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w史达: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

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

分类:新思路

从“郑胜利现象”看中国精英集团历史本质

张宏良博客地址http://tianyang001.bokee.com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天济律师事物所高级律师（合伙人）郑胜利，日前发表了一篇宣言：《张勤德现象”值得警惕-----兼评张勤德利用两篇文章诽谤他人名誉的法律后果》，宣布要替被批评的所有“西山会议派”打官司，追究批评西山会议的张勤德的刑事责任。还公布了他所在的北京天济律师事物所的电话和邮箱地址，呼吁参加西山会议的所有“著名人物”委托他代理诉讼，尽快将敢于批评他们的张勤德绳之以法，投入监狱，以儆效尤。现在有多少高官和名流在和郑胜利联系不得而知，但是利剑已高高悬起，在警告整个社会，批评精英集团是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要被投入监狱的。关于这位郑大律师的个人品行，舆论已有许多评论，包括发表他宣言的网站编者按中都有一针见血的揭露，在此就不再说什么了。并且理论争论应该只对事物本身进行分析，哪怕对方是个十足的恶棍也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在此只是有些疑惑，不明白郑胜利为什么要隐匿他北大教授、北大学院院长等真实身份，只说是高级律师，甚至连他的律师事物所合伙人的老板身份都隐匿了。北大教授，学院院长，政协委员，律师事物所老板------，这些头衔是何等荣耀，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只称自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律师呢？郑胜利在隐藏什么呢，不会是敏感于他的“知识产权”专业吧，搞知识产权的所谓精英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是大家都看的十分清楚的，他们为国际资本攫取中国资源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损失中自己捞了多少，这恐怕是他们自己想起来都心惊肉跳的巨大数字！发达国家的所谓知识产权，说白了，就是揣着一本菜谱到你家去吃饭，吃完以后还要你付他钱。这本来是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付中国的一个工具。就在中国加入WTO前夕，美欧等国操纵WTO突然设置了一个“知识产权局”，目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为了对方中国。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那些法学家们，不仅没有为中国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掠夺，相反，却紧密配合美欧等国际资本及时打起了知识产权的旗号，不仅要求我全盘接受国际资本的规则，甚至要求我国全面放弃我们已有的规则，即所谓和“国际接轨”。结果，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学法学界精英集团的配合下，国际资本以此为手段，把中国财富增长的越来越大的部分，甚至是出口利润的绝大部分拿走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才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郑胜利是不是为此隐藏他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并且我们今天也不想讨论大规模的“国际接轨”运动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需要专门文章论述的。对于郑胜利个人财富上的卓越成就，我们也姑且接受时下精英们流行的说法，这位郑大律师或是郑大学者或是郑大院长或是郑大委员，完全是凭借其学识和能力成为新一代富豪的（之所以称其为富豪，是因为郑胜利公布的办公地点富华大厦，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世界首富微软公司中国研究院的办公地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从“郑胜利现象”反映出的中国精英集团的历史本质。如同郑胜利概括的张勤德现象一样，郑胜利文章反映出的则更是目前中国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权且采用郑胜利的逻辑，就称为郑胜利现象吧。所谓“郑胜利现象”，是指中国所谓精英阶层特别是经济学法学界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现象：首先，就社会属性来讲，他们是一群没有固定身份、社会属性很难界定的多性人（类似于生物学上的所谓“杂种”），集官、僚、学、商于一身，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就像这位郑胜利一样，你说他是什么？北大教授应该属于学者，学院院长应该属于官员，律师应该属于师爷，政协委员应该属于政治幕僚，合伙人（即老板）应该属于商人，估计可能还有什么公司独立董事、学会协会理事（甚至有些人还兼有黑道身份）等，这些本来互不相干的身份都有，如同八爪章鱼，触角伸向了社会每一个利益位置。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有过的极其可怕的严重后果。其一，是构成了对以分工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破坏和反动。