭、政府的贪欲所破坏，商鞅他们巧妙地改革了秦国的政治体制——用军权制约王权，使两者之间出现权力的相对平衡，这样就避免了一王专政、中央集权的局面，从而使军权、王权能够互相牵制，达到真正以法制代替人治的目的。

 他们是怎样改革的呢？军功爵制！还是前面讲到的，为有战功的士兵们分配土地、人口，让他们当各自封地上的行政长官。在自己的封地上，士兵们可以指挥所辖的老百姓，自己发展农业，自己丰衣足食，这样就不怕政府乱来了，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大部分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不是在政府手中。那么，如果政府觉得他们的“奴性”不够，想派部队来镇压他们呢？那中央政府（或专制君主）就要通过国防部长、当时的国尉来调动部队，但是，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正是那些在打下来的封地里自给自足的秦军士兵们，也就是说，国防部长和他所管的军队，都是在自己养活自己，根本不用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资金，因此，国防部长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国王的无理命令！这样，国王、政府也就不能为所欲为地指使军队乱来了！

 国防部长可以在秦军打下来的土地上，给自己的士兵们分赏田地、人口，让他们自己指挥被俘虏的老百姓去务农，然后又把一部分粮食、财富上交给国防部长和各级军官（这些军官同时也是管理被攻占土地上的各级行政长官）。这样，在秦军打下来的土地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运作、划分等级的行政体系。

 正因为自己掌握了生存来源，秦军才能够排除国王的随意干涉，持续维持他们的土地承包制、军功爵制，而这些，也就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也只有这样，秦国的军队才能在远方的战争中，一边养活自己，一边从容打仗。所以，商鞅变法在商鞅死后很多年，都还能继续推行。

 当然，秦国国王也有自己的军队，禁卫军，但它不可能一下子灭亡强大的秦国正规军，即便将其消灭，它自己也会损失惨重，所以，国王和他的禁卫军统帅都要三思而后行。可是，如果军权一旦强大了，在地方发动了武装叛乱，对王权肆意地侵犯、凌辱，甚至联合外国来共同图谋秦国的政权，该怎么办呢？为了防止军权的过分膨胀，商鞅实行了大约六个方面的防治措施——

 1.赏赐禁止世袭。这是防止官员形成家族集团、强化中央集权的必需举措。秦国对于凶猛作战、军功卓著的士兵，是毫不吝惜地赏赐（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早已将国家的庞大资源垄断于一身的缘故），不但有奴隶、财产、爵位，还有大片的土地，政府还会在分封的土地上派人建一栋好房子等着他，如果受封赏的士兵因此而安于现状、不再奋勇杀敌，会受到惩罚，如果继续“追求上进”，那么赏赐不断。但不管赏赐再怎么高，一旦士兵“归天”了，原有的赏赐还是要原封不动地收回，还给中央政府。

 这项措施完全是针对西周实行分封世袭化、导致天下诸侯国彼此争战不休的教训而实施。立功的士兵受到国家的封赏本来就相当丰厚，利用起这些赏赐，就完全可以拉拢势力、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而如果再允许封赏世袭化，那么他的亲戚、子女越聚越多，就能形成家族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中央政府的权威。从古到今的诸侯、太子党、利益集团，莫不是在形成了一个个家族集团后才发展壮大、如日中天，并对政局的混乱、国家的分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因此，打击强大的家族集团，就要从禁止世袭制做起；

 2.郡县制 + 什伍连坐制。前文已讲到，郡县制就是把老百姓按照政府的规划，纳入一个个的县进行管理，多个县再组成一个郡，由中央政府安排官员来管理各个郡、县，这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各地老百姓的管制，而“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更是对郡县制的深化。把各县的老百姓再划入各个基层单位，五家为一伍，十家（两个伍）为一什，再分派官员来管理这些什伍。被编入郡县、什伍的军民（尤其是农民），平时都不准随便到处乱窜，除非是征得了当地政府的同意。郡县制+什伍连坐制，进一步加强对了人民的监视和控制，同时，这也方便了政府能够尽快对全国进行战争动员、征募兵员。

