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管理者角色案例分析:古今名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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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著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汪氏治病、效验着著，声名很高。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薛氏勤于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疬疡机要》是麻风专著；《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著，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万全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人。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著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高武 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针灸节要》，《痘科正宗》、《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时珍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李时珍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时珍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时珍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时珍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时珍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时珍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时珍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时珍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时珍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时珍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李时珍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时珍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时珍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时珍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时珍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时珍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时珍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时珍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龚廷贤 明 金溪霞澌龚家（今合市乡龚家）人，是江西省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龚廷贤（1522～1619），一作应贤，字子才，号云林，明金溪霞澌龚家（今合市乡龚家）人，是江西省历史上十大名医之一。其父龚信，字瑞芝，号西园，精于医术，曾任明太医院医官，著有《古今医鉴》16卷，经廷贤整理刻行于世。
龚廷贤受家庭影响，从小爱好医学，虽曾习举子业，屡试不中，转而随父学医，继承祖业，以“良医济世，功同良相”自励。日间从事诊治，余暇攻读医书。既博考历代医书，自《内经》以下，莫不穷源究委；又善于总结继承家传诊疗实践经验，并虚心向别人学习，博采众家之长，贯通医理。经过长年累月的刻苦钻研及临床实践，至成年后，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已精熟，尤擅长于儿科。
他临床诊治尊古而不拘泥，深明五脏症结之源，决生死多奇中。有一段时间，他在河南黄河流域行医。时值开封一带疫病流行（1586～1588年间），街头巷尾都有病人，症状为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颈项赤肿，咽喉肿痛，神智昏迷，俗名“大头瘟”。时医只知按古法医治，无效。龚廷贤根据病情，独具匠心，以自己的见解，开上二圣救苦丸（牙皂、大黄）药方，其效甚佳，医好很多垂危病人，名噪中原，被尚书荐为太医院吏目。
万历二十一年（1593），鲁王妃患膨胀病，腹大如鼓，左肋积块刺痛，坐卧不宁。经太医多方治疗，均不见效，生命垂危。召龚廷贤诊治，经诊脉开方，对症下药，终获痊愈。鲁王大喜，称之为国手，以千金酬谢，龚廷贤不受，乃命刻其所著《禁方》（即《鲁府禁方》）一书，又画其像以礼待之。皇帝特赐双龙“医林状元”匾额一块。
龚廷贤一生著述极丰，先后完成了《济世全书》8卷、《云林神彀》4卷、《万病回春》8卷、《寿世保元》10卷、《种杏仙方》4卷、《鲁府禁方》4卷、《医学入门万病衡要》6卷、《小儿推拿秘旨》3卷、《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此外还有《秘授眼科百科全书》、《痘疹辨疑全录》等。其中《小儿推拿秘旨》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儿科推拿专著。 《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两书流传最广，它从理论上分析病理、症状和治法，并附有方剂，还有400味药性歌诀。17世纪中叶，他的学生戴曼公将其著作携入日本，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藏有《云林神彀》全书。其弟廷器，子守国、守宁，侄懋官皆以医知名，门生吴济民，亦得其传。
方有执 明代伤寒学家。字中行，号九山山人。明代伤寒学家。字中行，号九山山人。安徽歙县人。他在《伤寒论条辨》一书中，着重阐释了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之源，并重新整理《伤寒论》条文，是为此后伤寒错简派之始（见伤寒学派）。
方有执自谓其天性鲁钝，“愚于儒且惮不能”，初亦未学医，后中年以两番因中伤风寒丧妻，五次以惊风殇子而发愤学医，于伤寒证治尤有心得。他认为《伤寒杂病论》集医道之大成，擅百世之宗师。而西晋王叔和重为编次时，已有所改移；及金代成无己作注，又多所窜改，致使习医者或以不全之书置而不习，或沿习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以20余年的时间，遍历于齐、鲁、川、陕等地,以访师求友,探究伤寒真谛。老而返家，“归田闭阁,考众李之殊同，返离异而订正。”八经寒暑,七易其稿,著成《伤寒论条辨》八卷,后附《本草钞》、《或问》、《痉书》各一卷。
方有执对《伤寒论》的重改修辑，采取整移删削的方法，进行了通盘的订正与编次。他将有关太阳病的条文分为一、二、三卷,阳明病与少阳病合为第四卷,太阴病,少阴病与厥阴病合为第五卷将有关湿病、风湿、杂病条文以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诸篇，合为第六卷。认为 “辨痉湿病证” 篇尚可信，认为“辨脉法”与“平脉法”二篇中有部分原书内容,合为“辨脉法”,此为第七卷。认为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是王叔和自为编述，置为第八卷。全书中对太阳篇的改动最大。他认为风寒之邪，分别侵犯人体营卫。风则中卫，故将因卫中风而病的条文编为第一卷，伤寒伤营，故将因营伤寒而病和曾冠“伤寒”二字的条文编为第二卷；同时又将风寒同时侵犯营卫的条文编文第三卷。此即他所主张的外感风寒发病的三种类型。他对《伤寒论》条文的考订编次确有新意，增强了原文的系统性、条理性，尤其反映了他对伤寒病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后经喻嘉言的大力提倡，概括为“三纲鼎立”之说，和者竟起，形成了著名的伤寒学说中的错简重订派，促进和发展了伤寒学说。 杨济时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职太医院。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傅青主（1607-1684），名傅山，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医学家。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在当时有“医圣”之名。傅青主出生于医学世家，祖辈通晓医学。明末清初，连年战乱，致使疫病流行，民间缺医少药，死人难以计数。他亲睹了这样的悲惨情景，决心做一个治病救人的良医。由于他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又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经过几年的潜心研修，就精通了医理。在外出游历期间，他还向许多医家和懂医的道士学习，并广泛搜集药方，以医济世。他曾在太原三桥街设立“卫生馆”，医名远扬四方。傅青主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贫穷病人请他看病，哪怕是山高路远，他也立即出诊，而且不要酬金，还免费送药。
在傅青主留下的遗著中，尤以《傅青主女科》最为知名。《傅青主女科》是一部颇有建树的妇科专著，其内容体例及所用方药，与其它妇科书都大不相同。全书分为：带下、血崩、鬼胎、调经、种子、妊娠、小产、难产、正产、产后等。每一病分为几个类型，每一类型先有理论，后列方药。在论述中，先叙述一般人对这个病症的理解，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加以辨析。例如对血崩后昏晕的病例，作出如下辨析：“夫人有一时血崩，两目昏暗，昏晕在地，不醒人事者，人莫不为火盛动血也。然此火非实火，乃虚火耳”。
