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小腿拉伸可以瘦腿吗:[原创]农业学大寨[释证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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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农业学大寨[释证纪历] scheler 于 2006/8/1 17:21:4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1949年前，那里是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的贫穷小山村。
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取得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因此当年底，整个大寨农户都入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土地进行了初步改造，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代表的大寨人战天斗地、治山治水，建设起层层梯田，并引水浇地，连年取得丰收，粮食生产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农民无家可归。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拨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年大寨大队以极大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在大灾之年夺得了丰收。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
山西省委派干部到大寨进行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将其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在山西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同年底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这句口号从此一直流传到1970年代末。大寨、陈永贵经验，当时被总结为（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毛田区、河南林县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亲自布置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全国省、地、县级领导干部，都到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各地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
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被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苦干实干精神挂上了钩。
大寨经验推广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也被套上了“四清”框子。当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到1966年3月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相当典型地反映当时运动—政策—先进典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央每发动一个运动，新华社记者就在上级精神安排下蹲守着大寨要新经验，大寨也在这样的内外推动下成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1967年陈永贵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中共九大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之一，并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中央召开十大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的“普及大寨县”运动，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经验，建设成大寨式农村。运动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1976年 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到1980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
但农业学大寨运动此时已经走入末路，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反而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民开始自发寻找新的出路。还在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就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口号。当年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落实政策”主要有几项：一是改善按劳计酬，落实分配兑现；二是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分配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三是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缩小农田会战规模，减少对农民工的无偿平调；四是解决干部打骂、克扣农民的违法乱纪问题。这些措施虽未直接涉及学大寨，但明显地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不一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三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
1980年下半年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路线上”一分为二分析大寨和昔阳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即把“文革”前的大寨与“文革”中的大寨区别开来；把大寨作为治山治水、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典型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典型区别开来。对前者基本肯定，对后者进行了系统批评和彻底否定，认为大寨在“文革”中走向了反面。指出大寨、昔阳经验中的“左”，最集中的是“三条基本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基本经验”的核心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体表现为：一、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乱批乱斗的结果是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致死，有的致残。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限制社队集体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四、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干部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昔阳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平二调”的问题也相当严重。这实质上是从所有制到交换、分配、劳动管理等各方面不断地限制或剥夺农民，所谓“七斗八斗”说明这种剥夺是用强制手段进行的。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出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文件）。批语指出：文革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大寨工作中的错误，是违背大寨社员群众的意愿的。文革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当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一个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参考资料：霞飞《陈永贵与大寨》，《文萃精华》2005年10月；肖冬连《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取得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因此当年底，整个大寨农户都入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土地进行了初步改造，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代表的大寨人战天斗地、治山治水，建设起层层梯田，并引水浇地，连年取得丰收，粮食生产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农民无家可归。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拨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年大寨大队以极大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在大灾之年夺得了丰收。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
山西省委派干部到大寨进行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将其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在山西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同年底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这句口号从此一直流传到1970年代末。大寨、陈永贵经验，当时被总结为（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毛田区、河南林县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亲自布置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全国省、地、县级领导干部，都到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推动作用。各地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
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被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苦干实干精神挂上了钩。
大寨经验推广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也被套上了“四清”框子。当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到1966年3月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相当典型地反映当时运动—政策—先进典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央每发动一个运动，新华社记者就在上级精神安排下蹲守着大寨要新经验，大寨也在这样的内外推动下成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1967年陈永贵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中共九大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之一，并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中央召开十大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的“普及大寨县”运动，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经验，建设成大寨式农村。运动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1976年 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到1980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
但农业学大寨运动此时已经走入末路，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反而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民开始自发寻找新的出路。还在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就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口号。当年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安徽省落实农村政策，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经验；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湘乡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落实政策”主要有几项：一是改善按劳计酬，落实分配兑现；二是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分配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三是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缩小农田会战规模，减少对农民工的无偿平调；四是解决干部打骂、克扣农民的违法乱纪问题。这些措施虽未直接涉及学大寨，但明显地与普及大寨县的要求不一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三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
1980年下半年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路线上”一分为二分析大寨和昔阳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即把“文革”前的大寨与“文革”中的大寨区别开来；把大寨作为治山治水、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典型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典型区别开来。对前者基本肯定，对后者进行了系统批评和彻底否定，认为大寨在“文革”中走向了反面。指出大寨、昔阳经验中的“左”，最集中的是“三条基本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基本经验”的核心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体表现为：一、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乱批乱斗的结果是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致死，有的致残。二、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三、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限制社队集体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四、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干部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昔阳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平二调”的问题也相当严重。这实质上是从所有制到交换、分配、劳动管理等各方面不断地限制或剥夺农民，所谓“七斗八斗”说明这种剥夺是用强制手段进行的。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出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发[1980]83号文件）。批语指出：文革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大寨工作中的错误，是违背大寨社员群众的意愿的。文革以来，大寨成为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大寨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当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一个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参考资料：霞飞《陈永贵与大寨》，《文萃精华》2005年10月；肖冬连《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