 在被秦军打下来的土地上，对被征服的老百姓、以及秦国的占领军士兵、军官，同样是实行郡县+什伍制，这样，士兵和老百姓的土地、财富、身份等信息就都被记录在郡县长、什伍长（实际是秦军军官，或者被秦军军官制定的代理人）的名册上，那么，秦国就可以据此来监控各个地方人民、士兵的经济实力，以及土地兼并情况，而一旦发生了严重的土地兼并事件，兼并土地的地主、军官就能积蓄起强大的经济实力，形成谋反、叛乱的根源。根据郡县长、什伍长的名册，中央政府就能比较迅速地掌握这些情况，从而较快地削弱可能叛乱的地区，防止谋反；

 3.巡回检查制。在秦国的法律中规定，中央政府每年要派出一批工作组到地方上巡回视察，而工作组的检查除了根据郡县制+什伍连坐制下所编的名册外，还有亲身深入基层去考察民情，发现名册上的漏洞，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叛乱的根源。当然，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里，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工作正在地方上视察，究竟是怎么个视察法，会不会也像今天这样挪用公款去吃喝嫖赌、贪污受贿，那就不得而知了；

 4.轻罪重罚。商鞅变法的时代，据说连在路上扔灰都要进牢房受刑，那也难怪会有大约七百“罪犯”在渭水南岸被斩首，轻一点的被砍掉手足，据说还有的刑罚是专门拿人的生殖器开刀！于是在商鞅变法的头三年，残疾人遍布了秦国的大街小巷。直到三年后，当老百姓了解了变法的内容，不去犯“罪”了，并且跟着商鞅所设立的制度去乖乖地做起了奴才，情况才大变，于是“秦民大悦，乡邑大治”，连荀子去了秦国考察后也赞不绝口。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在残酷的政治高压下造成的安定，就像当今政府为了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而逼迫老百姓拆迁、自杀一样。

  轻罪重罚，那么重罪就罚更重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哪位军官想带兵谋反，都是要顶着天大的危险，而在他手下的士兵们要想跟着谋反，也不得不顾虑重重——按照秦法，一人犯罪，全家遭殃，男的做奴隶，女的做奴婢，重一点的被折磨致死，家产充公。因此秦军要谋反，从长官到士兵必定是顾虑重重，军心涣散，内部一盘散沙。正因为如此，在嬴政刚刚登基后几年，国内发生的嫪毐政0变，山西晋阳（太原）、屯留发生的军事叛乱，都被中央政府轻而易举地平定了；

  5.告密制度。商鞅变法实行的最狠毒的一招，就是鼓励、逼迫民间告密。看见犯罪而告密的，重赏；看见犯罪而不告的，重罚。于是，免不了会有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去捏造罪名诬陷他人，但查出来了是诬告的话，告密者也要受罚。

 注意，参与谋反的人，也可以通过告密来获取政府的赏赐！而一旦事情被举报上去了，没有告密的参与者及其家庭，都要受到残酷的处罚——轻罪重罚，这四个字就像一柄达摩利斯剑一样，悬浮在每个秦国人的头上。这就意味着，凡是聚在一起谋划反叛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出卖自己弟兄的人。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囚徒博弈”模型，其结果十之八九都是内部人员互相检举告发，从而导致谋反计划流产；

 6.让王权凌驾于军权之上，从而使国王在遇到军事叛乱时，有足够的力量去平叛。毕竟，那还是“家天下”的时代，不能让国王靠边站。所以后来，即便商鞅功高盖世，也还是被秦惠文王镇压并诛杀了；魏冉将军即便权势再强，也还是被秦昭襄王扳倒了；再后来的吕不韦，也被嬴政轻而易举就流放、赐死了。当然，让王权凌驾于军权之上，最终也避免不了王权专制独裁的出现，但是，在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商鞅也不能违背这个时代背景，这也就注定了大秦帝国最终将因为王权专制而走向衰亡。这是后话。