文明的进步表现为分工越来越细，人的身份越来越具体，中国现在的精英集团可好，向后跨越几次历史大分工，把社会分工中所有的利益位置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种跨越社会几大分工从而占有社会所有利益位置的极端疯狂的贪婪行为，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即便是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以西山派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既不要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要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其它任何社会制度的奥秘所在，因为自古至今，无论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没有出现也不会容忍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对历史上任何制度代表的人类文明都坚决排斥，而把他们这种极端荒谬的现象起了个十分动听的名字：“中国特色”。就这点来讲，张勤德说他们搞资本主义，的确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切进步和文明，统统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坚决排斥。这种极其荒谬的资源配置现象虽然实现了精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却是以整个社会的文明退化和秩序混乱为代价的。这些年来之所以社会弄的不三不四，学者不像学者，商人不像商人，官员不像官员，名流不像名流，甚至白道不像白道，黑道不像黑道------，其根源就在这里。其二，是突破了人类社会所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历史上从皇帝到百姓，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利益和约束的统一，现在的官学商等多种身份的集于一身，却在单方面集中这些身份权利的同时，摆脱了这些身份附属的义务和约束，形成了权利和约束、利益和风险相分离。在官员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学者、商人的优势和退路，可以不用遵守官场规则；在商人同行面前，他们拥有官员、政治幕僚、学者专家等多种身份，可以不用遵守市场规则；至于在学者面前那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既可以凭借权利和资本两个武器随意创造学术成果，也有能力有条件随意占有任何人的学术成果，不顺从就通过“改革”整死你，“改革”在这些人的嘴里已经成为整人的代名词和同义语了。由于多种身份可以使其超越任何一种身份的约束，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现实社会中各个领域所有的规则秩序便荡然无存，进而突破了人类所有社会的道德底线。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崩溃，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始终建立不起来的根本原因。这位郑胜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典型说明，郑胜利宣布要替中国40多个省长部长富豪名流打官司，谁都能看出是一种一石多鸟的市场炒做行为，既能扩大影响又能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顶级精英变成自己的客户资源，同时还能讨好一下自己的上级——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在郑胜利自己开列的委托代理名单中）。如果郑胜利只是一个一般律师我们可以不去理会，问题是郑胜利还是北大教授，如果这个案例被搬到课堂上去，将会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产生何等负面影响。这种把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争论用来进行商业炒做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发国难财，是人类历史上各个社会各个国家包括他们最崇拜的现代美国，都被视为是最恶劣的行为，去年进驻遭受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市的美国国民警卫队就接到命令，对乘机发国难财的人格杀无论。目前中国奸商不可谓不多，但是敢于突破这个道德底线，用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进行商业炒做的人并不多，这些“多性人”之所以敢如此的肆无忌惮，与他们的多种身份有关，可以说，多种身份本身就是对现代社会道德底线的突破，大家知道，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敢于用气枪射击记者，却不敢去其它俱乐部兼职踢球。为什么？单一身份使他无法规避巨大职业风险。我们稍微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凡是具有单一身份的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学者，甚或是黑道人物，他们承担的风险都是无法规避的，是没有退路的，这就使他们往往都有一个不敢突破的道德底线，所谓“盗亦有道”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多种身份却使他们敢于把任何一个领域的道德底线踩在脚下，对他们来讲，任何一个身份的风险和约束都是附属的，能够随时剥离的，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王硕小说中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敢于突破任何道德底线的随意行为，最终使他们喊出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不敢公开喊出的口号：“做学问就是应该不讲道德！”“学者就是不应该替老百姓说话！”现在郑胜利又补充了一条：替老百姓说话就是应该被送进监狱！这样的教授，能培养出说邱少云“那样的傻瓜再也不会有了”的学生，也就不足奇怪了。发表郑胜利文章的网站编者按中有句话说的十分深刻：“随着郑胜利律师文章的出笼，中国右派专政的时代可能已经到来。