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户外迪: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ZT

     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郑胜天 今年三月我应加拿大艺术委员会（Canada Council）之邀到渥太华参加一个项目的评审。评审员之一是来自哈利法克斯的女艺术家卡茜•芭斯比（Cathy Busby）。她刚从北京回来不久。奥运会期间她作为北京红门画廊聘请的驻地艺术家在那里呆了两个月。她对中国的兴趣和热情溢于言表。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泰国餐厅吃晚饭。她告诉我她家与中国的渊源，说她的曾外祖父和外祖父早年都在我的老家河南行医。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查阅了许多资料和网页之后，一幅令人感动的历史画面渐渐在我眼前显像出来。罗维灵大夫与广生医院罗维灵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译为罗威廉）1855年出生于蒙特利尔西北的小镇Lachute。1884年从麦吉尔大学医学院毕业。他曾在正建设中的加拿大西岸太平洋铁路担任过医务人员。可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华人接触。1888年他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与加拿大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也译为顧約拿單）等一行八人一起前往中国，到河南北部传教和提供医疗服务。豫北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相对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年的艰苦匮乏可以想见。他们就定点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镇河南内黄县楚旺。 据楚旺的文史资料载，从清光绪十三年（似应为光绪十四年）起，古约翰等人在镇上的南街（今内黄二中）创办了福音堂，内设医院，边传教边行医。教团中有几位都是医师，对内科、外科、儿科、眼科等症均可进行医治，并能做一般手术。药物和设备也大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西医传入中国最初是作为传教士接触民众的手段之一。当时社会对洋人充满敌意和怀疑。但是求医看病是民众迫切的需要。由于西医与传统中医相比见效较快，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为了扩大影响，古约翰、罗维灵等于1894年把医院由内黄迁到彰德府（今安阳），定名为广生医院（今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这所医院当时专门收治女病人，所以又称女医院，群众俗称“东洋房”。教会还在怀庆府（今沁阳县）设立了恩赐医院。广生医院由加拿大传教士和医师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籍基督教徒接办。1901年至1903年，教会又在卫辉府（今汲县）设立博济医院，由罗维灵大夫任院长，后更名为惠民医院。在罗大夫的领导下，加拿大医护人员以专业的医术和对病人的爱心名扬四方。求医者从冀鲁豫三省涌来，使这些教会医院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期间发生过一段历史的插曲。 1900年中国北方出现了一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烽火很快烧及豫北。外国人主持的教堂医院自然被视为攻击的对象。这时他的夫人已经怀孕。他们夫妇和其他教会人士一起逃出安阳南下汉口，但途中遭到多次攻击。为了安全起见，罗大夫安排他的美国籍夫人乘船回国。就在轮船抵达俄勒冈州波特兰港时，罗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孩，给他取名为Bob （Robert Baird McClure)。1901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在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中，特别有“传教士可以在国内建堂传教”的条款。于是逃离的传教士们陆续返回。小Bob出生六个月后，也随着他的母亲一起回到安阳。并在那里长大。一直到十五岁时才被送回加拿大求学。当时还有一段重要的轶事不能忽略。也是在1900年，从加拿大去台湾传教和行医多年的马偕牧师（Rev.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因劳碌过度而病倒。长老会特地请罗大夫从大陆赶到台湾淡水来给他治疗。罗大夫仔细诊断后，确定他换了恶性喉癌，已近晚期，就一直陪伴着马偕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坎途。马偕从1872年到达淡水起，以宗教的奉献精神和無私的人道情懷、將畢生心力獻給了台灣人民。他在近代台湾宗教、医学、教育、甚至农业园艺等方面的发展上，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还与台湾女子相爱结婚，被称为“台湾女婿”。马偕牧师（也常被称为偕医生）在台湾家喻户晓，其名声可以与白求恩在大陆相比拟。马偕的座右銘是“宁愿烧尽，不愿腐锈”。这不仅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用来形容罗维灵大夫和许多从加拿大来华服务的医生护士也十分恰当。1917年加拿大和美、英教会合办的山东齐鲁大学正式成立。60岁的罗维灵大夫受聘为教授，又在该校执教了二十多年，为中国现代医学界培养了无数的人才。他是外藉教师中唯一能用流利的中文讲课的人，深受学生的爱戴。后来他因年迈三次请辞，都被校方恳切挽留。直到1938年抗战爆发后才返回加拿大。罗大夫把他的毕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医学的发展。很遗憾我们对于他的事迹知之甚少。这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一段时期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事业一笔抹杀的缘故。其实对宗教的褒贬固然见仁见智，但医生们救死扶伤、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精神应该有其独立的普世价值。刚正不阿的小罗大夫罗大夫的儿子Bob继承父志。他于1922年从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後，做了一年外科临床实习，就启程前来中国。1923年他开始在河南怀庆的教会医院服务。他的中文名字叫罗明远。中国同事和病人都亲切地叫他小罗大夫。和他的父亲一样，小罗大夫工作认真，待人真诚热情，很快就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正值国共对立和抗日战争的年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政治纷争中。他的专业素养和人格精神闪耀出独特的光辉。有一段故事很能证实他的刚直不阿。抗战时华北国共控制的地带和日本占领区犬牙交错，小罗大夫有时也要治疗受伤的八路军战士。这引起了他与宋美龄之间的一场口角。他因为工作关系曾和这位委员长夫人相处过一段时间。“你在给共产党行医送药。” 宋来势汹汹地质问他。“只要他们是被日本人打伤的，我就会给他们行医送药。” 小罗大夫说。“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宋进一步逼问。“这我管不着。” 小罗大夫坦然回答。“那样的话，你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宋美龄很不高兴地中断了这场对话。小罗大夫与国民党官方的关系自然也就此走下坡路。虽然从政治上来说，他从未参与到共产党一边，甚至还曾被他们悬赏捉拿过。但他深信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不须在意被救治对象的背景。当时不仅国共对立，地方上土匪流寇也多如牛毛。罗大夫在医院中看病来者不拒。但他要求伤员须先交出枪械，並将他们分别隔离，以避免在医院中爆发冲突。