书中的方剂，大多由他自己创制。譬如，将带下病分为5种类型，脾虚湿重的用完带汤，肝经湿热的用加减逍遥散，肾火盛而脾虚形成下焦湿热的用易黄汤，肝经脾湿而下溢的用清肝止淋汤。纵观全书，书中主要抓住了肝、肾、脾的相互关系，对妇科疾病进行调治，处方较为切合临床实用，因而颇受后世医家推崇。傅青主以《傅青主女科》一书闻名于世，但实际上，他的医学造诣是很全面的，并非只精于妇科。故有“医圣”之称。
傅青主集文学家、书画家、医学家于一身，但他自己对医学方面的造诣更为看重。他曾对友人说：“吾书不如吾画，吾画不如吾医。”其实，傅青主的书法造诣极高，他为晋祠“齐年古柏”所作的“晋源之柏第一章”的书题，风格遒劲，气势磅礴，被誉为晋祠三绝之一。傅青主也很擅长绘画，他画的山水画“丘壑磊落，以骨胜”，画的墨竹也气势不凡。傅青主之所以称“吾书不如吾画，吾画不如吾医”，一方面当是对自己书法与绘画水平的自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医学的偏重。
明朝末年，官场腐败丛生。傅青主为人正直，不愿阿谀权贵。他愤然放弃举业，专心研究学问，博览群书，终日手不释卷。1644年，明朝灭亡。傅青主信守民族气节，换上道士服，隐居在深山土穴之中，和母亲、儿子一起，过着坎樵采药的生活。外出时，他总是身穿朱红色的外衣，以示不忘“朱”明之意。他曾写过一副对联：“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此联首字为“日”、“月”，合为“明”字，表达了傅青主反清复明的思想。这副对联至今仍挂在晋祠云陶洞的洞门上。
傅青主与儿子傅眉感情深厚，令人感动。傅青主27岁时，其妻不幸去世。当时，他的儿子年仅5岁。他发誓不再娶妻，与儿子相依为命，艰苦度日。他时常与儿子同乘一车，外出采药卖药。晚上，父子二人围坐在灯下，父亲就为儿子讲授文学、医理。后来，傅眉也精通了文学和医学。在傅青主流离在外和隐居的生涯中，傅眉一直相伴在他的身边。在隐居晋祠期间，傅青主与傅眉都喜欢在晋祠的“齐年古柏”之下散步。傅青主为齐年古柏书写了“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字，表达了他对古柏的喜爱。傅眉则写了一首《古柏歌》：“左柏右柏幽影寒，客子徘徊于其间；右柏左柏幽影淡，客子歌罢高云散。”傅青主对之颇为欣赏。
傅青主在年近80岁时，与其相依为命的爱子傅眉竟先他而逝。经受不住晚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和打击，傅青主在数月后也溘然辞世。傅青主下葬时，仍然身穿朱衣。有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傅青主辞世距今已有300多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医学家、文学家。在傅青主曾隐居过的山西晋祠，修建了傅山（青主）纪念馆，馆内有傅青主的雕像。他隐居的云陶洞（又称茶烟洞），也依然在供游人观瞻，并被命名为“石洞茶烟”而成为晋祠的八景之一。 张景岳 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1563－1640），又名张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明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其父张寿峰是定西侯门客，素晓医理。景岳幼时即从父学医，有机会学习《内经》。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青年时广游于豪门，结交贵族。当时上层社会盛行理学和道家思想。景岳闲余博览群书，思想多受其影响，通晓易理、天文、道学、音律、兵法之学，对医学领悟尤多。景岳性格豪放，可能受先祖以军功立世的激励，他壮岁从戎，参军幕府，游历北方，足迹及于榆关（今山海关）、凤城（今辽宁凤城县）和鸭绿江之南。当时北京异族兴起，辽西局势已不可为。数年戎马生涯无所成就，使景岳功名壮志“消磨殆尽”，而亲老家贫终使景岳尽弃功利之心，解甲归隐，潜心于医道，医技大进，名噪一时，被人们奉为仲景东垣再生。五十七岁时，返回南方，专心从事于临床诊疗，著书立说。崇祯十三年去世，终年78岁。
景岳早年推崇丹溪之学。朱丹溪处于《局方》盛行的时代，医者每多滥用辛热燥烈药物而致伤阴劫液，故朱氏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明代医学界河间、丹溪的火热论相火论占统治地位，更有时医偏执一说，保守成方，不善吸取精华，反而滥用寒凉，多致滋腻伤脾苦寒败胃，成为医学界的时弊。景岳在多年丰富临床实践中，逐渐摈弃朱氏学说，私淑温补学派前辈人物薛己（1486－1558），薛己身为明太医院使，主要为皇室王公等贵族诊病，病机多见虚损，故喜用补。景岳出身贵族，交游亦多豪门大贾，故法从薛氏，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创立“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学说，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张氏学说的产生出于时代纠偏补弊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其流弊使庸医借以藏拙，产生滥用温补的偏向。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内经》“经文奥衍，研阅诚难”，确有注释的必要。《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王氏未注《灵枢》，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素问》《灵枢》两卷经文互有阐发之处，为求其便，“不容不类”。故景岳“遍索两经”，“尽易旧制”，从类分门，“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类经》分经文为十二类、若干节，根据相同的内容，拟定标题，题下分别纳入两经原文后详加注释，并指出王冰以来注释《内经》的各家不足之处，条理井然，便于查阅，其注颇多阐发。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张景岳晚年集自己的学术思想，临床各科、方药针灸之大成，辑成《景岳全书》64卷。成书于其卒年1640年。“《全书》者，博采前人之精义，考验心得之玄微。”《全书·传忠禄》辑有景岳主要医学理论、医评、问诊和诊断、治疗原则等论文三十余篇，多有温补学说的论述。《全书·脉神章》录有历代脉学，其中诊脉之法和脉象主病多有结合临症经验的评论。次为《全书·伤寒典》，补充“《内经》伤寒诸义并诸治法之未备”，论述伤寒病的证治。《全书·杂证谟》列诸内科杂症的病因病机、治理方药和部分医评，并辅有部分医案，论述系统、精彩。《全书·妇人规》：论述九类妇科疾患，并指出妇科证多有情志病因，尤要注重四诊合参。《全书·小儿则》：更述儿科诸病并治，在总论中提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的生理特点，很有见地。《全书·痘疹铨》、《全书·外科钤》各有论病及证治。《全书·本草正》介绍药物二百九十二种，每味详解气味性用，很多为自己的临症用药体会，颇有价值。《全书·新方八阵》、《全书·古方八阵》，景岳善兵法，在此借用药如用兵之义，以方药列八阵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全书·新方八阵》中所列方颇具创新。《全书·古方八阵》辑方经典。共录新方186方，古方1533方，其后的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古方收妇科186方，儿科199方，痘疹173方，外科374方及砭法、灸法12种。
《景岳全书》内容丰富，囊括理论、本草、成方、临床各科疾病，是一部全面而系统的临床参考书。景岳才学博洽，文采好，善雄辨，文章气势宏阔，议论纵横，多方引证，演绎推理，逻辑性强，故《景岳全书》得以广为流传。后世叶桂亦多承张氏的理论。清道光八年（1828）章楠《医门棒喝》初集成，论《全书》云：“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则自顺治中叶至1828年的近200年间，几为医所必读，可见景岳的温补理论之影响深远，《全书》之流传广泛。
《质疑录》，共45论，为张氏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
张景岳善辨八纲，探病求源，擅长温补，并在其医学著述和医疗实践中充分反映。治疗虚损颇为独到。反对苦寒滋阴，很好地纠正了寒凉时弊。他的阴阳学说、命门学说对丰富和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的重要著作《类经》是学习《内经》的较好参考书，《景岳全书》各科齐全，叙述条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临床参考书。张景岳的学术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王肯堂曾授翰林院检付，参与国史编修，著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等。由于朝廷不纳他的抗倭疏议，愤然称病辞职回乡，从此重操少时喜爱的医学。居家期间，他边疗民疾，边撰医书，曾成功的为一位眼窝边生毒瘤的患者行切除术，作过落耳再植术，“以惊驱惊”治愈一富家子弟因科举得中惊喜过度而得的精神病。他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阿魏化痞膏即是《六科准绳》中的经典名方。
