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mp24史达如何区分厂货:[原创]国军辉煌的1941年抗战,兼驳“国际著名抗战史专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03:44:08
有感于“国际著名抗战史专家”张宏志的言论，美国志愿航空队存在的1941年，是中国抗战八年历史中国民党战场最沉寂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对国民党的总方针是'不和不战’。因为日本军阀深知，日美一经开战，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可能便不复存在，所以与国民党讲'和’是不会有结果的。但'不和不战’，总比军事压迫更为有利，至少可以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出于这样的考虑，1941年日军对国民党只有两次较大的军事行动：5月的中条山战役；12月为了配合攻占香港发动的长沙战役。”
这个结论使我不禁有些惊讶：我不知道那些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文人，如何能如此对待历史。
1941年，明明是中国抗日战争获得辉煌成就的转折之年，何以就能被歪曲成“不战不和”、中日相安无事的一年？1941年日军对国军发动大规模会战五次，即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也称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22次大规模会战发生次数最多的一年。日本陆军史这年八月记载：“陆军在侵华战争中遭受的损耗已达四成”、“从中国方面转用兵力也需要超乎预想的时间”。（日本：《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之二，第327页。）尽管这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攻势，且处于节节胜利之中，正是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打击，日军统帅部还是于8月9日最终决定放弃“北进”，也即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全部计划。也并非张教授所歪曲的，因为日军停止进攻国军而转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导致蒋政权发动“皖南事变”。
恰恰相反，整个抗日战争中日军从未对八路、新四发动过大规模军事行动，仅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过有限的“扫荡战斗”。
1941年初，当皖南事变硝烟尚未散尽，日寇即于1月20日以3个半师团对鄂西佯攻、随即以主力发起豫南会战，企图一举包围并歼灭国军汤恩伯第三十九集团军全部，以迫使第五战区卷入决战。攻陷午阳、上蔡、遂平、项城以及南阳。国军第五战区奉蒋介石命令，不以坚守地盘为目标，运动歼敌。国军采取蒋之避免正面决战指示，在运动中歼灭日军。至2月7日，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回信阳，战役结束。此战日军伤亡16438人。
2月1日，毛致电周、彭、陈/毅、刘/少奇、等：“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的最大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打击”。次日，毛又急电刘、陈、彭/雪峰、李/先念、黄/克诚、张/云逸并告彭德/怀、左/权：“据息，敌向豫北进攻有六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向平汉路以西，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这难道就是张/宏志所说的“'不和不战’，总比军事压迫更为有利，至少可以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
3月15日，日军第11军利用第33师团尚未调往晋南地区作战的机会，连同第34师团加第20旅团发起上高会战，企图歼灭国军第十九集团军并扩展和巩固南昌外围阵地。国军第九战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逐次抵御，消耗日军。战至19日，日军攻占奉新、上富后，以为大局已定，第33师团结束战斗，调往晋南。
此时国军第四十九军第26师在樟树附近包围第20旅团一个后卫大队，激战三昼夜，除少数几人漏网外，该大队1000余人全部被歼。该旅团主力亦遭国军第七十四军第51师强力抗击，伤亡惨重却不能进退。中路第34师团于3月20日于泗溪、官桥一带遭第七十四军第57师、第七十九军一部攻击，一个后卫大队、师团炮兵、辎重部队、野战医院基本上被全歼；师团主力亦在上高城附近遭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却无法前进一步。24日，围歼敌军的国军各部全部到达预定位置，第34师团被严密包围，即将遭遇灭顶之灾。敌第11军无援兵可调，紧急召回正开赴晋南之第33师团，以解救第34师团。
国军未料到第33师团回调，阻击援兵的力量不足，致使敌军得以突围逃窜。国军立即转变战术，变围歼为追击、堵截，敌伤亡更加惨重，达1.5万余人。第33师团亦因伤亡过度，只得缓调晋南。此战过后，日军第11军条令增加一条规定：“今后对王耀武之第七十四军作战，须特别慎重。”可见日军对国军作战能力的畏惧。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解除了东面威胁，同时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伪蒙古国。苏联立即停止对华援助，并调走苏联志愿航空队。日军也解除了“北进”部署，将关东军主力调入关内，企图一举解决对华战争。只是，其作战锋芒直指国军第一战区所在的中条山根据地，而不是近在咫尺的太行山、晋察冀、太岳山八路军根据地。按照张某的逻辑，日军不是要“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的么？何以放着他们要打的八路根据地不理，却去对他们不想打的国军根据地猛攻？
5月7日，日军调集7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计兵力15万人，对中条山第一战区近20万国民党游击队发起攻击，是为晋南会战。日军以五路兵力，包围分割了国军中条山根据地。因战役开始前，战区司令卫立煌奉命赴重庆述职，而在洛阳视察军务的何应钦又刚调整了第一战区原有军事部署，国军被动至极，近20万部队面临被全歼的境地。
蒋介石急令周/恩来转告延安，要求太行山、太岳山根据地的八路军从背后袭击日军，以解中条山之急。8日毛致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安开会。”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
