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郎 丹东 餐厅:《日本侵华战争战略分析》第13节

　　日本侵华战争战略分析（五）逐鹿中原

　　三. 大战初启

　　1937年～1945年间日本和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成败得失，是人们对日本侵华战争讨论最多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这一大棋局，去看看双方在战略层面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了。

　　自1931年占领东北后，日本对东北进行了全面的开发。借助东北丰富的资源和人力，日本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陈诚回忆录中谈到“煤、铁为重工业之主要资源，日本侵据东北后，足使我重工业发展为不可能。其关系之大如此”，东北沦陷后中日国力的消长可见一斑。实际上尽管中国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和日本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钢铁和石油的产量达到中国的100倍以上。东北是中国著名的粮仓，其中仅大豆一项就占全中国产量的70%，为日本军队提供了充分的食物保障。1937年，日本可年产飞机约1500架，火炮约700门，坦克约300量，汽车约1万辆。而这些中国均无制造能力。中国海军有大小舰只120艘，排水量11万吨，日本则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并有4艘航空母舰。从平均每艘舰船吨位就可以看出，中日舰艇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中国空军仅有作战飞机314架，飞行员700名。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却有作战飞机2100架、飞行员近1万名。武器装备数量上的不足，再加上质量、补给和维护上的差距、以及人员训练水平的差异，使中国军队按1:5的比例和日军对决也不一定能获胜。而当时中国军队约有200万人。日本陆军的常备军有38万人，加上预备役、后备役以及第一第二补充兵，后备兵力达到440万人。此外，由于忌惮地方实力派做大，中国军队以中央嫡系部队的装备最精良，甚至有50个未完全列装的德械师。而承担最大军事压力的华北杂牌军装备却要差很多。

　　由此可见，随着东北的全面开发，到1937日本已经具备了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如果说1931年日本关东军夺取东三省还存在很大的军事冒险的话，那么1937年日本对华北的攻击已经是符合日本国力的有充分保障的军事行动了。实际上日本当时能够发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场针对华北的局部战争。面对日本的军事实力，谁也不敢说当时的日本无力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正因如此，中国方面在各个战略要点上建设了大量防御工事及江海要塞。同时选定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将重要企业、人员和物资不断向大后方迁移。

　　见图《中国抗战国防区域设定图》，因为日本既可以从北部燕山一线发起攻击，又可以从东部、南部海面发起攻击，因此国民政府将中国划分为兼顾两面的三个防御层级。北部的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南部的福建、广东、广西这个大反C形为第一国防区域。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这个小反C形为第二国防区域。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为第三国防区域。这样的防御体系，宏观上是一个向西部大后方逐渐退却的格局。由于要兼顾北、东、南三个方向，第一国防区域存在一个防守的宽大正面，再加上这一区域整个弧形带的地缘依托都比较薄弱，因此，第一国防区域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被突破的。在第一国防区域被突破的前提下，第二国防区域中的河南、安徽大部已很难保全。只有洛阳盆地东部丘陵、南阳盆地东部丘陵、大别山、鄱阳湖平原东部山地、南岭一线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而处于第三国防区域的湖北这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承受军事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江汉平原的湖北很难在第一国防区域被突破后获得足够的战略缓冲。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湖北被突破后，湖南、江西都还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湖南，几乎坚持到了抗战结束。因此，严格的说，湖北只具备第二国防区域的意义。真正可以作最后抵抗的，是陕西四川贵州东部河流与山地所构成的防线。第一国防区域地域广大，给中国方面的防御带来很大困难，但日本方面在占领这一区域之后同样形成了宽大的防守面。因此不得不将军事行动继续推进到第二国防区域。经过第一国防区域和第二国防区域的巨大消耗后，日本将面临的是处于中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之上的第三国防区域（大后方）。高地总是对低地有地缘优势。低地既不容易向高地进攻，也不容易在地理分界线上建立起对高低的有效防御。更何况第三国防区域的边界是奔腾汹涌的黄河和巍峨峻峭的大山，并且缺乏日本重型武器运输所倚赖的铁路。这种既不能守也不能攻的战略尴尬将使低地一方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靠保持军事优势维系双方的地缘平衡。而这将使低地一方持续处于军事的高消耗状态。这对日本来说将是巨大的后勤保障压力。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采取从北、东、南全线进攻的态势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虽然在战争初期可以获得辉煌的战斗成果。但要彻底解决战斗或找到阶段性胜利的止赢点将非常困难。对日本来说，比较理智的作法仍然是采取由北向南，步步蚕食的局部战争方式，将战争的范围控制在华北地区。见图《日本发动华北战争战略取向示意图》。七·七事变的发生，本质上是华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尽管日本的军事投放能力可以达到整个第一国防区域。但会因此而模糊了自身的战略意图。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军力，在中国有所斩获是可以想见的。但要将其投放到整个中国则会被迅速摊薄。中国是一个民族性很强的国家，有着一种类似于弹簧的韧性，当你比他强大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的将他压服，但只要你的力量稍微衰弱下去，就会面临强烈的反弹。最可怕的是，这种韧性并不主要体现在中国军队身上，而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当中。因此，日本的军事进攻也许可以远远超过华北地区，但真正要实现地缘扩张，就必须在军事上彻底征服全中国。并保证对占领地的完全军事控制。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异族做到对中国的完全征服。但无论蒙古还是满清，征服中国时中央政权都没有向西部退缩的战略空间。蒙古灭宋时首先征服的就是四川，而满清入关后明政权已被李自成所灭，起义军和各种南明政权四分五裂在中国各地，东部抵抗力量没有向西部战略转移的可能。而历史上西部高地征服东部低地的例子却屡见不鲜：例如秦、汉两朝的建立就是以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为根据地扩张而来。所以日本这种自东向西的进攻要征服全中国所面临的地缘阻力是前所未有的。