王肯堂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肯堂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王肯堂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证治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家所推崇。还辑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著有《针灸准绳》、《医学正宗》、《念西笔尘》等，为祖国医药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家藏医书颇丰。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吴氏著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缪希雍(1546～1627)。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缪氏性耿直，有豪气。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著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 清代医学家 邹润安 先生（1790-1845），江苏武进人。其去世至今已164年了，然而他却认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医学著作——《本经疏证》。这是一部发掘《神农本草经》药物精蕴和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力作。它融《内经》、《伤寒杂病论》诸书之精义于一炉，在阐述《神农本草经》药物及其功效方面，见解独特而又精辟，可谓颇具卓识。应当说，邹氏尽管没有像孟河学派的四大医家马培之、费伯雄、巢崇山和丁甘仁等人那样有名，也没有留下多少临床医案。但他在中医理论研究的造诣和贡献上决不在这四位医家之下。杨照藜在《重庆堂随笔》总评中说：“本草以《本经疏证》为第一善本，其援引浩繁，穿穴精透，可谓空前绝后。”笔者以为，在对仲景学术的各类研究性著作中，邹氏之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邹润安先生生卒年月约早于丁甘仁氏七、八十年。同里周仪颢在《邹润安先生传》中说他：“家故贫，艰于就傅，勤苦自励，于书无所不窥、虽冱寒盛暑，披览不缀。”又说他“以积学敦庸行，为世通儒”。他一生不求闻达，而甘“隐于医”，所著甚丰。其所著有《本经疏证》十二卷、《本经续疏》六卷、《本经序疏要》八卷、《伤寒通解》四卷、《伤寒金匮方解》六卷、《医理摘抄》四卷、《沙溪草堂文集、诗集、杂著》各一卷，等。可见，他就是一位通儒术而隐于医的儒医。
先生疏证《神农本草经》药物共173味，皆为仲景所用者。凡六易寒暑，克成是篇，其用心之专且久如此，最后未及订正而卒，可谓一生心血皆倾注于此。洪上庠对该书的评论是：“例则笺疏之例，体则辩论之体，思则幽邈之思，识则卓越之识……则邹君之籍以不朽者，其在于此欤！”
邹氏友人汤用中（也是同乡）在《本经序疏要》跋中说：“君为人治病，必先单家而后巨室。非盛寒暑，未尝乘舆”。可见邹氏不仅是一位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平民医生，他作风平易近人，医德高尚，同情贫穷患者，而决非趋炎附势者流。所以，其品行和学问皆获得众友人的尊敬。后来《本经疏证》之得以出版印行，正是靠这些友人的大力帮助，“力请集资剞劂”，因为他们认为“此书实能抉昔贤之阃奥，为后学之津梁”。完成其校订等工作者，有汤用中等七人，其功实不可没。
总之，《神农本草经》虽被列为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但历代对其作疏解辩证的并不多，近年来中医界相当一部分人对它亦重视不够，其中一些精蕴尚未被我们发掘和认识。即使现在通行的《中药学》教材所讲述的药物功能，比起《神农本草经》来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充实，也较全面和易懂，基本上可应用于临床，但它论述各种药物所适应的病机及其功效的所以然方面，往往阙如或失之肤浅。关于此，观邹氏《本经疏要》而自明。此书读之虽甚难，然而却颇耐人寻味。清代医家王孟英在《温热经纬》卷五之方论中，曾有不少地方的注释引用了《本经疏证》的论述，可见其对邹氏的推崇。岳美中在为中医研究生班草拟的“当读的古医书”中，亦推荐了《本经疏证》。看来，欲为一个在理论研究和临床上有较高造诣的中医师，这本药理和病理学专著是不可不读的。 刘奎字文甫，号松峰，山东诸城人，系名相刘墉之堂弟，清嘉庆年间名医。刘奎字文甫，号松峰，山东诸城人，系名相刘墉之堂弟，清嘉庆年间名医。
刘奎自幼聪慧好学，才思敏捷，读书一目十行，积得学深识广。曾跟随做京官的叔父刘统勋在北京学习，叔父多次推荐他为官做事，终因志趣不同官运不济未入仕途。因见当时瘟疫横行乡里，百姓死伤残重，于是发愤学医，立志济世救人。青年时他随堂兄刘墉督学江苏、安徽，在协助刘墉处理一些政务的同时，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医学专著，学问和医术大为长进。他边研读边实践，阅读医药典籍，访问民间医生和老药农，义务为贫苦人家治病。
在京期间，他曾向名医郭右陶学习临床医术，同时精研《内经》、《难经》，对金元四大家的名著研考尤深。能融古出新，在治疗瘟病方面独树一帜。他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医界“戾气说”治疫病的理论和实践，著成《瘟疫论类编》和《松峰说疫》。
由于瘟疫变化莫测，症状多样，临床上必须对症下药辨证治疗，他创用了瘟疫统治八法中的除秽、解毒、针刮、罨熨等法治疫屡屡见效，是中医临床的经典宝库。他的《松峰说疫》内容丰富，论证翔实，有述古、论治杂疫、辨疑、诸方、运气等六卷，杂疫中列病症140余种，方剂200个，发展了景仲学说，为医界所推崇。
刘奎的医学专著不仅为国内医学界学习运用，还流传到日本。此外还有《景岳全书节文》、《四大家医粹》、《松峰医话》及《松峰诗略》、《松峰文略》等著述。 李延(162～1697)，原名彦贞，字期叔、我生，号辰山、寒村，上海南汇人。后迁松江，明大理评事李中立之子、名医李中梓之侄。早年习举业，师事同郡举人高孚远，为得意门生。明亡参与复明抗清斗争至桂林投唐王，失败后避居浙江嘉兴，后入平湖祜圣宫，以医自给。治病多奇效，医名大盛。著有《脉诀汇辨》十卷，校正重刊贾所学《药品化义》十三卷，并附撰《本草谕》、《君臣佐使论》、《药有真伪论》、《药论》，刊于卷首；另著有《痘疹全书》、《医学口诀》两书，今未见。文学著作有《南吴旧话录》、《论鹇亭集》等。 尤怡 （1650-1749）字在泾，号拙吾，别号饮鹤山人，清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时家贫而好学，曾在寺院卖字为生，是为清代内科名医马俶的得意门生。尤怡天性沉静恬淡，工诗词，不求闻达。为人治病，多见奇效。好为诗与古文，稍暇即读书灌花，饲鹤观鱼，著书自娱。所著医书有《伤寒贯珠集》八卷，《金匮要略心典》八卷，《医学读书记》三卷，续记一卷，《金匮翼》八卷，及《静香楼医案》等。其诗集名《北田诗稿》。 清代医家 薛雪（1661-1750年）。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桂同时而齐名。早年游于名儒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薛雪一生为人，豪迈而复淡泊，年九十岁卒。薛雪精于湿热症。所著《湿热条辨》即成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甚大。又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1754)。唐大烈《吴医汇讲》录其《日讲杂记》八则，阐述医理及用药；另有《膏丸档子》(专刊稿)、《伤科方》、《薛一瓢疟论》(抄本)等，亦传为薛氏著作。《薛生白医案》、《扫叶庄医案》则系后人所编。
薛雪认为，湿热本证的主要表现为：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或黄，口渴不引饮。湿热表证，薛氏将其分为三种，一为湿邪伤表，一为湿邪在肌肉，—为湿热侵及经络。所谓湿邪伤表者，是指湿邪阻遏于人体卫阳之表。可见恶寒、无汗、身重、头痛、胸痞、腰疼等表现。此时，当散在表之湿，故用藿香、香薷、羌活、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湿邪伤及阳明肌肉，症见恶寒、发热、汗出、身重、关节痛、胸痞、腰痛等，治用滑石、大豆黄卷、茯苓皮、苍术皮、藿香叶、鲜荷叶、白通革、桔梗等。若湿邪侵入人体经络脉隧，见有四肢牵引拘急，甚则角弓反张、口噤等，宜用鲜地龙、秦艽、威灵仙、滑石、苍耳子、丝瓜络、海风藤、酒炒黄连等。若属湿邪偏盛于里，又分为不同情况。有湿滞阳明者，见有舌苔遍体白、口渴之象，宜用辛开之法，使上焦得通，津液得行，选用厚朴、草果、半夏、干菖蒲等。有湿困太阴者，见有恶寒，面黄、口不渴、神倦、四肢懒、脉沉弱、腹痛下利等，治宜温脾阳、化湿浊，药仿缩脾饮（缩砂仁、乌梅肉、煨草果、炙甘草、干葛、白扁豆）、大顺散（甘草、干姜、杏仁、干姜）、来复丹（硝石、硫黄、五灵脂、青皮、陈皮）等。
若湿热阻遏膜原，见有寒热如疟的表现，可选用吴又可疏利膜原之法，仿达原饮，选用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若湿热并重于里，见有舌尖红，舌根白苔，说明湿邪留滞，但渐化热，治疗则一方面化湿，一方面清热。而对于热邪偏盛于里者，则当以清热泄热为急务，辨明热邪在气、在营、在血之不同，而借助叶天士之法论治。若湿热充斥三焦，由于湿性粘滞，易阻遏气机，故宜从三焦分证施治。对于湿热阴伤者，薛氏选用鲜生地、芦根、生首乌、鲜稻根等品，既可复胃中津液，又可泄热祛邪。对于湿热阳虚者，比如，由于暑伤元气，使肺气不足，而见咳嗽，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脉虚欲绝者，可用人参、麦冬、五味子等以益气生脉。若中气不足，使升降失常，症见病后数日，呕吐泄泻一时并至，脾气大虚，中气不支者，可选用生麦芽、莲子心、扁豆、苡仁、半夏、甘草、茯苓等温中健脾。总之，薛氏对湿热病的各种证型与临床变化，条分缕析，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时，父亲叫阳生，名朝采，都精于医术。白天，他从师读经书；晚上，他父亲就教他“岐黄学”。因此，他从小时就自《素问》、《难经》及汉唐宋诸名家所著书，无不旁搜博览。可惜的是，当他十四岁，父亲就死去。他幼孤且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面开始行医应诊，一面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继续学医。不多久，在医学上的造诣，就超过了朱老师。但他毫不自满，孜孜不倦，又去寻找别的老师求学去了。
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没人介绍。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病人，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没法治好他的病，特地来找叶天士医治。叶天士专心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感激。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去拜姓刘的那个名医做老师。这个要求得到允诺。叶天士就改名换姓去当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就诊。姓刘的医生候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仔细观察琢磨，发现孕妇因为临产，胎儿不能转胞，是痛得不省人事的。于是，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就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胎儿果然产下。姓刘的医生很惊奇，便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早已名震远近的叶天士。叶天士接着便把如何要向他学习的苦心如实说了出来。姓刘的很受感动，终于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他。