9日毛致电各地各部负责人：关于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的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的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蒋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发展统战工作，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分心对日”。于是我们看到，毛按兵不动却要求“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中日激战于黄河北岸的晋南地区，毛却命令在无日寇踪影的“豫陕地区”“配合友军作战”。
同日毛又电周/恩来：“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对配合作战问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10日致电彭德怀、左权：“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事，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须准备施行之。似应先复卫一电告以我军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需注意，“准备实施之”的只是在日军如果打到太南、太岳八路军根据地时；如果日军不打八路，是不会配合作战的。同时另电周/恩来：“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类似电文亦发给西安办事处袁晓轩，令其召告。
口号只管喊，答应只管“满口答应”，出兵是不可能的，“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14日，毛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极妙，主要配合区域竟然离中条山战场数百公里之遥，火烧眉毛的中条山战场，毛铁了心见死不救，让日军消灭国军，然后日军一撤就立即占领地盘。并非冤枉老毛，2月1日毛致电彭/德怀：“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2月14日致电周/恩来：“敌必向蒋进攻，某君（指崔可夫元帅，时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17日致电彭、左；刘、邓；贺、关；聂、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等全部军事将领：“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
5月18日毛致电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以上这么多电文表述，张/宏志竟然可以读出“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的结论来，可算颠倒黑白到家了。
到5月中旬，中条山根据地失守，卫立煌只得命令各部分散突围，各自决定退路。少数部队直接南渡黄河归建；多数部队突围进入第二战区防地绕回第一战区；也有部分部队经过八路军太岳、太行根据地撤回。整个“配合作战”始终没有进行，而日军进攻也是点到为止，丝毫也没有触及八路军根据地。国军损失几乎七万人之多，27日日军胜利收兵。此次不仅舆论哗然，就连斯大林派驻中国的崔可夫元帅也深为不满，发表谈话批评中/共自百团大战结束后，就停止了对日作战。5月14日，毛致电周/恩来，称武汉失守两年半以来，日本政策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我党对日是无日不战。并令周/恩来警告崔可夫：“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游而不击，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
就在中国军队与日军英勇作战之时，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租借法案在议会获得批准，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把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对象国中，准予租借贷款。同时，赫尔国务卿在与日本谈判提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四原则：“（1）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2）不干涉内政；（3）机会均等；（4）维持太平洋现状。”就在中条山战役进行时，5月20日美日会谈赫尔提出要求要日本从中国领土上全面撤军。日本方面则要求，除继续占领满洲外，日军驻屯华北是绝对条件，坚决不予让步。赫尔立即断然拒绝日本方面无理要求。27日罗斯福总统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即《国家非常时期宣言》谴责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同时也就谴责了日本对华侵略行径。也在5月，租借法案开始对中国生效，表明了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明确立场。6月17日，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严正警告日本，如果日本继续扩大在中国以及南洋的侵略，“美国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需的一切手段。”
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并要求日本从远东方面予以配合。基于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日军调集兵力到东北实施“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也号称“百万大演习”，一则减轻德国的不满；二则应付日军“北进”派的喧嚣。本意则称“柿熟战术”，即苏军如调走兵力抗德，所余兵力低于15个师；或德国可在年内迫使苏联屈服，就出兵北进。于是日军暂时停止了侵华作战，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呼吁统帅部“勿忘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
