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竹是amy吗:“反腐败特别行动”化解“腐败呆账”

“反腐败特别行动”化解“腐败呆账”

作者：李永忠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1-12-11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

　　反腐不仅是一项长期的艰巨斗争，而且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邓小平同志很早以前就曾指出，改革开放搞多久，反腐败就要搞多久。这些年来，人们对反腐效果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可惜的是过多依赖于中央的一个积极性，过多地局限于加大惩处强度的思考。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加大惩处强度，并不一定就能加大反对和预防腐败的力度。

　　正视腐败已经形成的呆账

　　当前有多少腐败呆账？改革开放30多年了，到底形成了多大规模的腐败呆账，大约很难有人说得清楚。

　　镜头一：2010年1月15日，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依法被执行死刑。晏任局长7年来，受贿2226万元，相当于当地年财政收入的20%强，被称为“重庆第一贪”。而晏大彬案发，既不是纪检监察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还不是案中案牵出和群众举报，而是自己的一处未入住房屋的厕所水管爆裂，漏入楼下住户，叫来民警和物管人员，翻窗而入修水管，于是发现厕所里已被水浸泡着939万元巨款……

　　镜头二：2011年7月19日上午，同时被执行死刑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金额均超过亿元。其中姜人杰一笔受贿就超过8000万人民币！

　　镜头三：然而，姜人杰所创造的全国单笔受贿最高纪录仅仅保持了几个月，即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以单笔受贿1.6亿元刷新！

　　镜头四：如果说，厅局级、省部级领导干部，因为大权在握，能有如此巨额的受贿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个县煤炭局长、正科级干部郝鹏俊家中竟然查获了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仅北京、海南等地35套房产的合同房价款就达1.7亿元；还有个人存款1.27亿元。郝鹏俊不仅被处以重刑，还被判处1.7亿元的巨额罚金。

　　上述零星个案，如还不足以说明腐败已经形成呆账，那么以下的一组数据对比，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印象：

　　我们将2003年中央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有关媒体搜集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一是金额增加。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是死刑增多。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三是罪刑加重。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重刑伺候。

　　四是一把手高危。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五是京官落马。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病，非人夙来之物也，能得之，亦能除之。未除者，未得之法也。”（《黄帝内经》·素问）如果我们敢于正视呆账已经形成，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探讨腐败呆账是如何形成的？

　　我以为，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权力含金量也渐进式地增加。但由于缺乏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配套，对权力的制约也就渐进式地削弱。于是，腐败现象渐进式地滋生蔓延，腐败案件渐进式地易发多发，干群关系渐进式的疏离紧张，两极分化渐进式的加大严重……

　　而反腐战略却重在查处腐败末端的个案！于是，腐败呆账就年年赤字，届届积淀。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并“依然艰巨”。

　　被媒体称之为“反腐败特别行动”的“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一经报道，即成为报刊乃至网络议论的热点和焦点。

　　有人评价它是解决30多年“腐败呆账”而设计的一张恢恢天网，虽疏却不漏。那些不如实退出全部赃款的人，永远难以逃出这张天网；也有人称其为“馊主意”，认为它是在替腐败分子“赦免原罪”，是在“藐视法律”……

　　纵观历史，创新总是与争议相伴而行。但有争议的并不一定都有价值。“反腐败特别行动”到底有无价值，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不妨先看看争议的焦点和问题的基本点。

　　“反腐败特别行动”的争议

　　当前，对于“反腐败特别行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这么三点：

　　其一，“反腐败特别行动”是否等于“赦免原罪”。有腐败行为的人或已经成为腐败分子的人，如果如实、如数退出全部赃款，一律不再追究；如果不如实、如数退出全部赃款，则必须按所留赃款依法从严从重惩处。这一对策建议应说不上是“赦免原罪”。

　　其实，前些年哈尔滨“国贸城案”、广东“湛江走私案”之所以成为查办案件的成功的范例，关键在于都运用了讲政治和讲政策的力量，都在党纪、政纪乃至法纪方面作了相当的变通。如此才能迅速有效分化腐败团伙，集中力量打击重点对象。

　　其二，“反腐败特别行动”是否等于“一纸空文”。有人根据1989年“两院一部”颁布的《通告》，以后没有再次使用，由此断言“反腐败特别行动”也不过是场儿戏。

　　其实，据当年公开报道，“两院一部”《通告》颁布后不到两个半月时间，投案自首或主动交代问题的达5.3万多人，涉案赃款4.6亿多元，仅县处以上干部就有1480人，其中厅局级61人，部级1人。

　　当时《通告》开的口子不过是从宽处理，效果就如此明显。现在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了，“反腐败特别行动”应不会无用。

　　其三，“反腐败特别行动”是否等于“藐视”现行法律。“反腐特别行动”虽然没有拘泥于当前党纪政纪的处分规定和法条，但却遵从了法治精神，贯穿了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的思想，体现了制度反腐的理念，是斗争深入发展的要求，与注重治本是一脉相承的。

