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发展的建议:汤晓丹与影片《红日》作者 万泉河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来自延安鲁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进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他们和国统区的艺术家共同组成了新中国文艺战线的基本队伍。从艺术风格、创作经历、到具体的艺术家个人气质来区分，一般认为红色艺术家更富激情，而白区艺术家则相对“小资”一些。

        但有趣的是，14岁就参加了新四军的红色导演谢铁骊拍摄了比《小城之春》还要“小资”、还要缠绵、还要令人伤感的《早春二月》，而19岁就进入十里洋场的西装青年汤晓丹，却先后拍摄了《南征北战》（与成荫联合执导）、《渡江侦察记》、《红日》、《难忘的战斗》、《南昌起义》等一系列反映人民军队成长和光辉战斗历程的影片。这些作品，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情节曲折、结构紧凑；镜头洗练流畅、人物个性鲜明，堪称中国电影艺术画廊中的精品。其中成就最大，争议最多、命运最坎坷的，首推《红日》。

        应当说，电影《红日》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事题材作品之一。它不同于其它军事题材作品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除表现敌我矛盾这一主线外，敢于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我军干部之间、官兵之间、兵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突破了传统同类作品回避我方矛盾，人物性格概念化的创作模式，使剧中人物形象变得生动丰满、有血有肉、令人信服。

         影片中刘胜的坚定忠诚、石东根的粗犷豪爽、以及反面人物张灵甫的精明自信、张小甫的灵活顺变等无不塑造的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而张伐更是以其对角色准确的心理把握和出色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他饰演的我军军长，与田方（原北影厂长，于蓝丈夫，后惨死于“文革”动乱）稍后在长影拍摄的《英雄儿女》中饰演的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这两个艺术形象，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具魅力的我军高级干部形象，将长久地留在观众的记忆中，也使不少其它军事题材影片中那些因对角色缺乏内心体验，靠强撑架子扮演我军高级干部形象的演员相形见绌。

        又例如，刘胜团长在军部见到了新任团政委陈坚（刘自己再三要求上级给他派政委），他热情表示了欢迎。但在陈离开后，他满腹狐疑地问军长：“他好象是个知识分子吧？”军长看透了他的心思，故意答：“是啊，水平很高，是个大学生！”刘胜立刻就发愁了：“那怎么行？我们和他们搞不来呀！”结果招来军长好一顿训斥。短短一场戏，简单几个镜头，寥寥几句对白，就深刻地揭示出战争年代我军干部队伍不同成分之间思想观点以及情感的异同，也隐隐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未来中国革命进程中起伏、多桀的命运走向。当然，刘胜没有什么文化，对知识分子感到有距离，并没有其它的恶意。影片中对他们之间感情发展的描写是准确、感人的，这也是刘的可爱之处。

         顺便说一下，90年代以来，我国拍摄的一些战争巨片除在化装、道具、烟火等技术环节、以及动用参拍部队方面受惠于时代的进步外，与《红日》相比较，在剧本基础、人物塑造、演员表演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林彪作为辽沈战役的最高战场指挥员，其表现倒更像是个下放右派，举止言行似不敢越雷池一步（估计口袋里装着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9.13”事件的文件）；而五大书记永远是没有分歧的，基本是一人主张，全体恭维。人物塑造概念化至如此地步，影片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就可想而知了。

        《红日》于60年代初期由上海天马厂筹备上马，计划同时拍宽窄两种银幕，这在经济困难时期是不寻常的。因为是重大军事题材影片，上影在剧本改编初期、拍摄阶段、以及完成样片后数度征求文化部、南京军区和军委首长意见。但文武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令汤和编剧十分作难。文化部电影局认为：应当大胆、真实表现解放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以及面对强敌和失败，部队思想上的混乱和痛苦；而军方则一再要求要去掉小说中过于“灰暗”的基调，着重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于是，编剧瞿白音五易其稿，汤也五度重写分镜头本，十分为难、百般迁就（也许囿于当时日益紧张的政治形势，剧本向军方意见倾斜了），总算完成了样片。但送审后文化部仍不满意，上影领导也不表态，只让汤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陈毅元帅发话投了赞成票，因陈是当时华东最高军事负责人，也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影片才算勉强过关。《红日》上映后，立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几年后，“文革”爆发。汤作为反动权威早早进了私设班房，后又去了干校。新中国拍摄的上千部影片除《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寥寥几部可以继续上映，其余悉数被打入冷宫，难见天日。那时的规矩是人不行了，作品也无条件不行，汤在班房天天检讨交代罪行，《南征北战》却在全国各地继续上映，这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稀奇的。 “文革”前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但是在舞台和银幕上，却鲜有直接赞美毛泽东思想的台词出现。今天看来，《南》剧得以“苟活”，与电影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有关。到“文革”后期，几乎每部影片均出现主人公手捧宝书，从中汲取营养的镜头（包括颇受欢迎的《地道战》、《创业》、《海霞》等），几成铁律，此乃后话。