又有一次，一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请叶天士诊治。叶天士诊其脉，问其症。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叶天士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内热太重，得了糖尿病，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走到镇江，他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可是，叶天士当时还拿不出办法，而老僧却能把防治的方案具体地告诉了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回家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叶天士知道老僧的医术比自己高明，就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并改名叫张小三。他每天起早摸黑，除挑水，砍柴等外，就挤时间精心学医。老僧见他勤奋好学，很喜欢他。每次出诊，必带他一起去。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叶天士把老僧的医术全部学到手。有一天，老僧对叶天士说：“张小三，你可以回去了，凭你现在的医术，就可赛过江南的叶天士了。”叶天士一听便跪下自认自己是叶天士，老僧很受感动。
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叶天士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那怕是“名未著”的医生，他也虚心吸取其诊病立方的长处。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年老患病。他多方治疗总是无效，又遍请县城内外有名的医生治疗，也没有效。病情一天天加剧，叶天士很忧虑，便向仆人说：“本城还有没有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平日总是夸耀自己的医术比你高明，但是上门请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叶天士吃惊地说：“敢如此大言不惭，应当会有真才实学的，快去请来！”仆人奉命去请。章医生详细询问病情。仆人说：“太夫人服药无效，病势日危，主人终夜徬徨，口中喋喋不休念着“黄连”二字。”章医生心中有所领悟，便到叶天士家。诊视叶老太太后，又拿过去的药方子细看，沉吟很久说：“原药和症相合，照理应当奏效。但太夫人病由热邪郁于心胃之间，药中必须加黄连，才能治愈。”叶天士一听，不觉一跃而起，说道：“我早就想用这味药，因为考虑母亲年纪大，恐怕会灭真火，所以不敢用呀。”章医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元坚固。对症下药，用黄连有何不可？”叶天士表示赞同。结果，服药一剂，病情就大有好转，再服一剂，病就好了。叶天士喜出望外，踵门拜谢，并致厚酬。章医生推辞说：“只是我的见解同你的心意偶合，何足道谢？”以后，叶天士经常对病人说：“章医生的医术比我高明，可以请他看病。”可见，叶天士具有虚怀若谷，谦逊向肾的美德，因此，能够摆脱“文人相轻”的陋习，从而医道日益长进。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天士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有一年，苏州发生大温疫，他救活了不少人。其中有个“打更”的人，全身浮肿，又黄又白，病情十分险恶。别的医生看了，都说没得救。叶天士经过细致诊察，只用两剂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又有一个人患一种慢性病，经常复发，十分苦恼。他找叶天士诊治。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嘱他按方服一百剂，就不会复发了。病人服了八十剂，病已好了一个多月，他就再不服药了。不料，事隔一年，病又复发。叶天士对他说：“我叫你服一百剂，你才服八十剂，当然复发了。从今天开始，你听我的，再服四十剂，病就永不复发。”事情果真如他说的一样。
叶天士活了八十岁，临死时，还谆谆告诫他的孩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沈德潜《香岩传》）。
叶天士去世后，由他的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取名《临证指南医案》。此书刊于一七六六年，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妇科与儿科，体现了叶天士治病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对症下药。其中以温病治案尤多。
纵观叶天士的一生，无论是从他的医学理论，还是他的治学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他的治学态度，以及他那种敏而好学，更名换姓求师学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计量的财富。
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虽然文章不长，甚至没有记载任何具体的方剂，但全文言简意赅，对于临床常见的温热病的病状和其传遍规律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温热论》就此成为了后世中医学乃至现代中医学临床诊断热性疾病的重要依据。除去在温热病状分析方面做出的重要总结之外，叶桂在中医学辨证方法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将使用了千余年的以“六经辨证”为主的外感病诊断方法，进一步发展为以“卫、气、营、血”四个层次为主体，由表及里的辨证方法，这既是成功的创新，又是对于六经辨证的高水平的应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在辨证水平上的又一次提高。自此，也将“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从辨证方法上区分开来。他这种大胆的创新来自于对先贤著作的透彻分析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也有人认为，叶天士称得上是对《伤寒论》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位医家。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卒于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九岁。性通敏，喜豪辩。自《周易》、《道德》、《阴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击等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初以诸生贡太学。后弃去，往来吴淞、震泽，专以医活人。大桩著书颇多，有《兰台轨方》、《医举源流》、《论伤寒类方》等，都为医学之籍。他的歌曲有《洄溪道情》三十余首，《中国诗史》颇多骂世之语。祖父除釚，康熙十八年(1679)鸿词科翰林，任检讨职，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大椿白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徐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类方》(1759)及《内经诠释》、《六经病解》等，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十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赵学敏(约1719年～1805年），字恕轩，号依吉，钱塘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其父晚年得二子，长子即赵学敏，次子赵学楷。出于济世利人的目的，赵父让学敏习儒，学楷学医。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他们的父亲在养素园中收藏了许多医书，又专门开辟一块土地作为栽药圃，让弟兄俩人终年吃住在园中，接受儒学和医学教育。赵学敏虽被指定为学儒，但他的兴趣却集中在医药方面。他博览群书，对天文、历法、术数、方技、医药、卜算之类的书籍多有涉猎。闲暇时，他与弟弟就以默写针灸铜人图作为游戏。长期的过度用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赵学敏患了眼疾。但他眼疾刚愈，就凭借自身的体会，写下了一本眼科专著《囊露集》。赵学敏对此书甚为得意，认为可以超过前人所有的眼科书。只可惜这本书最后并没有流传下来。
数十年的积累，使赵学敏在很多方面有所建树。乾隆三十五年，赵学敏初步完成了他个人的一套丛书，取名为《利济十二种》。这套书共一百卷，含十二种医药书，包括药书、本草、养生、祝由、眼科、炼丹及民间走方医疗法等多方面的内容。丛书子目的名称是：《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祝由录验》、《囊露集》、《本草话》、《串雅》、《花药小名录》、《升降秘要》、《摄生闲览》、《药性元解》、《奇药备考》、《本草纲目拾遗》，遗憾的是这十二种医书只有《串雅》和《本草纲目抬遗》流传下来。