左派已经是势单力薄了，左派早已是强弩之末，财大气粗的右派这时还要踏上一只脚，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专政的意味。”这就是几十年他们来妖魔化人民领袖、妖魔化人民革命，甚至连历史上人民起义也不放过妖魔化的真正历史用意和历史结局。可惜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失去一切时才明白对方的真实面目，所以尽管善良的人们是多数，但是受侮辱受损害的永远都是善良的人们。其三，多种身份还助长政治腐败、社会腐烂和商业造假，并且把知识和学术变成了附属权贵的“二奶”。在精英集团的推动下，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已经从政治领域流向学术领域，商业造假更是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其中，精英集团推动的多种身份是腐败和造假的一个直接原因。多种身份的官员，既有学者的退路，又有商人贿赂上司的资本，这种情况会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只能通过自己捞取钱财来建立退路和获取贿赂上司的资本，以弥补单一身份的劣势。这样一来，精英集团不仅自己突破了道德底线，也逼迫那些单一身份的官员不得不跟随其同时突破道德底线，否则就肯定要被淘汰。近年来落水贪官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因为贪婪，而是为了安全，为了建立退路。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为社会捐助、敢于冒险抗灾、敢于见义勇为，却不敢不贪的根本原因。至于商业上的伪劣假冒则更是与此有关，官员身份使他们能够占有市场有形资源，学者身份又使他们拥有舆论无形资源，平等竞争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些单一身份的商人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选择要么贿赂官员要么制假售假，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出路。多种身份的弊端就在于让其中每一个身份都丧失了真实功能，官员丧失了官员功能，商人丧失了商人功能，学者丧失了学者功能。这些丧失了真实功能的官员商人学者，本身就是一群“伪劣假冒身份”的人，既然人都是伪劣假冒的，物又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可见，人的伪劣假冒是物的伪劣假冒的根源。至于把知识和学术变成权贵的“二奶”，则是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祸害。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对知识分子的彻底摧毁，一是当初的科举制，学者官僚集于一身，虽然为个体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入仕的途径，但是却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或阶层给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集团或阶层，而只是官员的一个附属身份。二是今天的所谓“学者官僚”和“现代儒商”。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非学历不得入仕的政策，和历史上的科举制一样，虽然为个别知识分子升官发财创造了途径，但是却把知识分子整体上变成了权贵的“二奶”，文凭、学历、职称等知识分子毕生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毕生追求的荣耀，越来越变成了权贵们挂在腰间偶而用来把玩的玉坠一样的装饰品，当教授、博士等知识分子用来抗衡权贵的传统荣耀，不过只是官员和商人名片上排在最后一行的一个很随便的装饰头衔，知识分子被挤压的就只剩下委琐和卑贱了。幸亏中国的官员和商人还是谦恭自敛的，并没有因为腰里别个职称兜里揣张文凭就真的以为自己有学问了，如果中国的官员和商人也像精英集团那样的无耻，中国的知识分子恐怕早就濒临灭绝了。虽然中国官员和商人的谦恭挽救了知识分子的灭绝，但是却沦为任凭官员商人玩弄的“二奶”，以往那种令知识分子血脉贲涨的信仰、理想和激情，已经成为“极左思潮”的排泄物，被嘲弄羞辱的臭不可闻，少数残存的理想主义者，还被加上一个臭烘烘的“粪青”称谓。要想不被视为“粪青”，就只有冷血，冷血，再冷血，麻木，麻木，再麻木。这种情况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越来越分裂成两个极端，一部分变成了西门庆，像精英集团那样，无所不能无所不为，除了不懂得羞耻，什么都懂得都敢做；另一部分变成了武大郎，只能可怜巴巴的卖那些沾满精英集团浓痰和排泄物的“知识炊饼”，还要日夜胆战心惊的准备接受西门庆对自己家庭结构的任意“改革”。这些年精英集团喊的响彻云霄的产权改革依据“科斯定理”，就是典型的西门庆逻辑：“无论财产是谁的，只要谁使用财产的效率高就应该归谁占有”。显然，西门庆的男性效率比武大郎高，所以潘金莲就应该为西门庆占有，武大郎反对资源优化配置，浪费社会最为稀缺的红颜资源，被打死属于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谁对西门庆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改革。可惜西门庆死的太早，如果西门庆活到现在，一定是最坚定的改革派，甚至会成为西山派的天然领袖。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都沦丧到了这个程度，这个民族又怎么能够创新！中华民族是无与伦比的智慧民族，打开除今天之外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页，我们都会为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所震惊，都会为历朝历代灿若星辰的创新成果所叹服。美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把人类送进现代社会的发明的百分之九十来自中国。