　　只要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反腐败工作的与时俱进，就可以清楚认识到，面对腐败现象依然严峻的态势，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前提下，反腐败必须敢于突破常规思路，寻求新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因此，反腐倡廉也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

　　关于“反腐败特别行动”

　　“反腐败特别行动”，是战斗在反腐败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探索和创新，而不是腐败分子的发明与创造；想用“静悄悄的革命”来解决“腐败呆账”，而不会影响大局的稳定；想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是支持长期反腐败斗争的最佳方案，而不会使反腐败斗争入不敷出；是分化瓦解腐败分子，增强壮大反腐败力量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而不会使腐败分子作困兽之斗。它体现了群策群力的精神，是调动多个积极性的探索，是运用政策的力量解决大面积问题的尝试和突破，而不会让“腐败呆账”越积越多下去。

　　反腐不仅是一项长期的艰巨斗争，而且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邓小平同志很早以前就曾指出，改革开放搞多久，反腐败就要搞多久。这些年来，人们对反腐效果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可惜的是过多依赖于中央的一个积极性，过多地局限于加大惩处强度的思考。

　　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加大惩处强度，并不一定就能加大反对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反腐特别行动”从另一个角度的启示是：对于30多年来因体制机制制度欠缺所形成的“腐败呆账”，是否需要清算，如何进行清算？

　　对于前一个问题，敢于公开说“不”的极少；对于后一个问题，能够潜心研究拿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的也极少。当前易发多发的腐败态势，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腐败案件都能彻查严处，于是，“腐败呆账”也就越积越多，以致因积重难返，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法不责众之势。

　　这些年，尽管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是有腐败行为的人却为数不少。如果不给以出路，这些人要么随腐败的惯性，越滑越远；要么抱成一团，顽抗到底。反腐败既可以用加法，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加强力量，加重惩处的强度来反腐败；也可以用减法，通过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以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反腐败特别行动”体现了一种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战略方针，与“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的反腐思路是一致的。

　　腐败也有三种时态：即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针对不同情形的腐败，与之斗争的策略也应分别对待。例如，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腐败应主要通过预防解决；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腐败应该通过严惩来解决；而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腐败，如果仅从道义的角度或者义愤的情绪出发，一味地实行严惩，实际效果往往较差。

　　战争年代，我们就有“缴枪不杀”的政策。对30多年来的腐败呆账到底怎么办？如果一味彻查严处所有以前发生的腐败呆账，无论是财力、物力和精力都难以做到。但是，如果一笔勾销，不仅老百姓不会答应，而且那些官员背着腐败的包袱也没法轻装前进。同时，被侵吞的国家集体资产如果不追回来，也不利于巩固我们的主体地位和经济基础。因此，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案，而“反腐特别行动”恰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主张追究、清算腐败原罪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清算，而是要看能不能更科学合理地清算。反腐的过程，也是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过程。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认识到它的困难和复杂，必须讲究科学的方法。

　　如果没有一定的变通，不仅许多大案要案窝案串案或者勉强攻下，或者久攻不下，或者坐失良机。反腐败不能停留在理想化和情绪化的层面，必须寻求对过去的腐败呆账如何科学合理化解的最佳方案，这也是“反腐败特别行动”课题得以出台和发展的背景。

　　“反腐败特别行动”中的廉政账户只是反腐败特别行动中的一个环节。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有廉政账户，出了问题的人就会去上交非法收入。反腐败必须既要给够压力，又要给够出路。不给压力，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不给出路，想改邪归正的也会顽抗到底。因此，压力必须给够，必须始终保持查处案件的高压态势，不能让腐败分子心存侥幸。必须用事实教育他们，如果一旦查出来，只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另一方面，出路也要给够。要从法律、纪律、政策上作出特别规定，只要在规定时间把赃款如数交出来，一旦将来问题被揭发出来，或者因其他原因暴露出来，也不会因此而被处罚。

　　“反腐败特别行动”肯定会遇到不同的声音。当年反对“包产到户”的呼声也很大，“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睡到解放前”。但在邓小平同志坚持下，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实践上的突破。中央不仅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等重要”，而且提出“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反腐的改革创新，为这个课题能进行试点带来很大的希望。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腐败程度并不亚于当前的大陆。但是，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权力分解等制度的改革配套，使香港很快走向清廉，并在亚洲名列第二！

　　今年11月23日，执掌也门权力33年的总统萨利赫，签字交权。萨利赫家族及其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也因此获得了豁免权。尽管有些人对独裁者以交权来换取豁免很有意见，认为这有违终极公正。但更多的人认为，这就是政治的理性，政治的艺术！也门很可能因此付出代价最小，而赢得的各方最多……

　　一年前，贺国强同志在全国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认真总结推广基层实践经验，大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创新。希望中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选择合适的地方，划出区域来进行“反腐败特别行动”试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设计的到底是“天网”还是“漏网”，主意到底“馊”还是“不馊”？结论，只能由试点的实践来回答。