《串雅》是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民间走方医的专著，揭开了走方医的千古之秘。书中记录了走方医常用的内治、外治、杂治、顶药、串药、禁药、奇药、针法、灸法、贴法、熏法、洗法、吸法、取虫等治病手段，又介绍了有关药物伪品、法制、食品、杂品等情况，揭示了走方医所用的简便治法和药物炮制、作伪的内幕。这些资料的披露，不仅为研究走方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中医药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为了弥补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之不足而作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是我国明代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记载药物达1892种，其中374种属李时珍新增补。自《本草纲目》成书以后到赵学敏又历二百余年。这二百年间民间的医药知识得到了很大发展，很有必要进行搜集整理。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不仅纠正李时珍书中的几十条错误，而且大量增加了新的药物。《本草纲目拾遗》中不见于《本草纲目》的药物达716种之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来自于民间经验。《本草纲目拾遗》为我国中医药学增添了大量的用药新素材。该书是清代最重要的本草著作，在中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承淡安（1899～1957），原名澹盦，江苏江阴人，后迁居无锡。1932～1933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出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医学校教授、校长等职。从事中医内科和针灸教学研究工作，1930年创办针灸研究社，参与研习者数千人，遍及国内及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1933年10月创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刊物《针灸杂志》。1933年扩建成针灸讲习所，1934年秋赴日本考察该国针灸现状和办学情况，从中发现了《铜人经穴图考》和我国早已失散的元代滑伯任的名著《十四经发挥》，使这部古典珍籍失而复得。他还被东京针灸高等学校赠予针灸专攻士学衔，是近现代国际针灸学术交流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回国后，他于1935年成立了针灸专科学校，1936年7月创办针灸疗养院。1937年2月讲习所更名为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先后培养学员3000多人。抗战8年中，他坚持行医、授课，分校遍及南方各省、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制订了较为全面的针灸治疗伤寒的方法，在理论方面有很高造诣，如对《伤寒论》、经络、腧穴、针法等均有精辟论述。著有《伤寒论新注》、《中国针灸学》、《经穴图考》、《子午流注针法》、《经络之研究》、《针灸学讲义》、《简易灸治单方治集》等。 祝味菊（1884～1951），别号傲霜轩主，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四川成都。青年时代习医，因好问阙疑，使3位名师先后辞去。后就读于军医学校。越两年，随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学习西医，回国后在成都四川省立官医院任职，颇有医名。民国6年(1917年)移居上海，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民国16年与徐小圃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民国26年与西医梅卓生、兰纳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
祝氏学贯中西，尝谓：“术无中西，真理是尚”，提出整理中医以建立合乎逻辑之学说、创设中医实验医院等真知灼见，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创立伤寒五段疗法，提出八纲学说，反映了超凡的概括力与领悟力。临床喜用附子、麻黄、桂枝等温热药，尤善用附子，屡起沉疴，名盛一时，誉为“祝附子”。著有《祝氏医学丛书》包括：《伤寒新义》、《伤寒方解》、《病理发挥》、《诊断提纲》四种。与门人陈苏生等合著有《伤寒质疑》六卷，于1950年刊行。
2008年邢斌、黄力等将祝味菊5部医著及部分医学论文整理评按，出版了《祝味菊医学五书评按》一书。
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他13岁时从其舅父，河南安阳的李可亭先生学医，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1929年，以余云岫为首的个别国民党政府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废止旧医案”，妄图逐步取消中医。施老等组织了华北中医请愿团，奔走于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登报呼吁，引起了民众的呼吁，终使国民党政府撤消此案。作为反击“废止旧医案”一记重拳的，就是施今墨先生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支持余云岫阴谋的、后来的大叛徒汪精卫的岳母治疗痢疾的病案。汪精卫岳母时痢危机，西医无救，其女陈君璧（汪精卫老婆）力主看中医。施今墨由此赴诊，历来言语谨慎的他在处方时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几乎泄痢而亡的汪精卫岳母照方仅服药数剂，果如其效。后汪精卫题“美意延年（庄子语）”置匾相赠，以现其折服。
1932年，他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已培养了500多名优秀中医人才，皆为后一辈的骨干力量。
1953年，在中南海接受周恩来总理接见，中肯地提出心中的愿望：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得到周总理的首肯，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在接见时指出：“在新中国，中医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让西方懂得，中医是人类医学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为继承其宝贵经验，经门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1903～1906年入上海南洋公学专修英文，毕业后任教，1909年抵上海，任浦东中学教职，曾抽暇翻译欧美小说，发表之后风行一时。后受知于张菊生，入商务印书局任编译，1912年主编《小说月报》（由商务发行）。挥氏曾蜚声文坛，不惑之年，爱子相继病殇，因而发愤学医。恽铁樵问学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并常与姻亲丁甘仁先生切磋医学。1920年辞去《小说月刊》主编，正式挂牌行医，不久医名大振，尤其擅长儿科。其后，西医传播渐广，中医备受排斤、歧视。余云岫著《灵素商兑》诋毁中医。恽铁樵通过亲身医疗实践，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医学为极有用之学术”。“与西国医学比较，委实互有短长”，因而挺身而出，提笔与之论战。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直斥余氏论调。嗣后，恽铁樵在其著述《伤寒论研究》(1923年)等书中，阐述了如何宏扬祖国医学的见解以及改进中医的主张。指出中医学进步演进。“必能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疾呼中医务须改进。为倡导中医革新，I925年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1933年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先后遥从受业者千余人，培育一批人才。恽铁樵学术思想，在中医界“别树一帜，为革新家所宗”。恽铁樵一生勤于著述。恽铁樵一生撰写了大量医学著作，计有《文苑集》、《论医集》（以上第一辑），《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温病明理》、《热病学》（以上第二辑），《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病理概论》、《病理各论》（以上第三辑），《临诊笔记》、《临诊讲演录》、《金匮翼方选按》、《风劳臌病论》（以上第四辑），《保赤新书》、《妇科大略》、《论药集》（以上第五辑），《十二经穴病候撮要》、《神经系病理治疗》、《麟爪集》（以上第六辑），《伤寒论辑义按》（以上第七辑），《药庵医案》（以上第八辑）等，统名为《药庵医学丛书》。此外，恽铁樵在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期间，还主持撰写了数十种函授讲义，如《内经要义选刊》、《内经讲义》、《伤寒论讲义》等。
恽铁樵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主张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新知以补充、提高和发展中医药学。他认为，欲使中医学进步演进，必须“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以新生中医”。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各有长处，中医重视人体在整个大自然中随四时阴阳而发生的运动变化，而西医则于生理上重视解剖，于病理上重视局部病灶。两种医学之间应该相互沟通、取长补短。但同时亦强调“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只能取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恽铁樵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恽铁樵所处时代正值中西文化交汇之际，业医者大多忽视理论学习而更侧重于具体方药的积累，致使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被束之高阁，少有问津。恽铁樵从维护中医学理论体系科学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内经》的理论实质，对构成中医学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令人费解之处作了比较圆满的解释。他所提出的“四时五行”观点，把自然界四时的交替变化看作宇宙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从而揭示出《内经》的理论核心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一脉相承，即由四时的风寒暑湿化生出六气，由四时的生长收藏化生出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故而，四时成为《内经》的基础，“《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恽铁樵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明白晓畅地解释了中医学朴素辩证的认知思维。