 那么，商鞅怎样让王权凌驾于军权之上呢？从后来的历史上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国王可以有人事任免权，同样，对于军队乃至代表军权的国防部长，国王可以通过行使任免权来控制军队。但是，如果国王任由自己的好恶而随便行使任免权、裁汰军官，那不就破坏了军权制约王权的格局了吗？这一点，商鞅已有考虑。国王要任免官员，必须要经过一些政府部门的商量与同意，要走一些程序，这些机构、程序也就成为了制约王权的泛滥的一股力量（当然，如果这些机构、程序被控制在了国王手中，就起不了制约作用了）。更重要的是，国王要罢免军官，还得想方设法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难以服众的话，只会造成人人自危，最终会逼迫军队、人民真的造反。所以，在秦昭襄王时代，王权被国防部长魏冉的军权所架空之时，秦昭襄王很想铲除魏冉的军权集团，但使尽浑身解数都没能达到目的——负责人事任免得机构并不掌握在国王的手中，况且魏冉将军自己也老谋深算，没有留出任何蛛丝马迹让秦昭襄王抓住把柄。直到后来，足智多谋的范雎偷渡到秦国，秦昭襄王才和他共同努力，经过多次策划，才一手扳倒了魏冉的军权集团。

 总之，在这种军权、王权分立，两强相制的政治格局中，即便出现最坏的可能，国王因为无知或者其他原因，在他自己管辖的地盘内胡搞乱来、破坏改革，把那里搅得一塌糊涂，但是在国外统领着大片征服地域的秦军，也同样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继续着商鞅的制度，把土地承包制、军功爵制自始至终地贯彻下去（秦军也只有这样，才能养活自己），继续着富国强兵的战略，使秦国不至于完全衰落。

 四、军权与王权在秦国的百年斗争

 在秦国，军权与王权形成了相互制约、两强相争的局面，这样有利于确保富国强兵的政策能被长久地持续下去，不被王权随意干涉和破坏。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强、另一方弱了，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

 商鞅在秦国成功进行了变法改革，并率领秦军收复被魏国占领的河西高原之后，一直支持着他的秦孝公就升任他为大良造，管理全国的部队，又在商於郡（陕西省东南部）封赏了他一大块地，商鞅在那里也有自己的一支军队，这样，整个商於郡就成了商鞅的独立王国，他在自己的地盘上就继续推行、细化着自己的变法改革。在这里，商鞅就代表了军权，他与中央政府就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这个时候，王权还是比较大的，当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上台后，为了报复商鞅当年对他老师的伤害，就用手中的王权向商鞅发难，商鞅就率军造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的解释有两个：

1.他担心秦惠文王对他下手之后，会连他的变法改革也不放过，所以为了挽救改革的成果，他就决定以死冒险，率军攻打并试图推翻国王，阻止他破坏变法；

2.中央政府给商鞅分封土地、调拨军队，本身就是西周分封制的死灰复燃，这同商鞅变法加强秦国中央集权的宗旨是绝对违背的，因此中央政府早晚都会消灭商鞅的集团，“谋反”只是一个借口。

结果，（据历史记载）商鞅的军队在华县被国王的军队打败了，因为当时秦国的王权还很强大。商鞅被押赴刑场，先被砍头，然后五牛分尸，他全家被抄斩。但是，秦惠文王看出了商鞅变法使秦国富国强兵、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事实，所以没有废除商鞅留下的制度，商鞅对此也许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是，鉴于商鞅率军造反的事件，相信秦惠文王一定对商鞅遗留下的制度进行了一些变动，把军权的实力削弱了一些，换言之，就是把国防部长的权力削弱了一些，使他不能率兵反抗中央政府。这一点，可以从秦惠文王吸收张仪进入中央政府里担任大臣的事情里看出来。在后来讨论秦国的重大事件时，大臣张仪、樗里疾（在秦孝公时期担任武关太守）和国防部长司马错将军，经常争论不休，秦惠文王就是这样利用大臣来制约国防部长的军权，形成王权、军权、宰相权“三权分立”的格局，而代表军权的国防部长司马错将军，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又有商鞅被惨杀的前车之鉴，因此总是表现得圆滑，在秦惠文王面前比较谦卑。

