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天，黄埔军校到兰州招考学员，贺耀祖送我到四川成都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六总队，1939年3月毕业。此时，贺耀祖已经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我被分发到军事委员会特务团二营五连任少尉见习排长，特务团是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同年12月，贺耀祖被任命为驻苏联特使，去苏联办理接受苏联援助抗日军事物资事宜，要我随行。去苏联以前，我进贵阳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学习俄文八个月做准备。在苏联，我给贺耀祖充当一些简单的翻译和接待工作。贺耀祖希望我留在苏联读书，但我只在莫斯科大学的预备班读了几天书，1940年6月回国，进入委员长侍从室任参谋。不久，贺耀祖接替张治中担任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他要我回到特务团当连长。1942年我调到广东乐昌第三补充兵训练处任军训科长，在中山大学学习德文一年多。1942年，调到云南任滇康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五纵队十一支队副支队长，开赴龙陵、腾冲、芒市一带与日本侵略军作战。1944年9月，第五纵队改编为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直属步兵第二团，在印缅战场打击日寇，我担任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1945年，我带领部队在当地土司的帮助下穿越野人山，到达中缅边界片马垭口，驱逐日本鬼子，进入高黎贡山到达腾冲。

    5月开始进攻腾冲，我们使用的美式装备炮火猛烈，攻克日寇据守的来凤山和飞凤山，日寇退守城内。腾冲的石头城墙极为坚固，被改建成日军的工事，支援作战的美军飞机扔下炸弹随即滚下不能炸毁，后来美军在炸弹底部都焊上铁钩铁线，扔到城墙上，钩住插进墙体，这才炸出了缺口。步兵冲进城内展开巷战，双方死伤惨重。1944年9月收复腾冲后，我团被调到龙陵增援，正逢雨季，冲毁公路，交通断绝，粮草不济，我们靠树皮草根芭蕉根充饥，两个月后，雨过天晴，公路修通，才恢复供应。龙陵外围两个制高点是回龙山和老东坡，我团进攻老东坡，2000多人伤亡700多，荣誉一师第二团牺牲更大，有一个连5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全部连排长都牺牲了，只剩下一个排长叫黄天，也留下满身伤痕。他也是我们湖南长沙人，前不久我参加黄埔同学聚会会见到了他。我团组织16次冲锋，攻占老东坡，追击到龙陵城郊。正逢暴雨，战士疲惫不堪、倒地不起，没有进城。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来电话了解军情进度，电话兵答复已经进城，正在吃缴获的日本饼干。宋向上报捷，但经查实，龙陵尚未收复，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大怒，指责宋希濂谎报军情，宋希濂因此被撤职，黄杰代理总司令。

    日军工事坚固，地势险要，火力交叉，我军牺牲很大，战士一排排倒下，久攻不下。陈明仁下令停止进攻，与卫立煌商量改变战术，集中指挥，11月攻占回龙山，消灭日寇2000多，余敌撤往芒市。打扫战场时发现有一间房里还有20多个朝鲜人营妓尸体，是日军撤退时打死的。12月我军收复龙陵。1945年攻占芒市，我们团攻占芒市飞机场，与一团合并成立机场守备第三团，一直负责守卫到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我回到重庆，此时，贺耀祖已辞职赋闲，而老长官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将我调去，派我到行营交通处任上校参谋，专门研究骆驼运输。1947年创立骆驼兵团。过去，外蒙常有匪徒窜入国境与境内哈萨克匪帮勾结，抢劫兰新公路，乘骑骆驼，来去迅疾无踪，我们的步兵、骑兵望尘莫及。故此成立骆驼兵团，驻扎玉门油矿负责保卫。当时西北全靠玉门油矿生产的石油。1949年夏，解放军解放兰州，进军新疆。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溃退到安西（现名瓜州）一带，国民党特务经常骚扰破坏。贺耀祖在香港通电起义，我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密令，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等一起在酒泉策划起义，9月率领全团官兵3000余人起义，迎接解放军，协助清剿溃逃国民党军残部，收容溃散官兵，保护玉门油矿。当时，不愿起义的两个营放火烧安西，偷袭玉门，我团派出骆驼研究室主任吴靖环带领两个连追击，俘虏一百多人枪。新中国成立后，骆驼兵团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直属骆驼兵团，我任团长，率领部队到安西马鬃山一带剿匪，活捉匪首乌斯满，维护了边疆的安宁。

     1951年，我升任第三军第八师副参谋长，师部驻扎武威。1952年根据彭德怀司令员“扩大骆驼兵团”的指示，骆驼兵团派出吴靖环与政治部主任一起带队到内蒙购买骆驼，有人检举吴靖环要拖部队叛变，吴靖环被抓关押在张掖受审，吴靖环百口莫辩，在禁闭室上吊自杀。他自杀的第三天，他的母亲悄悄告诉我妻子：吴靖环自杀了。星期六，在师部实验学校当文化教员的妻子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感到很突然，难以理解。次日早上，我到小食堂吃早饭，向政委、师长问起：吴靖环为什么自杀？他们很奇怪地问我如何知道的，我告诉他们是吴的母亲告诉我妻子的，他们不做声了。当晚不由分说将我五花大绑关起来，免职拘留审查。这一关就关了六年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当时认为是我幕后指使吴靖环叛逃，但几年时间查来查去，不仅没有查到我的罪证，连“吴靖环叛逃”一案都纯是冤假错案。但已经关押我六年多了，无法交代，所以到1958年7月，只好由兰州军区军事法院以莫须有的“贪污及历史问题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六年半，开除军籍，刑期从1952年4月到1958年10月。法官一手发给我判决书，一手发给我释放证，这时才告诉我，我已经刑满释放了。我的妻子欧阳悦祥也受牵连，陪我坐牢三个月，于1952年7月被开除军籍和公职，打发30元遣散费，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艰难谋生。

    1958年，我回到湖南长沙，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到京广复线工地做零工，到东风钢厂挑土糊口，靠着体力劳动撑过了两年多。1961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老长官张治中得知我的情况，写信给湖南省委统战部推荐我，我被安排为湖南省参事室秘书，每月有了固定工资五十多元。1979年8月，根据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兰州军区军事法院重新判决，撤销1958年错判。我后来历任民革湖南省委委员、副秘书长、文史委副主任、省参事室参事等职，现在长沙与妻子一起安度晚年。

    从兰州回长沙时，我除了一个箱子什么也没有带，箱子里装得满满的是我多年收集保存的骆驼研究资料。到参事室后，我始终不能忘记彭德怀元帅三次召见我的情景和对我的厚望，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骆驼事业做出贡献。从1962年开始，我与老熟人联系，在参事室的支持鼓励下，连续三次深入甘肃、新疆、内蒙、青海、宁夏等省的骆驼产区，与牧民和畜牧技术员同吃同住，一起观察、试验、记录、研究，几次死里逃生。有次到新疆，衣服带的不够，突遇严寒，差点冻死，是维吾尔牧民用毛皮裹住我的身体，把我救活。中国原只有野生的单峰骆驼，我研究试验野生单峰骆驼与驯养双峰骆驼杂交，对繁育骆驼新品种做出了贡献。前后用25年时间，发表了很多研究文章，1983年出版了60多万字的《骆驼学》，这是中国第一部骆驼学著作。之后，我又用了13年时间调查研究，2002年我84岁时出版了《中国骆驼资源图志》，被评为中南五省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我终于以实际行动回报了彭德怀元帅对我的知遇之恩和殷切期望。我仅仅保存了这两本著作各一本，现在我把这两本著作捐赠给湖南图书馆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