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老北京足贴感冒贴哪:第二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总结与评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6:33:48
第五章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第二节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总结与评价本章执笔 汪玉凯 吴 昊 王晓芳2008年09月05日09:5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30年来，国家围绕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前文所述五次较为集中的改革为主，进行了很多次改革。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持续的征程，是个长期的历程。
一、对30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
简单概括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一是中国政府管理由计划体制的管理慢慢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二是引起了政府自身的转型。从过去完全是管制型政府、全能型政府转向一个能够注重社会管理、注重服务质量的政府；三是政府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回顾过去的改革经历，可以说以往的行政体制改革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改革目标低效率重复。1982年以后每次改革都裁减机构人员，1988年以后每次都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么多年做了不少努力，但成效不显著。第二，改革不是整体推进。政府改革是重点，但事业机构改革滞后。在目前这种行政事业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下，机关裁员，事业增员，虽然也有利于实现政事分开，却不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第三，明确的单一行政思维。过去以为政府官员的问题靠行政体制改革就能解决，但事实证明根本的原因、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三十年的改革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第一，政府职能转变依然比较滞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第二，政府的部门设置依然过多，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交叉、分不清楚，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部门利益比较突出。第三，政府管理涉及的一些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第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绩工程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最后，现在一些行为还比较严重。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每次政府改革，从表面上看都有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但最关键的则是权力格局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增加一个部门的权力容易，任何意义上的剥夺都会引起一系列反弹。在权力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和重新分配的后面，隐藏的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比较普遍的状态下，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部门的抵触。而且政府自身的改革对所有公务人员来说，几乎是面临新的职业选择。在精简行政人员的过程中，比如部门撤销、合并，内设机构减少等，谁都可能成为被分流的对象，引起他们的心理反感和抵触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问题，它很难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如此，国外也如此。比如在1982年，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只是认为国务院的机构100个太多了，几乎是一次数量增减性的改革。到了1988年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而到1993年又进一步提出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次改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的链条式过程，而是螺旋式上升，在逐步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内部各项改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二、中国政府管理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30年来，中国不断地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但至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是整个改革战略中的关键。我们认为这与政府目前面临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整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层面来分析中国政府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中国政府面临的五个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自身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尽管政府经过很多次改革，但是政府自身整体改革还是滞后的，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
二是各个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严重的部门利益的倾向，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非常突出。部门设置的越多，相互之间概率交叉越高，责任边界越不清晰，实施起来各有各的利益。部门主导的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会导致公共政策扭曲、变异，政策制定的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内耗严重，决策代表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大打折扣，最终会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
三是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
四是有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生问题再一次凸显，表现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就不了业。
五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近年来虽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如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实行巡视制度，但腐败现象频发，有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执法违法现象屡见不鲜，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
2．这些问题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压力
上述问题应该说中央很早就认识到了，也一直在解决，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试图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政府管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可能激化三种冲突。
一是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如今政府面临的客观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同时经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转”阶段，给社会带来剧烈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是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然后通过政府强力，把经济发展方向由计划转到了市场。虽然这种转变相对而言很快，但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缺乏自然历史的积累。
过去是依靠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配置，在几十年后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中国的收入差距快速地拉开，利益群体间的边界越来越明显，不同群体的矛盾、摩擦也越来越尖锐。
在这个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另一方面如何分配社会利益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政府如何掌控好利益分配的杠杆，成为现在遇到的最大难题。如果政府仍与民争利、政府行为再不规范，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冲突。
二是某些行政人员的不廉洁行为与人民群众公平意识的冲突。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成员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的全新意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廉洁、高效。但一些政府官员恰恰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腐败现象，致使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形成心理上的冲突。
三是社会发育水平提高与政府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冲突。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合一，政府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现在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盈利组织、民间社团组织逐渐发育起来，客观上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政府一方面要控制社会、保持稳定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让民间组织能够相对快速的发展，这对政府来说是一大考验。
3．这些问题对政府自身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对政府本身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今天经济高增长是以另外“三高”为代价的，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靠战略口号还不能变为实际的行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政府就曾经明确提出要用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粗放式的增长，但是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官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绩观”存在冲突，包括对官员的选拔任用的价值标准、选拔体制、考核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员的价值追求等。
第二，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可以说，现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酿成一个大问题。这其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讲，最主要有两大原因：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程度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载能力、政府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出了问题。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共正义像天平一样，如果天平出现了不适当的倾斜，这个社会就会出大问题。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社会上层在精英化，但中国社会广大的老百姓在碎片化，在制定政策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争取公平正义的能力在不断下降。
第三，提高政府自我控制能力的压力。这方面政府来自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两个方面：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腐败现象；政府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财政支出行为。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责任编辑：赵晶）