恽铁樵在治疗用药方面，见解独到，今仅举痨瘵一病说明。他认为，一般初病咳嗽、吐血，不可称为痨病。必待初期症状已过，见潮热、掌热等证，方可称之为痨。对于痨病吐血的治疗，他主张对于因药误或误补，以致伤风不醒而成痨者，以荆芥、防风、象贝、杏仁等疏泄风邪，以茜根炭、藕节等止血；若风邪郁肺化热者，可同时加入黄芩、款冬花等。对于因举重伤力，剧烈运动损伤肺络者，轻者以七厘散，重者以地鳖虫、紫金丹（出《伤科补要》，没药、降香、乳香、松节、苏木、川乌、蝼蛄、自然铜、血竭、龙骨、糊丸、朱砂）止血疗伤。对于盛怒伤气，肝胆之火上逆，阳络损伤而大吐血，或肺阴受灼，痰中夹血者，以花蕊石、童便为特效药，茜根炭、地榆炭、仙鹤草、五胆药墨、三七等为辅药。他认为痨瘵的治疗，用药不在乎多，而在方药合度，毋庸更张。
恽铁樵业医之际，正值国内中医、西医并存、论争之时，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成为当时业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特别是西医余云岫刊布《灵素商兑》，认为中医不科学之后，中西医学之争日趋激烈。恽铁樵是当时中医学界第一位挺身而出迎接余云岫挑战者。受其影响，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杨则民等亦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在这场中西医学的论争当中，恽铁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山雷，名寿颐，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生卒于1872年~1934年间，清末至民国时期医家。禀赋聪明，自幼好学，曾精研文学，博学多闻。后因母病开始学医，先后随当地老中医俞德琈、侯春林及吴门黄醴泉诸先生学习内科，后又随朱阆仙学习外科。数年后，学业大进，不少亲友邻居请其诊病，均能应手取效。鉴于当时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日受排挤。因此，自出家资，筹设中医学校于黄墙村家塾，拟定教学计划，编纂讲义，后又应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的聘请，担任教务主任，编写教材，并亲自执教，先后长达十五年。受业学生达六百多人，为中医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先生多年执教，勤编教材，著有《难经汇注笺正》、《脏腑药式补正》、《中风斟诠》、《疡科概要》、《沈氏女科辑要笺正》、《医事蒙求》、《脉学正义》、《本草正义》、《小儿药证直诀笺正》、《医论稿》等。
张山雷虽强调“融洽西中”，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张氏仍十分注重中医学术理论与临床的重要性。认为《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是中医学的基础，应当认真掌握。至于临床，虽有内、外、妇、儿科之不同，亦各自有其理论，而要提高临床治疗的水平，还应十分重视医案的学习。俗话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只有多临床，不断积累临床经验，从中体会中医理论的应用，才能更好地掌握临床各科治病的实际能力。而医案中所载，都是前人治疗疾病的实际经验，反复揣摸，深入领悟，则有如病人在侧，可以从书本中继承与了解前人的经验，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张氏的这一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外，张氏在学术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对中风病证的认识和治疗上。
实际上，早在《素问》之中已经有了后世所说的中风病的内容，只不过不称之为中风而巳。《素问》中的“厥”病，张氏认为即后世所说的中风病。这种病非由外感风邪所致，而是由于肝火内盛，化生内风，激其血气，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知人，目眼歪斜，肢体不遂，语言不清等症。张氏明确指出，今之中风病“皆是肝胆火升，浮阳陡动，扰乱脑神经，或为暴仆，或为偏枯，或为眩晕昏厥，或为耳鸣耳聋，或更（目闰）动瘈疭，强直暴死，诸般病状，俱巳历历如绘，此皆近世之所谓中风病也。”张氏言中医中风病证，借助于西医脑神经之说。在病机探讨上，欲在使中西医理论结合，而在治疗上则无甚指导意义。盖中医辨证，主要在于五脏六腑，虽言脑神经受影响，但其治疗原则，或养阴，或化痰，或熄风，或开窍，或通络，又均于脑无关。所以这种中西医理论的结合，于中医学术的发展，意义不大。
张山雷认为杂病之中风是以内风为主要病机，因此治疗时强调应以“潜镇摄纳”为总原则。在此基础上，按其病情，分为闭证、脱证两大类，并根据具体表现，总结出治疗八法。如开窍法，用于气窒声不出，牙关紧闭者，可用通关散（细辛、牙皂为末，吹鼻中）以搐鼻取嚏，同时针刺水沟、合谷等穴。固脱法，用于中风病证中由于正气之散亡，无根之火暴动而见的脱症。潜镇法，用于中风发作之前可以防患于未然，在已发作之后可以抑制病情的变化。开泄法，用于肝阳上扰，气火上升，同时挟痰浊上壅，阻塞气道，可用稀涎散、礞石滚痰丸（大黄、黄芩、礞石、沉香）、青州白丸子（白附子生用、半夏生用、南星生用、川乌生用）之类。若体质虚弱者，则宜用平和之剂以化痰泄痰，如二陈汤、杏仁、枳实、贝母、竹茹之类。另外，如胆南星、天竺黄、竹沥、荆沥之类，性最和平，可以重用。
此外，如顺降法，用于中风痰火上逆，气逆火升，气必然因之而逆，因此在临床上，可兼见喘促之证。此时治疗，宜定其横逆，调其升降，顺达气机，可用匀气散（白术、乌药、人参、天麻、沉香、青皮、白芷、木瓜、紫苏、甘草、姜），乌药顺气散（麻黄、橘皮、乌药、僵蚕、川芎、枳壳、炙甘草、白芷、桔梗、炮姜、生姜、大枣）。育阴养血法，用于怔忡惊悸、健忘恍惚，肝血不足，不能养心，心血亏虚之证，可用滋水清肝饮（山茱萸、熟地、山药、茯苓、泽泻、丹皮、当归身、白芍、柴胡、山栀、大枣）、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枸杞子、川楝子）等。滋填肾阴法，用于肾水不足，不能制火，肝阳暴动而化风，可用六味丸之类。通经宣络法，用于半身不遂，手足不用以及疼痛瘫痪等证，可用独活寄生汤、桑枝煎、虎骨四斤丸（木瓜、天麻、牛膝、苁蓉）等。
张出雷的学术观点，虽然主张中西融合，但其于中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分类以及治疗的认识和总结。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为后人在中风病的辨证分型和治法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而成为民国时期的一大名医为后人所称许 曹颖甫（1866年—1938年），名家达，字尹孚，号鹏南，晚署掘巢老人，江苏江阴人，医学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举孝廉，邃文学又知医，尔后入南菁书院深造。时山长黄以周(元同)为晚清经学大师，尝于治经之余以考据训诊之法移治医经，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曹氏师承有自，于治伤寒学方面颇得黄氏师传，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得心应手。丁甘仁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按，延骋曹氏，于民国16年迁来上海设诊行医，兼主同仁辅元堂诊务和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临证数十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大凡他医所谓不治之证，经其治疗者多愈。在技亲自开设讲座，教授《伤寒》、《金匮》，以其精深汉学报底，对文深义奥的仲景原旨讲解透彻，为学生所折服。学生数百人，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姜佐景等继其术。著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 何廉臣（1861～1919），名炳元，号印岩。浙江绍兴人。家世业医。其祖父何秀山为绍派伤寒名家。从小家庭熏染有素。又跟随名医樊开周临证三年。行医之后深感学识不足，乃决计出游访道，集思广益，每遇江浙一带名医，辄相讨论。庚子之后，西洋医学在我国传播日广，何氏广购泰西医学著作译本，悉心研习，饱沃新知。寓居苏州一年，然后迁至上海。与上海名医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等交往甚密，积极参与我国早期中医团体的组建。20世纪初，周雷樵创办《医学报》，并发起组织中国医学会，柯氏担任医学会副会长。留沪三载之后返归故里。又组织绍兴医学会，担任会长。1908年，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创办《绍兴医药学报》。1915年之后担任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评议长。其时，北洋政府排斥中医于正规教育系列之外，全国中医界奋起抗争，并组织“医药救亡请愿”，何氏与绍兴医界同仁一起全力支持。
一生行医数十年，以善治时病著称，并精于内、儿、妇诸科。临证医学承继绍派伤寒学术思想，推崇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并在其祖父何秀山校注俞氏著作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切身体验加以发挥，于1916年完成《勘校通俗伤寒论》。初刊之后复经后世学者整理出版。大行于世。何氏又参订有关名著，出版《重订感症宝笺》、《重钉广温热论》、《增订伤寒广要》等。他对绍派伤寒学术发展贡献尤多。
主要著述尚有《湿温时疫治疗法》等。晚年编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风行海内。