7月下旬，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财产；8月1日宣布对日石油禁运；随即英、荷也采取同样禁运措施。8月13日，美英首脑共同发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除结成美英反法西斯同盟之外，也规定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设想。17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当天即召见日本大使，宣读了措词强硬的声明：“如果日本政府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推行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种手段，那么……为保卫美国的安全，将被迫立即采取一切美国认为必要的手段。”
日本遭遇严重能源危机，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称：“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耗罄尽”。而苏联驻远东兵力始终保持在20-25个师，8月9日，日军统帅部下令停止“北进”战略，全力“南进”为对美开战准备，于是，“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又成为当务之急。畑俊六宣布：“中国派遣军的终极任务是断然进攻重庆，迫使蒋政权屈服。”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首次会议声明：“解决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期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乃帝国之坚定国策。”
连同2月毛数次通电全党的指示：“利用日蒋矛盾”，我们不难看到：日本侵华的唯一目标就是打败蒋政权；中国抗日的唯一原因就是蒋政权拒绝屈服。张某的描述似乎日本侵略中国只是为了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否则就不应与蒋政权“不战不和”而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在于：日本侵华时，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军、新四军；这支部队仅仅是因为日本侵华，而且在六年后才得以应运而生的。如果真如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蒋“消极抗日”的话，中国就没有抗日战争。至于毛的“抗日”，只是一个口号或幌子，本质不过是利用日军力量打倒蒋政权，在倒蒋的问题上，毛、日是一致的。
请注意，张某另一个想当然便是日本仿佛在1941年以前就确立了“南进”方略，所以才有“日本军阀深知，日美一经开战，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可能便不复存在”，故于1941年保持“不战不和”的。实际上日本“北进”余“南进”两派意见一直争论不休，更妙的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就是一个坚决的反对“到处伸手”者。他主张全力巩固中国，彻底摧毁蒋政权，直至最后时刻他依然坚决反对“南进”，乃至东条英机粗暴地阻止他再说话。直至1941年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批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之前，日本都没有确立“南进”还是“北进”。即使这个《要领》也还留了一手，要待12月1日美日谈判的结果，如果美国妥协，不再强迫日本撤出中国、越南，珍珠港的偷袭也还有停止的可能。
日本“北进”方针一被放弃，日军立即筹划了新的进攻。9月7日，日军以11.5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并占领中国主要粮食产区，摧毁蒋政权经济命脉。目的也完全不是张某所言：为配合香港作战。日军作战史记录显示，因为美英对蒋政权抗日的大力支持，增强了蒋抗日的决心，“因而以加强中美团结作为决定政策的重要因素。”“重庆政府与英美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紧密关系愈益加强。重庆军抗战意志的高昂不容轻视。”因此，必须“摧毁敌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9页，第11页。）
为了达成目标，日军下了大力气。亲临指挥的畑俊六改组了第11军军部，任命阿南维畿为司令官、木下勇任参谋长。经精心策划，并调动海、空军支援，开始攻击。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指挥30余万兵力展开激战。蒋并命令陈诚的第六战区在宜昌发起攻击，以配合长沙会战。薛岳仍以诱敌深入实施大范围合围的战术，使日军陷入危急之中。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日军艰难突围北撤，国军立刻施行追击，10月8日，付出41500人伤亡之代价后，日军败逃。国军伤亡27128人。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入侵南洋各国。为配合上述胜利，日军动员兵力12万人，于24日开始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此时日军对美国、英国等在太平洋战场上堪称所向披靡，12月8日击败英军攻占马来半岛；9日占领曼谷迫使泰国屈服；13日激战后攻占九龙；18日香港总督马克.扬爵士拒绝投降要求，日军强攻，英军不支，战死1200余名后投降，25日日军占领香港；13日日军分海陆两路进攻缅甸。在这一系列胜利之中，最令世界震惊的是，英军号称“无敌王牌”的两艘3.5万吨战列舰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连同《却敌号》巨型巡洋舰于12月10日被日本海军击沉，造成珍珠港以来又一海战辉煌战绩。
第三次长沙会战倒确实有配合香港作战的意图，但仅为防止第九战区南下支援香港英军之意，且不是唯一原因。其他理由还有：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阿南遭到日本军政两方指责，阿南极力要求挽回；珍珠港得手后，日军各部纷纷摩拳擦掌，攻占香港与攻占长沙属平行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向广东发动攻势，同时命令第五、第六、第二十军入缅作战。为牵制国军南进有必要发动进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一片凋零之时，第三次长沙战役倍受瞩目。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击，第九战区顽强抵抗，继续使用薛岳的“天炉战法”，在诱敌深入的渐次抵抗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激战至1942年1月2日，日军陷入第九战区包围之中，给养弹药只能靠空投接济，5日彻底败北，国军乘胜追击，大量杀伤敌人。至1942年1月13日结束战事为止，日军伤亡41500余人。