白求恩是1916年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据几位传记作者的推测，白求恩也出身牧师家庭，早年可能读过同一教会马偕牧师的回忆录“台湾遥寄”（From Far Formosa，也有译为“福爾摩沙紀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和小罗大夫是前后期的多大同学。虽然无法证明他们以前是否相识，但两人在中国却有过一段很偶然的交遇。1938年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从香港进入大陆。他不愿意在国统区工作，辗转前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据小罗大夫回忆，白求恩在路过河南怀庆一带时走丢了：“他发现自己迷路时，心情很烦燥。于是借酒浇愁。”罗大夫找到他时已经是好多天以后，他帮助白求恩清醒过来，把他交给八路军来迎接的代表。这个故事有相当的可信性。我们现在已知道白求恩是一位充满才华、热诚和复杂个性的人。他对自己献身的事业热情如火，无私无畏；但并不是没有人性的弱点。从俄国档案部门在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共产国际文件透露，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时就曾因酗酒等不当行为受过批评。但个人私生活上的瑕疵并不会遮盖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人格光辉。白求恩到达延安后，为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气氛所感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在战地救死扶伤的工作，在晋察冀前线，他甚至连续动了上百个手术，坚持不下放下手术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而在不远的冀鲁豫地区，小罗大夫与其他的加拿大同行们也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战乱的艰难条件下不懈地为中国军民治疗伤痛。根据一篇文章的介绍，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各地医院服务的加拿大医护多达一百人。这一大批来自遥远国度的白衣战士，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都将故乡安謚平和的生活抛之身外，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严峻的年代中，默默地关怀和照顾着这片苦难土地上的伤弱病残。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高尚行为，共同谱写下加中历史上最壮丽动人的篇章之一。舍己为人的崇高品格
               
在他们中有许多感人的事例。有一位也是多伦多大学毕业的窦大夫（Jean Dow），曾和小罗大夫一起救治当时被视为绝症的黑热病患者，为该病的临床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亲和孩童的生命，受到当地政府的褒奖。但她自己不幸感染了一种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阳。另一位女医师梅秀英（Isabelle McTavish）來自曼尼托巴省。据在广生医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忆：那时候大部分人都很穷，来看病时身上很脏，有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点都不嫌弃他们，还给病人洗脚剪指甲，帮他们抓虱子。李老先生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亲眼所见，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的普通老百姓这么照顾，他内心非常感动。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产党部队的伤员，一串串子弹从外面射了进来。医院的很多员工赶紧躲进了地下室。梅大夫后来对他们说：我们医生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边只顾自己。李老先生说，梅大夫不仅对病人充满爱心，对医院的普通工作人员也十分尊重。那时医院做手术需要用发电机发电。每次梅大夫做完手术，她都要到机房和守护在电机旁的李文仁说几句话感激的话。一次都没有忽略过。她的人品和医德让所有的同仁从心底里敬佩。梅大夫一直没有结婚。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广生医院。在豫北沦陷以后，小罗大夫转战到西南。他被国际红十字会任命为在华中地区的代表，帮助打开了从缅甸向国内运送物质医药的通道。在日军占领东南亚后，他又参与建立从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来华的空中供应线。他还专门负责救助在这条航线上时常发生空难的倖存人员。有时甚至要亲自跳伞到人迹不至的山区去现场急救。据他回忆，在这些年中，他几乎天天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工作。身上随时带着一把手枪，自我急救用的一点血清和吗啡。而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他居然还实验和提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农村的医疗网制度。他不仅关心现在，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小罗大夫于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由于他的丰富经历和卓越贡献，1968年他被选为加拿大联合教会的主持人。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1971 年他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一直到年近古稀，他还非常活跃，一个月中起码要出外演讲十五次。他幽默地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了一个公式：服务大于收入等于满足感。1981年，八十高龄的罗明远大夫首次重返中国，回到自己成长、工作和生活过的安阳。1984年他还兴致勃勃地带领一批朋友重踏二战中的中缅公路。中国的巨大变化使他感慨不已。他在加拿大作家Munroe Scott 以他的经历为蓝本所写的剧本“McClure两幕剧”所写的序言中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改变和进展。如果人们也像我一样，作为一个传教士―外科医生，或者从文化上来说差不多是半个中国人，在那里住过并见证了中国的过去，他们会对那些建立了今天新中国的人们的领导才能和信念更加敬重。”罗大夫于1991年去世。她的外孙女卡茜常常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脉络。许多移民朋友经常辩论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优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新国土最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的地方。罗大夫说过的一段话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加拿大人的这种价值观。他说：“我告诉学生们他们应该在生活中寻求冒险。他们也许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会得到许多乐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帮助他人。难道这不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吗？”(原載加拿大環球華報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