        1966年，《红日》、《怒潮》、《燎原》、《洪湖赤卫队》等一大批“毒草”影片被点名批判。笔者曾多次参加这类影片的批判放映会，当时放映部门事先准备好了批判词，当出现“反动镜头”时，操场上空就响起女播音员激越的声讨。《红日》中，当我军因涟水战役失利撤出战场，观众无不被罕见的影片场面所震惊，继而感到气愤无比：只见银幕上乌云低垂，我军指战员个个灰头土脸、步履沉重；军容不整、垂头丧气；有的缺胳膊少腿、更多的是牢骚满腹。这哪里是我们熟悉的百折不挠、战无不胜的英雄军队？而且，国军将领的形象又怎会如此高大（影片中对张师长使用了一些仰拍镜头。张师长虽然刚愎，但对部下却也民主、和蔼）？解放军打了个胜仗，石东根连长就喝得酩酊大醉，，骑着高头大马，歪戴军帽，挥舞着指挥刀发酒疯。罢罢罢！不看也罢，看了直教人气炸了肺！汤犯了众怒，日子更加难捱。

        如果说，《燎原》、《怒潮》、《洪湖赤卫队》等故事的发生地，因和运动要打倒的对象有某种背景上的联系，受到批判尚属有因的话（如刘少奇在安源组织矿工自治，彭德怀在湖南领导平江起义，贺龙创建洪湖根据地等），那么汤的《红日》遭此厄运就完全是汤个人的艺术追求和独立思考精神所致，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有良知、有个性艺术家的悲哀！只可惜当时的观众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不多。

       “9.13”事件发生后，高层难以对全国人民交代，“阶级斗争”的弦有所松动，汤导才诚惶诚恐地以戴罪之身，回到上影作些打杂之类的活计，听从革命小将和“工宣队”的吆喝。后来，高层见经历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文艺花园百花凋零，不能体现革命的成果。为抢时间粉饰太平（原来的电影创作队伍已经七零八落、奄奄一息，完全靠组织新剧创作来不及），于是在组织新剧创作的同时，经百般挑剔，指定重新拍摄《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至此，汤才算得以重操旧业。他参加执导的新《渡江侦察记》，大致保持了故事结构紧凑、镜头运用洗练、演员表演含蓄的艺术风格（八十年代初期名躁一时的北影四朵金花之一的张金铃，就是从这里走上银幕的），而当年与汤联袂执导《南征北战》的成荫，与王炎联手重拍的《南征北战》却大失水准，已不复当年之勇。

        今天，当岁月拂去了历史的尘埃，我们终于知道，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多数时间我党我军处于弱势地位。如解放战争初期，即使刘邓部队主力，仍有许多战士还戴着白头巾，连象样的军装都没有，更遑论象样的武器装备了。山东、华中的我军主力进军东北，基层干部战士逃亡的人数更是惊人的多，要以万计算。这其实也很简单，对战争的前途缺乏信心（当然，这不是广大指战员思想的主流）；同时，这支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厌恶战争、祈望太平、三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中国有一些长于表现战争题材的优秀导演，但缺乏汤这样敢于真实描写战争年代我军指战员心理矛盾和战争残酷性的艺术创作勇气。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重温《红日》时，愈加痛切认识到“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的内涵和份量。《红日》命运之所以坎坷，汤之所以成为革命群众的斗争对象，盖因这部影片说了些实话。话说回来，成就汤晓丹军事题材影片大家地位的重要原因，除了汤的艺术功底深厚之外，也就是上面说到汤受批判的的主要原因—坚持个性、追求真实、不随波逐流、敢于揭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