此战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电台均礼赞有加。正在开会的美国国会闻讯，全体议员长时间起立欢呼，并一致通过向中国军民致敬。随即提议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千万英镑。邱吉尔首相在渥太华发表演说：“诸君如忆及日军之活跃，即知中国抵抗敌人至五年之久，并予敌人以打击，为如何不可思议之事。”马歇尔致蒋介石贺电道：“对于阁下之部队在长沙周围策动抵抗日军时，其精神与有效之动态，表示庆贺。”英国掌玺大臣阿特里在下院发表演说：“长沙一役的胜利，为中国军队未来胜利之先兆。”美军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魏菲罗上将贺电：“确信吾等通力合作，将证明日本侵略之最终失败和吾等之共同目标的胜利。”
罗斯福总统贺电：“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并表示，“利用合众国国会现已批准的款项将从物质上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减轻武装入侵所造成的经济与财政负担，以及解决对于我们共同敌人进行武装抵抗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生产和采购问题。”
至于各国报纸的评论就更是不计其数。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这是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伦敦《每日电讯报》评论：“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纽约《论坛报》社论：“华军之胜利，即为同盟国之胜利，并使民主集团认识此次之胜利，为最合时机，且确信全球抵抗侵略之战争，为一具有不可分性之战争，湘北之大捷，其重要性最低限度可媲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之胜利。”中国报纸的欢呼更是直上九宵，整个中国欢声雷动，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精神，此处且略。
唯录《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社论《论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 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打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的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它配合了友邦作战，使盟军在香港陷落，马尼拉失守，马来亚危急之际，有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以鼓舞友邦，以打击敌人。”“所以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 ”
当年的礼赞有加，如今却变成“不战不和”甚至“消极抗日”了。涂抹一下历史尚可原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实在太过分了。
1941年抗战，之所以说它最为辉煌，因为这年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正是这年的浴血奋战，挫败了斯大林坚决否定中国地位的企图，成为1942年元旦签署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正是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的辉煌，随即导致次年开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系列谈判，终于一扫百年耻辱。因此，任何贬损这年抗战成就的议论，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结论使我不禁有些惊讶：我不知道那些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文人，如何能如此对待历史。
1941年，明明是中国抗日战争获得辉煌成就的转折之年，何以就能被歪曲成“不战不和”、中日相安无事的一年？1941年日军对国军发动大规模会战五次，即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也称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整个抗日战争中22次大规模会战发生次数最多的一年。日本陆军史这年八月记载：“陆军在侵华战争中遭受的损耗已达四成”、“从中国方面转用兵力也需要超乎预想的时间”。（日本：《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之二，第327页。）尽管这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攻势，且处于节节胜利之中，正是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打击，日军统帅部还是于8月9日最终决定放弃“北进”，也即配合德国进攻苏联的全部计划。也并非张教授所歪曲的，因为日军停止进攻国军而转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导致蒋政权发动“皖南事变”。
恰恰相反，整个抗日战争中日军从未对八路、新四发动过大规模军事行动，仅在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过有限的“扫荡战斗”。
1941年初，当皖南事变硝烟尚未散尽，日寇即于1月20日以3个半师团对鄂西佯攻、随即以主力发起豫南会战，企图一举包围并歼灭国军汤恩伯第三十九集团军全部，以迫使第五战区卷入决战。攻陷午阳、上蔡、遂平、项城以及南阳。国军第五战区奉蒋介石命令，不以坚守地盘为目标，运动歼敌。国军采取蒋之避免正面决战指示，在运动中歼灭日军。至2月7日，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回信阳，战役结束。此战日军伤亡16438人。
2月1日，毛致电周、彭、陈/毅、刘/少奇、等：“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的最大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打击”。次日，毛又急电刘、陈、彭/雪峰、李/先念、黄/克诚、张/云逸并告彭德/怀、左/权：“据息，敌向豫北进攻有六师团之众，汤恩伯五个军受大损失，尽撤向平汉路以西，桂系八十四军亦受损失。正在混乱中，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这难道就是张/宏志所说的“'不和不战’，总比军事压迫更为有利，至少可以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