30年来，国家围绕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以前文所述五次较为集中的改革为主，进行了很多次改革。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持续的征程，是个长期的历程。
一、对30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评价
简单概括中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一是中国政府管理由计划体制的管理慢慢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二是引起了政府自身的转型。从过去完全是管制型政府、全能型政府转向一个能够注重社会管理、注重服务质量的政府；三是政府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
回顾过去的改革经历，可以说以往的行政体制改革呈现出三个特征：第一，改革目标低效率重复。1982年以后每次改革都裁减机构人员，1988年以后每次都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么多年做了不少努力，但成效不显著。第二，改革不是整体推进。政府改革是重点，但事业机构改革滞后。在目前这种行政事业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下，机关裁员，事业增员，虽然也有利于实现政事分开，却不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国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第三，明确的单一行政思维。过去以为政府官员的问题靠行政体制改革就能解决，但事实证明根本的原因、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三十年的改革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第一，政府职能转变依然比较滞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相对薄弱。第二，政府的部门设置依然过多，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交叉、分不清楚，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部门利益比较突出。第三，政府管理涉及的一些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第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绩工程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最后，现在一些行为还比较严重。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每次政府改革，从表面上看都有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但最关键的则是权力格局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增加一个部门的权力容易，任何意义上的剥夺都会引起一系列反弹。在权力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和重新分配的后面，隐藏的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比较普遍的状态下，调整、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引起部门的抵触。而且政府自身的改革对所有公务人员来说，几乎是面临新的职业选择。在精简行政人员的过程中，比如部门撤销、合并，内设机构减少等，谁都可能成为被分流的对象，引起他们的心理反感和抵触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问题，它很难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如此，国外也如此。比如在1982年，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只是认为国务院的机构100个太多了，几乎是一次数量增减性的改革。到了1988年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而到1993年又进一步提出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每一次改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的链条式过程，而是螺旋式上升，在逐步推进。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内部各项改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二、中国政府管理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30年来，中国不断地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但至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是整个改革战略中的关键。我们认为这与政府目前面临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整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层面来分析中国政府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中国政府面临的五个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自身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尽管政府经过很多次改革，但是政府自身整体改革还是滞后的，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
二是各个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有严重的部门利益的倾向，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非常突出。部门设置的越多，相互之间概率交叉越高，责任边界越不清晰，实施起来各有各的利益。部门主导的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会导致公共政策扭曲、变异，政策制定的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内耗严重，决策代表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大打折扣，最终会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国家利益之上。
三是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
四是有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生问题再一次凸显，表现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就不了业。
五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近年来虽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如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中央对地方实行巡视制度，但腐败现象频发，有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执法违法现象屡见不鲜，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
2．这些问题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压力
上述问题应该说中央很早就认识到了，也一直在解决，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试图通过不断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政府管理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可能激化三种冲突。
一是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如今政府面临的客观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同时经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双转”阶段，给社会带来剧烈冲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是经过几十年计划经济，然后通过政府强力，把经济发展方向由计划转到了市场。虽然这种转变相对而言很快，但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自然演变的基础上，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缺乏自然历史的积累。
过去是依靠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配置，在几十年后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下，中国的收入差距快速地拉开，利益群体间的边界越来越明显，不同群体的矛盾、摩擦也越来越尖锐。
在这个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复杂过程中，一方面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另一方面如何分配社会利益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政府如何掌控好利益分配的杠杆，成为现在遇到的最大难题。如果政府仍与民争利、政府行为再不规范，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冲突。
二是某些行政人员的不廉洁行为与人民群众公平意识的冲突。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成员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的全新意识，他们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廉洁、高效。但一些政府官员恰恰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腐败现象，致使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大大降低，形成心理上的冲突。
三是社会发育水平提高与政府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冲突。在计划体制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合一，政府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现在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盈利组织、民间社团组织逐渐发育起来，客观上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政府一方面要控制社会、保持稳定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让民间组织能够相对快速的发展，这对政府来说是一大考验。
3．这些问题对政府自身的压力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对政府本身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今天经济高增长是以另外“三高”为代价的，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靠战略口号还不能变为实际的行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政府就曾经明确提出要用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粗放式的增长，但是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官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绩观”存在冲突，包括对官员的选拔任用的价值标准、选拔体制、考核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员的价值追求等。
第二，化解社会矛盾的压力。可以说，现在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会酿成一个大问题。这其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讲，最主要有两大原因：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程度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载能力、政府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出了问题。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公共正义像天平一样，如果天平出现了不适当的倾斜，这个社会就会出大问题。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社会上层在精英化，但中国社会广大的老百姓在碎片化，在制定政策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争取公平正义的能力在不断下降。
第三，提高政府自我控制能力的压力。这方面政府来自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两个方面：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腐败现象；政府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财政支出行为。
摘自《发展和改革蓝皮书》（责任编辑：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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