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实训总结心得:“民国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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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草圣”于右任的最后岁月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于右任
于右任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创建者之一,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3年,但他对后世最杰出的贡献,莫过于对标准草书的推广及其高超的书法艺术。而他用血泪吟成的《望大陆》一诗,更让人扼腕长叹,40年后还被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激情吟诵……
涉足政坛
于右任,1879年出生,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清光绪年间举人。1903年因出版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朝政遭到通缉,逃往上海,就读于马相伯的震旦学院。
1905年,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教学,遭震旦学子反对,集体退学,马相伯也脱离震旦,决意与同学们一道组建一所新校。于右任建议撷取《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的“复旦”两字,作为校名。马相伯采纳了他的建议,创建复旦公学(注:现复旦大学前身)。
在协助马相伯办学期间,于右任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四种报纸。
于右任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不幸遭遇火灾,化为一片灰烬。
此后,于右任因在《民呼日报》上揭露陕甘总督升允只顾个人保官,不管人民死活,三年匿灾不报,遭到打击报复,被关押月余。《民呼日报》也被迫“自行停刊”,只存在了92天。
两个月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有一种说法认为,于右任改“呼”为“吁”,少了两点,象征已去双眼。他顽强地表示,即使双眼被挖,仍要为民吁天。可是,该报因报道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并称伊藤博文“死有余辜”而被逼停刊,前后存世仅48天。
天无绝人之路。上海南市商会会长沈缦云仗义疏财,支持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创办《民立报》。该报荟萃一大批革命报人为主笔,于右任亲撰“发刊词”,提出“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族”。
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在上海鹤立鸡群。于右任以大量篇幅宣传孙中山在国外的演讲和活动,同时把报社当作同盟会中部总部的联络、指挥机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归国抵沪后首位拜访的客人就是于右任,他还送给于右任一只炮弹筒作纪念,鼓励他像炮弹一样直飞猛进。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于右任陪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并出任交通部次长,由报人涉足政坛。
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
被挟持去台
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于右任在
南京解放前夕,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到于公馆,强迫于右任上车驰往机场。于右任十分不想走,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蒋介石,不想去当随葬品。他在上海没住多久,解放军就大兵压境,不得已又同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一道去了广州,最后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辗转飞往台北。
1949年11月下旬,于右任得知发妻和女儿仍在重庆等他,又从台北飞到了重庆。可是,妻子、女儿因等不着他前几日去了成都。在重庆,于右任一直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
这15年间,于右任的监察院长形同虚设,几乎无所事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于右任弹劾“行政院长”俞鸿钧。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俞出任此职,乃因其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往台湾,从而受到蒋的器重。俞鸿钧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的总裁公馆,公馆里一应开支(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基本没有业务,还雇用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费每年就多达36万元以上。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后,向俞提出质问,多次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来回答质询,俞均置之不理。于右任对俞鸿钧目无“监察院”的行径极其愤慨,于
这事终于惊动了蒋介石。
俞鸿钧弹劾案对于右任打击甚大。从此以后,他寄情于书法、诗词。不管怎样复杂纷纭的文牍,到他手里都只批一个字,如“是”、“行”、“商”、“阅”等字眼,绝少用两个字以上,加上签名用的“右任”二字,批文总共不超过三个字。
“民国草圣”
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考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辄大呼“取墨来”。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达一二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一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百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对草书在现代中国的普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谁都不会想到,老人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还要靠厨师张罗。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据《文史参考》 周涵/文)
【附录】于右任临终手势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
于右任的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据《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