3月15日，日军第11军利用第33师团尚未调往晋南地区作战的机会，连同第34师团加第20旅团发起上高会战，企图歼灭国军第十九集团军并扩展和巩固南昌外围阵地。国军第九战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逐次抵御，消耗日军。战至19日，日军攻占奉新、上富后，以为大局已定，第33师团结束战斗，调往晋南。
此时国军第四十九军第26师在樟树附近包围第20旅团一个后卫大队，激战三昼夜，除少数几人漏网外，该大队1000余人全部被歼。该旅团主力亦遭国军第七十四军第51师强力抗击，伤亡惨重却不能进退。中路第34师团于3月20日于泗溪、官桥一带遭第七十四军第57师、第七十九军一部攻击，一个后卫大队、师团炮兵、辎重部队、野战医院基本上被全歼；师团主力亦在上高城附近遭顽强阻击，伤亡惨重却无法前进一步。24日，围歼敌军的国军各部全部到达预定位置，第34师团被严密包围，即将遭遇灭顶之灾。敌第11军无援兵可调，紧急召回正开赴晋南之第33师团，以解救第34师团。
国军未料到第33师团回调，阻击援兵的力量不足，致使敌军得以突围逃窜。国军立即转变战术，变围歼为追击、堵截，敌伤亡更加惨重，达1.5万余人。第33师团亦因伤亡过度，只得缓调晋南。此战过后，日军第11军条令增加一条规定：“今后对王耀武之第七十四军作战，须特别慎重。”可见日军对国军作战能力的畏惧。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解除了东面威胁，同时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伪蒙古国。苏联立即停止对华援助，并调走苏联志愿航空队。日军也解除了“北进”部署，将关东军主力调入关内，企图一举解决对华战争。只是，其作战锋芒直指国军第一战区所在的中条山根据地，而不是近在咫尺的太行山、晋察冀、太岳山八路军根据地。按照张某的逻辑，日军不是要“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的么？何以放着他们要打的八路根据地不理，却去对他们不想打的国军根据地猛攻？
5月7日，日军调集7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计兵力15万人，对中条山第一战区近20万国民党游击队发起攻击，是为晋南会战。日军以五路兵力，包围分割了国军中条山根据地。因战役开始前，战区司令卫立煌奉命赴重庆述职，而在洛阳视察军务的何应钦又刚调整了第一战区原有军事部署，国军被动至极，近20万部队面临被全歼的境地。
蒋介石急令周/恩来转告延安，要求太行山、太岳山根据地的八路军从背后袭击日军，以解中条山之急。8日毛致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安开会。”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
9日毛致电各地各部负责人：关于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的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的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蒋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发展统战工作，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分心对日”。于是我们看到，毛按兵不动却要求“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中日激战于黄河北岸的晋南地区，毛却命令在无日寇踪影的“豫陕地区”“配合友军作战”。
同日毛又电周/恩来：“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对配合作战问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10日致电彭德怀、左权：“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事，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须准备施行之。似应先复卫一电告以我军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需注意，“准备实施之”的只是在日军如果打到太南、太岳八路军根据地时；如果日军不打八路，是不会配合作战的。同时另电周/恩来：“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类似电文亦发给西安办事处袁晓轩，令其召告。
口号只管喊，答应只管“满口答应”，出兵是不可能的，“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14日，毛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极妙，主要配合区域竟然离中条山战场数百公里之遥，火烧眉毛的中条山战场，毛铁了心见死不救，让日军消灭国军，然后日军一撤就立即占领地盘。并非冤枉老毛，2月1日毛致电彭/德怀：“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2月14日致电周/恩来：“敌必向蒋进攻，某君（指崔可夫元帅，时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17日致电彭、左；刘、邓；贺、关；聂、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等全部军事将领：“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
5月18日毛致电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能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以上这么多电文表述，张/宏志竟然可以读出“使国民党的300余个师不打日本，以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的结论来，可算颠倒黑白到家了。
到5月中旬，中条山根据地失守，卫立煌只得命令各部分散突围，各自决定退路。少数部队直接南渡黄河归建；多数部队突围进入第二战区防地绕回第一战区；也有部分部队经过八路军太岳、太行根据地撤回。整个“配合作战”始终没有进行，而日军进攻也是点到为止，丝毫也没有触及八路军根据地。国军损失几乎七万人之多，27日日军胜利收兵。此次不仅舆论哗然，就连斯大林派驻中国的崔可夫元帅也深为不满，发表谈话批评中/共自百团大战结束后，就停止了对日作战。5月14日，毛致电周/恩来，称武汉失守两年半以来，日本政策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我党对日是无日不战。并令周/恩来警告崔可夫：“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游而不击，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
