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曼代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体系’

　　2011年9月20号，郑永年先生在《联合早报》上发布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以下简称“郑文”）。看到题目笔者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全世界就一套“知识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包括历史、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而其中的每个学科又可分为若干分支。不管西方东方，不管你是一位教授还是刚刚步入学校的小学生，这个概念都应该是一致的。只有学得多学得少，不存在另有一套的说法。

　　其实像“知识体系”这样的词语，用在个人身上还合适一点。每个人因为背景有别，兴趣差异极大，所以在知识追求和掌握程度上，多少会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我有我的知识体系，郑永年先生另有他个人的知识体系，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那郑先生所说的，中国人需要自己的“知识体系”是什么意思呢？

　　在读完了郑文之后，笔者才明确地知道，郑文所提到的知识体系与我上述所说，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郑文通篇都没有为这个容易产生疑问的“知识体系”下一个定义，就任由这么一个词汇，随意飘荡在字里行间。不过还好，郑文里面提到：“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通过这段文字，笔者才基本确信郑文所说的“知识体系”，主要是用来解释社会，认清社会发展趋势，解决社会问题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知识体系”，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思想体系（谱系）”——其实郑文在文章中多次将“思想体系”与“知识体系”混为一谈——而更狭隘的说法，就是郑文一再使用的“意识形态”。我无法理解，郑永年先生为什么要用一个大而无当的“知识体系”来代替早已存在的“思想谱系”或者“意识形态”，难道这也是所谓构建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努力的一部分？

　　上述问题先放过不谈，相信郑先生其中必有深意。既然郑先生划定了“知识体系”一词，虽然无定义但也算有所限制，那笔者暂时就借用一下，来谈谈郑先生到底想谈什么。

　　首先，郑文谈中国官方尽管百般努力，但话语权不折不扣地丧失了，这是由于“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而中国却无法提出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解释自己的社会，是一种所谓“被殖民”状态。然后郑文就得出了“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这样一个结论。再然后，郑文提到，只有摆脱这种所谓“被殖民”的状态，创造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的社会“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否则“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笔者在此不打算讨论郑文各部分的逻辑关系，只想问一下郑先生，中国既然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与世界其他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能够解释西方社会的理论，为什么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社会？再则，中国这么多能人志士，若早已经发现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愿意往构建所谓“自己的知识体系”那个方向努力？另外，就算西方的理论不能与中国的现实非常匹配，中国难道不能改良这个（些）理论？就像从清末到现在一直在做的那样？清末的张之洞就曾提过“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主张。意思是应该用中国的传统为本，佐以西方的知识技术，并没有说不能用西方的“知识体系”。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全盘西化虽然一直受到批判，但恕笔者寡陋，还真未曾听说要完全摒弃西方的“知识体系”，怎么到了郑先生这里，中国就非要创造自己的“知识体系”？

　　另外，中国到底有没有创造过自己的“知识体系”？郑文很奇怪的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其实中国有。当然什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些，都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按照郑文的逻辑，用了这些概念，我们就会丧失我们所谓“话语权”的。但那从民国以降的“新儒家”算不算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文革时期中国曾大力输出的“毛泽东思想”，算不算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改革的“新左派”算不算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新左派算是从西方意识形态语境下派生出来的一种体系，在此中国予以摒弃。但是，那“新儒家”可是从不曾出现于所谓西方的“知识体系”之中，这完完全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知识体系”，郑文竟然连提都没有提到，这真是让人意外。还是说郑先生其实是隐晦地提到了，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这若是真的，还请郑先生为笔者解惑，多谢。 　　笔者并不认为专门创造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恰恰相反，任何能够恰当地解释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就有存在的价值，完全不用管这种理论是从哪里起源和发展的，更完全没有必要套以“被殖民”的帽子。各个理论在自由公平的舆论下，互相讨论，互相促进，才有可能发展完善，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的和谐繁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