　　而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远洋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干涉。日本对全中国，特别是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占领，势必会在这些地区形成排他性的政策。这样英、美等国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一如既往的干涉再所难免。即使不采取武力，通过对华的大量军事援助也会使日本的军事行动难度进一步增大。而对于华北，满铁调查报告说“外国势力进入华北还未像华中、华南那样错综复杂……华北如被美国等列强控制，日本的大陆政策将有意外不测”。因此，将军事行动限制在华北地区，也可在国际势力间保留回旋的空间。

　　既然完全征服中国和征服整个中国东部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选择还是将目标锁定在华北地区。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日本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圈重要的战略目标。日本1933年至1936年进行华北分治活动，目的是在华北地区实现和南京政府至少对等的影响力。现在通过军事行动实现对华北百分之百的控制，作为阶段性成果是可以接受的。攻陷华北地区以后，可以以黄河为地缘分割线，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及平津二市。这时无论中国军队是否愿意停战，日本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建立起良好的防御体系，达成实际控制线。这种情况下，再谋求国际调停，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实现停火。即可很好的到达到目的。当然，为了使停火协议切实达成，并使旺盛的军力得到宣泄，可以再次使用“打二还一”的策略，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一线。占领河南和山东作为谈判筹码，为停战将这二省退还中国并建立非军事区。为了实现华北地区更稳固的统治，还可以在实际控制的前提下，仍以华北自治的名义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但这时的自治政府显然是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了。

　　宏观上看，日本将势力扩张到华北之后，其地缘潜力已经变得很强。从《夺取华北后中日地缘实力对比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中国西部薄弱地区，即使只看面积，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比中国大陆的核心区要大了。这种情况下，中日的实力悬殊只会进一步加大。日本可以安心的进行对中国华北、东北的整合。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说了这样两段话：“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从中可以看出强硬的一面，也可以看出软弱的一面。就是说只要名义上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在对华北的实际控制方面和南京政府是有回旋余地的。中国这种不主动求战的态度（中国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后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也为日本实现华北地区的有效扩张提供了可能。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发起人石原莞尔在七·七事变后提出了“不扩大”方针。希望通过停止冲突换取中国对伪满洲国的承认。而后勤保障的压力则是另一个不扩大的原因。但即使是扩大派，最初的战略目标也只是定在黄河至淮河一线。不扩大到上海是当时日本的军事底线。然而战事终究没有向预想的方向发展。突入其来的变化，使战争完全走向另外一条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