就在中国军队与日军英勇作战之时，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租借法案在议会获得批准，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把中国列入租借法案对象国中，准予租借贷款。同时，赫尔国务卿在与日本谈判提出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四原则：“（1）保证领土完整和尊重主权；（2）不干涉内政；（3）机会均等；（4）维持太平洋现状。”就在中条山战役进行时，5月20日美日会谈赫尔提出要求要日本从中国领土上全面撤军。日本方面则要求，除继续占领满洲外，日军驻屯华北是绝对条件，坚决不予让步。赫尔立即断然拒绝日本方面无理要求。27日罗斯福总统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即《国家非常时期宣言》谴责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行径同时也就谴责了日本对华侵略行径。也在5月，租借法案开始对中国生效，表明了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明确立场。6月17日，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严正警告日本，如果日本继续扩大在中国以及南洋的侵略，“美国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需的一切手段。”
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并要求日本从远东方面予以配合。基于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日军调集兵力到东北实施“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也号称“百万大演习”，一则减轻德国的不满；二则应付日军“北进”派的喧嚣。本意则称“柿熟战术”，即苏军如调走兵力抗德，所余兵力低于15个师；或德国可在年内迫使苏联屈服，就出兵北进。于是日军暂时停止了侵华作战，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呼吁统帅部“勿忘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
7月下旬，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财产；8月1日宣布对日石油禁运；随即英、荷也采取同样禁运措施。8月13日，美英首脑共同发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除结成美英反法西斯同盟之外，也规定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设想。17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当天即召见日本大使，宣读了措词强硬的声明：“如果日本政府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推行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种手段，那么……为保卫美国的安全，将被迫立即采取一切美国认为必要的手段。”
日本遭遇严重能源危机，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称：“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耗罄尽”。而苏联驻远东兵力始终保持在20-25个师，8月9日，日军统帅部下令停止“北进”战略，全力“南进”为对美开战准备，于是，“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又成为当务之急。畑俊六宣布：“中国派遣军的终极任务是断然进攻重庆，迫使蒋政权屈服。”10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首次会议声明：“解决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期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乃帝国之坚定国策。”
连同2月毛数次通电全党的指示：“利用日蒋矛盾”，我们不难看到：日本侵华的唯一目标就是打败蒋政权；中国抗日的唯一原因就是蒋政权拒绝屈服。张某的描述似乎日本侵略中国只是为了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否则就不应与蒋政权“不战不和”而使“日本腾出更多兵力去打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在于：日本侵华时，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军、新四军；这支部队仅仅是因为日本侵华，而且在六年后才得以应运而生的。如果真如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蒋“消极抗日”的话，中国就没有抗日战争。至于毛的“抗日”，只是一个口号或幌子，本质不过是利用日军力量打倒蒋政权，在倒蒋的问题上，毛、日是一致的。
请注意，张某另一个想当然便是日本仿佛在1941年以前就确立了“南进”方略，所以才有“日本军阀深知，日美一经开战，国民党投降日本的可能便不复存在”，故于1941年保持“不战不和”的。实际上日本“北进”余“南进”两派意见一直争论不休，更妙的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畑俊六就是一个坚决的反对“到处伸手”者。他主张全力巩固中国，彻底摧毁蒋政权，直至最后时刻他依然坚决反对“南进”，乃至东条英机粗暴地阻止他再说话。直至1941年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批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之前，日本都没有确立“南进”还是“北进”。即使这个《要领》也还留了一手，要待12月1日美日谈判的结果，如果美国妥协，不再强迫日本撤出中国、越南，珍珠港的偷袭也还有停止的可能。