 秦惠文王时代，秦国打败了东方“合纵”联军的进攻，西灭义渠，东征楚国，南占巴蜀，大大扩大了疆域。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用尽兵力攻占了秦国东进之路上的宜阳要塞，没多久却因为和别人比力气而被大鼎砸死了（据说是周王室在鼎里安装了机关），由于没来得及安排继承人，秦国宫室顿时一片大乱，导致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于是，内战一触即发，惠太后集团和宣太后、魏冉将军集团为了争夺王位继承人的人选，各自率军在战场上大打出手，最后，宣太后集团因为有魏冉这个军事强人的支持而取胜了，随后，由宣太后、魏冉将军扶持的秦昭襄王上台，魏冉将军也摇身一变，成了秦国的新一任国防部长。在这场王位继承战中，王权的实力受到很大的削弱，掌握了秦国军权的魏冉将军，因此权势熏天。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魏冉将军不断为秦国在天下的争夺战争中，制定着战略部署，由于他的雄才大略以及知人善任，秦军在多次战争中（不是全部）所向披靡，几乎都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齐国、楚国、魏国相继被削弱，赵国则在长平之战中差点亡国，秦国的疆域大大增加，他也在黄河两岸给自己找了大片的封地。然而另一方面，他对国内的独裁政策、愚民政策（他阻止东方六国的人进入秦国，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国家的思想传入秦国）也引起了人们不满，更严重的是，他的军权太大了，对秦昭襄王的王权形成了空前大的挑战。

 秦昭襄王也是个有抱负之人，但在魏冉将军的强大军权的压力下，他一直在蛰伏待机，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有乾坤之才的范雎的到来。这位在魏国受到排挤和屈辱的战略家，在秦国大臣的帮助下，躲过魏冉将军的检查，偷渡到秦国，很顺利地就住进了秦昭襄王的宫殿。两人碰在一起秘密会谈，又重现了当年秦孝公和商鞅畅谈三天三夜的动人景象。范雎帮助秦昭襄王出谋划策，不知道用了多少计谋和策略，终于扳倒了一手遮天的魏冉将军，并且使他永远没有参政的机会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范雎的政治手段是如何的老辣，也可以看出，王权的生命力是如何的强大。后来，他们又清除了魏冉将军的党羽，其中就包括武安君白起，他是魏冉将军一手提拔起来的名将。于是，再一次地，历史的天平开始倾向了王权。

 从此，王权在秦国得到了壮大，军权则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商鞅所设置的用军权来制约王权的政治体制，终于遭到了重大破坏！在后来的岁月中，国王建立的专制独裁统治，开始在秦国的大地上愈演愈烈，直到最终毁灭秦国的那一天……

 而秦国的军权，则被国王划到了丞相的手中，军权从此臣服于宰相权。范雎帮秦昭襄王推翻了魏冉将军后，被提升为丞相，并有全权参与军事。他根据天下大势的改变，向秦昭襄王推荐了自己为秦国制定的“远交近攻”战略，依照这套战略，秦军打破了魏冉将军执政后期的战线过广、军事僵持的战争状态，连战连捷。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远交近攻”是魏冉将军时期就开始实行的战略，但是因为齐国不断地使用阴谋，秦军连连受挫，直到秦军联合起另外四国的军队狠狠收拾了齐国，将它治得服服帖帖，“远交近攻”战略才能在范雎的时代获得成功。但是很快，在邯郸、大梁的战役中，秦军两次遭到了由军事家信陵君魏无忌组织的“合纵”联军的包围，大败而回。

 在此期间，雄才大略的政治商人吕不韦，通过一系列深谋远虑的人际关系运作与活动，进入了秦国的中央政府，当时秦昭襄王已死，吕不韦在秦国成为了二号人物。在执政秦国的时期里，他对内继续强化王权专制制度，对外则继续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秦军在他的集团的谋划下，取得了不凡的胜利。再后来，他的儿子嬴政执掌了秦国大权。

