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告别演唱会高清:真实的梅兰芳和他失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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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的梅兰芳和他失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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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冉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那年他27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梅兰芳重新粉墨登台，而他的时代却不再了。

　　电影《梅兰芳》开头，邱如白对着梅兰芳说，“你的时代到了。”

　　那是一个世事纷乱的年代，黄马褂被嵌入了镜框，大总统走马灯似地换。前朝遗老们冲北一报拳，算是向既往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诀别。

　　留欧归来的邱三爷要破京戏的规矩，衣食父母成了大众。五四之后，新青年往戏院里涌，观众们的审美也在变，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已经没人看了。戏园子里，长椅取代了方桌，观众已经从听戏变成看戏了。唱得好不好是次要的，扮相美不美才是主要的。

　　那差不多是民国十年，梅兰芳27岁。

　　不久，日本人来了。艺人们谁都不愿意“隔江犹唱后庭花”。

　　梅蓄须明志，那是在大是非中不含糊。

　　1945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在人们的期待中，重新粉墨登台。

　　舞台的帷幕缓缓拉开，电影《梅兰芳》戛然而止。就差台下的邱如白再补一句，梅的时代已行将结束了。

　　又四年，新中国成立，连毛泽东都不无艳羡地说，我的名声没有你的大。

　　一句话，让梅这个艺人又跌入了身份迷失的彷徨之中。


　　梅兰芳的时代

　　梅兰芳的时代也是梅党的时代。

　　当时围绕梅兰芳周围的，是一群留学日本的精英，甚至是同盟会的成员，与早期革命者很熟，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掌权者。

　　代表人物冯耿光，民国时期在中国银行任董事。梅兰芳的收入都存在中国银行，冯是梅的“理财官员”。

　　电影里的邱如白并无其人，事实上只是梅党的一个化身，如果非要对号入座，他像极了“梅党”里的齐如山。

　　齐如山本是个面粉商人，是后期才加入梅党的，因梅兰芳而痴爱上了京剧。他坚持几年给梅写信讲戏，梅在经过梅党的同意后，才将此人吸纳进组织。

　　他是梅党中最为梅竭尽全力的人，毕生心血用于为梅写剧本，改良戏，推介海外演出。

　　梅兰芳与梅党的交往，早已突破了戏剧的界限。梅党将其塑造成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窗口，和聚集社会名流的沙龙。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一度向世界敞开。爬长城，逛颐和园，去梅兰芳家，是当时老外来中国最向往的3大传统项目。印度诗人泰格尔、荷兰国王古斯塔夫、美国电影明星范朋克，都去过梅家。

　　民国时梅兰芳与很多军阀关系也很密切，张学良正是看梅的《霸王别姬》时，接到电话说日本人把父亲在皇姑屯炸死了。

　　在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中，梅兰芳将个人修养和社会经验历练得更加丰富，最后游刃有余到以方寸舞台浓缩了社会舞台。

　　梅党把梅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信息闭塞的民国社会，有三样东西是老百姓有口皆碑的：同仁堂、孙中山、梅兰芳。选大总统，推荐梅兰芳的呼声也不低。

　　据史料记载，梅党对梅一度曾达到艺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控制，包括梅的三段婚姻，也是梅党撮合的。

　　但这并不说明梅兰芳是个软弱无主见之人。梅兰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一直蓄须明志。他没有离开，一直等待解放。那时很多中国人都看不清楚之后的光明。

　　1949年，时代又变了。梅兰芳北上成了新社会的同志，而与他亦师亦友的梅党们，齐如山在新社会里成了敌人，冯耿光则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在新社会第一瓢冷水中清醒

　　1949年5月，梅兰芳北上。这离他1931年南迁上海避祸，已经有18个年头了。

　　戏曲界局面日益更新，尚小云已经很少唱戏，荀慧生还在演，程砚秋已后来居上。

　　北京的梨园生意也大不如前，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抗战胜利后，梅兰芳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次。周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

　　1948年，齐如山和梅在上海见了一面。自从梅兰芳访美归来，梅和齐渐行渐远了。齐要去台湾，梅不置可否，只是赠了一件皮草。梅兰芳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49年，对新政权认识不多的梅兰芳被陈毅邀请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梅党”的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而此后，冯耿光因为历史问题成了“团结改造”的对象。

　　北上路上，梅兰芳感觉，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

　　在前门火车站，梅兰芳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解放军进北平，毛泽东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这肯定不是好事，危机随即出现。

　　10月底，梅兰芳在天津接受《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一辈子中正平和的他说出了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一个完备的方针，改革派们怎么受得了这股逆风。

　　他们打算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面对这始料未及的强烈风波，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反省、思考。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他明白其中利害。

　　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以变相检讨的方式修正了意见：“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那一年，55岁的梅兰芳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都被梅兰芳获得了。他尚沉浸在当家做主人的喜悦中，就被泼了冷水。

　　戏改运动在日后的十几年依然轰轰烈烈，梅却再也没有说过话了，除了那些必要的“发言”。


　　 戏改以后的梅兰芳

　　天津事件后，梅兰芳度过了一个平静的晚年。似乎当年的妥协，使他获得了以后的豁免权，甚至让他保留了梅剧团。

　　晚年的梅兰芳常露面的两件事是：应形势发言和到各地巡演。每次都读写好的稿子，演戏也只能演“梅八出”，但场面依然轰动。

　　梅兰芳到许多小地方巡演，每到一处，农民们都热情地挥舞头上的白毛巾。当年，他到上海跑场子，给他搭线是资本家。

　　梅兰芳的风光不减，可整个戏剧界却萎靡不振。

　　戏改使得解放前约90%的戏都没法演了——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二妻就不能演了；主张科学，神鬼戏就不能演了；主张劳动人民翻身做主，那些仆役戏也不能演了。

　　戏改政策反复过好几次，每次争论的核心都与是否演传统戏有关。政策一宽松，传统戏放开了，戏剧界就热闹一阵；政策收紧了，一切又恢复死气沉沉。

　　自解放后，梅兰芳就到处号召京剧界演现代戏，而他自己却到去世都没有演。

　　1959年，梅兰芳入了党，适逢建国十周年，梅必须要排新戏献礼。摆在他面前的有两部戏，一部是爱情戏《龙女牧羊》，另一部是改编难度较大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梅兰芳选了后者，这个角色及其“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的豪气，似乎就是“老当益壮、老骥伏枥的不服”。

　　《穆桂英挂帅》首演即获得了观众的肯定。这是梅晚年唯一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

　　徐城北在1959年曾经在北京看过梅兰芳出演此戏，他清楚地记得，先生谢了3回幕，第一次是和梅剧团全体，第二次是和主要演员，第三次是他自己。“梅先生的神情还是那么平静，完全看不出岁月带给他的痕迹。”

　　两年后，梅兰芳在北京去世。


（选自《黄鹤楼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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