1929年，南京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止中医药案”。这一举措激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愤慨。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药代表大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何廉臣因年迈体弱、重病缠身，本人未能亲自参加请愿活动。于是令其子幼廉代行，随裘吉生、曹炳章等北上抗议。1929年秋病逝。何氏一生著述甚多。先后编辑出版《医药丛书》、《国医百家》等以整理中医学术。此外，还校订刊刻古医书110种，名曰《绍兴医药丛书》。著有《重订广温热论》、《感症宝筏》、《湿温时疫治疗法》、《增订通俗伤寒论》、《新医宗必读》、《新方歌诀》、《实验药物学》、《新纂儿科诊断学》、《肺痨汇编》、《勘病要诀》、《廉臣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
何廉臣是清末民初一代名医，学识渊博。他倡导整理医籍以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整理文献来保存祖国医学精华，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中医。通过对中西两种医学的比较，他认为西医学未必全可取，而中医学未必尽可弃。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吸收新知。他治学严谨，对《内经》、《伤寒》以及明清各家学说均有较深造诣。早年曾到叶香岩温病学说盛行的苏州实地考察，经过多年的临证实践，感到叶氏学说亦有不妥之处，于是主张以六经辨治热病，商榷卫气营血学说。同时，何氏又是绍派伤寒的继承人，因此对于热病的辨证论治，他往往能熔伤寒、温病于一炉，而于寒温辨治两法的融合运用有着独到经验。这些充分体现出他的治学风格，即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进而推动热病学术的发展。
何廉臣以善治热病著称。在外感热病的辨治方面，指出：“张长沙治伤寒法，虽分六经，亦不外三焦。言六经者，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不外三焦者，以有形之痰涎、水饮、瘀血、渣滓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所由变也……病在躯壳，当分六经形层；病入内脏，当辨三焦部分”。将六经与三焦联系起来作为热病知常达变的诀窍。在诊治温热病方面，何氏悉遵叶天士、薛生白等的治医心得，于温热、暑热、疫疠之病，辨析明白；立法处方，随证变通，处处显示其丰富的临床经验。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代表著作
代表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是其一生治学临证经验和心得的汇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张锡纯医案》，是通过对张锡纯1909年所撰的《衷中参西录》研读与实践所得的一部张氏医案，书中从诊症、辨治、方药到方解、按语，明了清晰；书後附有本书作者撰写的“张锡纯医学思想探讨”等系列文章及张氏自拟方索引，既使人看到了张氏精湛的医术与仁厚之人品，也通过作者的笔加深了人们对张氏医学思想的理解。目前所出版的张锡纯著作，多为将全部著作汇为一册的厚重开本。而本次分卷出版恢复张锡纯生前对其医著的分册原旨，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列医著分为五册：处方篇（即《屡试屡效方》）、药物篇（即《中药亲试记》）、医论篇（即《中医论说集》）、医案篇（即《医案讲习录》）、伤寒篇（即《伤寒论讲义》）。并在完全尊重张锡纯原意、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编辑手法，让该书的“层次更分明，眉目更清晰。” 近代名医陈莲舫，名秉钧，清末上海名医，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学家。生于1840年，卒于1914年，享年74岁。陈家世代业医,至莲舫已第十九代。陈氏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光绪中叶悬壶于清浦珠溪镇(今上海市朱家角镇)。因医术高超，四方求治者甚众。光绪年间，曾五次奉诏入京为皇帝和太后诊病，疗效颇佳，被封为御医。老年辞官设诊于上海，曾任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及各善堂施诊所懂事等职。因其医术精湛、见解独到而有“国手”之誉。同时，积极创办“上海医会”，举办中医学校，对中医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生平著作
陈莲舫，名秉钧，清末上海名医。生于1840年，卒于1914年。陈家世代业医,至莲舫已第十九代。陈氏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光绪中叶悬壶于清浦珠溪镇(今上海市朱家角镇)。因医术高超，四方求治者甚众。光绪年间，曾五次奉诏入京为皇帝和太后诊病，疗效颇佳，被封为御医。老年辞官设诊于上海，曾任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及各善堂施诊所懂事等职。期间，积极参与创办“上海医会”，举办中医学校，并编写教材。对于秘制丹药,他必须亲手修合，以致积年药毒感染，于1914年不幸去世，享年74岁。著有《陈莲舫先生医案秘钞》、《十二经分寸歌》、《御医请脉详志》、《莲舫秘旨》、《医案拾遗》、《女科秘诀大全》、《加批时病论》、《加批校正金匮心典》等。
学术思想
陈莲舫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学家，因其医术精湛、见解独到而有“国手”之誉。陈氏继承家学，勤于思考，博采民间单方验方，广求明师，勇于推陈出新。他认为治病当“知古而不泥古，方是良医。”他崇尚经典，灵活运用，不落窠臼，提倡“守经尤贵达变”的治学方法。时至今日，对于学习中医者仍不失有其积极的意义。
临床经验
陈氏擅长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及各种疑难杂症。治病以辨证明理，审病详细，用药轻灵著称。治疗时，考虑周到全面，细致入微，往往“煎方”、“膏方”同用，“轻方”、“重方”搭配，“汤剂”、“丸剂”同服。此外，还有大方、小方、轻方、重方、祛病方、调理方、先服方、后服方、备急方、发病方等种种不同。他使用大方，能一剂兼治数症。陈氏用药不拘一格，常常能出奇制胜，用药轻灵是他一贯的原则。擅用人参，对风湿、痰浊、冬温、嗳症、 呃逆、眩晕、不寐、腹痛、癣疾、足肿、疝气、痰饮、痰湿、咳嗽、心悸、肝厥、多怒、腰痛、调经、积聚等多种疾病，都选用人参治疗。所用人参，包括吉林参、西洋参，也使用党参。其祖父治病“专于内而精于外”，以疡科著称。陈氏秉承家学，对外证、急症治疗尤具特色。如他对瘟疫外证的治疗甚为详细，仅于咽喉部位的外证就列有4种治法。此外，对于妇科强调养血和血。特别在治疗产后病时，更重视血的调养。如他认为，新产恶露，属养胎余血、杂浊浆水。胎儿娩出，如气血旺者，恶露可随之而下。如气血弱者，则阻碍小腹为病，上攻则血晕闷绝，蓄淤则头痛、心腹痛，在治疗方面强调理气活血。
后世影响
陈氏晚年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堪称后世中医教育的典范。其门人弟子众多，北至黑龙江，南到两广，影响遍及全国。其弟子陈蓉舫悬壶上海三家园(今凤阳路)，其子陈山农(字承睿)、箓箓 (字承奇)，孙陈范我，皆承家业，亦有医名。 丁德恩，一名庆三，回族，北京市人。生于1854年，卒于1917年，享年63岁。他崇尚医道，喜欢疡科，制学刻苦，狠下功夫，对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能背读成诵，自制白降丹、红升丹等药粉。义务为附近回民治病，疗效颇佳。后在北羊市口开设“德善医室”以行医为业，擅治各种皮科及外科疾病。弟子有哈锐川、赵炳南、余光甲、仉伯贤等，均为我国著名中医专家。
丁德恩，一名庆三，回族，北京市人。生于1854年，卒于1917年，享年63岁。丁氏少年时期曾在德胜门外马甸牧羊、读书，成年后在崇文门外某羊肉案掌案。他崇尚医道，喜欢疡科，制学刻苦，狠下功夫，对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能背读成诵，自制白降丹、红升丹等药粉。义务为附近回民治病，疗效颇佳。后在北羊市口开设“德善医室”以行医为业，擅治各种皮科及外科疾病。著有《德善医室疡科效方》。
学术思想
丁氏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在北京花市大街北羊市口一座小木楼内开设“德善医室”后，就诊者络绎而来，人称其为“外科小楼丁”。不论是发背、疖肿、毒痈，还是疔毒、恶疮、缠腰火丹等，经他几次治疗均可痊愈。北羊市口内花市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历来手工制作业颇为发达。回民中不乏从事手工艺品制作者，尤其是玉器一行。附近青山居茶馆又为玉器交易场所，各省商家云集，其中经常有顺便求医问药者。丁德恩医名很快就传播京外，其收入也日渐丰裕。然而，对于穷苦患者，他不但不收医药费，有时还掏钱资助，使其得以尽快痊愈，以便谋生。遇到患疮疡需要手术治疗而又无钱糊口者，常常补助其饭费，待患者吃过饭后再行手术。遇到开刀时脓液排出不畅的患者，丁德恩就用口吸吮脓液，促其排净，患者无不感恩戴德。
他有一件马褂，若到有人经济困难需要资助，而自已手头又一时钱紧，就让人将此马褂送到关帝庙街天兴当铺，用换来的钱救济别人。等到自己日后手头略为宽松，再到当铺将马褂赎出。天长日久，当铺的人也就都认得这件马褂了。
光绪末年的一天清晨，他正在街上行走，突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小男孩，正在烧饼炉旁借余热取暖。他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孩是孤儿，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于是，他赶紧将小男孩领到自已的诊所，取出饭菜让其充饥。言谈话语之间，丁德恩觉得这个小孩颇有几分才气，于是便将其留在家中收为门人，悉心传授。这个小孩日后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著名皮肤科专家赵炳南。
由于丁德恩为人和霭可亲，乐善好施，时人多恭敬之，尊称为“丁三巴”（“巴”就是“爷”的意思）。至今，提起丁三巴，一些老年人仍津津乐道。可见，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何等受人尊重。
后世影响
有资料记载：“道光、咸丰以来，京师行医者，士人绝少，多为回族人主之，外科尤甚”。丁德恩就是其中较为佼佼者。他的许多弟子日后都成了较有名气的中医专家，如哈锐川、赵炳南、余光甲、仉伯贤等。