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三大武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全部来自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这么一个智慧的民族，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被这些所谓精英集团毁到了发明创造等于零的地步。佛家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积聚千年的精神伟力和文化资源，能在如此短暂时间内被内部极少数一伙所谓精英分子毁坏殆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浩劫。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辱骂“文革”十年只造了八个戏，是一场文化浩劫。但那8个戏中至少还有被列为世界文化艺术经典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现在30年过去了，被精英集团称为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今天，创造出一个世界文化艺术经典作品了吗？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大到经济制度小到电子产品，有哪样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智力退化了吗？不是，随便翻一下报纸就能看到大量类似例子：一个小学都没上几天的普通农民就能用让化学教授都难以置信的各种化学配方制造出各种各样有毒食品；日本地铁红外线控制入口见到中国留学生就自动打开的现象，连东京警事厅最优秀的刑侦专家都感到大惑不解；震惊全国的银行信用卡诈骗案破案后，让人更加震惊的是作案者居然是一些没文化的农民；不到五分钟就能破除最先进的奥迪轿车的防盗密码，把奥迪轿车完好无损开走的也是一些没文化的农民！这种从反面表现出的惊人创造力，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伟大智慧和创新能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精英集团搞的学历制度、考试制度和职称制度等逼入了另外一个负面渠道，只能扭曲的表现出来。许多左派只是批判他们通过反毛抽掉了当代中华民族的灵魂，其实他们通过三大制度扭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其危害更甚。大家想想，连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贡献完全是零的日本人，都在天天向我们索取知识产权费用，如果不是精英集团几十年对中华民族愈演愈烈的制度型勒索，智慧的中华民族何至于落到发明创造等于零的地步！现在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被扭曲的创造力将要重新爆发出来，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旦被压制被扭曲被扼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爆发出来，意味着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将被重新良性改写。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犯罪积累”，其集团利益已经与民族利益根本对立的精英集团来讲，无疑将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转变。道理很简单，只要社会沿着创新道路走下去，势必要斩断束缚中华民族的三大邪恶制度，而这三大邪恶制度既是他们多种身份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又是他们从事“犯罪积累”、勾结国际资本束缚中华民族的工具。于是他们开始了对这一历史转变过程的疯狂攻击，企图把这一意义深刻的社会历史转变过程，变成他们过去那些早已让公众麻木和厌倦的陈词滥调和空话套话，继续把中华民族摁在没有任何活力的一潭死水中，以方便他们和国际资本的继续宰割。 他们表面是在攻击左派，实际是在阻挡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他们的集团利益和阶级属性决定的，是他们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代表地位决定的。他们不仅是攻击左派，只要违背他们的即得利益，他们对其它右派同样攻击，比如海外民运派的“全盘西化”就违背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攻击起来丝毫不比对左派手软。因为他们不想在中国真的搞资本主义，只是想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把中国永远变成他们肆意宰割的对象。对他们来讲，真正的资本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样可怕：搞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失去以多种身份胡作非为的特权；搞社会主义将使他们既失去胡作非为的特权又失去肆意掠夺的金钱。所以他们一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恼火，最痛恨的就是问姓资姓社，竭力让中国永远处于既不受资本主义文明约束，更不受社会主义文明约束的“约束真空”状态，不仅他们这一代人可以胡作非为，他们儿子孙子乃至世世代代都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胡作非为下去，永远享受西门庆式的改革成果。现在，张勤德偏偏要问什么姓资姓社，等于是在逼人断子绝孙，要把张勤德置于死地也就是必然的了。不知为什么，从西山派、刘吉、郑胜利等人对他们无比怀恋的那个“不争论”年代的呼唤中，总是感到有一种森森的杀气，耳边仿佛总响着一种彻夜不绝的装甲轰鸣声。所谓新自由主义的%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