 嬴政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镇压了嫪毐叛乱，流放又诛杀了吕不韦，并吸收了战略天才尉缭子、政治家李斯等人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组建了自己的政治集团。后来，秦国以气吞山河之势，终于统一了天下。

 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嬴政掌握了王权和军权，他利用手中的王权，把军权摆弄得得心应手。他任用大臣李斯来制约军权，又提拔了王翦、蒙恬、李信、屠睢等一批名将来领兵，这其实就是让这些权力各自独立的将军，分割了军权，这就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对军权的绝对领导。

 一统天下、建立了大秦朝后，嬴政自称秦始皇，王权专制在秦朝登峰造极，专制独裁统治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和惨剧：

 首先，皇帝为所欲为，造成了人民的疾苦和反抗，同样，也造成了军队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所以，当人民发动起义战争的初期，秦国南方的岭南军团，和北方的长城军团（司令蒙恬将军和扶苏公子被奸臣杀害），都在边关按兵不动，坐观其变；

 其次，在宫廷内部，引起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赵高、李斯、胡亥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而互相残杀；在宫廷外部，因为权力高度集中于君王，君王就容易忙不过来，对很多事情就无法监管到，于是在地方，君王顾及不到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秦朝的粮草等作物的供应，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老百姓生活不堪重负。于是，秦国就等到了亡国的那一天；

 再次，由于商鞅变法所留下的法规过于细，大到拨给公务员的工资数额，小到种田、养牲畜所应达到的标准，都有细密的规定，这是为了方便考核，也有利于抑制政府腐败、做假。但是，这也导致了要对商鞅变法进行变更的困难非常大。当秦统一六国后，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很大不同，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但如果要改革商鞅的制度，就要先调查各地的不同情况，然后制定不同的标准，因此，随着秦国的版图越大，要调查的范围岳广，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更严重的是，商鞅变法本身就是一种军国主义制度——用严刑峻法，把从事生产、工商业的剥削得一干二净，全部投入到军队、战争当中。这种制度在战争年代还能得到人民的谅解，但一旦战争结束，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再执行这样的制度只会引起民愤。可是由于要对商鞅变法进行变更的困难非常大，这也就难怪老百姓会因为秦国严峻的军国主义制度而进行了农民起义；

 最后，专制集权的体制，造成了效率的低下。由于大量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政府，导致中央政府的决策缓慢，容易引起天下大乱。举个例子，某县闹了严重的饥荒，很多灾民要吃饭，县政府就得拿出资金去供应伙食，但是当时各级公务员的数量都是统一定了的，因此工资、经费也就有了统一标准，多一点都不行。于是县政府发不出应急资金来赈灾，就只好向中央政府请求。但中央政府把全国的事务都揽在了自己手中，根本来不及处理灾民的事，资金、物资迟迟调拨不下来，那么望眼欲穿的灾民怎么办？要么饿死，要么造反，于是农民起义就来了。等到中央政府终于开始着手处理灾民的事情时，起义军已经打到了门前。因此，陈胜、吴广的起义军从安徽一直打到陕西，如入无人之境（当时秦国实行外防内空的政策，主力部队全部被派到了北方、南方的边疆），一直进入了函谷关，秦政府才匆忙起用章邯在秦始皇陵组织起一支“民工部队”来抵御。

  五、总结

  从大秦帝国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看出：

  1.商鞅的变法改革之所以能够保证富国强兵，是因为注重释放民间的力量，以及构建了权力相互分割、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避免了君王的专制独裁，所以才使秦国的富国强兵政策能够得到持续的贯彻执行，而一旦商鞅的这套制度遭到破坏，形成君王专制集权的独裁体制，秦国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和灭亡；

  2.任何制度都有寿命­，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不管一开始设计得多完善，它都有出现漏洞的时候，都有衰落的一天，“有生斯有死”，这是个永恒不变的宇宙规律。因此，作为一个体制的设定者，也无力回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使这种制度能够富国强兵，并且尽量使这样的制度能够有变通性、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能够尽可能长远地把国家、集体的生命力，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