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后：邓小平说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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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

林彪阴谋政变证据确凿

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失败后，林彪感慨地说：丘八斗不过秀才。8月27日晚，他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我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武的”，即用武力手段进行篡权。

1969年2月16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感谢他们对林立果的帮助，并说今后可让林立果单独行动。1970年5月2日，林彪接见了空军“调研小组”一些主要成员。10月在“调研小组”基础上，成立了以林立果为头的“联合舰队”——策动武装政变的核心骨干队伍。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密谋。从3月21日至24日，由于新野执笔草拟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据李伟信说，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说：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1980年11月25日，李伟信在法庭作证时说：“《纪要》是在林彪授意下，由林立果在上海制定的。其后“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计划，进行武装政变准备的。

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估计发动政变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另一种是“下台，进监狱，卫戍区”，“不成功便成仁”。他们策划的政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破釜沉舟”，“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在以“奇袭”手段谋害毛泽东后，宣布由林彪“接班”，“夺取全国政权”。中策是：在上海或广州搞封建割据，“逼中央表态支持”，“形成对峙局面，再和平谈判”。下策是：逃往境外，或北逃去苏联，或南逃去香港。为此，准备了航行资料，林立果还曾到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

1971年9月5日、6日，林彪、叶群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惊恐不安，决心采取行动谋杀毛泽东。

9月6日，周宇驰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据林立果讲，林彪当时抱着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次日，林彪用红铅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这就是发动武装政变的命令。9月11日，林立果又将这似乎便是毛作批示达7个月之久，邓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此外，它还引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年3月10日)中这样一大段话：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不难看出，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没有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时对解决邓小平问题的一种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根据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复出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它对于进一步“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邓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邓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为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邓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主席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邓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光是毛泽东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邓小平的才干，而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邓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泽东是由于193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邓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泽东又提前了大约10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1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重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恩来，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党的九大开过不久，党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待。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建议”。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