徐右丞，名树弼，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64年，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徐氏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刻苦钻研歧黄，精通医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并被聘为大元帅府医药顾问。民国初期来京，经政府考试，获得中医第一名。悬壶以后，活人颇多。徐氏是北京中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学会顾问、文史馆馆员。其弟子于道济、谢海洲等，均为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生平著作
徐右丞，名树弼，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64年，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徐氏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刻苦钻研歧黄，精通医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并被聘为大元帅府医药顾问。民国初期来京，经政府考试，获得中医第一名。最初开业于城南半截胡同，后迁到绒线胡同，“七七事变”后迁至安福胡同。
徐氏为人正直，医道精深。自悬壶以后，每日诊治人数颇多。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前来就诊。有的病人为了早日得到诊治，整夜守候门外。徐氏特意开设贫民号，对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不仅不收取诊费，而且送其药物。劳苦大众无不感恩戴德，交口称赞。徐氏是北京中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学会顾问、文史馆馆员。徐氏为发展我国传统中医学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学术思想
徐氏临床擅长治疗肿瘤及各科杂病。对于肿瘤辨证施治，分清虚实，辨明部位，认清早晚，攻补兼施，疗效颇佳。实者采用清热解毒、化腐消痈；虚者采用益气扶阳、滋阴养血，同时佐以化痰软坚，往往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对于其他各科杂病的治疗，徐氏亦以辨证施治为准则，临证应用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
临床经验
徐氏临床处方多用温病方，兼采伤寒方。既用汤剂，也用成药，内服、外用兼施。对于某些皮肤病、关节疾病，常常一剂药煎取三次，头两遍内服，第三遍煎得的药液外洗。徐氏处方简洁明了，功效显著，深受患者信赖和好评。
对于肿瘤的治疗，徐氏善用成药，如化癥回生丹、龙马自来丹、渴江奔龙丹、一粒止痛丹、西黄丸、醒消丸、蟾酥锭、梅花点舌丹等，与汤药配合恰当，常常效如桴鼓，药到病除。经徐氏诊治恢复健康的病人，有个别的至今还存活。徐氏治疗肺癌常选千金苇茎汤，重用鲜苇茎（当时称活水芦根）。治疗子宫肿瘤以《温病条辨》化癥回生丹为主化裁，汤丸并进。治疗肺痈，注重理肺肃肺，解毒消炎，还着重调理脾胃、注重后天之本。恢复期常以香砂六君子汤收功。治疗冠心病着重解郁通达，化瘀行气，扶正培本。除常用瓜蒌薤白等剂外，还常用菖蒲郁金汤开窍解郁、行气化痰。并善用通达之品如枳壳、桔梗、茜草、红花、牛膝之属。后期应用生脉散、玉屏风散等方巩固。治缠腰龙(带状疱疹)，除用汤剂清热凉血、养血散风、活血通络、解毒消炎外，还喜用成药“紫金锭”研磨成粉后加入少量麝香、冰片外敷，既可消肿防止蔓延，又可减少溃破泛滥。
治疗妇科疾病常以四物汤为主加减变化。如对于阴虚血脱型，选用四物汤加人参、黄芪；对于气虚血亏型，选用四物汤加黄芪、肉桂、炙甘草；对于气血俱虚型，选用四物汤去川芎，加黄芪、肉桂、远志、五味子；对于肝虚发热型，选用四物汤加地骨皮、牡丹皮，或用四物汤加阿胶、艾叶、黄芩，或用四物汤加黄芪、地骨皮，或用荆芩四物汤，或用芩术四物汤；对于肝虚火旺型，选用芩连四物汤，或知柏四物汤；对于肝血虚寒型，选用胶艾四物汤，或艾附四物汤；对于 胞宫虚寒型，选用艾附暖宫丸；对于肝虚火衰型，选用桂附四物汤；对于肝气郁结型，选用逍遥散；对于血络瘀滞型，选用桃红四物汤等。
后世影响
徐右丞终生致力于中医，学识渊博，医术高明。许多人跟随徐氏学医，日后都成为我国中医界的学术骨干。如原北京中医学会理事、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于道济和原公安医院中医科主任王大鹏，早年均跟随徐右丞学医。其晚年弟子谢海洲，现在已是国内著名的中医学家。 刘道信，字义臣，山东邹平人。生于1872年，卒于1968年，享年96岁。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自幼随父、叔习武，学习正骨。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挂牌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生平著作
刘道信，字义臣，山东邹平人。生于1872年，卒于1968年，享年96岁。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自幼随父刘兑峰，叔刘仙峰日习武技，夜学正骨，颇受熏陶。1908年于北京“会友镖局”供职，后受聘于瑞趺祥绸缎庄守护西交民巷库房，兼疗跌打损伤及教授武术。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在西城和平门内翠花街正式悬壶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
学术思想
刘氏为山东邹平正骨流派的代表人物。刘氏正骨流派从明朝开始，是在少林伤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跌打损伤和疮疡为主要治疗范围。手法讲求刚劲猛快，按穴治伤，指功点穴，同时配合用药。尤长于上肢骨折的整复，对错骨缝有独到的辨证论治方法，对运动伤筋、舞台损伤的治疗也有很好的疗效。“手摸心会，有的放矢，灵活轻巧，对症而施”是刘氏正骨治法的主要学术思想。刘氏传统的治疗手法分：捏、提、按、拨、点、颤、鼓、拿、压、挤、牵、揉、推、端、续、整等16种。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随症灵活掌握变通。
临床经验
对于接骨，刘氏注重功能及外形，而不苛求断端的解剖对位。他对无明显移位的撕裂性骨折、缘枝骨折、四肢末梢的粉碎性骨折等，不用固定方法治疗，这样可以减少因长期捆扎固定而引起的关节变形、强直及肌肉萎缩等现象。同时，还便于经常对患处施以按摩或熏洗，使骨折周边组织能够照常进行物质代谢，为损伤处的机能修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还可以缩短骨折部位的愈合时间。对内伤杂证，刘氏自制丸、散、膏、丹，如正骨紫金丹、跌打丸、麝香接骨膏、接骨散、金刀铁扇散、红衣洗药等内服或外用。
后世影响
由于刘道信医技高超，在骨伤科界享有盛誉。其弟子崔粹贤、鹿焕文、田纪钧等继承其学，将刘氏骨伤科技术予以推广。 赵文魁，字友琴，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卒于1934年，终年61岁。祖上业医，三代御医。至赵文魁时已居住北京九代，皆以医为业。从其祖父起即入太医院供职，其父赵永宽为光绪前期御医。赵文魁幼承庭训，少年时代即在其父赵永宽的指导下颂读中医经典。17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遂承家学，继父业而进入太医院。后被晋升为太医院院使，主管太医院事务。宣统年间，又被赐头品花瓴顶带，兼管御药房、御药库。1924年，太医院解散后悬壶京门，堂号“鹤伴吾庐”。每日患者盈门，疗效颇佳。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痧疹猖撅，即猩红热。他日夜应诊，出入于病家之中，不幸身染疫疾，以致早逝。生平著作
赵文魁，字友琴，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卒于1934年，终年61岁。祖上业医，三代御医。至赵文魁时已居住北京九代，皆以医为业。从其祖父起即入太医院供职，其父赵永宽为光绪前期御医。赵文魁幼承庭训，少年时代即在其父赵永宽的指导下颂读中医经典。17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遂承家学，继父业而进入太医院。后被晋升为太医院院使，主管太医院事务。宣统年间，又被赐头品花瓴顶带，兼管御药房、御药库。1924年，太医院解散后悬壶京门，堂号“鹤伴吾庐”。每日患者盈门，疗效颇佳。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痧疹猖撅，即猩红热。他日夜应诊，出入于病家之中，不幸身染疫疾，以致早逝。其子赵绍琴，将其治疗经验整理成《赵文魁医案选》、《文魁脉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术思想
赵氏身为御医，出入宫内，多以脉诊论病定夺，故于脉学一道，致力最深。他认为，凡病皆根于内而形诸外。症或有假不可凭者，而脉必无假而诊知其本。故若能于诊脉上痛下功夫，则临证诊治必能切中病机而无误诊误治之虞，逐步形成了辨脉求本的独特学术思想。其治杂病，注重祛邪。他博采众家，学验识广，师古而不泥古，在脉学、温病、杂病等多方面均有独到见解。如他认为，透热转气一法，可贯穿卫、气、营、血治疗的各个阶段。他精究李时珍脉学，以表、里、虚、实、寒、热、气、血八纲统领27脉，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浮、中、按、沉诊脉四法，突破古之定见。
临床经验
赵氏于温热病多所心得，认为凡温热病，莫不由内热久郁，复感温邪，内外合邪，故为高热，甚则神昏。虽然高热如炙，切不可因之而专进寒凉，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过用寒凉，每致冰伏其邪，增重其郁，愈使热邪难出，而有遏邪入营血之虞。凡初起高热，邪在卫分者，必用疏卫之法，辛凉清宣，宣调肺气，使三焦通畅，营卫调和，自然微汗而愈。若邪热内传，尚未完全入气者，当以疏卫为主，略加消气之品，仍使邪由卫分宣散而出。若热全入气分，姑可放手清气，但也须少加疏卫之品，以使邪有外透之机。邪热入营，当用透热转气之法，切勿纯用凉营清热之品，当视其兼邪之所在，食滞者消其食，痰结者化其痰，瘀阻者行其瘀，湿郁者化其湿，必使体内分毫无滞，气机畅达，则里热自可逐出气分而解。对于血分证治，亦当仿此。他的这一针对温病的治疗学思想，既符合临床实际，有效地指导温病的治疗，又防止机械地划分卫、气、营、血病程，创意性地揭示了卫气营血辨证的理论内涵。
后世影响
赵文魁出身御医，医道高玄。其子赵绍琴继承家学，对温病学尤有心得，为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我国著名中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