日本“北进”方针一被放弃，日军立即筹划了新的进攻。9月7日，日军以11.5万兵力发动了第二次长沙会战，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并占领中国主要粮食产区，摧毁蒋政权经济命脉。目的也完全不是张某所言：为配合香港作战。日军作战史记录显示，因为美英对蒋政权抗日的大力支持，增强了蒋抗日的决心，“因而以加强中美团结作为决定政策的重要因素。”“重庆政府与英美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紧密关系愈益加强。重庆军抗战意志的高昂不容轻视。”因此，必须“摧毁敌抗战意图，予第九战区敌军以沉重打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9页，第11页。）
为了达成目标，日军下了大力气。亲临指挥的畑俊六改组了第11军军部，任命阿南维畿为司令官、木下勇任参谋长。经精心策划，并调动海、空军支援，开始攻击。国民党第九战区薛岳指挥30余万兵力展开激战。蒋并命令陈诚的第六战区在宜昌发起攻击，以配合长沙会战。薛岳仍以诱敌深入实施大范围合围的战术，使日军陷入危急之中。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日军艰难突围北撤，国军立刻施行追击，10月8日，付出41500人伤亡之代价后，日军败逃。国军伤亡27128人。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入侵南洋各国。为配合上述胜利，日军动员兵力12万人，于24日开始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此时日军对美国、英国等在太平洋战场上堪称所向披靡，12月8日击败英军攻占马来半岛；9日占领曼谷迫使泰国屈服；13日激战后攻占九龙；18日香港总督马克.扬爵士拒绝投降要求，日军强攻，英军不支，战死1200余名后投降，25日日军占领香港；13日日军分海陆两路进攻缅甸。在这一系列胜利之中，最令世界震惊的是，英军号称“无敌王牌”的两艘3.5万吨战列舰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连同《却敌号》巨型巡洋舰于12月10日被日本海军击沉，造成珍珠港以来又一海战辉煌战绩。
第三次长沙会战倒确实有配合香港作战的意图，但仅为防止第九战区南下支援香港英军之意，且不是唯一原因。其他理由还有：第二次长沙会战失利，阿南遭到日本军政两方指责，阿南极力要求挽回；珍珠港得手后，日军各部纷纷摩拳擦掌，攻占香港与攻占长沙属平行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向广东发动攻势，同时命令第五、第六、第二十军入缅作战。为牵制国军南进有必要发动进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一片凋零之时，第三次长沙战役倍受瞩目。12月23日日军开始攻击，第九战区顽强抵抗，继续使用薛岳的“天炉战法”，在诱敌深入的渐次抵抗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激战至1942年1月2日，日军陷入第九战区包围之中，给养弹药只能靠空投接济，5日彻底败北，国军乘胜追击，大量杀伤敌人。至1942年1月13日结束战事为止，日军伤亡41500余人。
此战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电台均礼赞有加。正在开会的美国国会闻讯，全体议员长时间起立欢呼，并一致通过向中国军民致敬。随即提议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千万英镑。邱吉尔首相在渥太华发表演说：“诸君如忆及日军之活跃，即知中国抵抗敌人至五年之久，并予敌人以打击，为如何不可思议之事。”马歇尔致蒋介石贺电道：“对于阁下之部队在长沙周围策动抵抗日军时，其精神与有效之动态，表示庆贺。”英国掌玺大臣阿特里在下院发表演说：“长沙一役的胜利，为中国军队未来胜利之先兆。”美军西南太平洋总司令魏菲罗上将贺电：“确信吾等通力合作，将证明日本侵略之最终失败和吾等之共同目标的胜利。”
罗斯福总统贺电：“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并表示，“利用合众国国会现已批准的款项将从物质上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减轻武装入侵所造成的经济与财政负担，以及解决对于我们共同敌人进行武装抵抗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生产和采购问题。”
至于各国报纸的评论就更是不计其数。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这是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伦敦《每日电讯报》评论：“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纽约《论坛报》社论：“华军之胜利，即为同盟国之胜利，并使民主集团认识此次之胜利，为最合时机，且确信全球抵抗侵略之战争，为一具有不可分性之战争，湘北之大捷，其重要性最低限度可媲美英军在阿比西尼亚之胜利。”中国报纸的欢呼更是直上九宵，整个中国欢声雷动，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精神，此处且略。
唯录《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社论《论长沙保卫战与目前军事任务》：“ 我三湘健儿，我神鹰队伍，在此次长沙保卫战中，誓死保卫家乡，有效打退敌人，这表明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有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抗日生力军的决心，有实力，不让敌人在太平洋上得逞的时候，同时进攻中国。它配合了友邦作战，使盟军在香港陷落，马尼拉失守，马来亚危急之际，有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以鼓舞友邦，以打击敌人。”“所以此次长沙之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 ”
当年的礼赞有加，如今却变成“不战不和”甚至“消极抗日”了。涂抹一下历史尚可原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实在太过分了。
1941年抗战，之所以说它最为辉煌，因为这年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正是这年的浴血奋战，挫败了斯大林坚决否定中国地位的企图，成为1942年元旦签署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正是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的辉煌，随即导致次年开始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系列谈判，终于一扫百年耻辱。因此，任何贬损这年抗战成就的议论，都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